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 | 西东合集

　　基本术语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如果出发点错了，就会影响研究的大方向。近百年来的翻译作品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学术研究，成千上万的外来术语涌进中国学术界，这些术语有的译得比较准确，有的却似是而非，有的则根本就是错的。面对这种泥沙俱下的术语潮流，术语翻译的梳理与厘定成为一个极为紧迫的事情，这里，试举流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译例三个，以引起讨论和学术界对本问题的重视。

一、悲剧：属于东方还是西方？

　　中国学术界有很多人喜欢使用“悲剧”这个术语。表面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中国人本来也有自己的悲剧、喜剧、正剧之类。但这个术语的风行显然与西方悲剧理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的引进相关。在古希腊语中，它叫τραγιχοτηζ，“五四”前被人翻译成“悲剧”，一直沿用到现在，由于其含义与中文原有的悲剧含义有部分重合处、也有根本不同处，所以学术界人一直长期误用，习焉不察。其实此词的希腊语含义主要不是悲，而是恐怖，它要求观众看了所谓悲剧后产生恐惧和怜悯的情绪。恐惧什么？恐惧人所难以战胜的神、命运之类；怜悯什么？怜悯剧中人的悲惨结局和无能为力的处境。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剧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语，很难译。如果硬要译，至少要将其中的主要含义如“恐惧”“怜悯”感之类包容进去。实在译不出，也不妨采用唐朝翻译佛经的办法干脆“不翻”，而取音译法，通过注释和上下文，读者也就很快理解其真意了。如果图方便简单，随意译作“悲剧”，虽然有了一个可供把握的译名，却也多了一个引人产生误解的渠道。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按照自己的语言规范来理解它，望文生义，重点自然而然落在“悲”字上，如果理解成这是指的西方悲剧，则只是理解了西方悲剧的皮毛，因为一般人并不以为汉字“悲”里还有“恐惧”的含义。而事情有点滑稽的地方也正出在这里：若干中国学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竟以西方“悲剧”为准绳，断言中国没有悲剧。其实，他们的真意是想说中国没有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意义上的使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的剧，并不是说没有悲剧。难道《窦娥冤》《赵氏孤儿》《汉宫秋》之类不算货真价实的悲剧吗？顾名思义，悲剧就是令人悲哀、令人心酸的剧。何为悲哀？中心郁愤，可视为悲哀；泣下沾襟，当更应视为悲哀，此不待言。中国悲剧上演时，其悲剧效果最著者，可使“无一人不哭”（明·陶容：《菽园札记》），“观者万人，多泣下者”（明·吕天成：《曲品》）。以此为准绳，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悲剧颇符合悲剧的标准，而西方的所谓悲剧其悲的成分却相对少得多，所以西方倒是有点缺乏悲剧，因为西方的悲剧多不能使人泪下，可使人诚惶诚恐，却难使人心酸。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麦克白斯》其情节令人惨不忍睹处甚多，观众可因之毛骨悚然，却不会“泣下沾襟”，真是有负于那个“悲”字。这样一来，两种悲剧观，产生两种分析结果。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术语翻译上。如果最初不把希腊语的τραγιχοτηζ翻译成“悲剧”，而翻译成别的更能确切表达原意的东西，那么，“五四”其间，王国维、朱光潜等先生关于中国有无悲剧的论战也就毫无必要了。仔细考察希腊语τραγιχοτηζ或英语的Tragedy，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将它们硬译成了“悲剧”，强行地霸占了汉语的“悲”字，强行赋予它原来没有的东西（例如，恐惧、怜悯、崇高感之类），然后，一些学者又再拿这被赋予了新意的“悲剧”概念反过来硬套在中国悲剧身上，并得出中国悲剧不是悲剧的结论。这似乎有一点霸道。那么，这场争论有办法弥合吗？有的。问题是术语翻译造成，仍可借术语翻译加以弥补或矫正。例如我们可以提一个参考性的解决办法：将上述中西两大类剧都称为广义上的“悲剧”（其实，大多数的人平时有意无意地正是这么称呼的）；将西方悲剧τραγιχοτηζ译成“悲恐剧”；将中国悲剧称为“悲苦剧”。当然，两种悲剧尚有若干别的区别，不在此赘言，至少刚才这种翻译和分类已足以使它们区别开来，不至混为一谈了。各种有关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也就可以休矣。

