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陈希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的对话与同声

《心》

陈希我/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3月

林修身，日本长谷川商会会长，作为日籍华人代表回到中国时，离奇地因“心脏破碎”而去世。因此，记者开始了对林修身生前故事的探询与追踪。然而，经过各个不同人物的讲述之后，林修身的形象却越来越难以辨认，被构建起来的个体历史同时也在被解构。

在民族国家、性别政治、道德伦理、情爱欲望的种种重负之下，一个“剥洋葱”式的故事逐层呈现。“我于是分明地意识着那心的消失过程。它确凿地存在，然后渐渐地化为尘埃”。

《心！》后记

文/陈希我

那时候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东京，我读到了一本书，《日本的华侨》（《日本の華僑》，著者：菅原幸助。発行所：朝日新聞社），里面一些内容匪夷所思：

一个叫薛来宏的华侨，战后是日本德富企业的社长，太平洋战争期间曾行商于太平洋诸岛。他在东海汽船“樱花号”上与日本商人相处甚笃，还组成了“同船会”。日本军队不断占领东南亚，他们的行商范围也不断扩大。战争末期，随着日军节节败退，他们也步步退缩，最后缩回日本本土。

一个叫周朝宗的同发会会长，回忆战争后期在横滨跟日本人一样恐惧美军轰炸，家宅被烧毁，他跟日本人一道共克时艰。“那时候，我们和日本人一样，得到町内会发给的毛布和粮食等救灾补助品，至今还感恩不尽啊！”他说。

一个叫吴正男的台湾人，战时是日军特攻队队员。他十四岁只身去东京求学，然后与日本同学一道“爱国”，报考日本航空通讯学校。当他告诉在台湾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作为日本人，忠诚之心是可嘉的，但台湾的地位毕竟特殊，凡事要多加考虑。”

这话是什么意思？身为中国人，他们怎么会这样？当时我虽然跑出国外，但从小养成的价值观底色其实还在。（其实至今也仍然在。）再加上身处日本，“爱国”之心被倒逼出来了。我实在不能认同这样的描述。也许是因为他们毕竟要在异国他乡讨生活、求生存？这是在中日作为敌对国的敏感时期。一个例子也支持了我的判断：一个叫周筱笙的华侨企业家，事业发展得不错，但就因为跟日本人闲谈时说了句“蒋介石是了不起的人物”，被日本人告到宪兵队。他被当“抗日分子”逮捕，定罪为“奸细”。可见当时在日华侨处境之难。

其实还有更近的例子，就在我身边。我的妻子，当时还是我的女友，她告诉我，她的外祖父母当时都是从日本回国的。他们出生在日本，从小玩伴是日本人，觉得自己跟日本人无异。但中日交恶了，他们家变卖了家业回到中国。

几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嫁给了我。那时候我妻子的外祖母还活着，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人就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我开始写《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一个战争中滑来滑去的在日华侨。按说我可以立意于对人的理解与同情，人道主义。但我天生爱折腾，没这么写。我不认为人道主义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几年后我还怼过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拿人道主义批评中国当下文学，我问：“靠人道主义能够写作吗？”我很尊敬他们的姿态，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后来这些人中一个人在回答媒体时反问：“不讲人道主义，难道要讲'狗道主义’？”鸡同鸭讲。

但我也意识到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好的，我同行里有大量在就文学谈文学，他们谈出的只是平庸，或王顾左右。那究竟怎么理解文学？拒绝“假大空”，当时很正确的观点。于我，就是下坠！

把人还原为人，肉身的人。人就是人，多么具有正当性。那时候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也是在宣扬一种正当性。我们要活得真实。这小说里，虽然用各知情人的嘴来描述主人公，但作为记者的“我”，最终并没有探寻出主人公完整的形象。《罗生门》？但采访一无所获却别有所获：这么多人所以不说真相，是因为他们都在晚年成功了的主人公面前抬不起头。比如“我祖母”（即现在《心！》里的香草），战后回国，饱经挫折几十年，理想主义被磕得破破烂烂，再回头想呦，她读出了呦的成功哲学：一个人一定要有本钱，有本钱，哪个朝代都吃香！

