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40年,要“天才”不要“枪手”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句国人对高考的印象,伴随着整个中国高考40年的历程。

这是万象社会中少有的实现阶层跃迁的方式。一份足够改变命运的高考成绩,就像挂在悬崖上的奶酪,吸引着心存侥幸的人迈出冒险的一步。

作为向外界传达“史上最严”的信号,各式各样与时俱进的高考防舞弊手段更是一次对考场内外“隐秘的角落”的公开宣战。

AI亮相,无人机上场

人与科技的斡旋,是科技时代的主旋律。在高考考场上,这样的斡旋更是集中于“舞弊与反舞弊”的角斗场上。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频繁翻动试卷或是身体大幅度的晃动,这些高考考场上看似寻常但释放可疑信号的行为,都会被红色圆圈圈出,成为辽宁省招考办数据部团队监测屏幕上的重点分析对象。

在全国高考正式开始的两天前,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发布公告:2020 年辽宁普通高考,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考试疑似违规行为检测。这也是辽宁省首次在考试行为分析中应用 AI 技术。

公告指出, AI 技术对所有考场视频,进行初步地分析判断,识别出疑似违规行为。然后通过各级考务工作人员的人工识别,对 AI 系统检测出来的疑似违规行为,进行二次甄别判断。

作为科技文明下的产物,AI技术早在2018年便在考场上初展头角。

以 DST (dynamic simulation technique)动态模拟技术起家的 ATA(全美在线),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帮助维护考场的纪律。

ATA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总部位于北京,是中国智能化考试测评服务的创始者与领导者,也是最大的计算机智能化考试测评服务供应商,致力于提供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考试服务。

他们通过历史上数以万计的考场视频,对考生的动作进行分析,从而检测出异常行为。

系统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对考生进行实时跟踪,分析出考场异常行为。通过对考生动作的骨骼行为分析,对违纪行为进行提示和报警。

一旦发现大幅度动作、使用手机、离开座位等行为,系统就会发出警告。相应的视频也会被上传至云端,作为电子证据保存。

而在浙江和广东,无巡航无人机、巡航机器人正在轮番上演着高考的“谍战大片”,立体化视频监控体系将通过它们部下“天罗地网”。更多地区的考点附近,停靠路边的信号屏蔽车,警察手中的手持无人抢,已然成了标配。

当苟晶以“被顶替者”的身份在舆论场跌宕浮沉,北京等地区也正在以升级“电子保镖”的方式来杜绝冒名顶替。

电子保镖,即试卷在 “市 - 区 - 校 - 考场  ” 全程实时数据传输,实现考务电子化、保密室智能化,身份认证数字化、试卷跟踪与考务无缝对对接,试卷流转全程监控。其实在2019年,北京海淀区便首次启用智能保密室和智能试卷跟踪系统,在原有只跟踪试卷运送轨迹的基础上,增加了 360 度无死角视频监控等。

在广东,杜绝冒名顶替的任务则交到了监控高清改造的肩头上。为了严格学生户籍、学籍审核,严防 “ 冒名顶替”“高考移民 ” 行为,今年广东省全部完成考点视频监控高清改造。

更早之前的2016年,在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特意提到了用“指静脉”来比对身份、严防替考。于是在当年,全国各地开始引入并升级生物识别技术,广东、湖北等地的高考考生通过“刷脸+验指纹”进考场。之后,虹膜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手段相继在全国不同省市出现。

如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杜绝“往日重现”。翻阅中国过往的高考篇章,那些足够使人惊愕的舞弊旧闻的确存在过。

11年前的吉林松原,一起以两名重点中学女教师为主角的高考作弊案,囊括了几乎所有沿用至今的“高科技”手段。这两位老师被捕时,正在考场组织“顾客”测试接收信号,而这段异常信号被负责监测的电信专家截获。

考场外,2、3百米范围内的居民楼里藏身信号的源头;考场内,如履薄冰的考生们口中耳中藏匿的耳机成了信号的尽头。

重点中学的女教师,因为想圆女儿的北大梦,而成了一场大型舞弊现场的主谋。27个参与者,甚至全都是自己的学生。
那一年,吉林松原公安机关一共收缴600多套这样的作弊器材。庞大的舞弊产业链,仍如同野草般烧后又生。
曾经的考场,上演暴力权力人性大戏
最新科技的轮番登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震慑人心的意义大于本身功能的实用意义。中国高考四十年,在科技缺席的那几年,监考官,成了高考舞弊的关键一环。
尽管当时教育部出台了异地监考、异地考试的政策,但仍避免不了金钱诱惑在道德正义面前占了上风。
23年前,是高考恢复的第一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在众人期待中归来。那一年的考生,在如今仍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三七”。也是在这年,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舞弊案。
案子发生在河北省故城县,该县同时也隶属于如今“高考圣地”衡水。当时高考还是选优报考,只有通过高考前一年的选优考试,才有资格参加高考。时任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为了能让没有资格高考的四女儿考上大学,先是打点教育局官员以及考点负责人,让女儿有了报考资格。
之后马连宝更是利用官权为女儿两次改考号、三次换座、四次“助考”,甚至安排一个优等生跨区应试,就坐在女儿身旁。更让如今考生难以想象的是,考试过程中马连宝还能把女儿叫出考场,问她哪些题不会做,随后把答案送进考场。猖狂气焰带动了整个县的舞弊风气。
这样的集体舞弊案件并非孤例。
1997年的广西陆川县、2000年湖南嘉禾县都爆发了高考集体舞弊丑闻,尤其是广西陆川县高考舞弊案,成为高考史上最大作弊案。公开信息称,考后阅卷老师发现,全县1600份高考试卷,雷同试卷达500多份,全县几乎三分之一的考生都参与作弊。2007年,云南宣威市1万多的高考生,几乎有40%以上的考生作弊。
当高考沦落成为地方性的“团体作战”,气焰已经嚣张到不惜以武力来对抗,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式作弊简直堪称魔幻。2013年,湖北钟祥试点异地监考,54名外地赶来的监考老师不会想到,自己会身置于一场和高考相关的暴力旋涡。
2013年6月8日下午6点多,一条内容为“正遭受几百学生围攻,我们正在考点办公室等待救援,试卷就在脚下,我们誓死保护试卷”的短信在监考老师的手机中发出。
办公室外,学生和家长将石头、文具砸向老师,用板凳砸碎了考点办公室的玻璃,试图抢夺试卷。一个家长后来对警方说,因为监考老师没收了孩子作弊工具,“影响我儿子高考,我很气愤”。
2年后,高考作弊首次纳入刑法范围。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在普通高考、全国研究生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将入刑定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即使如此,在量刑写进法律后的首次高考结束后,次年也还有24起舞弊案被宣判。
公平有多远?


回望历史,烛照今昔。高考四十年,也是舞弊与反舞弊持续较量的四十年。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论何年何月,普通人最大的心愿无非是“公平”两个字。但真正的公平性在各个层面的确都难以实现。由此一来,被寄予公平期望和定性的大型考试,当属甚至仅属高考。

有人愿意违背道义在高考场上作弊,归根到底来说,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机会仍然算一种稀缺资源。

尽管犀利,但不得不直视——有考试存在的地方,就有作弊存在。而公平不仅具有历史性,且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考试的公平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个理想,还是一种过程。

从高考的鼻祖科举面世到今日,对这种公平理想的期待和努力一直在持续,但任何一项制度都很难堪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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