二、中西术语二“元”错位　

　　当今学术界还流行着一种带有“元”字前缀的术语，让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例如我自己的研究生就曾专门问过我：这“元”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翻开目前的许多学术书，你会频频碰上“元哲学”“元语言学”“元叙述”“元伦理学”“元文化学”“元经济学”“元理论”“元科学”“元话语”“元方法论”之类冠以“元”字的重要概念和术语。这些术语一般都是经过翻译而来的术语。那么，这个“元”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汉字“元”的本意；其二，术语原文的本意。既然这些术语是以汉语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它们当然首须服从汉语的规范意义系统。据《易·乾》：“元者，善之长也。”据《说文》：“元，始也。”据《春秋繁露·重政》：“元者，万物之本。”可见这个“元”字，应被理解为根本的、首要的、或大的意思。“元”字不论在古代汉语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是一个常用字，其基本语义在下例的词组中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如“元凶”“元古”“元由”“元本”“元吉”“元老”“元年”“元来”“元始”“元春”“元帅”“元祖”“元气”等等。
　　我们再来看原文术语中被译成了“元”字的那个成分Meta－是什么意思。Meta－是一个古希腊语前缀(μετα－)，意思有几种，可理解为“和……一起”，“在……之后”，“在……之外”，“在……之间”，“在之中”，“超”，“玄”之类，但是没有“根”，“本”，“始”之类的意思。所以严复把亚里士多德的μεταφυσιχη（Metaphysica）（原意是“编排在物理学之后的著作”）译成“形而上学”，并没有译成“元物理学”，另外有人把英语的Meta-myth译成“超凡神话”，而没有译成“元神话”，把Metapolics译成了“哲学政治学”或“理论政治学”，而没有译成“元政治学”，这都是比较好的译法。然而，大量的译者却不加区别，一律将Meta-译成了“元”，于是产生前面提到的诸如“元哲学”“元语言”“元科学”之类的奇怪译法。若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元语言”和“元语言学”就是本体语言和本体语言学之类的话，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种翻译过来的术语如“元语言”实际上指的是：当我们谈论本体语言或者谓之对象语言的时候，我们为了解释清楚这种语言，不得不使用另一种语言，这种用来解释、谈论本体语言的语言就叫作Meta-language，可译作“解释性语言”或“工具性语言”之类。由此可知，所谓“元语言学”所代表的正好不是本体语言学，而是“超越”（beyond）本体语言学的一种关于语言学的语言学理论。同理，“元伦理学”指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伦理学，因为它只局限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和道德判断的意义，而根本就避免谈实际生活中的善恶好坏这些被传统伦理学大谈特谈的问题。其他几种译法的错误也同此。张申府先生有两句话可借用来理解所谓“元学”：“科学是学。哲学是学之学。”这个“学之学”就是时下译文“元”的意思。由此可见，这些术语翻译有悖于汉语“元”字本意，极易引起误解或造成误导的作用。现在大量具有“元”字本义的汉语固有词汇和带有误译前缀“元”字的大量外来术语并行于世，这样我们就有两套语用含义不同或刚好相反的术语流行在中国学术界，这势必造成一种汉语概念释义方面的混乱。不幸的是，中国现在有成百上千的学者（包括不少著名学者）仍在习焉不察地使用这类前缀有“元”字的外来术语，可能到了有一天，就正如一些中国人要用外来术语“悲剧”的含义来否认中国有悲剧一样，另一些中国人大概也会用这个被赋予了古希腊语含义的“元”字来否认汉语的“元”的本意不是“始”“本”“大”之类，而是“后”“超”“外”之类的含义了。

三、主客颠倒说异化

　　另外有一种术语翻译虽不算错误，但是由于其意义非常重大，影响非常深远，所以在翻译上应特别加以注意，细心推敲，以便能尽可能清晰地译出原意，使学术界人能免掉一些无谓的争论。八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理论界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异化”问题的大辩论。“异化”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别扭，给人的印象无非是变化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当然还不是这么简单。如果只是意味着“变化”，干吗当时的翻译家不译成“变化”或“转化”呢？显然，选择“异化”这个词是有某种原因的。异化这个词的德语原文是Entfremdung，它译自英文Alienation，英文alienation则又源自拉丁文alienatio。在神学和经院哲学中，拉丁文alienatio义为：一、人在默默地祈祷中使精神脱离肉体，从而与上帝合一；二、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应该强调的是，在英语中，此词有“把财产权让渡给他人”的意思。据说荷兰法学家H.格劳修斯(一五八三——一六四五)是使用alienatio来表达“权利转让”概念的第一个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已经使用类似的“异化”观念。但是使“异化”观念成为一种核心概念的人是黑格尔。黑格尔曾用这个概念来反复论证他的若干思想，例如他认为：基督教本来是人创建起来的，但它后来反而变成了一种僵化的倒过来压迫人自己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首就说：“人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这种从他们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反倒统治了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反倒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马、恩的说法与黑格尔的说法一脉相承。但是，马克思在异化问题上的最著名的论述见于他的《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最一般的社会关系，它意味着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如果我们综合一下上述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异化”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一种主客对立面的转化、移位或反控关系：肉体转化为精神，并为精神所控制，或相反；人（主体）创造出来的东西（客体）却成为人的对立面并制约人。显而易见，所谓“异化”的观点就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换位或谓之转化的观点。根据这些考察，我们在某些场合虽然仍可以使用“异化”这一术语，但在更多的场合不妨将英语词alienation译作“主客易位现象”或“反客为主现象”之类的术语。使用这样的术语来置换现在的中译本（例如《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频频出现的“异化”一词（当然，有时在语序和词性上要稍加变通），你会立刻感到书中原来有大量“异化”字样的段落表面难解、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这原因很简单，“主客易位现象”之类的术语在含义上一目了然，省掉了读者老是回头去找解释“异化”本意的具体段落。同时，这种术语较通俗，有了它也就不至于使读者产生在听到“异化”这个词时候产生的那种感到别扭、神秘、深不可测的印象了。
　　综上所述，有如此多的重要术语值得推敲、矫正，可见翻译界的任务之繁重，也可以见出翻译界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可以左右学术界，非一世，便一时。我们当然无须去推究是谁第一个译成了什么什么用语，但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的语言识别力变得更敏感些，而不至于人云亦云或完全盲目地接受变成了铅字的用语。有人常常托约定俗成的说法来为某些错误的术语译名辩护，其实译名常常并非约定俗成，而倒是独断独行的居多。试想一个译者翻译一本书，书中出现成百上千的新名词，他和谁去相约而定？往往是由他个人随心所欲地选择而定，他的（文化素养等）道行有多高，读者便只能被动地接受多高水平的译名，根本不可能和他有约在先，或相约于后。总而言之，为了学术研究本身的精密性和准确性，我们的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所有的学术术语（尤其是经过翻译而来的术语）进行甄别、校正，否则，根本就谈不到在学术和理论建设上有什么贡献。基本术语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如果你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就很难指望你的研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鉴于术语翻译具有的重大意义，鉴于目前中国学术界外来术语泛滥已经成灾，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笔者这篇文章，挂一漏万，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方方面面的广泛分析，如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