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的故事：一篇文章让你全面了解管仲
发布时间：2017-03-13 21:16
第一节 漂泊青年
管仲，名夷吾，字仲，溢敬，若连溢而称，则日管敬仲，齐桓公称呼他为仲父，世人尊称为管子。齐国颖上（今属安徽）人。其生年已不可确考，据推测，大约生于公元前730年，卒于公元前645年，活了85岁左右。
《国语·齐语》韦昭注日：“管夷吾，齐卿，姬姓之后。”《通志·氏族略第二》进而认为：管仲“出自周穆王”。可见，管仲原是姬周贵族出身，他的先祖曾经谱写过一段辉煌而显赫的历史。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血缘关系的疏离，其家族渐渐失去了高贵的地位。不知从哪一代起，家道开始急剧衰落，终至于降为平民阶层了。
管仲的父亲名叫管严仲，生平事迹不详。大概在管仲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便告别了人世，因此管仲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为母亲，为自己，为生存，为显达……管仲很小就步履维艰地踏上了辛酸的生活征程。据史载：早年的管仲，在谋生的道路上，养过马、经过商、当过兵、为过吏，从事过多种多样低贱的职业。而且命运对他并不公正——经商赔本、打仗败北、为吏被逐。对此，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写道：“由此观之，则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而其少年之历史，实以失败挫辱充塞之。”岂止少年时期呢，管仲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一直过着贫穷困顿、颠沛流离的生活。
英雄和懦夫的区别在于对待人生和命运的不同态度：是抗争还是屈服？是退缩还是奋进？社会的纷繁复杂，人生的艰难曲折，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时代使命感的强烈呼唤，使管仲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自然引发了管仲的向上意志，坚定了管仲追求政治地位的信念。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困顿，步人通达呢？管仲通过冷静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齐僖公的诸位公子身上。
第二节 幽囚于鲁
姜齐的第十三代国君齐僖公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诸儿、次子纠、幼子小白。按照周礼的规定，待僖公百年之后，诸儿是法定的君位继承人。然而诸儿是一个心胸狭隘，反复无常且又少仁寡义的人，僖公担心一旦诸儿即位后，次子和幼子会遭遇不测，所以委派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委派鲍叔辅佐公子小白，因为他们三人都是当时名闻齐国的俊杰之士，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被时人誉为鼎之三足。从此，管仲就被推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公元前697年，齐僖公死了，公子诸儿被立为国君，是为齐襄公。谁知襄公无道，治国无方，结果在即位后的第十二个年头，祸起萧墙，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公孙无知杀死了。公孙无知弑君夺位，自己登上了齐国的最高权力宝座。
公孙无知也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曾结怨于渠丘大夫雍林，而偏偏于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85年，又到渠丘游猎，结果被雍林所杀。
雍林杀死公孙无知后，便打出为国诛逆，替民讨贼的旗号，马上通知齐国的其他卿大夫们说：“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史记·齐太公世家》）
至此，由于一连串的政变和残杀，造成了齐国一时无君的局面。国不可一日无主，因而择立新君便成了当时齐国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那时可望登上君位的人选一为避难于鲁的公子纠，一为避难于莒的公子小白。纠的母亲是鲁国人，鲁国自然成为纠的强大外援，加上有管仲、召忽的辅佐，真可谓如虎添翼，因而纠居于争夺君位的优势地位。而小白自小与齐国大贵族、周天子的命卿高傒友善，得到高氏。国氏两大家族的拥戴，加上宫国、卫国作为外援和鲍叔的辅佐，因而也具备了与纠相抗衡的力量。因此，究竟鹿死谁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谋的较量，以及偶然因素所起的戏剧性作用。
公孙无知被雍林所杀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传开了，于是一场发生在公子纠与小白之间的，旨在夺取齐国君位的斗争迅即拉开了帷幕。
公元前685年夏，公子小白在鲍叔等人的簇拥下，急急忙忙地踏上了由宫返齐的大道。大约在同一时刻，鲁庄公也派兵护送公子纠踏上了回齐争位的征程。管仲毕竟智高一筹，为防止小白捷足先登，便亲率一支人马前往堵截。管仲与小白巧遇于首道，于是管仲张弓搭箭，只见小白中箭倒于车中。管仲见小白已死，火速还报鲁国。公子纠见对手已除，放下心来，军队遂放慢了行军的速度，结果6天才到达齐都临淄的城郊。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谁知管仲一箭，正中小白的带钩。这小小的金属带钩，挡住了飞来之箭，竟救了小白一命。当时，小白急中生智，假装中箭而死。这一出色的表演巧妙地瞒过了管仲，管仲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等管仲离去，小白藏于温车之中，快马加鞭，直奔临淄。这时，高傒等人早已恭候临淄城下，遂把小白迎人城中，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这时，公子纠尚优哉游哉地行走在齐鲁大道上，对临淄发生的一切竟全然不知！
当公子纠的人马来到临淄城郊时，桓公早已做好了拒鲁的准备，严阵以待。公子纠不得不退回鲁国。这样，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在争位斗争中遭到了第一次失败。
同年秋，鲁国又出动大军，第二次护送公子纠回齐夺位。齐鲁两国战于乾时，结果鲁国失败。
败国无外交。乾时之战刚刚结束，齐国使者便来到了鲁国，带来了齐桓公强硬的口信：“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代我把他杀掉吧！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要抓到他们剁成肉酱才感快意。不然，就要围攻鲁都。”鲁庄公迫于无奈，遂杀纠于生窦之地，缚管仲、召忽于囚车，交给齐使，押往齐国了。
