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竟然看不上苏轼！宋朝文坛辉煌灿烂超乎想象 |宋朝史话连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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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辉煌灿烂的时期。这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既有社会经济的繁荣作为物质基础，也同政局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联系。
在北宋前期，先是统治者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鼓励大官僚放纵于声色宴乐之间，后来又因循气氛充斥朝廷，黄老无为的思想居统治地位。
同这种政治和思想气氛相适应地浮靡文风，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
这种文风开始于唐末五代，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虚为其特点。北宋初年的代表作就是《西昆酬唱集》。
这部诗集的作者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都是宫廷侍臣和翰林学士，他们在起草制诰和修书之余，拾取前人作品中的“芳润”，重新编组成诗，互相唱和。他们致力于“雕章丽句”，玩弄词章典故，讴歌内廷侍臣的优游生活，以华灯、绮宴、兰风、慧帐等为主要题材，内容空虚无物。
《西昆酬唱集》的这种文风，就被称为“西昆体”。因为这种文风适应了当时士大夫无所事事、热衷于宴游的生活情趣，它一出现，在文坛上就产生很大影响。据欧阳修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杨、刘风采，耸动天下”。
西昆体影响所及，不仅使得盛唐时期曾经光灿夺目的诗歌在宋初变得僵化和毫无生气，而且因为当时擅长这种绮丽文风是中科第、得名声的敲门砖，曾经受到唐代韩愈、柳宗元批判的骈体文，这时也成了“时文”，有生气的散文反而处于窒息状态。
唐代由民间曲子词发展起来的词，北宋前期也继续发展。以晏殊为代表的宋初词作，善于描写即景抒情的短调小令，用清丽的词语，描绘出情景相融的画面，表现手法含蓄而有韵致。
但是，这种词作同唐末五代时期一样，依然是官僚士大夫酒后茶余消遣的工具，内容主要反映士大夫悠闲自得的生活及伤情惜景的无聊情绪，词风也几乎完全承袭晚唐、五代那种柔靡的风格。
到北宋中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在文坛上培养出大批人才。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政治革新，在文学方面则反对浮靡的西昆派文风，掀起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是这个运动的旗手，他把宋初已被人遗忘的韩愈文集加以补缀刊印，使之流传，号召学习韩文风格，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并且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于文的观点，主张文章应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思想性先于艺术性，文章应作为“明道”的工具为社会服务。
同时，他还指出那些只注重“文章丽”、“言语工”，醉心于“文字间”游戏的西昆派作家迟早会“与众人同归于泯灭”，对西昆派那种只重艺术形式、轻视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
在诗歌方面，欧阳修反对西昆派的无病呻吟，推崇韩愈用诗来“叙人情，状物态”而“曲尽其妙”的风格。
王安石则认为文章应当努力做到“有补于世”。苏轼也提出文章要能“救时行道”的口号。
这个反对西昆派文风的诗文革新运动，在散文、诗歌等文学领域都获得重大成果，使宋代文学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在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有六家出现于北宋中期，他们的成就也超过了唐代的韩、柳。
欧阳修所写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散文，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灵活生动，音调和谐优美，富于诗情画意，而且情景交融。他的《朋党论》等政、史论文，说理透彻雄辩，引人入胜。
欧阳修的这些散文使人耳目一新，而使那些浮靡乏味的西昆体文章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天下学者争着传诵欧阳修的散文，学习他的风格，使西昆体文风受到沉重打击。
曾巩的散文具有法度严谨、层次井然的风格，使人回味无穷而又深然其理。王安石则以政论见长。他的文章精辟、深刻，具有锋利劲峭而又凝练矫健的艺术风格。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称为“三苏”，在散文方面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苏洵风格雄健，善于反复辨析。苏辙的文章寓意深刻，气派很大，色彩优美。
“三苏”中以苏轼的成就最大，他的散文不论什么题材，都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然，又像波澜叠出，变化无穷，能把读者引入美丽如画的意境，使人心旷神怡。
欧阳修等北宋六大散文家的光辉艺术成就，不仅像劲风扫落叶那样把西昆派文风涤荡殆尽，使北宋文风发生根本转变，而且使得散文体制趋于完善，为后代散文的发展规定了方向，提供了典范。
