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记忆——少女之梦(一)

作者:江邦英(丽蓉)

——谨以此书纪念父母百年诞辰,并献给长姐八十华诞。祝愿长姐与夫君耄耋牵手至期颐,共享美好生活!

何知礼院士简介:四川高县人,世界著名的矿物学和地质学家。国际矿产资源科学院院士、乌兹别克共和国自然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界化学分解成因包体(成矿密码)发现者,耶尔马可夫国际温压地球化学(包体矿物学)金质奖章获得者(至今仍为获得该奖的唯一中国科学家),塔什干国立工业大学名誉博士,撒马尔罕国立大学名誉博士,重庆大学名誉教授,撒马尔罕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亚洲太平洋国际流体包体学会(APIFIS)首任主席、1994年当选国际成矿流体包体委员会(COFFI)副主席并同时兼任中国驻该两个国际学术机构代表。广西外国语学院名誉校长,宜宾学院首任名誉校长、重庆文理学院发展战略顾问、曾长期担任宜宾市科技顾问、原泸州医学院(今西南医科大学)院长顾问。

情满川江

                     ——《川江记忆》序

初夏时节,丽蓉发来书稿,希望我为她的文集《川江记忆——一个家庭的悲欢》作序,我欣然应诺。2017年新春,我们在成都合江商会举办的合江老乡迎春团拜会上不期而遇。得知她长姐的挚友何天吉是我老伴,她喜出望外。翌年迎春团拜会,我签名赠送草根之作《梦萦醒觉溪》,她深表谢意,爱不释手。

此后,她满怀深情用微信发来一系列读后感: “《梦萦醒觉溪》是一幅美丽的家乡画卷。正如李季先生所言,家园的依恋是永远的依恋。它让乡情更浓,乡音更亲,引发一场故乡恋情的奔放,向客居在外的荔乡人倾诉对家乡的依恋与赞美。川江情,赤水韵,是我们永恒的怀念。”

“书中描绘的许多故乡名胜、民间故事、生活场景、童年逸趣,都能触动我心灵的记忆。我的父辈也是从赤水河畔走出来的,小时候跟随父亲往来于醒觉溪码头,那窄窄的一弯清水留下多少往事的怀念。书中记述的好些人物也是我思念的友人和尊敬的师长。”

“‘家有贤妻’描述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值得称颂。天吉大姐是我长姐的闺蜜,当年我亲眼看见她照顾我长姐生大侄女时的情景,她那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着与干练,使我们全家感动不已。特别是我母亲,因为姓何,一直对这个何家大侄女念念不忘,赞不绝口。”

“‘苦乐人生’记述的旭照小学校长梁知什、农中校长罗栋梁,我都很熟悉。旭照小学是我的母校,梁知什校长和她的爱人罗老师是我的恩师。2008年,我把晋升教授的1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旭照小学设立“知识奖学金”,就是缅怀母校,感念恩师,鼓励故乡的后代从小追求知识,崇尚科学,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喜读丽蓉力作,我不禁惊叹我们的人生轨迹竟然如此相似。我们都出生在川江边,从小喝川江水,听川江号子,看川江白帆长大。长江之滨的合江中学,嘉陵江畔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是我们的母校。奔流不息的川江哺育我们成长,见证我们青少年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长大成人后,我们义无反顾,尽心竭力躬耕于川江两岸。我一直奉献在故乡合江、酒城泸州。她始终不渝奋斗在千里川江起点宜宾,成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最高学府——宜宾学院第一位英语教授。我们共同经历和见证了川江的沧桑巨变,对川江有挥之不去的记忆和深厚的情感。

耳熟能详的川江号子,耳闻目睹的船工苦难,耳濡目击的筏工艰辛,是我们这一代川江人永恒的记忆,永远的乡愁,永生的思念。人到老年,回首往事,感怀川江,领悟人生,我写“川江号子”, 她著《川江记忆》,我们不约而同,满怀激情抒发对母亲河的眷恋。

质朴的《川江记忆》,把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家庭史话,原汁原味呈现给读者。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兴衰荣辱,常常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时代进步的标杆。这就是纪实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和备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真实、朴实、充实。即内容真实,文风朴实,情感充实,是这部作品的写作特色。这简短的六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要求作者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充沛的思想情感,丰富的生活体验。

父亲是作者笔下最鲜活、最生动、最感人的形象。他出生于赤水河畔的小山村,最初从事农村劳作,后来就去当放筏工。就是把川江上中游河段的木材扎成木筏,利用黄金水道运送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巿。筏工比人称“死了未埋”的船工更劳累、更危险、更艰辛,但收入比较高。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他毅然选择了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未出现过闪失。

20多岁时,他突然被抓壮丁,母亲气绝身亡,由两个士兵押着回家吊孝。他悲痛万分,在母亲灵前放声痛哭,长跪不起,众乡亲无不为之动容。当时川军出川抗日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兵员,于是强抓壮丁,制造了无数家破人亡的悲剧。他十分思念家中的父亲、妻子和两个女儿,先冒险逃离川军,后被迫补入滇军。经历惨烈的云南松山战役,国仇家恨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