刚人齐境石忽便自刎而死，应该说他死得很悲壮，也很感人。然而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因为他认为：“夷吾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夷吾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夷吾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夷吾就要活下来。活着对齐国有利，死了对齐国不利。”（见《管子·大匡》）由此可见：管仲已经摆脱了身系一人的愚忠桎梏，把眼光放得更远，胸怀展得更宽，立足点提得更高，从而呈现了一种伟大的爱国精神。
对于管仲隐忍请国一事，《管子·大匡》评价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梁启超亦认为：“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国极大；纠极轻而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此论甚当。
就这样，管仲满怀一腔炽热的爱国情怀，在祖国的强烈呼唤下，不羞小耻，毅然向齐都临淄走去。
第三节 拜相于齐
齐桓公当上国君后，欲任命鲍叔为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鲍叔果真像自述的那样功不该立，德不当位，才不胜任吗？绝非如此！他的赫赫定位之功是无人能比的，当时鲁国的智者施伯曾赞叹道：“鲍叔辅佐小白，先人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人，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说到德和才，施伯称鲍叔为仁，管仲称鲍叔为君子，召忽则把自己、管仲与鲍叔之为齐国，喻为鼎之三足，鲍叔也承认自己堪当治齐之重任。尤其是在辅佐桓公争位的斗争中，鲍叔的文韬武略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然而鲍叔拥功不恃、居位不贪。他认为自己虽然有才，但才不如管仲；他认为自己虽能治齐，却不能称霸天下；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德然而德无止境；他认为自己虽然有功，然功须时时增益。他为不能佐君而苦恼，为世有佐君之人而欣慰。这人就是他的好友，旷世奇才管夷吾。他决定推荐管仲为相。有一次，鲍叔真诚地对齐桓公说：“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溪与叙牙是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为了说服桓公任用管仲，鲍叔又从五个方面加以比较，说明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他说：“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的父母。”这并不是鲍叔的自贬之词，实乃肺腑之言。管仲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桓公还有解不开的情感疙瘩，即一箭之仇。他说：“管夷吾亲手射我，并射中了带钩，几乎要了我的命，现在竟要启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
桓公的顾虑消除了。他派人到鲁国要回管仲，名欲杀之，实则用之。所以当管仲到了堂阜之地时，就被除去了桎桔。随行人又为管仲沐浴了三次，用香料涂抹了三遍身体，最后还为他举行了消灾仪式。
桓公迎管仲于郊，礼之于庙。斋戒10日，拜管仲为相。正是君臣知遇，风云际会，从此拉开了桓管霸业的帷幕。
第四节 革新政治
当初，襄公无道，朝纲失常，滥杀无辜，淫于妇人，数欺大臣，闹得国难民怨，政局混乱。用桓公的话来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鄙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宠爱女色，九妃众嫔，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妾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而且几至于“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见《管子·小匡》）。管仲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使齐国走出荆山棘海，管仲为相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付诸实践的第一个计划就是革新政治。
管仲是一个大政治家。他高瞻远瞩，以巨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识，在革新政治伊始，便勾画了一幅远大宏阔的政治蓝图，就是称霸天下！据《管子·大匡》载，桓公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道：“国家能够安定吗？”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可以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于是管仲告辞说：“君免我一死，是我的幸运。但我之所以不死节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大门。这时，桓公慌忙重新召回管仲，汗流满面地说：“您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在管仲看来，处乱世必以强力。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代，要想有效地保存自己，必须做到有效地控制对手。他坚持的是一条以攻为守的原则，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阳刚的为政态度。
管仲又是一个极其务实的人。他追求的目标极为高远，而其措施又极为具体、切合实际。针对当时齐国的弊端、危局，他的政治改革先从提高君权开始。
（一）提高君主的权威
齐国自太公始确立了有限君主制政体。这一周初分封制下的产物，其维系纽带是礼乐制度。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亦有之。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公孙无知弑襄公而自立，旋即又被雍林所杀的事件，正是有限君主制政体保障机制被破坏的证明。具体到桓公个人而言，他是在高、国两氏的支持下，于乱中夺权的。高、国两家是齐国的世袭贵族、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又有拥立之功，可以想像他们在当时的齐国是位高权重的，这是对君权的极大威胁。因而如何巩固桓公的地位，如何提高君主的权威，是摆在管仲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一大课题。既然礼制已经崩溃，势必由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制度便是法治。司马迁说，管仲“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
