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杨绛的文学生命与智慧境界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吕约 著
献给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微小礼物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1911-2016），是成就丰富、影响深远、独具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家。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她离世（“我们仨团聚”）5周年。作为一种文字纪念方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研究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作为第一部系统梳理研究、深入解读杨绛毕生文学创作的专著，这本探索性的小书在热爱杨绛的众多读者中引起真诚回响，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杨绛的独特精神魅力，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与读者交流关于杨绛毕生文学创作及其人格精神的思考。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脱胎于我在北师大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开始研究到写作、修订、出版，历时整整8年。在一个充满喧嚣和诱惑的时代，身处杨绛所说的“软红尘里”，潜心一志“坐冷板凳”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充沛不衰的动力。我的研究动力，源于对杨绛其人其文的理解和认同。我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八卷本的《杨绛文集》，是文学家杨绛长达80余年、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边界的创作历程和丰富作品，包括她的戏剧、小说、散文创作及主要作品。我试图透过文字深入杨绛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和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思考杨绛的人格与风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意义。
有一位出版家对我说：杨绛很神秘，总是感觉难以穷尽。这句话也代表了公众眼中的“杨绛形象”。正如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所说：“钱锺书、杨绛伉俪，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在热闹喧嚣的当代文坛，杨绛自谦“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是一个零”。她披上仙家法宝——“以卑微为衣料的隐身衣”，将自己隐藏在一种精纯蕴藉的语言文字背后。在文学史上，这一类与“主流”保持距离、不为一时喧嚣所左右的作家作品，虽然难以成为一时之热点，竞逐之显学，却可超越时代而传诸久远。
“我们能够猜出的谜，我们很快就瞧不起”（狄金森诗句），无法猜出的谜最迷人。对于我来说，研究杨绛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诗意与文心的女性作家，是发乎性情的选择。杨绛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是一个我希望潜心探究的语言之谜、精神之谜和文化之谜。在我看来，探究这样一位作家的毕生创作，读解其中隐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试图揭开她所珍视的隐身衣，窥见其真身与灵魂，进而探查其精神文化渊源。解谜的过程，就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与研究对象展开深入持久的对话。专著的写作和增删修订，即对话的结果。言有尽时，诗无达诂，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持久坚韧的百年人生与80年文学生命
杨绛出身江南名门，祖籍无锡，生于北京，成长于一个虽饱经忧患却始终充满温暖欢乐的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是“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的”法官兼学者，姑母杨荫榆是教育家。在杨绛心中，父亲是一位坚持民主法治理想的堂吉诃德般的“疯骑士”，对她影响至深。杨绛幼承家学，又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北京、上海和苏州受教育，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她身上注入了江南之灵秀与北国之深厚，塑造了外柔内刚的性格气质。
杨绛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丈夫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教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的一生与丈夫钱锺书密不可分，世称“钱杨”。1932年冬，21岁的杨绛从闹学潮的东吴大学北上“借读”，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与钱锺书相遇，如同姻缘前定，“脚上系着月老丝线”，从此相伴一生，成为动荡世界中罕见的灵魂伴侣、文章知己。
杨绛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始散文和小说创作；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她以喜剧作家身份登上文坛，据同时代作家柯灵回忆，在上海“沦陷”时期转向戏剧创作的文艺家群体中，“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50年代至7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她中断文学创作，隐身而不搁笔，转向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同时在为日后的创作做准备。从80年代开始，杨绛重新进入创作高峰期，持续不衰，影响日增，“暮年诗赋动江关”，不但文学生命坚韧持久，而且前后期创作的价值理念和美学风格一以贯之，没有像很多同时代作家那样前后期出现明显的“断裂”，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创作现象。
