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译局｜启蒙运动的小说是否教会了人们共情？
作者：Ritchie Robertson
编译：Anna
校对：LIT.CAVE
编辑部配图：Online
——里奇·罗伯逊评18世纪的阅读革命
在18世纪的中后期，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众阅读量激增，历史学家称之为阅读革命。而阅读，在过去常常是一项分享活动。卢梭也叙述了他是如何和自己的父亲如何大声读书给对方听，甚至经常持续整夜到他们听到黎明的鸟啼声。但它同时也不断变化为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尤其盛行在那些有空闲时间、能自由使用人造光源、有足够的钱买书的中产阶级女性之中。
人们不仅仅读的更多，读的更是分门别类，更沉浸在虚构的世界当中。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越来越受欢迎，它能使主人公更贴近读者。这样的故事通常讲述的是，主人公在罪恶与错误中提升自己，并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接受神的恩典的过程。
然而，第一人称故事通常是在叙述者生活后期讲述的，当所叙述的经历时隔已久或已由记忆所把控时，则势必会从一个对出发者有利的角度进行描绘。那么书信体小说为移情提供了新的空间。
通过写信来呈现一个角色的经历，小说家则让我们贴近了事情经历。我们实时跟随角色的想法和感受，因为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一部小说展现了几个不同的人的来信时，我们感受到了更进一步的东西：我们从内部理解角色的经历，同时欣赏角色的多样性。
我们被邀请去感受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的人性，我们被鼓励去强烈地感受受迫害者的痛苦。以书信形式讲述的故事，比从一个非个人的叙述者的遥远视角讲述的故事，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书信体小说不仅提供了同情方面的训练，也提供了共情方面的训练。这个词在18世纪没用过。1909年，这个词在英语中首次被记录为德语「Einfühlung」的对等词。
虽然这两个词有时可以互换使用，但共情并不等同于同情。同情现在被理解为一种情感能力；共情是一种认知能力。
同情意味着情感上向他人伸出援手；共情意味着欣赏他们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尽管威廉·布莱克——我能不因为别人的悲伤而悲伤吗？——共情并不意味着将自己沉浸在他人的感受中，也不意味着（使用一个流行的、松散的、无益的术语）认同另一个人。
这意味着理解他人的观点，想象自己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承认对方是「一个等同的自我中心，在那里，光和影必须总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落下。」
虽然同情不是共情，但同情可以导致共情，18世纪的小说读者就是这样。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阅读小说，尤其是书信体小说，可以帮助18世纪的人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使他们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残忍、野蛮的惩罚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敏感起来：在阅读中，他们跨越了传统的贵族与平民、主人与仆人、男人与女人，甚至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社会界限。
这就导致了，他们开始把别人——那些互不相识的人——看作和他们一样，是拥有着相同的内心情感的人。
在其中尤为有一本书信体小说，它塑造了启蒙运动晚期的情感形态——理查森的《克拉丽莎》（Clarissa, 1748 -1749）。
《克拉丽莎》在欧洲风靡一时，这本是一本乍一看可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书。如今，许多潜在的读者对它的冗长感到反感，并担心它可能只包含一些感情上的反思。如果他们冒险一试，他们会发现《克拉丽莎》是一部引人入胜、节奏快、戏剧性十足的小说，它创造了自己的世界，达到了散文小说很少达到的悲剧上的高度。
