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园理政 ： 清代也有“副中心”
清朝建立后，历代皇帝在京城西郊修建了多处皇家园林，如畅春园、圆明园等，此后逐渐形成了“三山五园”的格局。
这些以圆明园为核心的清廷御园，除了作为皇帝的行宫，还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而这种模式也是清代政治运行的一大特色：御园理政。
与前代相比，御园理政既不同于汉代上林苑之类的帝王苑囿，也不同于辽、金、元时期的陪都，而是清朝统治者应对“大一统”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与紫禁城并存的“副中心”。
康熙帝建畅春园处理政务
首先开启三山五园园居理政的是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一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江南巡幸归来后，利用明武清侯李伟修建“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在其旧址上仿江南山水，兴建了畅春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二十二日，《圣祖实录》中第一次记载：“上移驻畅春园。”二月二十八日，“上自畅春园回宫”（《清圣祖实录》卷129）。这是实录中康熙帝第一次临幸畅春园的记载。康熙帝驻跸畅春园之初，即明确要求原来在紫禁城内的政务转移到畅春园来，此后，“时奉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憇焉，政事几务即裁决其中”。畅春园不但成为每年夏天康熙帝奉太后避暑的离宫，而且成为北京城内、紫禁城外新的政务活动中心。
雍正帝即位后，没有沿用畅春园作为理政之所，而是大规模扩建自己即位前的赐园——圆明园。从雍正开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几位皇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度过，他们在此处理日常政事和国家大事，一般有重大的礼仪祭祀才返回紫禁城。
雍正帝驻跸圆明园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处理日常政务的问题。自顺治、康熙朝以来，清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帝王理政模式。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亲政后在乾清门听政，起初，御门听政的时间，春夏为卯正（即早6点），秋冬为辰初（早7点）。据《清文献通考》载，每早御门听政，不仅“诸臣每夜三更早起，朝气耗伤”，而且“启奏官员惟恐迟误，必四五更趋朝，难免夜行风寒之苦”。鉴于此，康熙帝于二十一年（1682年）推迟了听政的时间，改为春夏辰初（早7点），秋冬辰正（早8点）。并规定，若遇大雨大雪天气，临时奏请皇帝指示，只有夏天极热或者冬天极冷，而且各部院的确没有可奏之事时，方可暂停御门听政。
宫内听政尚且如此，若皇帝驻跸京西御园听政，给朝臣带来的不便可想而知。京西园庭距离内城并不近，若从西直门到圆明园宫门就有二十里之远，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居住在南北城的亲贵大臣一大早赶往圆明园，当天再返回居住地，往返周折，并不轻松。
除了造成朝臣周折往返的艰辛之外，皇帝在京西御园理政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各部院堂官前往御园奏事与在城内衙门正常办事之间的冲突。雍正帝心念勤政，不想延宕政务，因此他很快就颁布了各部院衙门前往圆明园奏事的初步规定：“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若无应奏事件，在衙门办事，不必到此。”
雍正初期不仅自己非常勤政，而且朝纲严明，因此很多官员前往圆明园奏事时尚不敢怠慢，一大早就从城南寓所赶往京西御园，候旨进班。雍正帝见此情景，颇为体谅臣下，允许官员来圆明园奏事时可以稍有迟到，甚至允许偶尔旷到一两次。但时间一长，这一宽容政策导致奏事者日渐稀松，有时甚至一天堆积了大量奏本待办。为此，雍正帝制定了明确的轮班奏事制度，八个旗按顺序每旗一日，然后再分别搭配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一日，都察院与理藩院为一日，内务府为一日，共八日一轮回。如果碰到御门听政日，则各旗院堂官都要前往，当天应轮班奏事的部院则顺延至次日。如果某部院在轮班之日确实没有可奏之事，其堂官也要前来，等待皇帝召问委办。相反，如果某部院若有紧急事件，却又不在轮班之日，也可以不拘限于班次，立即启奏。在规定中，还明确要求凡是不来京西御园奏事的旗部官员，则要前往城内各自衙门办事。有了明确的轮班奏事制度，便可保证各部衙门能按章办事，各部官员亦可有序前往京西御园奏事。
乾隆帝圆明园理政“与宫中无异”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京城坊间乃至地方各省都流传雍正帝在圆明园“日日饮酒”，夜夜笙歌。甚至京城报房小抄亦言之凿凿：“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由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
