中国笔墨叛逆者八大山人探疑以及其书法作品赏析

朱耷《行书半截碑》

朱耷行书半截碑真迹。此册为张大千先生旧藏。是八大山人书法中的重要作品之一。

《兴福寺半截碑》是唐朝大雅和尚集王羲之帖中的字,为一位将军立的碑。因出土时仅存下半截,故称“半截碑”。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王羲之帖在唐朝时已真伪难辨,集字双钩上石,难免失真。但毕竟可以追寻唐朝人认为的王羲之书体,是以可宝。据王方宇先生在《八大山人法书集》中介绍:“八大山人在辛酉(1681年)《山水轴》上有'禊堂'印,在癸酉(1693年)《画鸟轴》上有'晋字堂'印。他临《临河叙》有十数次之多(现存原迹有十一件),可见他对王羲之的书法热诚研习。此碑晚明万历年间在陕西发现,八大山人得其拓本必极兴奋。是当时可据以为研习王羲之书法最新材料。但书写此册之时,己卯(1699年)他自己的书体已经形成,所书在字形表面上看,仍是八大山人晚年书法的面目,而晋人书法之气质,却蕴藏于内,难以点画求之。”可见,欲参详八大山人书法或王羲之书法,将此册与原半截碑对照,必定大有所获。

八大山人此书与原碑相较有两点非常独特:一是笔调短促含蓄,苍劲古朴。用笔中没有描头画角的做作与刻意,这与晋人书法的真谛恰好契合;二是墨色变化神采焕发。此册用墨之妙,与用笔相得益彰。其枯、湿、浓、淡,自然调和,美不胜收,与原碑相比,更加有血有肉,生动活泼了。这些尤其值得我们在学习王字或“明清调”书法时玩味。

朱耷(1626-1705),字雪个,又字个山、道朗、个山驴、朗月、传綮、破云樵者、人屋、驴屋和因是僧、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朱元璋之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他的晚年书画均署八大山人四字。这名号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尝持八大人觉经,因号八大”;另说“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者也”。据《个山小像》八大的自署,少为世袭贵族。天性聪颖,八岁能诗。明亡时为诸生(秀才)。他二十岁时“遭变,弃家后避贤山中”。二十三岁“剃发为僧”,释名传綮,号刃庵。三十一岁时“竖拂称宗师,从学者常百余人”。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之交,病癫。至康熙十九年(1680)还俗。此后住江西南昌,以诗文书画为事,直至去世。八大经历明清之际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皇室贵胃沦为草野逸民,为避害而出家。但其诗文书画极其出色,颇引人注目,清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笼络他,“遂发狂疾”。他装哑未狂,均因家国之恨使然。其内心之悲怆由此可见。对山人的种种奇行,当时人们都认为“其癫如此”。

八大山人书法成就颇高,但被画名所掩,注目者不多。黄宾虹尝称“书一画二”,确为至言。八大的书体,以篆书的圆润等线体施于行草,自然起截,了无藏头护尾之态,以一种高超的手法把书法的落、起、走、住、叠、围、回,藏蕴其中而不着痕迹。藏巧于拙,笔涩生朴,此中真义必临习日久才能有所悟。简而言之,是用篆书的笔法去写行草书,与《天发神恰似□碑》以隶笔写篆书一样异曲同工。

八大山人在中年时各体书风全貌的,莫过于《个山小像》中八大的自题了。他以篆、隶、章草、行、真等六体书之,其功力之深,罕与伦比,可谓集山人书法之大成。八大去世前夕,书法艺术水平达到顶峰,草书不再怪伟。如八十岁写的《行书四箴》、《般若波罗蜜心经》、《仕宦而至帖》(即《昼锦堂记》帖),平淡天成,丝毫不加修饰,静穆而单纯,不着一丝人间烟尘气。高僧书法大致如是。近人得其精髓者只弘一法师一人。

八大亦善篆刻,山人的印文往往别出心裁,变化有奇。八大也很注重印章的艺术本体,如:两方“驴屋人驴”印,前一方白文方印把“人”放大,俨然一个铁帐罩在屋上,造成的纵向线条与右侧的横向线条形成对比,右部又多圆形转角,整个印面不板不滞,巧妙自然。后一方设计尤为巧妙,只用驴、屋、人三字,通过上下左右排列,表达出完整的含意。