《克拉丽莎》的情节梗概如此简单，人们可能会想，理查森是如何用100多万字来讲述这个故事的。
克拉丽莎·哈洛被一个声名狼藉却风度翩翩的贵族罗伯特·拉夫雷斯追求。克拉丽莎拒绝了勒夫莱斯，而她的哥哥詹姆斯却替她找了另一个追求者罗杰·索姆斯。
罗杰是个年长的男人，长相丑陋，据说是个守财奴和厌恶女人的人，但却非常富有。她的家人把目中无人的克拉丽莎关在她的房间里，威胁要强迫她结婚。但在与化装后躲在附近的拉夫雷斯进行秘密通信之后，她在他的帮助下逃到了伦敦。
他把她安置在一个似乎很有名的住处，但后来被她发现这是一家高级妓院，于是再次逃亡，这次她逃到汉普斯特德的住处，拉夫雷斯在那里追求她。尽管他三心二意地申请着结婚证，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忠诚的丈夫，他认为婚姻和议会一样，每一场应该只持续一年。
由于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拉夫雷斯成功地欺骗了克拉丽莎，给她下药，并在她半清醒的时候强奸了她。不久之后，克拉丽莎因欠妓院老板辛克莱夫人的债而被捕，并被关进了债务人监狱。她满怀虔诚和庄严地给所有的亲戚写了信，另一封则是请求拉夫雷斯原谅他，并立了一份冗长的遗嘱处理她的财产。拉夫雷斯去了国外，在一场决斗中被克拉丽莎的表弟莫登上校杀死。
这部小说令人着迷的部分原因是它戏剧性的结构。克拉丽莎和她的知心朋友安娜·豪，洛芙莱斯和他的姘头约翰·贝尔福德，偶尔还有十来个人共同在信中讲述这些故事。这些信件有时包含反思，更多的是报道行动和对话，后者以戏剧形式出现，有时甚至有舞台指导。
理查森对时间顺序的仔细控制让悬念得以存在：因此，我们知道克拉丽莎的家人打算在4月12日（周三）强制她结婚，所以她计划在拉夫雷斯的帮助下在周一逃跑，我们都在对她是否会成功拭目以待。
然而，正是心理和道德上的冲突让这部小说格外引人入胜。克拉丽莎和拉夫雷斯之间戏剧性的意志较量既建立在他们性格的对立上，也建立在他们复杂的相互吸引上。克拉丽莎认真做出的自我分析让人回想起清教徒写精神日记的做法，但她的自我反省不是私人的，而是社交的，是通过信件进行的，由安娜评估。拉夫雷斯的动机与其说是欲望，不如说是他对复杂阴谋的知性享受。
拉夫雷斯和克拉丽莎都探讨过，强奸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件色情事件，特别是当它发生在公共场合，在辛克莱夫人和两个妓女的面前：这是一场残酷的征服，克拉丽莎请求「宽恕」，但没有得到任何宽恕。
拉夫雷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复辟的浪子，而把克拉丽莎塑造成一个必须被征服的骄傲的美人。他那陈腐的献殷勤般的语言「背负着爱的翅膀，我努力让自己魅力四射」，而这与克拉丽莎的直率和诚实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她的「光明磊落」则让他无法理解。
强奸发生后不久，克拉丽莎的痛苦可以从一系列几乎毫无条理的草稿信中浮现出来，而拉夫雷斯则显得冷酷无情，不知悔改；但即使是作为一个受害者，克拉丽莎也表现出了坚强的性格。
她的内心力量使她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并给所有的家人甚至是拉夫雷斯写原谅的信，而拉夫雷斯则试图通过对她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并将她的心脏保存在金色的棺材中来逃避她死亡的事实。
《克拉丽莎》的每一卷出版后，许多读者都致信，请求理查森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改变结局可能会让销售受益，但理查森的说教意图是「相信一个改过自新的浪子会成为最好的丈夫这一观念是极其愚蠢的」，出于他明确基督教原则，和对本书的一个希望——「艺术完整性」，这使他坚持他最初计划的悲剧结局。
「这部作品不只是一部小说或爱情小说……」他告诉他的朋友、诗人亚伦·希尔（Aaron Hill）。狄德罗非常欣赏理查森，他对《克拉丽莎》的悲剧性作出了回应，称赞作者揭露了隐藏在黑暗深处的自我欺骗背后的邪恶:
是他把火把带到洞的深处；是他学会察觉隐藏和伪装在其他值得尊敬的动机之下的微妙的和不体面的动机，这些动机渴望首先展示自己。他对着出现在洞口的崇高的幻影吹了一口气；然后，面具后面那可怕的沼地也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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