在诗歌方面，通过诗文革新运动，西昆派那种形式主义颓风也遭到扫荡。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
欧阳修诗歌的风格平淡秀丽，表现手法主要是以文为诗，冲破诗歌格律的束缚，使诗歌能较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他和梅尧臣等诗友，都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创作了一些揭露当时社会矛盾的诗歌。
在《食糟民》一诗中，欧阳修揭露了官府强征农民的粮食酿酒，使农民无以为食，不得不反向官府买糟而食的黑暗社会现实。
梅尧臣的《陶者》诗，仅用了“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20个字，就把当时劳动人民劳动果实全被剥夺，剥削者却不劳而获的阶级对立深刻揭露了出来。他所写的《田家语》、《汝坟贫女》 等诗，在揭露黑暗社会现实方面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安石、苏轼等人也都在诗歌中触及到当时社会生活方面的许多问题。王安石的诗内容充实，艺术上俊逸而又平易近人。苏轼的诗歌则以开阔的境界和奔放的风格为时人所推崇。
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名家的诗作，使西昆体诗风受到沉重打击。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指导下所出的工练、雄放而又艺术造诣精深的诗歌，成了北宋中期诗歌的 主流。宋诗的“尚理”，“以议论为诗”的独特风格也在北宋中期基本上形成了。
词的发展同诗文革新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欧阳修所创作的词，风格属于晏殊一脉，同他的散文、诗歌的风格迥然而异。
然而，北宋中期词的发展，因城市经济的发展和适应市民增多的需要，又受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无论是题材范围还是风格，都有重大的突破。
柳永和苏轼虽然格调根本不同，但他们都对这时期宋词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虽然还局限于叙写男女离别情思，充满靡靡之音。然而，他突破了以往词只是描写士大夫悠游生活的狭隘题材，成功地用词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据说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词从官僚士大夫的庭院中向社会扩展，影响扩大了，这对词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柳永还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使词能够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词的体式也因此而更加完备。
长调词在北宋中期以后蔚然成风，这应当归功于柳永的倡导。后人认为宋词至柳永而一变，这种估计是合乎事实的。
苏轼的贡献是把词的题材进一步扩大，为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南宋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 中说，苏轼的词“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以诗为词”，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作词，使词也像诗那样具有咏怀言志的功能。
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唱出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唱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词句，豪迈情怀溢于言表，成了千古绝唱。
南宋初年胡寅评论道：“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这种评论是很精辟的。
北宋中期伴随着政治上革新思潮汹涌而出现的文坛上的生气勃勃景象，在北宋后期并没有继续发扬。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北宋统治的日益腐败黑暗，士大夫普遍滋长了闭门读书、空谈儒学义理、脱离社会现实的思想倾向。
与此相应，在文坛上，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又重新抬头。苏轼弟子之一的黄庭坚提倡写诗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处”，要“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在诗作中“搜猎奇书，穿穴异闻”，竭力显示自己的渊博，在技巧上又竭力锻炼。
这种诗风因适应当时士大夫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而风靡一时，并且形成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统治着北宋末年的诗坛。词的创作在北宋末年也走上追求格律化的道路。
号称苏门著名词人的秦观，艺术上虽然有相当成就，但风格却类同柳永，并没有继承苏轼的豪放词风。
被称为当时词坛泰斗的周邦彦，虽然在艺术技巧方面有很大成就，他的词作讲求曲折、回环，变化多端，语言典雅、含蓄，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在格律方面尤其讲究，但内容却主要是描写儿女闲情，显得空虚、贫乏。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虽然才华焕发，善于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创造出鲜明、完美的艺术形象，但她反对苏轼的豪放词风。她自己十分讲究格律，在词作方面也成了同“豪放派”对立的“婉约派”正宗词人。