从1933年在清华读书时发表散文《收脚印》开始，到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洗澡》的续篇《洗澡之后》为止，在长达8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杨绛创作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还有翻译作品和研究论著，其涉及文类之广，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风絮》，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长篇记传散文《我们仨》，长篇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作为翻译家，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经典名著，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学者，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李渔论戏剧结构》《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等论文，也是学术精品。这些作品均收入《杨绛文集》和《杨绛全集》。
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20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诚如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谈到杨绛创作时所说的：“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杨绛属于以少胜多、精通词语炼金术的作家，其作品及表达形式中所浓缩的美学价值，的确需要“用心琢磨”，察微知著，才能体味。
“隐身衣”下的知识分子风骨与智慧境界
杨绛身上既有古典中国的隐士风流，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历史智慧与独立人格。她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尊、知命达理，并将一身隐藏在自己家庭和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小世界”之中，尤其不喜欢抛头露面。在柯灵眼里，杨绛与钱锺书“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她兼擅著译，珠玉纷陈，而自谦为'坛下人’，意谓她游移于文坛之下，和《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相似”。从《杨绛文集》公布的三封私人信函看，都是在拒绝社会层面的“显”而主张“隐”。“隐”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隐于朝市”比“隐于山林”要困难得多。杨绛身处闹市，却偏偏选择了“隐”。她自知“隐”之难。神仙的“隐身衣”也是一时笑谈而已。但她的确有其特殊的隐身法门，那就是自甘卑微地位的“凡间的隐身衣”，让人“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在《将饮茶》“代后记”《隐身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显露心迹的文字：“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杨绛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保其天真，成其自然”的“真人”；另一方面，她又在多个场合说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常之人”，是“身处卑微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人。将这两种说法综合在一起，就是“隐身于芸芸众生中的真人”。
杨绛这样一位精于中西文化和语言，集创作、翻译和研究于一身的标准“精英知识分子”，却对这个身份弃之如敝屣，而且常以“卑微者”或“芸芸众生之一”自居。这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羞与为伍”。钱锺书这样描摹杨绛的文体和风格：“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在杨绛眼中，学界文坛与“蛇阱”般的社会实为一体，也“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要躲开它并非易事，因此发出“人生实苦”的感叹。更“苦”的是，成不了“逍遥游”的神人，甚至连保全本真也不容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是只能“陆沉”。“陆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避世，它是“隐”与“显”的方便法门，其中包含接受“修身锻炼”的勇气和“立地成佛”的宏愿。可以推论，1949年年初，钱锺书杨绛夫妇拒绝出国之时，就有了此种“勇气”和“宏愿”。凭钱杨的智慧，他们不会做糊涂选择。杨绛后来解释为“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自1949年开始，此后30年的“修身锻炼”和“沉思默想”，可以看作是杨绛“求道”与“证果”的过程。杨绛说：“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的最根本要求。”修身锻炼的目标是“'致中和’，从和谐中求'止于至善’”。这种修身的成果，也可以通过言行和文字显现出来。文学创作的过程，正是与“修身磨炼”相配套的“修辞立诚”过程。直到1977年，年近70的杨绛又重新拿起文学创作之笔，短短10年之中，写出了包括《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洗澡》等一批优秀的散文和小说。假设杨绛没有毁掉已经完成了20个章节的小说手稿，将《软红尘里》这个长篇写完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浓缩她全部人生智慧和艺术才华的鸿篇巨制。尽管杨绛毁掉书稿一事是一个谜团，但已经写成的作品中，同样包含了她全部的人生体悟和艺术风格。
陈晓明先生在为我的专著所撰写的序言《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中提出：“文学家杨绛的一生可以被仅仅限定为'贤妻良母’吗？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的某种迎合。我真正关心的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拨开媒介意识形态的种种雾障，把杨绛还给文学？我们如何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角度去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我们如何从杨绛这一个体出发，得以管窥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脉动？”我写作《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旨在“把杨绛还给文学”，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深入杨绛的文学和心灵世界，拓展杨绛阅读和研究的新视野。
（作者系十月文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