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摩登时代：那个莫名闷死83岁老妇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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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zel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2020年5月12日，江苏溧阳警方发出一则通报：江苏溧阳一名保姆虞某（女，67岁）采取了用衣被蒙住陈某（83岁）头部，坐在陈某胸口、头部等手段致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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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记者报道，被害者家属张家人无法独自照料因罹患糖尿病而瘫痪在床的母亲陈某而雇佣了陪护虞某，却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而且据被害者家属说，保姆与张家人并无矛盾怨恨，双方相处很好。

这件事中更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虞某故意闷死老人后还能淡定自如地教老人的家属处理后事。

我想我们需要考量的，不仅仅是陪护虞某的犯罪动因或是陪护的行为在道德及法律层面该如何被批判、审判，而是作为老人看护这个存在本身，在这个案件中为什么被请来照料老人的看护为何成了麻木不仁的杀人凶手？

一般来说，保姆被称作家政服务人员，即家政劳动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她们是专门根据要求为所服务的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其他琐碎事务的人员，事件中的虞某就是是作为照料丧失自理能力老人的陪护受雇的。

而陪护的产生，其实跟社会发展有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使得国内的医疗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加上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使得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趋明显。

中国渐入老龄化社会的进程迅速，且老人基数庞大，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的日渐明显，但养老制度尚未健全，由此高速发展的经济使得「陪护」产业成为资本的一块肥肉。

与此同时，现代的购房、育儿压力，以及高强度、时间长的工作让独生子女或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年轻家庭已无暇去照顾两个，甚至四个老人，因此产生了对「陪护」的需求。

反过来说，对「陪护」需求呈现的上升趋势，也使得中国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

事件中张家人接受了熟人虞某的毛遂自荐，雇佣了虞某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陈某，这个看似寻常不过的选择背后一方面是陪护市场的失序，另一方面是针对老年人的市场配套尚未发展成熟。

尽管市场上所谓的家政中介公司数目繁多，市场上的「陪护人力资源」看起来十分充足，但这种资源的充足源于极为简单的应聘和雇佣流程。

陪护在市场上作为入行门槛低，收入较劳动强度相比还算可观的职业，很受有闲有余、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未接受过教育的中年妇女青睐。

且市场上一般的家政公司规模小，对于陪护的个人素质、背景了解不深入、不充分，就容易给一些投机分子可乘之机。

陪护市场的乱象导致的一系列保姆恶性事件，例如杭州保姆盗窃、纵火一案，使得有陪护需求的家庭对于不熟悉的陪护缺乏信任感，这也导致了许多家庭倾向于选择熟人或是通过熟人介绍人作为家庭陪护。

由熟人介绍的模式，信息接收过于片面的风险。

如果说家政公司在保姆的应聘以及管理上缺少系统化和专业度，那么由熟人作为中介所介绍陪护的模式，连口口相传都算不上，只是空凭一张嘴的私人引荐。

介绍人不用承担法律责任，雇佣双方也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新闻中虞某的罪行若是没被监控摄像头拍下，真相便可能永远沉石大海。

传统的家庭养老是父母养育儿女，儿女反过来赡养父母，这是存在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转移，这种以血缘或是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养老模式，除了经济上的供养，还包含着情感的慰藉。

这样往来均衡的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源远流长。

虽然现今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已经逐步淡化，依靠社会机构养老的模式逐渐兴起。但由于养老机构的数量远远不足以满足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下的市场需求，一般的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也令人堪忧，让经济能力一般的年轻一代不放心将老人送去养老院。

由此，聘请贴身照料的「陪护」便成了许多独生子女或是年轻家庭的选择。

照顾丧失自理能力的陪护的实质其实是一种赡养义务的嫁接，是一种代理关系。子女将赡养父母的义务嫁接到了付费雇佣的陪护身上，陪护的工作便是代替子女履行子女照料的义务，这可以是不带道德、人情色彩的纯粹意义上的工作。

陪护同雇佣者的关系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由此一个是被监督，一个是监督，事件中张家人表示和仅来家里工作了8天的陪护虞某并没有起过冲突，但不是出于情感的帮扶，而是由单纯雇佣而产生的监督关系本身，其实质上是对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陪护虞某在张家人面前对老人十分上心，也从未有过怨言，而监控视频的画面中，虞某在「未受监督」的情况下，却对老人恶意满满，甚至做出故意将老人闷死的行径。

陪护和被照顾者的关系是资本运转下工作者与目标任务的具象化，照料老人的生活，喂饭、擦身、帮助老人如厕，对于陪护来说这是纯粹的任务，只要完成了工作，便可以得到报酬，陪护在雇佣关系中是「异化」了的看护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将养老送终视作一种机械程序，这种程序可以是纯粹意义上不带道德、不带感情色彩的劳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案件中的虞某最终成了杀人犯。

市场上，家政公司质量管理、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家政行业标准的制定都没有系统化，更不用说私人通过熟人作中介以私人关系所雇佣到的陪护。

犯罪嫌疑人虞某的家属也表示完全不理解虞某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要见到她本人才能理解。但虞某为何为之的痕迹，难道真是一无所寻的吗？

是否是因为许多人已经走入了另一个摩登时代，像卓别林一样沦为了麻木不仁的资本螺丝钉。

可以说法律的完善不一定能保证道德当堂而坐，但法律的缺席却必然会导致道德的缺失。这种种缺失最终铸就的受害者最终只能是新闻中时常出现的、遭到黑心陪护虐待的老人们。

因此，我们的社会亟需解决的正是弱势群体只能以「无声」反抗资本傀儡的暴行的心酸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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