这种对豪放词风的否定和追求格律、忽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是对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倒退。
到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南侵，许多士大夫激于北宋灭亡、故土沦陷之痛，用诗、词等文艺形式表达了要求抗金、反对投降的心声，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所开拓的现实主义道路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爱国主义激情成了这时期诗、词的主要旋律。连在北宋末年以“婉约派”正宗词人著称的李清照，这时也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等悲壮激烈的诗句，抒发自己的爱国激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慨。
陆游是这时期爱国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热情奔放，大都以收复失地为主题。他所写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等等许多表述自己心迹的诗句，唱出了这一时代民族和人民的最高亢的歌声，几百年来一直激 荡着历代爱国志士的心灵。
陆游的诗不仅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许多诗都别具风采，成了为人传诵的名作。
辛弃疾的词，则是这时期爱国主义词作的优秀代表。他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派词风，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横溢的才华和多样的艺术风格，把词的境界扩展到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他那里，无不可运用的题材，无不可描绘的事物，无不可表达的意境。
他的词唱出了当时广大人民要求抗金的时代最强音。他用“要挽银河天浪，西北洗胡沙”，“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等词句，表达了自己要挽狂澜于既倒，恢复故国河山的豪情壮志。
同时，他也用诸如“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其血三年化为碧”，“万事重教，浮云来去，托了冲冠发”这样的词句，抒发自己在南宋腐朽统治者的排斥下，壮志难酬的悲愤。
辛弃疾的词不仅意境比苏轼广大得多，思想性比苏词更加强烈，而且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他词中应用词汇之丰富是其他词人所不能比拟的。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辛词都是当时词坛的权威和典范。
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诗、词作品，使南宋前期成了宋代文学的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在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偷安岁月，许多大官僚都沉浸在歌池酒海之中，南宋末年词人文及翁曾赋词感慨地说：“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适应上层官僚这种糜烂生活的需要，在文坛上就出现一批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文人清客，其代表人物，在词坛方面有姜夔、史祖达、吴文英等人。他们自己不曾做官，经常往来于仕宦之家，充当大官僚的门客。
他们的词作，也大都是为了同他们所依附的达官贵人应酬。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只讲格律和雕琢词藻，在字句间精心刻意，或陶醉于自然景物，或着眼于自己的离愁别恨，发泄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
姜夔等人的词因为适应那些偷安避世的士大夫的需要，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当时很有影响，形成一种以讲究格律为主的姜派词风。
在诗歌方面，有所谓“永嘉四灵”及其影响下形成的江湖派。“永嘉四灵”因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灵秀）四个诗人都是永嘉人，名字又都有个灵字而得名。他们同姜派词人一样，也都喜欢攀附达官贵人。
他们的诗歌主要也是些应酬之作，诗只是他们猎取名家桂冠的手段，所以他们也注重在炼句炼字上下功夫，思想境界很窄。在他们影响下形成的江湖派，除少数作家外，大都是些所谓“山人”和“食客”，他们写诗主要是以文字做游食，所以意境浅薄。
南宋后期的词坛主要由姜派词人统治着，诗坛则笼罩着“永嘉四灵”及江湖派的影响，形式主义文风又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南宋末年，因元兵入侵及南宋军民掀起悲壮激烈的抗元斗争，爱国主义才又成了一些关心南宋灭亡命运的诗、词作品的旋律，出现了文天祥、刘辰翁、汪元量等爱国主义作家。
但这时南宋已面临灭亡，这种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后期文坛的萎靡习尚和风气。无论是诗还是词，在南宋后期都走向衰败。
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包括“话本”和戏曲两大种类的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
