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无敌说
儒家关于正义战争必胜的学说。儒家根据战争性质决定战争胜负的观点，认为以至仁伐至不仁，仁义之师所向无敌。《周易·师第七》曾说：“师贞，丈人，吉无咎。”贞，通正，即是说举兵打仗合乎正义，又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就能顺利取胜而无祸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师直为壮，曲为老。”认为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不义而战，就理屈气衰。在此基础上，孔子曾提出“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的命题，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仁者无敌说。
孟子曾评价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认为春秋时代没有正义战争。孟子在当时是以是否行仁，是否是仁义之师作为判断是否属于正义战争的标准。若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同上)，就属于正义战争，反之，则不是。所以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同上)。孟子认为，只有道德高尚，才能“尊贤使能”，“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而“无敌于天下”。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若行仁，就会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市场储藏货物，又不使货物积压；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实行井田，只助耕公田，也不再征税；对百姓居住的地方不增加额外雇役钱和地税。能够在这五个方面实行仁政，邻近的百姓就会像对待爹娘一样爱慕他。如果做到这些，就会天下无敌。孟子又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孟子·离娄上》)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不高的人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不太贤能的人为非常贤能的人所役使；政治黑暗的时候，力量小的为力量大的所役使，弱的为强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天决定的。顺从天则生存，违背天则灭亡。但是，天意并没有一定，例如商代的子孙何止十万，结果都为周朝的臣下。所以孔子说：仁德的力量，是不能拿人多人少来计算的，君主如果爱好仁，天下就不会有敌手。如今一些诸侯想要天下没有敌手，却又不行仁政，这就好比苦热的人不肯洗澡一样。由此而言，是否无敌于天下，关键在于是否施行仁政。在回答梁惠王如何向齐、秦、楚三国报仇雪恨的问题时，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欲，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君主如果实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深耕细作，讲求孝道，待人忠诚，并运用这些道德来教育百姓，就是制造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实盔甲、锐利刀枪的秦楚军队。这是因为秦、楚不施仁政，使百姓陷在痛苦的深渊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去讨伐他们，又有谁和你抵抗呢?所以说仁者无敌这个道理，是不能怀疑的。施行仁政，行仁义之师，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据此，孟子又提出“民悦则取之”的思想。当齐宣王就是否占领燕国问题请教孟子时，孟子对答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盛，亦运而已矣。”以历史上周武王灭商和周文王不灭商为例子，又结合以齐国这样的大国进攻燕国这样的大国，燕国百姓用竹篮盛着饮食，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齐国军队的事实，说明攻伐战取是否可行，就看是否行仁政，是否是仁义之师。孟子的仁者无敌思想，虽然过分地强调仁、仁政在战争中的作用，但其中确实含有战争的力量扎根于群众百姓之中的光辉思想。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者必有勇”和孟子“仁者无敌”的思想。在《荀子·王制》中，深入分析了王者、霸者、强者对待征伐的不同态度、措施和效果，不仅肯定王者以仁义服天下的原则，而且认为单靠武力争天下，必然事与愿违。他说：“知强道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认为真正懂得致强之道的，决不单纯使用强力。大抵都以统一天下为自己的长期目标，注意保全自己的力量，积累自己的德行。只要保全力量、积累德行，诸侯就不能使他的国家衰弱。因此，王者与霸者不同之处就在于能“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即仁德和义行高于天下。他说：“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仁德高于天下，天下就没有不亲近他的；义行高于天下，天下就没有不崇尚他的；声威高于天下，就没有敢和他为敌的。用无人敢敌的声势，来辅助使人心悦诚服的仁义，不用战斗就可以取胜；不用进攻就可获取，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使天下归顺。这才是真正懂得成就王业的道理的人。在《荀子·儒效》中，荀子又通过周公佐武王伐纣的战事，说明以仁诛暴，以义诛不义，出师必捷，攻之必克，无须顾虑什么“兵忌”，也无须多余的“戒惧”。不仅如此，荀子还进一步提出了仁人治国的三条原则和实行王道的四条标准。仁人治国的三条原则是：①“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斯文理”，即修养自己的心性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推崇礼义，尽本分守信用，措施极有法度。突出强调了礼治的作用。②“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用力”，即开辟田地，充实府库，使器械便于使用，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全军将士合力同心，也就是要求务农强兵。③“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荀子·富国》)，即要求正确处理小国与大国、弱国与强国之间交往的原则，并抱着一种慎重的态度去对待它们。实行王道的四条标准，即荀子所说：“故其法制，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霸》)如果法是治平之法，臣是贤良之臣，民是朴实之民，俗是敦厚之俗，四者齐备了，这就叫做“上一”，即完全施行了仁政。这样，就可以不必战斗而取得胜利，不必进攻而获得士地，军队不受劳苦而天下归服。荀子还指出，商汤凭着亳都，周武王凭着镐京，都可以统一天下，就是因为达到了上述四条标准。相反，夏桀、商纣虽曾拥有占据天下的极大威势，终于还是国灭身亡，就是因为完全丧失了上述四项仁政内容。荀子从治国和失国、王道和霸道的关系，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儒家关于仁者无敌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战争性质的问题，有一个逐步认识和发展的过程。早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有道”与“无道”、“曲”和“直”等概念来区分战争的性质。战国时期，“义兵”、“义战”、“不义之战”等概念已经在诸子文论中广泛使用。例如吴起曾提出了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五种性质的战争，《文子·道德》中则又区分为义兵、应兵、忿兵、贪兵和骄兵五种性质的战争。在此基础上，墨子曾提出以“义”作为划分战争性质的标准(见《墨子·天志下》)。而儒家则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明确提出以仁义或仁政作为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并成为整个古代社会分析战争性质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这就为进行正义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儒家的仁者无敌说恰是在这一方面体现出其巨大的理论价值，为后来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扬，理论上为进行正义战争鸣锣开道。例如，《司马法·仁本》提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鹖冠子·近佚》则提出“兵者，礼义忠信也”，认为正确的用兵之道应该体现礼义忠信，把兵道和人道统一了起来。曹操在《孙子序》中进一步提出“用干戈以济世”的思想。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一书，强调“振兵”，号召研究军事，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谓：“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宋代李觏则针对对仁义和诈力的两种片面性理解，明确地从理论上提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未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李觏集》卷十七《强兵策第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和观点都带有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含义，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