朱耷《千字文》

朱耷《千字文》,大册页,高23.7厘米,宽13.2厘米。荣宝斋收藏。

中国笔墨叛逆者八大山人探疑

位于南昌市区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和朱耷塑像

当代文人们说:“承启大师八大山人不仅是影响中国300年,也是未来中国文人的精神范本。”上个世纪,余秋雨先生云游到青云谱古道观,兴笔拂袖留了一篇文章。古道观在30年前,经过政府修缮,成了八大山人纪念馆。明末清初的书画艺术大师八大山人,骨子里留着没落皇族的血统,在近300年的朱氏江山给了清朝第一位皇帝顺治数十年后,脱俗叛逆吸附满天晖光,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代艺术巨匠。透过冷气逼人、嫉俗傲世的丹青,八大山人的扑朔迷离,隐晦幽涩的身世及作品,在世人的争论中化为难释之谜。想必,余秋雨先生当年在青云谱面对那些怪诞冷峻的笔墨,也是雾里看花。

浓雾锁定八大真名?

“个山遗墨斑斑在,凭仗香花护古灵”。南昌南郊的梅湖畔,绿树丛阴中若隐若现出青瓦白垣的八大山人纪念馆,进入这座古木参天的馆宅,一派楼台庭榭错落有致,曲径通幽鸟语花香的景象。人们欲意追风时,才品味出此地曾经弥散着众多睿智者的苦闷。

八大生于1626年,卒于1705年,终年80岁。终日在清光绪年间的屋宇殿堂中追思故人的王凯旋,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副馆长,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的忠诚卫道者。他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于永乐初改封南昌,出身在南昌的八大山人属弋阳王族的书画世家,根据周士心的《八大山人及其艺术》载,八大为宁王朱权的后裔,袭封辅国中尉。其8岁作诗,11岁描丹青,少时能悬腕写米(芾)家小楷。由于明王朝的《国典》规定,天下江山归朱家,因此皇室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否则本是江山的主人倒成了为主效力的奴才。于是,八大和朱家不少读书人一样,弃爵以民籍参加科考,16岁时,便成了乡人称道的“诸生”(秀才)。

八大姓朱但究竟叫什么?中外学者有诸多争议。其中有研究八大的学者李旦先生曾于1960年著写文章说,青云谱道院历代传说中称,八大呱呱坠地,便生有一双大耳,八大的父亲朱谋给他取了乳名叫“耷子”,所以他本名叫朱耷。与八大同时期的新建人曹茂的《绎经杂识》中说了:“耷为僧名雪个”,这是发现最早的史料记载,其后清朝、民国时期的一些资料,也记载八大姓朱名耷,字雪个。于是,人们一直沿用到今天。

王凯旋说,但有学者认为,“朱耷”不过是八大应考秀才时,为了不让考官们知道他是皇家子孙,按照当时的制度,由当局给他安了个“名”,即“庠名”,就像今日考生的数字代号一样。也有学者提出疑问,作为龙子龙孙,“朱耷”一名有悖八大的“大明宗室”身份。作为宁王后裔,“谱名”才是本名,因此平民化的“耷”似乎有贬皇族的身份。明太祖朱元璋定下“家规”,子孙必须排辈命名,需有“五行”。目前,八大山人已被确认为是朱权之孙江西弋阳王的后裔,但到底是七世孙的“统”字辈的朱统,还是九世孙“中”字辈的谁人今人不得而知,并且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的《个山小像》也就是八大的画像中,有题跋“豫章先生四世孙也”,而这“四世”是被题跋者还是八大看出有误圈去,更使后人陷入重重迷雾。

是僧是道众说不一?

八大一生颇为坎坷和传奇。1644年,就在19岁的八大憧憬“学而优则仕”时,李自成领着农民将火烧到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望大殿外风烟四起,刀光剑影,叹大势已去后砍了袁妃和女儿坤仪公主,逼死了周后,将自己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明王朝由此彻底完结。此时,吴三桂又引清兵入关,清王朝建立,八大山人由皇族子孙沦落成大明亡朝的遗民。