周谷城先生认为：“当是法律方面的新政。”他又说：“管仲的法治，有两点须注意的：1.立法，权操君主一人之手；2.守法，为上下共有之事。”（《以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l07页）第一点确立了君主独有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第二点又把君主的行动限制在法律之内。这是一种法治下新的有限君主制政体，而较之于礼制下的有限君主制政体，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二）成立宰相制度
伴随着君主制的问世，如影随形般地产生了辅弼大臣，然而作为一种制度，即宰相制度的创立，却始于管仲。正如左言东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所言：“齐桓公任用了出身低贱且于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总理国政，权力在高子、国子之上。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始。”
当时去古未远，原始民主遗风颇深，君主专制尚浅，故宰相在齐国的权力很大。管仲享有三权便是很好的说明。据史载，管仲拜见桓公，说：“臣有宠矣，然而臣卑。”桓公听后不假思索地说：“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又说：“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说：“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再说：“巨富矣，然而臣疏。”桓公遂立其为仲父。这就是管仲任相，索要三权的故事。然而后人不仅不以之为贪，反而大加赞赏。孔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可见，管仲创立的是开明君主制下的宰相责任制政体。
（三）健立五官制
管仲政治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健全中央机构，在宰相下面设置五官，以司各项专门事务。
所谓五官，指的是司法官、军务官、农工官、外交官和谏官。
司法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理，又称“里”，主司法，属官有司寇、士等。
军务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马，又称“将”，主军事，属官有司徒等。
农工部的最高长官是大司田，又称“田”，主经济，属官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
外交部的最高长官是大行，又称“行”，主外交。
谏 部的最高长官是大谏，又称“谏臣”，主拾遗补缺。
当时的五官分别由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和东郭牙担任。据《管子·小匡》载，管仲为相3个月后，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妥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
五官在宰相的直接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而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中央行政体制。
（四）“叁其国而伍其鄙”
管仲调整好中央机构后，继而调整地方行政机构，他把国君直辖区分为国、鄙两部分。国是指国都及其近郊之地，鄙是指郊外田野之地。再进一步将国分为士、工、商三乡，将鄙分为五属，即所谓“叁其国而伍其鄙”。然后于乡、鄙之下再划出各级组织，分别设官任职以管理之。这就是管仲在地方上推行的行政组织改革措施。
对于“叁国伍鄙”的具体区划，《国语·齐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管仲把国都分作21个乡，其中工商之乡6个，士乡15个。在此基础上安排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村立有三衡，管理众官的叫做三宰。并且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划分田野：三十家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有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设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并设五正作为辅佐，以治属政。
管仲建立的“叁国伍鄙”制，给传统封建体制以无情的冲击，为以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开辟了道路。
（五）建立举贤任能的选官制度
行政需要官吏，官吏需要人才。管仲把德、才作为选举和任用官吏的标准。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所说：“选贤遂才”，“举德以就列”，“举能以就官”。根据这一选任精神，管仲制定了一套较为合理的选官制度。即基于乡属长官荐贤基础上的“三选之法”。
何谓“三选之法”呢？《管子·小匡》中记述道：“乡属长官把贤士推荐到中央。桓公亲自接见后，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行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是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乡里意见，对新官加以考察。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如流的，若没有大过，便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叫做'三选’。”
“三选之法”的推行，冲破了以血统为标准的世卿世禄制的束缚，把官吏的选拔扩展到了平民阶层，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使当时的政治机构充满了活力。
（六）设立“啧室之议”
一国之事无穷，一人之智有限。以有限之智理无穷之事而不出差错者，极难！为矫此弊，管仲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委派官吏的做法，来完成搜集士、民政见，使之得以议政、参政的任务，并形成一种制度，谓之“啧室之议”。对此，《管子·桓公问》中载，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征天下而不亡，能办到么？”管仲回答说：“……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议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以方便人们上告；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管仲回答说：“名称可以叫做喷室的咨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土，其意见都纳入喷室的咨议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工作作为分内之事，而不许有所遗忘。”