对于报房小抄的描述，雍正帝颇为恼怒，要求兵、刑二部详悉审讯，务究根源。很快，牵涉此次报房小抄事件的何遇恩等人依律斩决。坊间流传雍正帝在圆明园饮酒作乐，以及报房小抄所言，并不排除有捏造失实的成分，也有因皇位继承而造成的政治对手的造谣和诽谤的成分，但谣言的制造者也不排除有那些常年奔波往返于御园与城内衙门之间、且敢怒而不敢言的王公大臣们。从雍正帝对传言的反驳之词来看，他真正在乎的是自己在御园中“仍以吏治民生”为念、“于政事不误”的形象，实质上是在为自己御园理政的合理性辩白。
乾隆帝即位后，为了避免朝野上下将自己驻跸圆明园视为巡幸休闲而怠慢政事，乾隆帝再次明确自己驻跸圆明园时各旗院要按照规定轮班奏事。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初十，结束三年服丧的乾隆帝首次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听政，并宣布了自己的理政方针，乾隆帝特意选在圆明园勤政殿宣示自己的理政方针，并非随意之举，而是刻意所为，其凸显圆明园作为“办事之所”的意图显而易见。乾隆帝在御园理政，也着力做到“与宫中无异”。
例如，他将原本在紫禁城举行的科道考选挪到圆明园举行。“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司，关系甚重”，向来都是由各部院堂官将合例司员拣选保送，其中翰林院编修、检讨也在拣选保送之列，由吏部带领引见，皇帝亲加简拔，用为科道。但各部院司员及翰林院编检人数甚多，其余众员则很难有机会得到皇帝的引见。为了不埋没人才，扩大引见官员的范围，乾隆帝明确要求将应参加考选的翰林及部院所有司员，“于圆明园该班奏事之日，带领引见”，由皇帝本人亲自鉴别任用。此后，这一引见活动便成为了圆明园政治活动的常态。诸如此类，乾隆时期将很多原本在紫禁城举行的活动转移到了圆明园中进行。
乾隆帝初政之始便长期驻跸圆明园，同样不免给外界以其沉湎燕游、荒废政事的印象，当时有传言说乾隆帝在圆明园蓄养秀女、纵情声色。乾隆三年五月十二日，乾隆帝谕：“朕自幼读书，深知清心寡欲之义，即位以来三年之内，素服斋居，此左右近侍及在廷诸臣所共知者。上年释服以后，虽身居圆明园，偶事游观，以节劳勚，而兢兢业业，总揽万几，朝乾夕惕，惟恐庶政之或旷，此心未曾一刻放逸。每见廷臣动色相儆，至不迩声色之戒，尤未尝一日去诸怀也。”因此，乾隆帝在所兴建的各处苑囿中处处设“勤政殿”，以突显其勤政的色彩。
作为皇家禁地，外人一般不能进入园中，即便是朝臣，除非入园奏事，或者皇帝赐恩引见，否则也难睹真容。乾隆帝有时为赏赐大臣，也会特令让朝臣入园内游赏。乾隆三年六月，因久旱后“甘霖大霈”，朝野称庆，兴奋之余的乾隆帝便命大学士、内廷翰林入园游赏。乾隆帝当时还从南方选用弋腔戏班，在御园同乐园唱戏，供奉皇太后。
晚清御园理政遭反对
在乾隆朝长达六十年之久的御园理政的运行下，圆明园几乎已经达到“与宫中无异”的状态，尤其在礼制功能上，御园已可以满足原本只能在“宫内”举行各种礼制仪式的需要。
原本作为日常运转的城内各部院衙门却日渐荒废，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各衙门官员疲沓玩忽，因循观望。例如内阁大学士，他们多在军机处行走，春夏两季又常因皇帝入驻圆明园而赴园当差，结果导致前往城内内阁衙门的办事之日甚少。为确保内城内阁六部等衙门的正常运转，嘉庆帝要求内阁大学士均应常到内阁办事。如果皇帝是在城内，散值较早，大学士应赴衙门办事；在军机处行走兼职的大学士先赴内阁，再赴所分管的部院衙门办事；至于不在内廷行走的大学士，则一律要到内阁办事。即便皇帝是在京西御园时，如果散值较早，各部在前往御园轮班奏事之后，也要立即返回城内衙署办事。
至晚清，皇帝在京西御园理政，但由于国势日衰、内忧外患频仍，此时清廷继续维护和经营京西御园的压力陡增，尤其是当皇帝驻跸御园时无法保证“与宫中无异”时，御园理政就受到朝臣的公开质疑和反对。咸丰帝即位之初，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国计艰虞，民生涂炭”的危局使得咸丰帝在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驻跸圆明园后，“不暇有事于游观”，三年之内未曾前往圆明园。
咸丰五年（1855年）初，咸丰帝流露出意欲驻跸圆明园的征兆，却接连遭到大臣们的劝阻和反对。二月，时任户部侍郎的王茂荫第一个上《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力陈“六不可”，归纳而言，王茂荫所拿出来的反对理由，一是国家危亡之际，没有经费维持御园运转；二是皇帝此时驻跸圆明园必然影响清廷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应对，导致人心涣散，社稷危亡。随后，监察御史薛鸣皋也上书反对咸丰帝在圆明园理政，但都无一例外，遭到咸丰帝的拒绝。
此后，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三山五园之前，咸丰帝每年的大量时间都居住于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犯京城。咸丰帝于当年八月初八“以秋狝木兰，自圆明园启銮”，实际上是前往避暑山庄逃亡。咸丰帝这次离开圆明园后，不但他自己没能再回到京师，而且以圆明园为核心的“御园”也迅即面目全非。当年八月二十二日，“淀园火”（《咸丰朝上谕档》第10册，第63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年）。圆明园付之一炬，京西御园轮班奏事的景象自此消亡，尽管承德避暑山庄还在，而且后来光绪时期又改建清漪园为颐和园，但作为清代中央政治运行特色的御园理政实际上已经终结。（刘仲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