“话本”就是白话小说，是“说话人”表演时的底本。“说话人”是随城市市民需要而出现的说书艺人。他们说书的内容，包括短篇的白话小说、长篇的讲史和讲佛经故事三种。其中以“小说”的内容最为丰富，有灵怪、脂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讲史以历史故事为题材。
“说话人”说书的内容，开始是民间口头文学，经过一些文化人的记录和整理，就成了“话本”。因为这种民间文学使用的语言接近口语和白话，通俗易懂，内容又主要是市民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和精彩的历史故事，艺术上鲜明生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甚至连皇帝也把小说当作消遣的工具。
据罗烨《醉翁谈录》统计，宋代话本达一百多种。可见这种民间文学的繁荣。今天保存下来的宋代话本还有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之中。这些话本虽然有宣传佛教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等糟粕，但也有许多揭露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话本这种文艺形式的出现，开拓了后代白话小说发展的道路，是明清时期各种优秀长篇小说出现的先河，使中国古典文学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戏曲在唐代以前还只是萌芽，到宋代才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而空前发展起来。两宋的戏曲主要是杂剧和南戏。
杂剧又叫滑稽戏，以演出带讽刺性的故事为主，演员一般有四五人，登台时用白粉和黑墨化妆。
南戏又叫“温州杂剧”，首先出现在温州，南宋时流行于南方，有演有唱，能够表演比较复杂情节的杂剧和南戏的发展，为元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出现的傀儡（木偶）戏，到宋代发展成悬线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多种。
宋代的歌舞，有歌有舞，还有念白表演、叙述故事的大曲和曲破，比起唐代的歌舞，在艺术上也有显著发展和创新。
宋代的美术，在雕塑、绘画等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呈现花开烂漫的景象。
山西晋祠的四十四尊宋代彩塑，通过眉宇、口角的不同表情和腰身、手式的动势，把那些宫女的不同年龄、性格、神情、状态，都一一表现出来。
这些彩塑互相左顾右盼，静中寓动，默然传神；其衣着松动自然，彩绘富丽鲜明，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是宋塑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组群。
重庆大足县北山的宋代摩崖石窟，雕刻技术精炼，衣纹平面褶叠，理路清晰，华冠佩饰精雕细镂，刀法锋利，棱角清楚。
这些宋代石刻同当地唐代石刻比较，技艺显得更加精湛，反映出宋代石刻的水平在唐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在绘画方面，宋代按五代“画院”的遗制，设“翰林书画院”，网罗一批士大夫画家到其中从事绘画创作。
宋代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在画院中任职。那些“画院”中的画家，主要是陪着皇帝在宫廷中画些工整艳丽的花鸟供统治者玩赏，形成了以画花鸟为主的“院体画”，一些画院外的文人画家相从效尤，使宋代花鸟画出现繁荣景象。
山水画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北宋的著名画家有李成、范宽、郭忠恕、燕文贵、郭熙、王诜等人。他们所画山水的共同特点着重表现大山大水的全景，给人以“远观其势”的雄厚感觉，但又各有所长，从各个方面探索了自然美 景，使山水画的思想内容和自然形象更加丰富。
李成的《读碑窠石图 》，范宽的《谿山行旅图》，都是传世佳作。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荣景象，更是一幅不朽的画卷。
南宋的山水画家，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他们的画主要是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对山腰水脚的一木一石着意刻画，表现方法更加多样，构思和技法都更加成熟。
宋代山水画的成就，为后代山水画的发展取得了许多经验，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版画艺术在宋代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唐、五代佛教画像及经卷插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雕版佛画，刻制相当精致，有的还施以淡彩，使画面更加灿烂绚丽。1955年在日本发现的北宋《弥勒菩萨像》，就是一幅雕版佛画，从这幅版画的细腻作风和柔和线条，可以看到当时版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随着当时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原来仅用于佛经插图的木刻画，也广泛应用在各类书籍中作为插图和绣像。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以及宋朝政府修订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科技书籍，就有大量木刻版画插图。
版画突破宗教题材的束缚，这对我国版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