总之，管仲的政治改革既开辟了齐国全新的政体新格局，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有力的保证。
第五节 富国强兵
管仲认为：国富兵强，对内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基础；对外，是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的保证。因此，管仲在从事政治革新的同时，还致力于富国而强兵。
（一）富国
富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理应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对此，管仲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的生产和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管子·牧民》）既然农业对国计民生如此重要，怎样才能使其得以发展呢？管仲主要从稳定农民队伍、制定合理的土地和赋税制度，采取不违农时措施等方面入手。
首先要稳定农民队伍。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从事农业的专门队伍。为此，管仲在齐国推行“四民分业定居”的改革措施。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管仲让这四个阶层分区而居，即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从而使每个阶层子承父业，世代相传。由此，“农之子恒为农”，从而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而充足的劳动力。
其次，实行“均田分力”的新土地政策。从事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土地。正如《管子·乘马》中所说的那样：“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端正政事，土地制度不公平合理，政事活动就无法正确。没有正确的政事活动，各种经济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针对当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障碍的“井田制”，管仲进行了大胆的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均田分力”，即土地经过公平折算后租给农民，实行分户耕种。这种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对此，《管子·乘马》分析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己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就都会来关心生产。”这一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再次，制定“相地衰征”的新赋税制。管仲在实行“均田分力”的同时，又推行了“相地衰征”的赋税制度改革。“相地”，就是观测评定土地，以区分土地的肥瘠优劣；“衰征”，就是按土地的好坏等级而征收不等的赋税。这种赋税征收制度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具有很大程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最后，采取“勿夺农时”和“赋役有度”的措施。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和产出率低的特点。针对这两个特点，管仲以行政手段采取了吻夺农时“和”赋役有度的措施。
管仲清醒地认识到：农作有时，产出有限，繁重无休止的赋役，既会使民力枯竭，也会使农业失去所需的劳动力和宝贵的时光，其危害是很大的。为了保证农事的顺利进行，管仲要求春忙时节，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以致力于耕种；夏忙时节，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免除农民的赋役，以致力于田间管理；秋收季节，不动兵打仗。凡此种种，都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齐国北、东两面靠海，境内多山。海有鱼、盐之利，山富林木矿藏之饶，而且齐地向有发达的手工业传统。因而手工业在齐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部门。姜太公封齐伊始，便制定了“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即优先发展手工业的基本国策。齐国的这一优良经济传统，在管仲处不仅得以继承，而且得到了发扬和光大。为了保证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管仲采取了“官山海”，即盐、铁国家专卖的政策。
盐、铁是人们生活、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资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国家若掌握和控制山、海等自然资源，就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管仲要求国家严格控制盐、铁等的生产与销售，其具体做法是：
对于盐，实行国家全部专卖和部分专卖两种。全部专卖是制、收、销全由国家经营；部分专卖是收、销由国家负责，而制盐由民经营。
对于铁，实行开矿冶铁由民经营，国家根据自然资源属于国有的原则向生产者征收租税，然后再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
对于森林等其他自然资源，国家也要加以控制。山林之地生产木材，也是国家和人民共同需要的，国家谨守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既能满足人民对木材等的需要，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官山海”的政策是通过交换方式来获取利润，它是“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通过专卖的方式获取税收。这种间接税既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商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它起着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商业的发展，能促进生产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所以，对商贸的发展不可忽视。齐国自姜太公时就逐渐形成了重商传统。管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把商品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管仲很重视商业队伍的稳定性，他通过四民分业定居的形式，使“商之子恒为商”。不仅如此，管仲还非常关注提高商人的素质，他要求“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管仲十分重视商品流通的作用，把它提高到“御天下之道”的高度来看。《管子·国畜》中说：治理国家，若不精通轻重之道，就不可以统御万民，不可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说国家大治。为了发展商品经济，管仲很重视市场的建设。他认为凡是有村落的地方都应该设置市场，否则人民的用品就会匾乏。