这小说没有得到发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人一头奔成功而去。“成功”这个词并不像现在被认为鄙俗，甚至，它还带着反叛的意味。这是不被忽悠的理性。理性，才是正确的。不求崇高，才能脱掉一切没用的披挂。拒绝被架在火上烤，才能生存、发展。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也是在这价值逻辑之上的。那时候我还写了许多随笔，其中相当多关于中日、中外对比的，也是在这价值逻辑线上。因为急于告诉国人什么才是正确的、文明的、先进的，我最初都没意识到，我所说的日本、外国，不过是我企图用来比较中国的日本、外国，并不是客观的日本、外国；同样，我所言说的中国，也只是在我希望它好起来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下所建构的中国。

但说理嘛，也只能这么说。好在我主要是文学写作。文学写作与非文学写作是不一样的，诸如鲁迅，杂文家鲁迅与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是不一样的。前者真理在握，后者则支吾彷徨；同样地，王小波也有两个王小波，王小波杂文里说的是科学理性，小说里却是扭曲极端。写小说，我回避孰是孰非，不做价值判断。甚至是反“正”。所谓“真理”，其实不过是“正理”。 那追求“真”吗？不少人认为我写得很真实，我虽然不喜欢“真实”这种说法；但我追求深刻，不就是追求本质吗？本质不就是真实的真实吗？缪塞说：“真理的本质是骷髅。”

深刻就是进入黑暗，追求黑暗就要下坠。从《冒犯书》《抓痒》，到《我疼》《命》，我都在这么做，谓之“黑暗写作”。

但这里有个我无法解开的扣：反叛其实仍然有价值观，反叛的价值观就是所反叛的对立面。我其实一直不肯放弃，一直自得于自己的写作不同于鄙俗的身体写作、性写作、惊悚文学，我是严肃的，是有深度的，是高屋建瓴的，甚至，具有批判性。我有知识分子格调，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甚至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区别。

我从十三四岁开始，就这么写小说，一直被否定，但坚决不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跨世纪，二十一世纪。虽然始终坚硬与决然，但也感觉到身外的世界变了。外面世界已变，但我没有知觉。不，应该说我不去知觉，我心不变。或者说，我心觉得世界应该进步，但可恨的是世界没变。

观念根深蒂固：人间是有正道的。因为这，流放回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死屋手记》，关于人的新生。人被放逐出主流，就渴望回到主流，主流就是人间正道。文学的正道是什么呢？宏大叙事、土地叙事、民族史诗、时代画卷、百科全书……我回国后写第一部小说前是拜读了《白鹿原》的，我这四十多万字的小说要表现中日问题、东亚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它名叫《东洋》（日语“東洋”包括整个东亚）。听听，这名字，这题材！直到最后把书名改为《放逐，放逐》，才渐渐从题材中摆脱了出来。摆脱了题材，也就堕入了深渊。文学躲在题材中，有具体问题，有针对对象，就像手有了可抓住的稻草，让作家轻松，但也让作家明晰化、简单化、浅薄化，而文学是面对虚无的，面对深渊。鲁迅后期转向杂文，就是不敢待在并继续堕入深渊中的。他早年的《野草》是象征的，好在《放逐，放逐》在最后改书名时找到了象征。但接着写的《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仍然被题材所刺激，人很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时间到了二零一六年，我自己也被磕得破败不堪。这时候，我惦记上了那个没有发表的《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这时候，撞上狗屎运一样的我的写作竟然得到承认了，发稿容易了。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多元了。因为在大学里讲授日本小说，我想扩展所讲的篇目，我想到了远藤周作的《沉默》。这小说以前看过，并没有太多感觉，现在有感觉了，感觉到的是“约伯的反抗”。这是对神的反抗，是对浩茫无际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性的质问，明确说，是对自身内心原则的宽赦。既然神不在，那还有什么是必须坚守的？“人間は地獄だ”，人类是地狱。这时候我已经教了《竹林中》十几年（不是黑泽明《罗生门》，而是芥川龙之介《竹林中》，后者是没有人性回归的），在一遍遍教学中，我的心一次次被剁下，坠进黑暗，再坠进下一层黑暗。我决定用“心”这名字，没有感叹号。