抗战胜利后,他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徒步从云南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全家欣喜若狂,在县城居住下来。解放后,他和妻子有了工作,还喜得贵子,这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光。他当筏工几十年,对川江每一道湾,每一个滩都了如指掌。由于胆大心细,机智果敢,技术精湛,每每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深受工友们的信任和尊敬。

土地改革时,他响应号召,安排母子四人下乡分田分地。家人回到农村后,又经受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三年饥荒等磨难。有一次,他用搬筏子挣的钱买了30斤高价米,从重庆坐火车,再步行40多公里,把救命粮背回家。全家在饥荒年辰没饿死一个人。数十年间,他总是在艰难困苦中,为家人撑起一片蓝天。一个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勤劳善良的母亲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五个子女哺育培养成材,三个女儿当教师,两个儿子是军人。奇巧的是我和他们三姐妹都是合江中学校友,我也曾当过教师,和丽蓉是西南师范学院校友。丽蓉的长姐既是我初中同年级学友,又是我老伴合江师范的同学。后来,她俩一起任教,成为莫逆之交。

丽蓉从小聪明好学,一生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6岁进旭照小学,开始了她一生对知识的追求。由于学习刻苦,一直成绩优秀。她的少女之梦就是读师范,当教师。高中毕业后,她回到母校旭照小学成为一名代课老师,圆了教师梦。她十分热爱和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她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脱颖而出,使她欣喜若狂,异常振奋。在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里,她以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和教学知识,为今后从事教育事业,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师是全天候的、全日制的、全方位的,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社会文明与知识文化的建设者与创新者。”这是丽蓉对教师这个崇高职业的深切感悟。在生活上,丽蓉是一个节俭的人,但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她总是竭尽所能,慷慨解囊,用省吃俭用的钱来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她在母校旭照小学发起设立“知识奖学金”,并将这个爱心接力棒传承下去。

教书育人这个神圣的职业,给了丽蓉太多的艰辛与汗水,快乐与期许。她从事外语教学33个春秋,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科研成果丰硕,主编和参编了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她曾担任多项社会职务,为省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至今仍在翻译和外语教学中发挥余热。

“捧着一颗心来,一切为了学生;做一名教师,简单而深远。”是她的理想追求。“春风化雨,用真爱点亮心灵;静水流深,凭奉献温暖亲情。”是她的人生写照。丽蓉是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民教师,她用真诚和挚爱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园丁之歌。

潘嘉强     2019年5月18日定稿于成都

潘嘉强介绍:原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农委主任,出版著作《梦萦醒觉溪》。

第一章   少女之梦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上海崇明岛注入东海,全长约6300公里,比黄河长800多公里,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但尼罗河流域跨非洲9国,亚马逊河流域跨南美洲7国,长江则为中国所独有,与黄河并列为中国的母亲河,又称万里长江,九派母亲河。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其中宜宾以上称金沙江,长3464公里。宜宾至宜昌河段习称川江,长1040公里。宜昌至湖口为中游,长955公里,流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湖口至出海口为下游,长938公里,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

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进入四川盆地,在宜宾与岷江汇合后史称万里长江。从宜宾到湖北宜昌的河段,因大部分流经四川盆地(或重庆直辖前原四川省行政区域境内),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川江”。川江上有多条支流,能称得上江或者河的主要有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等。川江流域,上段为富饶的四川盆地,下段为奇险的长江三峡。上段经济发达,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齐头并进,被称为“天府之国”;下段水上运输、能源、旅游资源都很丰富,三峡出口的三峡水利工程举世闻名,河段内旅游景点遍布。

川江上还有许许多多小的支流称为溪。就有怎么一条无名小溪在这个川江的河湾处终年不息注入浩瀚的长江,这里有一个渡口,对面上游不远处有一个小镇,南来北往的人络绎不绝,“过河!过河!”回声是那么嘹亮!美丽的川江滋润着两岸的土地,也哺育着两岸勤劳的人们,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离这个河湾大约三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这条无名小溪的尽头,有一个散落着的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边有一外来户。清晨,东方开始发白,整个小村子还在睡梦中,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在刚落成不久的三间土墙茅屋里,一个小生命提前躁动着要出来。前一天是父亲的生日,家里来了几桌客人,母亲拖着沉重的身子里外忙碌着,或许动了胎气。据说舅舅和表哥匆匆连汤带水吞下父亲为他们煮的蛋汤饭,赶紧往外跑,按农村的说法,女人要生孩子了,男性客人得躲避,娘家兄弟也不例外。大姐已经去城里上初中,三姐在三公里外的小学上学,母亲还坚持着为三姐梳好小辫送她出门,家里只剩下父亲和5岁的哥哥,父亲赶紧让哥哥去叫来了邻居表娘(乡下往往根据宗亲认亲戚),随着哇哇的哭声,邻居表娘说是个大嗓门丫头。父亲大失所望,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近几年连生下四个儿子,好不容易只活下来一个,父亲多希望是个儿子,所以几年后41岁高龄的母亲又生下一个弟弟。