管仲不但注重国内贸易，而且也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因为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可以调节商品的余缺，可以为国家增加税收。
为了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对外贸易，管仲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首先实行对商业贸易的减税或免税政策，或“关市讥而不征”，或“三十税一”，“五十税一”。其次，对外商提供优质服务。为了招待外国的商人，管仲要求建立高档的宾馆以供住宿，并规定：带一辆车来的商人免费供应伙食，带三辆车来的商人，还供给马的饲料，带五辆车来的商人，除上述优待外还有服役人员专门照应。另外，管仲还要求三十里设一驿站，负责接待过往的商人。
由于上述优惠政策的实施，结果出现了“天下之商贾归齐者若流水”的局面。
管仲在发展经济方面，由于采取了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使齐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富国富民的目的，使齐国成为当时的经济大国，为“强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说的那样：“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二）强兵
管仲不仅坚决进行了政治改革，大力发展经济，而且也积极地加强军队建设。这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天子式微，诸侯纷争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消说争霸诸侯，恐怕连自保其身也难以做到。因而管仲把强兵放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上。为了强兵，管仲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寄军于政。管仲的强兵之策，不是大张旗鼓地“正卒伍，修甲兵”。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他国家会立即效仿。用《国语·齐语》的话说：“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意即：如果公开地加强军备，势必会引起各诸侯国的军备竞争，若这样，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管仲主张用比较隐蔽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展齐国的军事力量，这就是“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作内政而寄军令”。具体做法是：“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由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管子·小匡》）管仲这种以政统兵，寓兵于政，军政合一，连五家之兵足兵之法，是正政经武，张大齐国国威的一个重大创举。
第二，“薄刑罚以厚甲兵”。有了正规而强大的常备军，管仲又采取宽刑、以物赎罪的办法来解决军备供应问题。据《管子·小匡》载，桓公问管仲道：“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干预诸侯的事务，时机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问：“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牛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挑起诉讼，官长再三劝解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示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这样一来，齐国甲兵大足，军备丰盈。
第三，改良武器。武器精良与否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管子·兵法》说：“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
为了保证精良武器的制造，管仲要求选天下之良工，用天下之良材，造盖天下之武器。
总之，管仲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组成三万精兵，分作三军，由桓管统帅一军，高氏和国氏各帅一军。以此三军威武之师横扫天下，使齐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霸业局面。
第六节 取威定霸
管仲任相后，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下，大约用了5年的时间，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并达到了安国、富国、强兵的预期目的。在此基础上，管仲不失时机地开启了争霸的进程。
在争霸战略上，管仲以“尊王攘夷”为旗帜，来号召天下诸侯。所谓“尊王”，就是尊崇周王室。据《国语·齐语》载，管仲明确向桓公提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的主张。这是因为，尽管当时的周王室早已式微，但其为“天下宗主”的观念却依然很牢固。管仲审时度势，以“尊王”为旗帜，从而在舆论上增强了号召力，在行动上取得了主动权。“尊王”的短期目标是统一于周室。因当时周室无力，由霸主受王命代掌天下大事。其远程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因而这一方略既具有稳定当前局势的现实意义，又具有启示社会前进的长远意义。
所谓“攘夷”，就是以保卫华夏民族为旗帜，团结和率领诸侯各国抵御夷狄入侵中原地区。当时，生活在周边地区的戎、狄势力很大，经常骚扰周王室，进犯中原地区，给中原地区的文明带来很大的破坏。针对这一状况，管仲打出“攘夷”的大旗，正符合诸侯各国的根本利益，所以有利于取得并巩固霸主地位。