八大山人纪念馆首任馆长李旦先生著文称,1644年5月,从南方和北京逃跑的明朝官僚惶惶奔到南京,拥昏淫的福王朱由崧在此建立了南明小朝廷,约1645年,八大山人的父亲病死后,可惜朱由崧烂泥一堆,因为“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仅一年便垮台了。由此,一部分明朝遗臣们继续纷纷南逃,在浙江绍兴立朱元璋十世孙鲁王朱以海成立监国政权,另一部分遗臣在福建拥朱元璋九世孙唐王朱聿键称帝。当时拥有数十万兵马的湖广总督何腾蛟、江西6万人马杨延麟都受了唐王的封号,靖江王朱享嘉在桂林也高举义旗,加上一小撮义军突起,民意可用,本有点机会复明的盼头,可惜唐、鲁王叔侄间还没有吃上热豆腐,便勾心斗角形象同水火,导致唐王被清兵活捉绝食死于福州,鲁王兵败亡命海上死于台湾。

1645年,清军入南昌,住在新建的八大为避兵祸,离家出走,逃入奉新山中过了“一切尘世冥”的数年苦隐生活。23岁时,八大的妻儿也在兵荒中死去,万念俱灰的在进贤介冈灯社的磐钵木鱼与佛号声中,剃落“父母受之”的头发。31岁时,已是高僧的八大到奉新芦田建“耕香院”。根据《净明忠孝宗谱》:“涵虚玄裔朱道朗字良月号破云樵者,亦号八大山人”,37岁时,八大回到青云谱,花了六七年时间建成青云谱道观,并取名朱道朗字良月。由此说明八大山人是青云谱的开山道士。

江西美术出版社何如珍说,李旦的八大亦僧亦道之说,不久在学术界丢下一颗炸弹。有学者称,从青云谱主持朱道朗留下的片言文字看,朱道朗是明朝豫章宁藩王的后裔,推测八大晚朱道朗12或者14岁,比八大早先羽化16年。李旦的研究,是史料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并认为李旦有附会之嫌。孰是孰非,一争就是40年。看来,八大是否亦僧亦道或者根本就不是青云谱的开山道士,只有等待更有力的证据挖掘了。

八大与青云谱无关?

假设史料记载有牵强之处,朱道朗与八大不是同一人,就意味八大与青云谱没有直接关系,不知坐在青云谱内400年苦樟和苦楮树下追忆八大,悉心揣摩其笔墨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副馆长王凯旋有何感触。

王凯旋说,1958年,根据民国的《青云谱志》记载称,八大为青云谱的开山道士,江西在北京方面的支持下,开始筹备八大山人纪念馆,1959年10月1日建成后从全国调集了八大的一些真迹,并请国内的著名画家摹制了一批八大作品,才对外开放。由于学术界对八大和青云谱的关系争论不休,1980年,八大山人纪念馆改成了八大山人陈列馆,而后又改成八大山人纪念馆,这种“变故”究其原因,就是八大留下的是旷古之谜。

何如珍认为,仅从八大的字、号、别名来看便是多如牛毛,“朱耷”,“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等举不胜举。清兵入关后,八大削发为僧时有“传綮”、“刃庵”,还有“驴”、“驴屋”等号。在60岁以前,他使用的字、号还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这其中的是是非非,有多少可以盖棺而论?

不过,八大除了云游四方之外,剩下的时间基本在南昌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在南昌的具体什么地方,今人已是无法弄清。根据江西各地的地方志,八大的足迹在湖口、彭泽、九江、庐山、赣南的雩都、宁都以至更南边的崇义、大余和弋阳等县。据《永丰县志》载,他在永丰睦冈一秀才家住了3年。《贵溪县志》载:“山人游踪无定,居贵溪,独数年,郑静庵礼以上客,故得其书画为多”。在省外,他东至江浙淮扬,西登大别山至汉阳,北上洛阳至黄河边,游遍长江中下游名山大川。34岁时在南昌西郊洪崖丹井旁隐居。36岁时,清王朝自觉不可撼动,才准许窜伏山林的明宗室子孙出山回归家庐,八大与其弟将老母接到南昌城侍养,并看重了定山桥边的梅仙祠建了青云谱;60岁的时候,八大还俗,在南昌城西的惠民门亲戚家寄居,新交了不少儒释道艺友,与城北的北兰寺和尚澹雪交情颇深,并为北兰寺作过大型壁画;75岁时,定居城东“寤歌草堂”。南昌这些曾留有八大身影的地方,除了备受争议的青云谱保留完好,只有北兰寺还有遗址可寻。

如今,对八大深有感情的学者们认为,八大是否与青云谱有关系,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八大的笔墨精神可以寄寓于此,让它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一癫一疯东西相辉映?