后来听母亲讲,我们家本来已经在县城,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她都有了工作,父亲见乡下土改分田分土,就把他们母子四人的户口迁到乡下,在离两个舅舅家不远,也是我们家族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通过小姨和姨父的帮助落脚下来。分到的田土又离小姨家远,社里给找了一间放肥料的草屋,一家人安顿下来。通过几年的努力,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建起三间土墙茅屋,期间还生过一个儿子,由于过度劳累,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我就是在这新落成的三间茅屋里来到这个世界。

从我记事起农村已经搞完大跃进,家里柜子上都没有扣,母亲说凡是家里带铁的东西都交上去炼钢铁了,连做饭的铁锅也没有保留,吃饭都是去大食堂。据说大跃进开始时段,人人都有一种豪气冲天,天下舍我其谁的劲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在各种雄伟口号的推动下,大跃进成了大冒进,社会各级攀比吹牛,卫星放得一个比一个大。“超英赶美”“土法上马,边干边学”,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无偿抽调劳动力,为了炼钢铁需要燃料,乱砍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然而因为技术不过关,炼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废钢。“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食堂“大锅饭”又糟蹋了不少粮食,农业跟不上发展,加上自然灾害,全国性的饥荒开始了。在我们最需要营养的时候,父母却拿不出东西给我们吃,本来就早产的我,极度营养不良。我父亲当时扎木筏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在宜宾进入川江,有时半个月才能到重庆交木材,每次父亲都将木筏靠在川江的河湾码头,步行回家住一晚。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常常跟着哥哥在村口等父亲带吃的回来。有一次父亲买了30斤大米,由于筏子在河湾码头没能靠岸,一直到重庆交割后又坐一段火车,再徒步40多公里,才把那救命的米拿回家。那个年代村里很多人都饿死或者浮肿了,我们家总算平安地过来了。记得母亲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抓上一把米用一个大瓷缸子熬成粥把我和弟弟从睡梦中推醒,有时还要偷偷给浮肿的邻居送上半碗。那时大姐已经师范毕业分配去邻县当了小学教师,三姐已去县城上中学,我哥上小学,非常懂事从来不和我们争吃的,大食堂领回来那点东西就他和母亲充饥。我们家去生产队食堂要从一片坟地前经过,有一次我哥去食堂领晚餐回来看到一个黑影站在坟头上对着他吼叫,9岁的孩子跑回家已经吓哑了声。

我的两个舅舅家就住在川江边,我记得小时候常和母亲一起去舅舅家,母亲和舅妈们一起做针线、拉家常,我和表哥表姐还有和我差不多大的表侄女们则在桂圆树下玩耍,看江边的纤夫们喊着号子,穿条破短裤或者腰间围块老蓝布,光着脊背吃力地沿着江边半爬半行。我的两个堂舅都是船工,一生在川江上行走,悲壮雄浑的川江号子在我一生中记忆犹新,有的在现代舞台上还经常再现。比如:太阳出来照山坡,喊起号子把船拖;齐心协力往前走,船到码头把酒喝。这是在比较平稳的路段表达纤夫们高兴的心情。遇到险滩恶水就不一样了,比如:一根纤藤九丈三,父子代代肩上拴;踏穿岩石无人问,谁知纤夫心里寒。还有表现纤夫最苦的:脚蹬石块手抓沙,为了糊口和养家;纤藤勒进肉里头,眼泪汪汪往前爬。川江纤夫是世上少有的最能吃苦耐劳群体,可以说一个船工一部血泪史,揪心的川江号子声唱出了船工的辛酸与苦难。学长潘嘉强专门写有一篇散文《川江号子》,较细腻地描写了这一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川江号子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

每年的端午节河湾里都要举行龙舟竞赛,要是父亲在家他就会背着我去看龙舟赛,那里人山人海,十几支龙舟队各自有自己的标志,通常是三个队一轮,比如红队统一红色短裤,黄队黄色短裤,蓝队蓝色短裤,他们喊着口号,整齐划桨,古铜色上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个个英姿勃发,好似《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在江里横冲直撞。我最喜欢看他们抢鸭子,我二舅家两个表哥可都是抢鸭子的高手,赢得姑娘小伙一阵阵的欢呼,据说三表哥的对象就是在龙舟赛上看上了,女方找媒人说合的。