“尊王”与“攘夷”的霸业，是春秋前期的特定形势所决定的。由于周王室的衰微，造成了诸侯坐大，相互攻伐的混乱局面；正因为诸侯之间的争斗，才使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有机可乘。所以“攘夷”就必须“尊王”，只有把“尊王”的旗帜树立起来，中原华夏各诸侯国才能增强团结，才能有效地抵御戎。狄的侵袭。所以“尊王”与“攘夷”是一致的。
管仲争霸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尊王室、宁诸侯、主会盟。
（一）尊王室
管仲辅佐齐桓公自创立霸业始，就一直以尊王为号召，突显周天子的地位，重树周天子的权威。春秋时期，五霸迭兴，大都以尊王为旗帜，说明当时王室虽然衰微，但王权仍然是社会秩序的象征。在诸侯争霸的局势下，尚没有一个诸侯国强大到足以取代周王室的程度。所以尊奉周王室，是称霸诸侯的最有力的保障。尊王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周王室遇到内乱外患时，管仲便辅佐桓公集合诸侯军，拱卫王室。比如公元前655年，周惠王宠爱少子带，遂萌发了废黜太子郑而改立少子带的意念。这种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的做法是违背周礼的，会给周王室带来莫大的后患。为了维护周礼的权威性和王室的安宁，齐国便在当年夏天，邀集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国君在首止会盟，并会见了太子郑，以谋划安定周王室。再如公元前653年间十二月，周惠王卒，太子郑即位，是为襄王。襄王因害怕带争位，秘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国，求齐帮助确立和巩固其王位。次年春，齐、鲁、许、卫、曹诸国国君与陈世子连同襄王委派的大夫在挑结盟，共同奉太子即位，以确立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49年，带又一次觊觎王位，招集王城附近的杨泉、泉皋、伊洛之戎攻打王城。秦。晋两国兴师伐戎戍周。战争一直持续到次年。此时，周王室又一次遇到烦。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派管仲前往，让戎人和周王媾和，派隰朋让戎人和晋国媾和。管仲以其杰出的外交才干，很快地平息了这次纷争。对此，周襄王甚是感激，便以上卿之礼招待管仲。管仲辞谢说：“陪臣是低贱的官员。现在有天子所命的二位守国上卿国氏、高氏在，如果他们在春秋两季来承受天子的命令，您又用什么礼节来接待他们呢？陪臣谨致辞谢！”管仲自称“陪臣”，在周天子前表现得彬彬有礼，这与割王田之麦、射王肩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周襄王很敬重管仲，称其为舅氏，说：“舅氏，我赞美你的功勋，接受你的美德，可以说笃厚而不能忘记。去后享你的职务，不要违背我的命令！”最后，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节后回到齐国。对此，有人评论说：“管氏谦让而不忘爵位比他高的上卿，应世世代代享受祭祀。《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神灵所保佑的。”
其二，尊王室还表现在征伐那些不听王命、不朝王室、不纳贡的诸侯方面。比如，公元前656年，齐国率诸侯之师侵蔡伐楚。当楚成王问及征伐原因时，管仲理直气壮回答道：“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日：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苞茅不入，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返，是以来问。”（《史记·齐大公世家》）管仲的一席话恰好说明齐国修复太公之政，以夹辅周室，推尊周天子的抱负。双方虽未兵戎相见，然而楚国却认了错，并答应纳贡于周，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再如，齐国还“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诸侯皆不朝王的情况下，齐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朝觐王室。如公元前647年春，齐桓公派遣大夫仲孙淑朝觐周王室，为诸侯各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关于当时齐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战国策·韩策》中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诸侯之尊桓公也，犹共尊襄王也。”由此可见，尊王与称霸，水乳交融般地合二而一了，这是多么辩证的一对关系啊！
（二）宁雕侯
管仲辅佐桓公，除大力维护周王室外，对那些发生内乱，遭遇外患的诸侯国，亦以继亡存绝的仁爱精神，全力救援，从而赢得了各诸侯国衷心的爱戴。其主要事件有：
其一，扶郑拒楚。楚本属华夏族，但因为很早就南迁荆楚地区，受当地土著居民的影响，颇带蛮气，加上最早独立称王，与周王室及诸侯矛盾殊多，所以中原诸国总以蛮狄视之。春秋以来，楚国势力不断向北扩张。当息、邓等小国先后被楚国吞并后，郑国便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了。公元前666年秋天，楚国令尹子元率战车600乘进攻郑国，攻到了郑国的桔柣门、纯门。郑国危在旦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齐国率领鲁、宋等诸侯联军驰援郑军，楚军被逼撤退。此役既保障了郑国的安定，又暂时遏制了楚国的北进。
其二，救援燕国。公元前664年，生活在北方的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是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鲁济会见，商量讨伐山戎、救援燕国的事情。
齐、鲁两国本来商定共同出兵。鲁庄公表面答应，但却因害怕路远道险而按兵不动，结果齐国单独采取了行动。齐桓公、管仲、隰朋率领齐国大军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兵锋直至今支。在追击山戎的途中，齐军迷了路。管仲说：“老马之智可用也。”于是放老马前行，军队随其后，结果老马带领齐军走出了迷津。这就是著名的“老马识途”成语的来源。后来齐军又遇到了缺水的困难。隰朋说：“蚂蚁冬天居住在山坡的阳面，夏天居住在山坡的阴面，蚂蚁穴居之处，向下挖一丈两切就会有水。”由此解决了缺水的困难。通过上述两则小故事，可以看出，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
山戎被打退了，燕国转危为安。燕庄公自然感激涕零，在送齐军回国时，一直把齐桓公送入齐境还未停下来。齐桓公说：“不是天子，诸侯之间应遵守相送不出国境的礼节，我不能对不起燕君。”于是割让燕君所到的地方给燕国。诸侯听说后，都认为桓公是仁德之君。
其三，安定鲁国。公元前662年，鲁庄公逝世，哀姜和庆父作乱。后来，庆父被逼自杀，齐国派人将哀姜杀死。公元前660年冬，齐桓公、管仲派上卿高子与鲁国订盟。高子率领南阳甲兵，帮助确立鲁僖公的君位，并修复鲁国都城从鹿门至争门的城防。