作为东方的古代艺术家八大以其狂怪的笔墨震撼人心,而西方的凡·高也以扭曲的色彩和笔触让人泪流满面。

据资料称,八大的父亲朱谋也善工书画,名噪江西,只恨天生暗疾,此暗疾便指“哑巴”。八大可能受了遗传,年少时便有口吃。由于国破家亡,朱谋病死床榻,八大便开始装哑,并在门上贴了一个很大的“哑”字,遇到话不投机者干脆不说,加上深受儒道的思想,以“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儒家“礼”来约束自己,导致史料三两次记载八大癫狂发病。

顺治六年(1649年),清兵攻破南昌,昌王一支90多口被杀,仅昌王一人逃出,八大在几度恐惧中隐居,终于发了癫狂。他开始趴在地上大哭,而后仰天大笑不止,笑完又跳起来大哭大喊;或大声唱歌,或在市上乱舞,市人怕被他扰,便把他弄醉癫狂才止。经过一年多的精神折磨,八大依旧恍恍惚惚,戴着布帽,穿着僧袍,拖着露出脚后跟的鞋子,舞动长袖在市上游荡,引来孩子的追逐取笑。

第二次是康熙17年,清王朝为笼络人心,诏徵博学鸿儒。临川县令胡亦堂将其请到官舍好吃好喝好招待,八大抵触之极,勉强住了一年多,再次忽发癫狂,撕了身上的衣服,大哭大笑后走回南昌。此后,八大在作品上所书的“八大山人”很像“哭之”或者“笑之”,且将那种隐痛寄意于其诗“无聊笑哭漫流传”。学者认为,无论八大是真癫还是假癫,起码内心是极端矛盾和压抑的。

而与八大相类似的,便是用生命在画布上燃烧的西方画家凡·高。

100多年前的凡·高为追求艺术几近疯狂。1888年,凡·高在极度压抑下,用暴力攻击了他的好友高更,之后割了自己的左耳,这是凡·高第一次疯病发作,并因此被捕入狱并丢入精神病院。当他出来后,居民认为他的暴力倾向让他们感到恐惧,便向地方管区报告,凡·高再次被捕。

与凡·高不同的是,八大选择了遁入空门,而凡·高在与现实世界抵触的时候,选择了死亡。1890年5月,凡·高移居巴黎近郊后,仍然持续作画,但两个月后举枪自尽,结束了流星般短暂的闪耀生命。

王凯旋说到此轻声一叹:八大与凡·高的艺术生命一直影响到21世纪,穿越时空,他们用疯与癫的叛逆眼睛凝视世界,也许正是艺术大师的高明而又悲惨之处。

叛逆者到晚年想娶妻?

清初画坛“四大画僧”为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和浙江(弘仁),八大以精炼放纵的笔墨,表现了他那倔强傲岸的性格,笔墨间露出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愤慨,大气磅礴,感人心脾,致使300多年的文士对其敬仰有之,并成就了一批大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八大的诗画有空灵、冷寂、苍凉之美。画中的鸟或一足着地,或缩颈鼓腹白眼朝天,画中的鱼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专家学者认为,八大的一生,其作品在变,其内心世界也并非“不移”。在八大57岁登南昌城南进贤门绳金塔,作《绳金塔远眺图》,并首次以“驴”落款时,已是他进入俗世动了俗念的第二年。在45岁前,八大入佛门后或入道观,作为明皇室遗民,因为深得儒释道文化精髓,内心的落差导致对清政权的极度不满,只得潜心吟诗作画,将满腔悲愤寄寓其中,或集约不满满清者以说禅布道为名痛说满清坏话,笔墨泪痕感染了苍天。45岁时,因为结识了浙江儒士裘琏,交往甚深,认识了裘琏的丈人胡亦堂。胡亦堂在临川作诗“清光惟空负,强住玉壶中”,并注八大当时在座。胡亦堂也是性情中人,满口说八大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只有在诗书酒画中沉沦什么的,此时,八大因与文人骚客交往过深,越发感怀浮世沧桑,导致其最后在临川疯癫发作。

据《个山小像》及其他史料载,八大在49岁的时候,清政府已准许明皇室子孙出山为清效力多年,其心理有了微妙的变化。康熙十三年端午后的两天,八大的老友黄安平提笔为八大画《个山小像》,有意思的是八大在四年的时间里为自己的画像题跋,表达身世与伤感。并且,这幅画上,有八大自己盖的一方“西江弋阳王孙”朱文大印。

研究八大的何如珍说,有学者认为,八大此举是标榜自己的“金玉之身”,以求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待遇改变政策后,想过博取功名或者出人头地,此前与县令胡亦堂交往,可能就有“在清王朝欲觅一席之地”念头。否则,八大不会走到哪,将这幅画带到哪。

第二件大事是,八大在59岁时,忽然想到要娶妻生子,延续香火,这可能是他57岁入俗世的真实动机。在古代,儒家思想“孝”讲究男子需结婚生子,否则对不住阴曹地府的祖先。于是,八大抛开佛家训导“慨然蓄发谋妻子”。可惜,儒释道思想相互冲撞,八大如一位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终未娶妻。

八大的墓葬究竟在哪?