龙舟赛结束,父亲就牵着我,我走不动时父亲就会驮着我沿着江边往城里走,我的堂兄端午节第二天过生日,那是我最高兴的节日,母亲要守家,带弟弟还要为我上小学的哥做饭。我们往往走到城里就天黑了,穿过城区到赤水河边,那里有个叫醒觉溪的码头,小木船就是两岸人民南来北往的唯一交通工具。有时候太晚船工已经回家,我们就再往上游走,父亲扯着大嗓门叫,堂兄就会叫人把生产队的小船划到河这边接我们。2017年国庆节,听说赤水河大桥已经建成通车,于是我和堂侄联系去他们的老家苦竹林看看,我们开车经过赤水河大桥,堂侄早已开车到桥头迎接,往左一拐下一个坡就到了。堂侄这些年当老板挣了钱回老家修了别墅,满山都是果树,果树下养了不少家禽还有观赏动物,如孔雀、火鸡等。两岸的乡村别墅鳞次栉比,窄窄的一弯水再也不是两岸的隔阻,新农村一派新气象。已经保送读华东师大研究生的堂兄的重孙女带着我们参观老屋,又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是啊,这些老屋承载着兄弟两个家庭多少记忆:我们是幺房,当时两个堂兄的几个孩子有的比我和我哥还大,这次最大的堂侄也在陪我们参观老屋,但我记得当时有两个侄女和我一般大,还有个侄女比我小,所以我每年都盼望着去他们家玩,要是遇到周末,我哥也会一起去,三个侄儿与我哥年龄差不多,那真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一晃到了6岁,我三姐放暑假回家说带我去试试看能不能提前上小学,没曾想真的就考上了。那时我身体特差,营养也跟不上,经常肚子疼,有时候上课都疼得在地上打滚,我的启蒙老师当时刚参加工作,是个高大的女孩,她就把我抱起来,哄着我,那时我真觉得老师的怀抱就跟母亲的怀抱似的,温馨舒适。有时候发病中午老师还背着我到一公里以外的公社卫生院,那里有我当院长的叔公,但我最怕的就是叔公会让护士给我打针。记得上小学前半夜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浑身大汗淋漓,正好我三姐在家,就让我哥在家看着弟弟,母亲和三姐轮换着背我到4公里外的卫生院,也是我叔公让护士为我打针,所以我害怕见到我叔公。

当时我和我哥在同一所小学,是我们公社唯一的完小,离家三公里,中午不回家吃饭,由于我身体太差,母亲就用一个小瓷缸盛上粥,再放在小布袋里让我哥给提到学校,中午去食堂热一下。男孩子在路上喜欢追逐嬉戏,经常只剩下半缸子粥,其余都洒在布袋子里了,哥就叫我回家别告诉母亲,不然母亲会骂他的。我读三年级时,我哥考上了县里第二初中,我身体抵抗力也强些,也就不再带饭,和其他同学一样下午放学回家再吃了。家里平时就只有母亲带着弟弟,母亲有时候要去山上找柴火,这个时候她就要我请半天假回家带弟弟,我在老师面前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在邻里还有个比我大点的女同学和我同班,她就为我证明我确实要回家带弟弟。

还有记忆深刻的就是家里穷没钱买新衣服,我平时穿的衣服都是用两个姐姐的旧衣服改的。上小学了母亲给缝了一件花布新衣,我就每天穿着那件新衣服上学,回家赶紧脱下来。有时候早上忘了穿新衣服就去邻里等同学一起走,突然想起忘了穿新衣,赶紧跑回家穿,被同学的家人取笑没穿衣服。

那时候的家,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而且房子背后有一条水沟,常年有一股小水流着,遇上下雨,上面水田里就会有鱼顺着缺口被冲出来,我和弟弟拿上簸箕固定在水沟最窄处就可以接到鱼了。要是遇上暴风雨就惨了,水会漫出来直冲我家的墙脚,好在墙脚是两排石头,我记得不止一次晚上下大暴雨时家里进水,堂屋的床都要飘起来了。有一次堂屋的草房顶被风掀起一个大洞,雨像柱子似的倾注下来,母亲搂着我们坐在卧室屋角那张扎实的雕花大床上,只有听天由命了。好在我和弟弟出生那间屋子地势比堂屋和厨房都高,那张雕花大床也是下乡后分得的最好的一件家具,等雨停了,水就慢慢经由厨房门洞流走了。遇上这种恶劣天气,第二天我的姨母都会打发我姨父过来看看,姨父就会找人来帮我家修补房顶,疏通房后的阳沟,还要加固水沟的保坎。

    三

四年初小读完了,文革开始,大队民办小学要扩为联小办高小,本大队的孩子一律就近入学,完小要派一名公办教师去那里任教,据说没有人愿意去,校长只好把自己的爱人派过去,校长有两儿一女,女儿和我同班,小儿子尚小。村联小条件很差,教室四面透风,另外有三个民办女教师,但她们家都离学校不远,晚上都回自己家住,四个老师中午自己做饭吃。开始我们的老师每天回完小,后来为了方便就住在村小里还带着小儿子,可想有多么艰苦!校长的母亲是地主婆据说要接受当地的管制,偶尔见到她背着一背篼蔬菜等过来住一晚又空背篓走了,那时我们都不理解,一所在全县教学质量排名靠前的完小校长,老母亲还这样几十里来回奔波。校长当时大概30多岁,英俊潇洒,治学严谨,关爱学生。记得我三年级上期有一次因为常识课玩小东西被年轻的常识课老师赶出教室,坐在教室外面窗户下哭,那时我只有8岁多。正好校长路过,他没有批评我而是牵着我的手送我进教室,告诉那位年轻老师上课无论如何不能赶学生出教室。这个事例几乎影响我一生,我上课从来不赶学生出教室,我儿子上初中时因为上课玩粉笔头被老师赶出教室,我去找他们校领导时就举了这个例子。后来我用评上教授的第一笔奖金在母校设立“知识奖学金”原因之一也是为缅怀这位校长。

