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人格的结构化
女孩人格的结构化
译者:邹静
校对：张涛
正是从所有涉及到身体的谈话中所获得的身体自主的过程里，小女孩构建了自己的个体。而通常发生的是，在女孩生活的这个时期，由于过度母性化的担忧以及过度保护，本应承担起阉割作用的母亲们却没有发挥起作用。
这种结构是通过孩子对母亲的——或者母亲的替代物——主动和被动行为的阴茎式的认同过程，以及通过对母亲相关的内投（introjection）过程而完成。内化过程使得母亲或者教育者一样的女人们所感受到的欲望变成了小女孩的欲望。
这两个过程都是孩子生命力以及生命力的地点这两个互为补充的东西的相遇，都是外部环境相互参与的错综复杂的相遇。孩子们根据他们的母亲来增加或者减少自己的生命力，并总是以此来解释所有的事件。孩子这个个体与其父母双方的富有想像的情感和谐是由一种具有魔法的灾难或者幸运而激发的。在孩子看来，这种魔法起着一种想像性的“假—果实（pseudo-fruit）”的作用，这些想像是从他们那些自恋性的爱欲快感的感受或者具有性源带的兴奋（de ses émois érogènes）中来的。
一切都“生长着（porte）”，在树木带有树叶、花和果实的意义上，一切都生长着幸运或不幸。这种从人的假-生殖期的（pseudo-genitale）关系中来的富有魔法的智力模式，可以对称地持续在个体身体的接触以及这种接触所带来的身体效果的关系上，先前情感的主观印象魔法式地带有同等的结果。
具有刺激性的性欲的强度就是如此这样地充满对被选中的某个人的想像，所有主体性的具有性欲特征的行为都是一种想像的创造行为。其必然后果是，一切主观形象的创造性行为——重新与父亲相连，与母亲认同或内化——都带来了对紧张的一种释放。在着了魔的人那里，正是这种魔法，在他们珍贵而丰富的模式中还在起作用的魔法，取代了功能性身体的观念。正因为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固定在那个地方的原因——他们的自我（Moi）继续停留在没有被放弃的俄底普斯阶段，从来没有迫切需要区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不要谈论死亡”，就是这种模式口头观念的残余，从而使得我们害怕死亡或者害怕死亡的心愿（拒绝和分离的情感），借口则是死亡是不受欢迎的，而客体所遭受的不愉快就返回到神话。而我们对死亡没有丝毫经验上的知晓，而只能习惯性地回到出生的愉快中，虽然新生儿几乎完全没有丝毫的幸福可言。这些可增可减的魔法式的兴奋对一个活着的个体而言都是主观性的游戏，在这个逻辑里，希望某个人死亡，就是这个人带来了不幸，而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可以从过去的拒绝中自由出来，从被束缚的掌控或者具有毁坏性的剥夺状态中自由出来：孩子与这个人认同的协定中断了，并使之处于大便的状态。
我们总是在分析中发现，认同过程中的拒绝和内化将充当如下的一些成分：孩子的本性，使这种认同成功以及对所选中的人的品行（吸引和拒绝）成功地进行内化和认同的在类型上本能发生的可能，以及女性教育者留给孩子的那些可能性，我们在分析中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还从当了对母性或者女性教育者非母性方面的选择，以及对父亲所代表社会环境的文化特征的选择，在父亲所提供的清楚或模糊的方向上，在父亲强加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孩子身上的性欲、文化、情感的互补性方式上，清晰或模糊地，通过加在这个家庭所有成员的父亲的姓（nom）所导致的父权模式。
在这些欲望和首创中的一切危险的东西，对一个或者几个家庭成员而言有害的或不能欲望的一切东西，都必须抛弃，并觉得好像是孩子从他所依赖的成人那里分离出来，通过一种口头上情感表达的象征性途径的方式。语言代表着这种交流性的情感关系。
这种象征的关系携带了人与人之间爱慕（d’aimance）或者不爱慕（désaimance）的意义，如果女孩听到自己爱的人关于自己行为和讲话的谈话是责备或拒绝的，这个依赖的孩子会觉得这种象征性的关系变狭小了，情感性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全部或部分停止（阉割的焦虑），在孩子所投注在身体上的一堆情感中和非常爱欲化的某个部分之间是分离的，并陷入非常大的紧张之中，这种分离以牙齿、括约肌的收缩模式或者手工摘除、凶猛的口腔施虐方式而进行。