日照青云,寂园鸟悲。顺治五年,清军屠九江,围南昌,抓壮丁老弱在南昌周围掘壕筑桥,酷暑施工,日仅一餐,饥、疲、病死者达10余万人。并掳当地妇女分发各旗,淫虐而死者不计其数。清兵还将当地人口掳走,装船贩卖至扬州,男女老少都按斤计价出售,使南昌成了人间地狱。而被困在南昌城内明将(后降清)金声桓的兵将们也凶残暴虐,有计划有组织地杀人而食。他们预先派人在大街小巷的两端守望,用隐语互相联络,其中隐语中的男人叫“雄鸡”,女人叫“伏雌”,带刀的人叫“有翅”,结伴而行的叫“有尾”,“闻无翅无尾,即共出擒而食之”。23岁的八大处身豺狼世界到入空门后或入道或还俗,一生坎坷,老年更加悲惨。

王凯旋说,孤寂的八大老年时,因病在南昌卖画已无力糊口。在病中,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只手少苏,厨中便尔乏粒,知己处转掇得二金否?”意思是,穷得锅里没米,可否借点钱买米。在这封信里还说:“凡夫只知死之易,而未知生之难”,可见八大大有身世沧桑之感、铜驼石马之哀。最后,八大在孤寂清寒中死于寤歌草堂。

八大身后无子,只有一女,临终有个嗣孙在一旁。八大死后葬于南昌西郊西山中庄,但至今没有发现他的墓葬。李旦先生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根据《净明忠孝宗谱》载,八大“葬广度庵东南隅莫家山”。莫家山离青云谱5里,也确实有“青云谱开山始祖道朗讳良月朱真人之墓”,此墓为净明道教十四代元孙陈章华等立。根据保留下来的墓地地契,写有“该山葬有道祖朱良月”。于是,在学者认为朱良月既是八大的前提下于1959年6月进行挖掘,但只见朽木数小块及腐钉几枚,且墓穴不足一人长度,被认为是朱良月的衣冠冢。另《新建县志》载:“八大山人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地名中庄”。《西山志》也载:“八大山人墓在中庄,山人名中桂,明宗室,诸生”等文字,依次,中庄很有可能葬着八大,因为八大祖坟也在这里,且八大生活于新建多年,死后葬于此也合情理。可叹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八大的墓志铭,只寻到八大的亲朋好友悼念的诗句。

如今,青云谱内的“八大山人墓”为上世纪50年代修的衣冠冢,在其旁,还有一墓,为牛石慧之墓。牛石慧传说为八大的兄弟朱道明,在奉新山中“牛石巷”一名为“柏馥寺”出家,取名“牛石慧”,后隐居青云谱。死后葬于青云谱附近的楼牌山下,经过挖掘,虽见其骨,但未见墓志铭。墓葬于1951年迁入青云谱。其字画落款与八大一样,将“牛石慧”写成“生不拜君”。两人的“牛”和“八”合二为一,就是“朱”字。

无论怎样,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还是让八大山人终于找到了可以安顿灵魂的家园,而中国乃至全世界,也可在此静谧中触目、凝视这位旷世奇才的灵魂。

后记

何如珍对记者说,不幸的时代不幸的身世造就了一位画坛奇才。这也是文学史常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八大精神”为今天乃至后世的画坛昭示了一个基本的艺术法则:用真挚的感情去拥抱生活,树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的价值原则,并为此执著而努力,让人们从画中、画外读出心灵的战。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正是他个人的心灵史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近年来,由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王朝闻、薛永年、单国强、陈慧荪等担纲编撰的《八大山人全集》(该书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站在学术的前沿,梳理了学界与画界的研究成果,记者认为,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和关注的人数增加和队伍扩大,八大山人的谜团将一层层被揭开,“八大山人的精神”将代代被承传。 (江南)

朱耷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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