五年级上期没读完,文革停课潮就席卷全国大中小学,班上有几个大点的同学去了一趟完小回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黑板上,说是要停课闹革命,组织红小兵。我也想参加红小兵,因为我哥从学校回来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我觉得好神气。可等周一到了学校他们不要我参加,说我在公社农中当教师的三姐已经被红卫兵革命了正在挨批斗,我那时只有10岁。又过了几天说让我们都去完小参加会议,看到我们的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戴着高帽子站在办公室前的石阶上,校长的帽子上写着打到走资派XXX。

学校提前放寒假,随时有初高中生到生产队里来宣传:炮轰XXX委,火烧XXX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队支书和生产队长都被戴上高帽子批斗。过完春节我和弟弟都不上学了,呆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又说让复课闹革命,每天又去学校,也不知道上的什么课。到6月份两派开始武斗,

我们生产队有一位母亲听说儿子在泸州师范读书被打死,又气又急,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死了,那时候按正常已经该放暑假了,我亲眼看到复山那天她儿子出现了,跪在坟前恸哭,好多人都没法把他拉起来,原来她儿子没有被打死。我父亲在川江上放木筏多年,沿江很多小镇都熟悉,在重庆交完木材回来都要经过川江河湾对面的小镇,再从不远处的渡口过河回家,父亲在小镇上收有两个义女,年龄大点那个干姐和姐夫养育着8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还在吃奶,姐夫某天早上外出散步,被武斗黑枪打死,留下嗷嗷待哺一大群孩子。文革开始,川江上不太平,父亲也就回到家里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两个义姐的任何消息。

我哥留在学校闹革命,我两个当教师的姐也卷进去了,城里乱,大姐就把两个孩子送来家里,我和弟弟上不了学,成天就带着外侄女和外侄玩。有段时间我三姐的大女儿也被她奶奶送来(我三姐第一任丈夫英年早逝,有一遗腹女,当时由她的爷爷奶奶带着),弟弟只比最大的外侄女大三岁,我就成了孩子王,领着他们四个孩子一起玩,有时候是父亲在家里带他们,我就和母亲一起出去割草喂牛。那段时间我们家里热闹极了,父亲晚上就着煤油灯,用抽旱烟的烟斗映在墙上,孩子们称为放电影。大姐的两个孩子都说乡下好玩,不回家,要回的话就要把外公外婆家的猪、牛都带回去。武斗升级,哥姐们都离开了家乡,几个月家里没有他们任何消息,父母都快急疯了。快到年底,有人带信来让父亲把两个孩子送到泸州,姐夫在泸州接。就这样,哥哥姐姐们先后辗转江安、成都、宜宾等地长达11个月。

1969年,我哥参军走了,我和弟弟仍然上不了学,在家里割草喂牛。我三姐和另一位同校的教师在患难中产生感情结婚了,次年初他们带来好消息,学校将全面复课,公社农中正式改名为初中。3月我就上了初中,村小复课,弟弟也继续上学,那个时候说是复课,其实也不正规,教材也没有,老师手里一本旧教材,学生在下面无精打采。第一学年过去,区上又办起什么学习班,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公社管文教的李主任把我的同学(小学校长的女儿)叫出去了,一会她红着眼睛回来收拾书包走了,第二天到学校才听说校长在学习班“畏罪自杀”,当时他们一家都住在村联小内,从此她没有来上学。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前实习,在离我实习学校不远的纱厂里,她已经是一名织袜子的工人。我才知道他们兄妹三人,哥哥当了知青,我的老师为了给女儿找一条出路,将她过继给了在重庆当工人的妹妹。2018年春节,我再次去看望老师,碰巧她也回家了,我们已经有近40年没见面,多年前听说她患了癌症,她真的战胜了病魔,活出了人生精彩,为她点赞!

原本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升级为武斗,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清洗事件,却演变为掌权的一派对另一派的不依不饶。我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县武装部的领导,据说是因为他错误地支持了武斗的其中一派,后来受到没完没了的迫害。更不可思议的是到了1977年高考,我同学本来考出了好成绩,却因为“政审”难圆大学梦,在开学后好久无奈与悲愤让她含泪去了一所中专。因为她的坚强以及不断向命运挑战,后来读了电大,人生之路虽然曲折但也走得蛮精彩。后来我参加工作后曾经听到工作所在地教育局一位老家那个县出来的工作人员说起,我们老家那个县后来评反落实政策的人数在宜宾地区是最多的,她说当然你所谓的什么学习班整的人多评反落实政策的人当然多了。回想那一年,我大姐也进了学习班,当时我小外侄正在吃奶阶段,记得暑假后的一天我和父亲去城里到进修校门口就见到带孩子的婆婆抱着孩子在等我姐休息时段出来给孩子喂奶。我们完小前面有一个大水库在扩建,进修校学习班的老师们都下到水库工地上劳动。我放假后也跟着母亲去水库工地干活,帮着大人们搬运泥土,当时好像是为了赶进度,生产队让学生放假了都去工地帮忙。来参加劳动的老师们告诉我要不是因为有吃奶的孩子,我姐也得和他们一起下来修水库。

