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恭敬平和,兴家之德
曾国藩非常注重治家,他曾说:“家道之兴,全在'肃雍’二字。肃者,敬也;雍者,和也。”
兴家之德, 恭敬谦谨
曾国藩说得很明确,他所谓的“肃”,即是“敬”。所谓“敬”,有多种含义,在治家方面,曾国藩更多的是指恭敬谦谨,不傲有礼。按着“敬”的要求,对人不能怠慢无礼,“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对于宗族姻亲,“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如孔子所说“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所说“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否则就会多生嫌怨。
“敬”,首先要尊敬别人,曾国藩说“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他告诫诸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提醒诸弟出外,要“一切如此”。曾国藩经常告诫家人,“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他自己“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因此对家人千万叮嘱,尤其是指出曾国潢平时“不敬”的毛病,要求他“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后来,曾国藩常常警醒诸弟,“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并一再反省自己“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因此“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
敬在举止、言谈等方面均有体现,要求做到“庄敬”,曾国藩说他“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告诫儿辈,“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谓此为“入德之基”。曾国藩曾批评曾国荃:“早间晏起,临事少庄敬之象,是亦宜速改者,至嘱至嘱。”家人相互之间要有礼貌,即使是有过失,也要待之以礼。大女婿袁榆生放荡无羁,曾国藩“不料其遽尔学坏至此”,却嘱家人以礼相待,他给曾纪泽写信说:“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情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拼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我家内外大小,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若彼久不悛改,“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长子曾纪泽成婚后,曾国藩要求他在岳家“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其应行仪节,宜详问谙习,无临时忙乱”,若见各家同辈,“宜格外谦谨,如见尊长之礼。”
傲是不敬的表现,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要克服这个毛病,“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他指出,曾国荃“持躬涉世,差为妥也”,曾国华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对此“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曾国藩反省自己,在军中“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因此“谆谆教诸弟以此为戒”,要求他们“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
曾国藩告诫诸弟:“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若能谨记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敬而不自觉矣”。曾国潢、曾国荃赴湖北,曾国藩告诫他们不要“枉道干誉”,不要“讥侮绅士”,以致“动成荆棘”。“礼貌宜恭,银钱宜松,背后不宜多着贬词,纵不见德,亦可以远怨矣。”曾国华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曾国藩因此“以温甫字之”。后来曾国华变化很大,“和平稳惬,无躁无矜”。曾国藩致函欧阳定果说:“贤侄立志学作好人,第一贵勤劳,第二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第三贵信实,莫说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点架空之事。修此三者,虽走遍天下,处处顺遂。”
达官子弟往往放荡不羁,待人不敬,曾国藩对此非常反感。同治七年,他接到周中堂之子周文翕谢致赙仪之信,信中“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猜想系“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早就闻悉这位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此次办理丧事“潦草如此”,曾国藩不禁感到“殊为可叹!”由这位周少君的“荒谬不堪”,他想到达官子弟的毛病,“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自家子侄辈亦有此弊,“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曾国藩强调,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曾国藩自始便重视“敬”的功夫,早年他作“居敬箴”,谓:“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日三才。俨属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他立下“主敬”的课程,又将其作为养身要言之一,并提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远法祖德,近式乡间,切勿稍自菲薄,但求少异于流俗而即自画。”
当然,“敬”不仅仅是指“恭敬谦谨”,它是儒家修身养性的基本路径之一,包含着更深刻的意蕴,曾国藩在家教中也对此作了阐发。他提出“主敬则身强”,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什么是“敬”?“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为敬之工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为敬之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为敬之效验。程子说:“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曾国藩说:“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曰强,安肆曰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敬”的具体修养功夫
如何做到“敬”,曾国藩提出要心存此思,貌有此容,遵照《论语·季氏》之九思,《礼记·玉藻》之九容去做。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九容即“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
九思中的“色思温”要求面色和蔼可亲,“貌思恭”要求仪表恭顺端庄,“事思敬”要求做事恭敬慎重。九容要求外表容貌庄重恭敬,“足容重”指脚步稳重,不要轻举妄动;“手容恭”指无事可做时,手要端庄握住,不要乱动;“目容端”指目不斜视,观察事物时要专注;“口容止”要求在说话、饮食以外的时间,嘴不要乱动;“声容静”指振作精神,不要发出打饱嗝或吐唾液的声音;“头容直”要求昂首挺胸,不要东倚西靠;“气容肃”指呼吸均匀,不出粗声怪音;“立容德”指不倚不靠,保持中立,表现出道德风范;“色容庄”指气色庄重,面无倦意。
曾国藩说他自己于敬字无工夫,并经常批评曾国荃于敬字“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要他按照九思、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则下自加敬。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四十五十而无闻也”。
就治家而言,“敬”是处理家庭各种关系,包括与长辈和同辈关系的基本准则,曾国藩要求自己和家人均要遵奉。
“和”字治家,未有不兴
“和”是指一家和睦相处,曾国藩说: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再加上“勤敬”,“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和则有吉祥之气,“和气致祥,乖气致戾”。
曾国藩甚至认为,咸丰七年曾家兄弟意见不和,翌年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可为“明证”。他反省自己,“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闳,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他告诫曾家兄弟当以此为戒,“力求和睦”,要安慰叔父即曾国华遗孀,并命纪泽、纪梁、纪鸿等子侄轮流去老屋久住。
曾国藩总结这一曾家之灾,提出“力挽家运”之法,第一便是“贵兄弟和睦”。如自己有过失,嘱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三弟“各进箴规之言”,“必力为惩改”。如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家中之事,总要全家一致,“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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