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 深圳“4·23”小史（之一）
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这个名称国人大概嫌其太啰嗦，于是争相自行简称。有一段时间都说成是“世界图书日”，从今年的情形看，“世界读书日”大有成为“定名”之势，“图书与版权”云云提都没人提了。
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事，我们这边大都积极响应，尤其争取各种名号的热情更高，甚至竞争还很激烈，比如自然遗产名录、非物质遗产名录、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文学之都、美食之都……）等等。
不过，1995年那会儿，虽然有了“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大家似乎很少听说，4月23日这一天依然普普通通。充其量我们会在国际报道中读到一点与此有关的资讯，但也不甚在意，觉得那是联合国一帮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搞出来的花样，没必要认真对待。果真一本正经把“4·23”当节日过，那差不多是10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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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情况亦复如是。趁今年4·23 之际，我想以深圳报业集团多年来积累的资讯数据为基础，简单梳理一下深圳人与4·23相遇相知、互动互爱的历史。
事情要从1999年说起。那一年的8月，当时的文化部向中央有关部门打报告，提出申请在每年的12月22及其前后一段时间，举办“中国读书节”，以促进全民读书活动。注意，是“全民读书”，不是“全民阅读”。现在中国并没有“中国读书节”这样的节日，可知当时这一申请并未获批。
文化部提出此项申请的理由有四：其一，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于1998年12月22日视察过国家图书馆，倡导“大兴学习之风”。其二，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全国性的读书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规定将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其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早在1992年就提交过举办读书节的议案。其四，中国国图书馆事业近十年内飞跃发展，平均不到四天时间就建成一座新的图书馆，当时全国已有公共图书馆2600座，且出版界每年出版图书已高达几十万种，设立“中国读书节”的时机已经成熟。
《深圳特区报》1999年8月15日以《文化部申办“中国读书节”》为题登载此消息。以我现在掌握的资料，这是深圳报纸第一次在报道中提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4月23日确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的资讯。
中国将有“读书节”这事，当时的媒体上纷纷转载央媒消息，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热点话题。那还是报纸和电视为主的媒体时代，还没有“新闻炒作”、“话题营销”、“大V转发”、“头条热搜”这些名堂，新闻该冷的冷，该热的热，冷热转换的节奏也慢得很，以致于读者并感觉不出一条新闻有多冷或者多热。“读书节”的新闻就这样过去了，以后再没有人提起。
但是，这条新闻的一大亮点，就是透露了世界上有个“图书与版权日”。我稍感意外的是，对这个日子，号称热爱阅读的深圳人也并不比其他城市的人知道得更早。当然，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知道了也就知道了，仅此而已，4·23还是普普通通的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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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2000年。新世纪来了，“千年虫”没来，大家长出一口气，所有的日子陆续有来，世间的生活继续精彩。
深圳还是没有人提4·23。
唯一的亮点发生在2000年4月21日的晚上。此晚《深圳特区报》的夜班编辑或许是个爱书人吧，选用新华社的图片时，灵机一动，选了新华社记者郭勇发自柏林的图片，题为“世界图书日”。图说文字为：“四月二十日，世界图书日活动在德国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举行。柏林儿童和青年文学中心为少年儿童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使他们感受到各国文化的魅力。图为德国版画和插图画家曼弗雷德·博芬格为孩子们画画。”
对4·23而言，深圳的2000年是个不长不短的夜，只有4月22见报的那张图片，像流星一样划过。然而，就在那一年的11月，深圳全民阅读的盛大节日——深圳读书月，红红火火地上演了。从现在看过去，那年的读书月是已长达二十多集的全民阅读大戏的第一集，舞台已然搭起，主角陆续登场，日后情节繁茂的故事当时都已开始生根发芽。
所以事情就有点奇怪了：深圳号称是向世界开放的国际性城市；深圳人如此热爱阅读；1996年11月深圳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全国书市；1997年起深圳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在深圳设立读书节庆……所有这些都和4·23的旨趣非常接近，可是媒体上却见不到有人讲讲4·23的故事。是有人讲了而媒体不知道？还是深圳压根就没有人知道4·23这回事？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在2001年。这一年的3月1日，《深圳商报》登了一条“文化短波”，报道了深圳书城举办图书展销月的消息。消息说：
3月1日是“世界图书日”。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它有所了解，深圳书城将从3月1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图书展销月”。据了解，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上海书城、北京图书大厦、广州购书中心。深圳书城负责人透露，这次由该出版社提供的图书约250多种，达1万余册，包括了教育、社科、文化、文学、儿童读物等十几个类别。
3月1日是“世界图书日”？这是从何说起呢？消息没有解释这个所谓“世界图书日”的来源，却又说“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它有所了解”。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未能了解，3月1日的这个“世界图书日”，究竟是哪个世界的“图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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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深圳媒体上依然没有4·23在本地活动的任何动静，估计内陆其他地方亦如是，一位叫曲志红的新华社记者终于看不下去了，于是特意在4月23日当天发了一篇稿子，题为《让我们为读书而欢庆》。稿子开头就点出了让人尴尬的事实：
今天是“世界图书日”，这个创立７年的国际性纪念日在拥有世界最多读者的中国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今天前来西单图书大厦参加活动的许多嘉宾和记者，也是第一次听说。
记者紧接着告诉我们：“几年来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已经有千百万人在这天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宣传活动，尤其是在西班牙，每年的４月２３日，人们走上街头欢庆、游行，大街小巷布满书摊和玫瑰花，售出的每一本书都附赠着一支芬芳的玫瑰。”
记者说自己很困惑：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纪念日，而是因为作为最古老文明发祥地之一，作为构成图书基本要素的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源地，作为当今人口最多也是年出书品种最多的国家，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读书”作为一种欢乐的节日。
原来这位记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感到痛心的，是国人的“阅读观”：无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还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新说，读书永远和种种“功利”、“目标”相联系。文章认定精神需求才是读书的真正意义，也是我们把阅读变为节日的理由。
说到节日，记者的笔触又回到“世界图书日”，并顺便报了一个今天看来有里程碑价值的猛料：为了让我国读者认识和熟悉这个日子，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与中国出版集团和北京新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了小规模的宣传活动，赠书、展书和读者、作者、出版者座谈会。
文章以抒情笔调结束：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是三位世界文豪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维加逝世的日子，也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这篇稿子写作很讲究，问题也抓得准，语言也很不“新华体”。4月23日，这篇电稿在神州上空飞翔，希望多多落地，变成第二天报纸版面上盛开的书香之花。我不知道当时共有多少家报纸用了这篇稿子，我只知道，根据数据库资料，深圳没有一家报纸采用这篇《让我们为读书而欢庆》。
当然，我们依然热热闹闹地搞自己的“深圳读书月”。深圳人已经为读书欢庆了很多年了。
我们和4·23，只是相遇而不相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