 四

跟所有少女一样,我喜欢做梦。两个姐姐都是教师,我想我长大还是当老师吧,父亲说那你初中毕业考师范吧,师范不交学费。读了初中,文革还在继续,似乎初中毕业考师范这个梦已经没法再做下去了,1972年开始推荐学生上大学,我们大队有一个初中毕业生就被推荐上了武汉医学院。当时我有个堂兄在列车上,是招列车员招进去的,穿着工作服挺精神,父亲说要不你初中毕业有来招列车员的话你就去考呗,我真以为自己要去考列车员,好长一段时间都做列车员梦,晚上在煤油灯下还给父亲表演:旅客们!前方XX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初二的时候,年龄大点的同学有的参军走了,我好羡慕他们,穿着军装多神气!那时还幻想着某一个参军的同学会给我写信,可是没有人记得我这个班里的小丫头。一晃初三了,我们是春季入学,还多读了半年,临毕业了,突然有通知说我们可以去县城读高中,年龄不能超过18岁。就这样,我们公社初中两个毕业班,只有17人符合条件,9月我们就到县城最好的中学上高中了,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而班上还有好多学习成绩很好,各方面都表现优秀的同学却因为年龄的原因没有能够上高中,我真为他们惋惜。特别是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在班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也是因为超龄没能上高中,听说为找工作去了贵州。后来又听说她结婚了,老公有工作,然而多年以后得到的音讯却是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死因谁也说不清楚。

我上高中时父亲因为身体过度透支患上多种疾病,已经无法继续在川江上放木筏了,他跟两个姐姐说:你们负担幺妹上高中的费用吧!高中每月伙食费10元,没有学费,父亲说老大7元,老三3元。当时我大姐已经调到姐夫当税务所长的镇中心校,所以我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都要坐渡船过川江,再徒步15公里去大姐那里拿生活费。去了还要和侄儿侄女一起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找水,挑水回来和他们一起洗衣服床单等,当时还没有洗衣机,被套床单洗完两个人一人抓住一头往相反方向尽量把水拧干,有时候姐夫高兴了会叫我姐多给我2元零花钱。我三姐那时候又有了两个孩子,前两年又被乡初中停职,在家里呆了两年多,学校扩招,老师不够,才又让她回到教学岗位。那时候民办教师工资很低,他们两个加起来不过就50元左右,一大家子要生活,父亲这个决定确实为难他们了,但他们还是坚持每月给我3-5元,让我好感动!我真的好感激两个姐姐,没有他们两家的资助,或许我连高中都没法上。

那几年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队里有知青点,各生产队都要接收知青。我母亲当时是生产队妇女队长,知青们就像找到了第二个母亲一样,在我们家里穿梭,母亲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留他们吃饭,教他们如何烧柴火做饭,洗衣服,怎样干农活等。母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客人来别噘嘴,多添一瓢水。多年以后我到深圳碰见当年在我们生产队插队的知青还心存感激,说我母亲当年如何如何照顾他们。我周末回家也喜欢到大队知青点去跟女知青们混在一起,暑假还和他们一起排节目,其乐融融!

进入高中后,我梦想有机会能上大学,所以别人玩的时候我在努力学习,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各科老师都表扬我。但在同学们中间我却成了另类,尤其是“白卷英雄”事件的发酵,大家都觉得学习成绩已经与将来人生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成绩好与不好一样回去当农民。到我高中毕业,已经没有了梦,想的只是回实践中去,脚踏实地,战天斗地,和所有的知青们一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五

回到农村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一个被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初中同学写推荐材料。这位同学是初六九级的,进校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到公社初中复读,因为超龄也就没有上高中,回到大队入了党,在推荐上大学的年代这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材料整理得不错,该同学顺利上了清华,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我们的友谊也是终身不渝。

回到农村的我,同时积极投身到生产队的夏季抢收,晒谷子,送公粮,还组织10多个女民兵和男民兵轮班看守生产队的粮食仓库,赢得了社员群众好评。在民兵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女民兵排长,10月在大队民兵连改选中还被选为副连长,同时当选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组织了宣传队,忙得不亦乐乎!

第二年春带领女民兵排承包了一大块水田作为责任田,带领姐妹们亲自插秧。记得那天正好大队支书带着几个领导经过那里,大概是受到感染,亦或许因为我小姨(母亲的堂妹,家在我们生产队,当时任大队会计)的鼓动,几位领导亲自下田和我们一起插秧,很快就把一块两亩多的大田插完了,以后我们又自己薅秧,一切都自己管理,一直到收割。

一年过去,激情慢慢减退,农村的活重,又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觉得自己想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大队又有两人被推荐上大学走了,有人参军走了,有的知青凭关系回城了,又有新的知青下来,推荐过程中的一些暗箱操作让人感慨。两年前我哥复员后本来有机会被推荐的,但被别人顶了,父亲说要是推荐上大学我家没有关系也拿不出钱去送礼。