这种早期的创伤性断裂，与阉割情结相反，损害了身体形象，并使得自我的构建成为不可能，随后会出现一些特征性的严重紊乱，或者在那些度过了三岁难关的还算健康的主体那里，在大一点的童年时候出现功能和精神紊乱，通过分析那些从期待中的爱的挫折中来的痛苦，这些紊乱在缺乏精神分析的治疗，缺乏移情，缺乏自主的工作的时候，是不能够得到改善的。如果没有治疗，我们将看到稍晚些时候，即承担生殖性的时刻，客体关系的异常情况出现，也就是说对男人来时是人与人的内在关系合法化的时刻，对女人来说是合法的情况下怀孕所代表的考验的时刻。
随着有利的力比多的演化，孩子具有结构性的行为继续着，其作为象蔬菜一样身体的运动性身体形象，在以后的身体体验（功能性的）和心的体验（情感的）得到加强，在与他周围的性对象的相遇中，主要是父母双方的相遇中得到加强。
对目前的这个存在的人来说，对其发育来说（对别的人毫无伤害），一切渴望和值得赞成的事情，都会被吸收，被憧憬，从这个时候开始，当迷人的对象在体积和价值强度上是非常庞大的时候，就会在充满吸引力的兴奋面前产生强奸的焦虑。这可能是由于身体和身体之间增与减的辨证关系，在一堆身体和消化出口之间的关系中，孩子在三岁以后，感觉到性欲过于紧张带来的威胁，这一点在母亲所带来的阉割（象征性的）或出生中被体验到，在父亲的强奸，有时候也是母亲的强奸中，在不合宜的温柔的表达和身体的照顾中被体验到。
也许，正式这个在消化功能中所获得的形式逻辑，孩子害怕与成人有身体和身体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当孩子自身的身体是生殖性的充满吸引力的爱欲兴奋场所：对男孩来说是阴茎式的离心兴奋（竖起的棒棒），对女孩来说是阴茎式的向心兴奋（环形肿胀性外阴和阴道），有必要的是，（对三岁和六岁孩子的所有观察，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证明是这样的。）孩子通过象征，通过语言，或者通过另外一个中间人，真实的或者想像的，通过一个爱的信使，而使得这些具有距离感的诱惑性模仿行为中的冲动变成间接。
然而，最为奇怪的是，在六岁的时候，无论女孩还是男孩都忘记或者压抑了他们身体中生殖器部分对另外一个性别所对应部分的原初直觉。女孩们并没有抛弃防御的机制，并躲开不认识的勾引者，所有的女孩，这些已经具有人的观念的从十七个月到三岁的女孩，在家庭的三角关系之外，具有了她们的性器官有空洞的观念，有一个“洞”，从而让男孩子能够把他们的性器官放进洞里，她们认为这是一种与男孩子共同分享的有趣味的快感，还完全没有怀孕的观念。这证明了她相信这样的一些男孩，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具有阉割性的，并在选择游戏同伴和未婚夫时投入大量的精力。
某些孩子把这些游戏说了出来，也许，正是从这种直觉中，产生了他们去避免会动人心弦的成人性欲相关的身体挨着身体的游戏,而孩子之间身体与身体的探索经常会产生一些处于自然感受状态的游戏，没有自发的禁忌，没有任何幻想带有爱欲性和口头上的犯罪感——从三岁以前一直到五岁或六岁。此外，这些游戏不是非常强烈地选择身体和身体假装性交的部分，尽管可能会偶然地发生。孩子们游戏的行为变化多端，在稍晚些的时候在“扮演医生”的游戏中得到社会化，而不总是“扮演爸爸和妈妈”。
“爸爸和妈妈”的游戏，“情人”的游戏——对女孩来说就像男孩子的士兵游戏一样——通常是遗留了社会角色中阴茎式人物之间关系的游戏，男性或者女性的，被限定的。他们引入了与子孙后代、家庭、国家相关的行为——这一切都是对成人行为的模仿。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施虐性的口腔和肛门的行为，对他们所谓的孩子，所谓被关在监狱中的敌人，而她们总是扮演非常理智的人，比如教育者或者军人。
相反，“扮医生”的游戏则非常爱欲化，涉及到生殖的区域，特别是听诊的游戏，身体轻微的抚摸的游戏、被所谓的“温度计”插入的游戏。在孩子在六岁以后，玩这些游戏会有犯罪感——孩子们为了体验快感会藏起来玩——他们并不仅仅只是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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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多《女性性欲》系列译文：
4 第二次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