在鲁国内乱的情况下，齐国本来可以乘其危，掠其地的。然而在管仲亲邻国外交方针的指导下，齐国帮助鲁国平内乱，定国君，使鲁国存而不废，从而赢得鲁人的感戴。
其四，救邢存卫。公元前661年，狄人攻打邢国。面对伐狄救邢的问题，管仲对齐桓公说：“诸夏与戎狄是不共戴天的，戎狄犹如豺狼，其侵略欲望是无法满足的；中原各诸侯国相互亲近，理应患难与共，不能坐视不救；大难当头，不能贪图安逸。贪图安逸，犹如迷恋毒药。诸侯国订盟的简书，表明大家要同仇敌忾，患难相救，如今邢国有难，请遵从盟书，发兵救邢。”在管仲的力主下，齐桓公派军队打退了狄人，解除了邢国的危机。
公元前659年，赤狄又一次攻打邢国，邢国军民溃散败逃。齐国率宋。曹军队救邢。在战斗中，邢人如潮水般奔向联军驻地。联军对赤狄发动进攻，将赤狄击退，并迫其远遁。战后，齐国建了一座新城——夷仪，将邢人迁入新城生活，并派战车百乘，士兵千人帮助邢人戍守国土。史称“邢迁如归”。
公元前660对年，狄人攻打卫国，并占领了卫国的都城。亡了国的卫人在宋国的救援下，在曹地住了下来，并立了新君卫戴公。齐国听说后，便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300乘，军士3000人戍守曹邑。还赠送给卫戴公马4匹，祭服5套，牛、羊、猪、鸡、狗各300头（只），外加做门户的木材。赠送给戴公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车子、细软的锦绸30匹。史称“卫国忘亡”。
齐国援郑、安鲁、救邢、存卫的仁义举动，既达到了稳定中原的目的，又取得了诸侯国的拥护，自然而然地为其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主盟诸侯
在尊王室、宁诸侯的实践过程中，在管仲的大力辅佐下，齐桓公一次次地以霸主的身份会盟各诸侯，假王命以号令中原。这是桓公霸业的具体表现形式。据《谷梁传》载，齐桓公衣裳之会11次，兵车之会4次。所谓“衣裳之会”，是指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和平盟会。“兵车之会”是指帅兵车、聚卒伍，以军事促成外交的盟会。《国语·齐语》的记载则为：“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语日：“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此之“三”、“六”皆为泛指，而非实数。实际上，桓公会盟诸侯大小共16次。即《谷梁传》所载的15次外，还有齐楚召陵之盟。其间的葵丘之盟，周天子派宰孔前去赐胙，使桓管的霸业达到顶峰。至此，齐桓公成了名副其实的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的抱负也得到了最高的实现。太史公以赞叹的笔触写道：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评价至当，一语中的。
第七节 病榻论相
桓管霸业完成了，管仲也老了。后来，管仲病重至卧床不起。桓公为此非常忧虑和焦躁。一天，桓公亲自前往探病，小心翼翼地问道：“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勿需讳言的。假设不幸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正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大政。因为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问：“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为人，有远大眼光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德叫做仁，给人财物叫做良。用做坏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熏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吗？”桓公又问说：“我若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才，现在我全部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说完后，长叹一口气道：“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都死了，舌还能活着吗？”以管子·戒阿关于管仲病榻论相还有第二种说法。管仲病重，桓公忧凄地问道：“仲父如果不幸弃寡人去，群臣之中谁可为相？”管仲答道：“知臣莫如君。”桓公问：“让易牙为相如何？他能把自己的儿子蒸了让我吃，看来他是没有什么不可放心的了。”管仲说：“爱子是人之常情。他对亲生儿子都如此残忍，对您又将如何呢？”桓公又说：“竖刁为了做我的贴身随从而自施宫刑，看来他是可以完全信任了。”管仲又反对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的身体都如此残忍，对您又会如何呢？”桓公又问：“卫公子开方侍奉寡人十五年，连他父亲去世都未回卫国，对他恐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吧！”管仲说：“爱父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如此残忍，对您又将如何呢？”管仲不仅坚决反对这三人为相，而且要求桓公驱逐他们。（《说苑·权术》）桓公当即答应了管仲的请求把易牙等三人逐出宫去。
公元前645年，年迈重病的管仲与世长辞了。其后不久，隰朋也死了。齐国犹如失去支柱的大厦，局势急转直下。这时的桓公因为少了易牙等三人，食不甘味，宫内不治，上朝慵懒，心情不畅，自以为仲父所言也有不尽正确的时候，谁能说仲父的话都对呢？于是在管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易牙等三人召回复职了，并且较之以前宠幸有加，用为近臣，三人于是乎专权。
桓公在位的第43个年头，即公元前643年，桓公病重。他的5个儿子各自村党，为争夺君位磨刀霍霍。易牙、竖刁。开方也乘机作乱。他们堵塞宫门，建筑高墙，把重病之中的齐桓公禁闭在寿宫之中，不使任何人出入。他们在外假传桓公之命，以号令群臣。桓公在病中又饥又渴，却不见一个人影。这天，一个宫女越墙来到寿宫，桓公说想吃点东西，宫女却一点食物也找不到；桓公说渴，一点水也没有。宫女把易牙等人作乱的事告诉了桓公。桓公听后，老泪纵横、慨然长叹道：“嗟呼！管仲真是圣人。他看得多么远呀！若死后真有灵魂，我将有何脸面去见仲父呢！”（《管子·小称》）说完后，以衣蒙面，死于寿宫。桓管惨淡经营了43年的霸业随之宣告结束了。
第八节 遗教未泯
管仲虽殁，然而遗教未泯。他的治国之道，富国之方，强国之策，他的思想和主张，智慧和谋略，都集结在《管子》一书中，留传于后世。