而且我们家还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就是我小姨的大哥,我母亲的堂弟,在外面做点小生意,内战期间失踪,有人说去了台湾。因为离得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去幺家婆(幺外婆)家玩,有时候母亲让我给幺外婆送点好吃的,母亲的针线活在我们那里有点名气,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请教她。母亲有时候替年迈的幺外婆做件新衣服,改件旧衣服,或者为幺外婆的小脚做一双鞋等,我就理所当然成了跑腿的。我自己也羡慕别人有外婆,所以就把幺外婆当成外婆了,每次过去,外婆都会偷偷塞给我几颗糖果或者一个熟鸡蛋等。记得幺外婆不止一次在衣柜里翻出一件长衫打开又叠上,叠上又打开,对着衣服自言自语,还不停地擦眼泪。我问外婆怎么了,外婆说:这是你大舅的衣服。我小姨年轻时候多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被批准,因为她有文化就一直在大队当会计。

1976年是共和国的灾难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唐山又发生强烈地震,国外有预言说唐山将在中国地图上消失,国家的命运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我已经20岁,婆婆大娘开始上门给我提亲,母亲说你不是喜欢当兵的吗?就找个当兵的吧,介绍人还真拿了一张照片来还说是提了干的。我蒙着被子想了好几个晚上,我是就这样定亲嫁人还是继续我的梦?我想到小学每天和我一起上学的邻里同学,读初二时就与一个当兵提了干的定了亲,不久男方回来就要求结婚,我同学那时候多想继续读书啊!拗不过双方家长,便提出结婚后继续上学。确实在婚后继续上了一段时间学,听说早上很早就要起来做早饭和两个小姑子一起吃了去学校,下午回家里里外外一大堆事情等在那里,婆婆总是唠叨都结婚了还上什么学啊?初三就再也见不到她来上学了。我跟母亲说把照片还给介绍人吧,就这样嫁人我不甘心。

开学后不久听说公社完小要找代课教师,在公社初中教书的三姐就帮我报了名,于是我就去小学代课了。第一次代课两个月,有了几十元属于自己的收入,次年学校又需要人代课,这次是学校直接就通知我了。1977年大学迟迟没有招生,我已经回乡两年,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命运是什么,能继续在小学代课是我唯一的选择。弟弟已经高中毕业回家了,他读的是区上的高中,与我们相比,他们这一届更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白卷英雄”事件过后,高中下放到各区,师资力量和教学硬件都没法跟县中比。9月下旬的一天,高中教了我们一年的语文老师突然来到我代课的小学,他当时在省城参与中学教材的编写。老师听说我在那里代课,专门绕道来告诉我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赶紧开始复习,他说70年代这几批高中生中,我们73年进校抓了教学质量,要考的话我们相对功底应该好些。想起来也是,高中时我在班里学习成绩算好的,尤其喜欢语文,同学们还说我“白专”,为此差点入不了共青团。

我赶紧回家告诉弟弟,我想数理化复习起来难,不懂又找不到老师辅导,我还是考文科,弟弟说他数理化本来也没学到什么,他也考文科吧。我们那一届没学历史地理,正好弟弟的历史地理书还在,那就换着先背历史地理吧。弟弟是应届生,对这个消息似信非信,我于是先把他的历史地理书拿到学校去,那时小学还没通电,一人一盏马灯,但比家里的煤油灯亮多了。每天晚上我都要看书到12点,等到10月中旬广播里说要高考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一遍,对高中历史地理有了一个大概了解,我又开始复习数学、语文和政治。

高考时间确定后,学校开始组织集体复习。我利用周末去了一趟县中学,看到城里的同学都集中到学校去听课,我们那届的老师都是县中学的佼佼者,复习班主要由他们担任主讲,老师们看到我都动员我赶紧回学校复习。是啊,十年没有高考了,老师们也是憋足了劲!可我代着课的,怎么办?还有到学校复习住在哪里?老师出主意让我去找校长,校长说欢迎回校复习,其他同学都是走读,住处确实不好解决,但可以找找总务处看女生寝室还有没有空床。我觉得总务主任不太好说话,我们公社有个人在学校任伙食团长,高中两年得到过他不少关照,比如米饭吃厌了他会让我们公社的同学轮换着去医务室开病号餐,让炊事员给煮面条。于是我找到了他,请他有机会给总务主任说说,就说校长同意我回校复习。

回家和父母商量,他们都不同意我把代课丢下回学校复习。我哥当时在气矿当合同工,他说我家有个亲戚在县文教局,已经聊过说可以让我长期代课,有指标时可能转正当小学教师,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我最好的出路了。我心情沮丧回到小学继续代课,并继续复习,我已经下定决心能不能考上都要一搏。一个多星期以后,小学校长突然通知我:公社党委书记说的县中让我回校复习参加高考,我可以马上走,他们会安排其他老师接课。我好激动,第二天就交接好,家都没有回直接卷起被子去了县中。原来是公社书记去城里开会见到伙食团长,伙食团长告诉他校长让我回校复习参加高考。公社书记的原配妻子去世后,跟我们小学一个老师结了婚,所以他的话在学校就是圣旨。团长告诉我女生院正好有张空床,总务主任已经同意让我住在女生宿舍,时间距离高考刚好一个月。

复习非常紧张,老师们已经开始划定范围讲解,有时候晚上也有讲解,并且各科老师都在办公室随时答疑,那氛围真是令人难忘。于是我托人带口信回家叫弟弟赶紧去他们学校,看他们学校在组织复习没有,那时我三姐夫已经调到区文教办,弟弟去复习的话可以和他一起住。我晚上一般在教师办公室或者自习室学到9点半,匆匆回寝室洗漱,因为学生宿舍10点熄灯,女生院10点后也要关大门,我就跟寝室师妹们商量好,熄灯后我在门口路灯下看书1小时,悄悄会回寝室睡觉,师妹们都理解,女生院门关上后里面也安全,寝室门就不閂。这样我就在女生院门口路灯下坚持看书,院门口一间屋子住着我的生物老师一家三代,她母亲和她的女儿,据说她的丈夫被送去劳改,他们已经离婚。她就给我个凳子让我坐在那里看书,好在是11月份,已经没有多少蚊虫,晚上多穿点衣服还能坚持。多年后生物老师与她丈夫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在我家里住了两天,她丈夫的冤案早已评反,留矿子弟校当了教师,复婚后把她也调了过去。回忆起我复习高考的情景,她非常感慨,不停地表扬我的学习精神!

1977年12月10、11、12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11届学生同场高考,考场外武警荷枪实弹,那场面当今的高考没法比。第一场考的语文,考完后我以为毛主席诗词里的某一个词语解释我的解释有错,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考,下午有点心烦意乱,数学考得不好。晚饭后去找语文老师,问及那个词语老师说我的解释是对的,老师还跟我说,你考完一科就不用去想了,集中精力考下一科。第二天我心态就平和了,政治和史地都考得还可以,如果不报考外语类专业就不用考外语,我虽然是高中才开始学英语,但我很喜欢英语,还是科代表。我就报考了外语专业,加试了英语。考试前还抽了时间回公社报名和填自愿,回校后跟老师们汇报,外语老师说我自愿没填好,会影响录取。但是自愿填了马上就会送到区上,于是我又抽了一天时间徒步20多公里去我们区上修改自愿,改好已经是下午5点,只好让在区中学复习的弟弟送我回家,第二天一早坐船回县城。

我常想,要是我没有遇到怎么多贵人,我的命运将会怎么样?语文老师专门绕道来告诉我消息让我提前准备,学校接纳我回校复习,伙食团长、公社书记、所有的科任老师、生物老师都是我的贵人啊!考完回家后,父母还埋怨我把代课丢了,以后就接不上了,我说我心中有数,再差也能考上中专,那年是大中专一起考。弟弟说他应该也能考上中专,我们就耐心地在家等通知,大概12月底或次年一月初某一天,在另一镇上的大姐一家炸锅了,侄女的邮局同学听到广播说我们区上通知有4人到县城体检,其中有一个姓江,我姐说你们幺舅说他考得不错,可能是他吧?侄女又跑过去问,她同学说名字是三个字,应该是女的,我侄女就回家说应该是小姨,一家人就争论开了,全区只有4人参加大专以上体检,几百考生,我姐说也许都不是。等我去县城体检完了去到他们家,争论才算尘埃落定。

我被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录取了,全家都非常高兴,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啊!父母亲那段时间逢人就笑,说我们家幺女还真是读书的料,一考就考上了!弟弟没考上赶紧报名参军,还比我早几天离家,我们全家到县城照了全家福,一个参军一个上大学,在全公社都出名了。我代课的小学也是我的母校,校长亲自带队来我家祝贺,送来了精美的笔记本,题词让我好好学习!到了县城去看望我的启蒙老师,她丈夫在县文教局工作,亲自题词把老师工作中获奖的笔记本送给我。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题名八方知!

1978年3月,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提前到县城约上几位西师校友,还有我考上旁边西农的堂侄,一行6人,浩浩荡荡,先坐轮船沿川江而下,再坐火车,到了重庆又坐汽车,到达缙云山下风景优美的西师校园,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外语系都是小班,全班24个同学,只有3人来自农村,而且他们两人都是民办教师,几周以后见到系总支书记,他开玩笑说录取了一个贫下中农!我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

后来听说我们县当年报考人数超过1万,大专以上录取率仅为1%左右,多数是我们那届毕业生。我们那届县中是5个班,260多人,而且考上的多数是回校参加复习的,我们那届的老师真牛,再后来教我们的数学和语文老师分别当上了县中的校长和副校长。

    作者简介: 江丽蓉,字邦英,宜宾学院外语教授,已退休。现任四川省翻译协会秘书长、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特聘教授。多年外语教学与科研生涯中,出版学术专著4本,译著一本,词典一部,参编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曾先后担任四川省第九届人大代表、宜宾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委员、民革宜宾市委副主委等职务。在母校旭照小学发起设立“知识奖学金”,其事迹先后入选《人大代表风采》四川卷,《世界人物辞海》第四卷,中华姓氏通鉴《江姓卷》,合江中学百年校志及合江县名人录,合江旭照小学优秀校友名录第一期。

附注:部分配图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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