《管子》一书因管仲之名而为书名。以人名书者，在我国古代子书中并不罕见，如老聃之与《老子》，孟轲之与《孟子》，庄周之与《庄子》，苟卿之与《苟子》等等皆是。至于管仲与《管子》书的关系却众说纷坛。韩非、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团等都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著。隋、唐、宋等诸代官修史书亦主此说。晋代傅玄则对遗著说提出怀疑，认为“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唐代孔颖达认为“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录。”其后，宋代叶适，朱熹，直至当代学者，认为《管子》非管仲自著之说者代有其人。各种说法，难以尽述，撮其要者，主要有：遗著说、部分遗著说、遗说说、管仲学派说、伪托说、杂烩说等等。不管说法多么纷纭，见解如何歧异，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其一，《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早在战国中期或以前就已广泛流传，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韩非子·五蠢》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由此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就相当流行，以至于达到“家有之”的程度。其二，《管子》是一部反映，或基本反映管仲思想，记述或转述管仲言行的书。《管子》既是管仲及其追随者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管仲的重要资料。
《管子》一书在先秦时期可能有多种抄本行世，现存版本则为汉代刘向所编定。刘向校书时，共收集到各种《管子》共564篇，校除重复484篇，定著86篇，分为“经言”气“外言”、“内言”兄“短语”气“区言”兄“杂篇”兄“管子解”、“轻重”等八类。现存《管子》已亡佚10篇，共有76篇。该书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民俗思想、科技等无所不包，不愧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下面，就《管子》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政治思想
管仲是我国先秦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既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又有精深的政治理论，因而政治思想之丰富深刻，是《管子》一书的一大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法治。《管子》认为，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布令的法宝。《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第二，尚礼义。《管子》认为，礼义乃治国之经纬。《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日廉，四日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第三，顺民心。《管子》认为，民为国本，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它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民情可得而御之”的理论，因而主张政要顺民心，合民意。《管子·牧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第四，行教化。《管子》主张教民知礼懂法，反对诛而不教的极端做法。《管子·权修》中说：“凡牧民者，使土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
第五，官贤能。《管子》认为，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中说：“君之能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
（二）经济思想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管子》不仅论述了自然经济，也论述了商品经济。其涉及面之广泛，见解之精辟，均为先秦其他子书所不及。仅就《管子》的经济思想举其大端于下：
第一，农本思想。《管子》认为，只有以农为本，才能富国、安民、强兵。《治国》中说：“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又说：“民事农则因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
第二，禁末思想。《管子》的禁末思想与历史上传统的“轻末”、“抑末是有区别的。《管子》所指的”末，是专指文巧、玩好、奇珍等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不是指一般的工商业。《立度》中说：“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由此可知，《管子》把禁止重在“刻镂”、文章的末业视为国家达到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三，轻重规。《管子》轻重概念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广义上说，举凡古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措施，甚至具体到“作算术”、“树五谷”、“烧山林”、“逐禽兽”、“服牛马”、“合阴阳”等，均要权衡其轻重，即都是轻重研究的对象。实际上等同于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狭义的轻重，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和措施。又包括轻重之学和轻重对两部分。这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精华之所在。
另外，《管子》的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民俗思想等都非常丰富而精彩，限于篇幅，不再叙述。
总之，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立功、立德、立言，赢得了生前的功名和后世的赞誉。就其功而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道：管子修太公之善政，设轻重九府，“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就其德而论，孔子评价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就其言而论，明代赵用贤在《管子书序》中评价道：“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上述评价绝非夸大其词，而是一平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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