这心如此黑暗，黑暗得令人发指，我写着都战栗。它是如此背德，但正因此它“值得作为一位伟大的道德家来接受敬意”（波伏瓦评价萨德）。但这不还是觊觎着道德吗？心藏大恶，恰说明心中有善。假扮上帝与自诩魔鬼，不过是硬币的两面。所以拥抱黑暗的我，却又指称“黑暗底下的光”。这是我常说的一句漂亮话。它太美学了，实际上是甜腻；它太好听了，实际上是嗲。这是关于心灵审视与忏悔的书写，审视，仍然是积极的，光，就是忏悔。虽然我并不信人有真忏悔，在一篇叫《拯救》的小说里，我就写忏悔之不能，但我还相信有忏悔这么个东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向度仍然是理性的，虽然只是在神学上的理性。

再看，神学不早坐上了理性的列车了吗？不是有阿奎那吗？

当然，我仍然可以再往下坠：“黑暗之光”不只是黑暗底下的光，而是黑暗本身就是光。十字若望就这么认为。但我仍然在考究的学理之中。

但这时，我的脸被抽了一巴掌。

我少年起就信奉“启蒙”，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走过这样的道路吧？尽管不信，但还信着。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但到头来情形却是像我所居住城市的闽江的入海处，一个叫“金刚腿”的地方，江流在这里回旋了。几年前我父母选陵园墓地，某陵园正前方就是“金刚腿”水域。风水先生说，水是财，很多陵园视野里虽然有水，但水是东流入海的，这财也失了。但在“金刚腿”，水是回旋的。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要告诉他，在我这里，就能。我金刚不败之腿就能把不可能变成 可能。

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抬杠：“人甚至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但问题在于，既然只是一次，又哪来同一条河？如果克拉底鲁指的是之前还踏进过一次，那跟他老师说的岂不一样？不就是废话吗？如果要证明他说的不是废话，那可以解释为他指的是零次，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但我分明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

他们可都是哲人。所谓哲学，所谓人文学科，纷纷扰扰几千年，都在胡说八道什么？不过是巧言令色、自我膨胀。至于那个很客观的自然科学，早已承认自己还没有认识宇宙百分之三了。人类啊，你们搞什么搞？

我忽然想写普罗米修斯，一个关于为人类盗火英雄的故事。小说却叫《普罗米修斯已松绑》。交给《花城》，主编朱燕玲诧异。是的，我不是喊冤与自诩，而是自剖与自诘。人最难针对的是自己，最难看清的是自己。我又算什么东西呢？这不是二三十年前“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自得宣言，而是嗫嚅，支支吾吾。“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这自食，其实不过是行为艺术。我食出了自己心的本味。

扪心自问，你真的是在坚守吗？

当然究其深层原因，你是被这个世界恩赐而活着的。既然被恩赐，那么就不能有个性。一旦有个性，就是忤逆了恩主，那么就是可耻的。耻，归根结底是这种耻。你反抗时，应当会想到你是受人之恩的，人家已经帮你了，你不能去害别人，这是不义，应当引以为耻。坚守就是可耻。羞耻感内在于生存里，无从抵抗。

下坠，下坠……咿！咿！呀……像个小姑娘，被囚禁在地下室。

但你真是被囚禁吗？也未必。但我必须声明：这不是在理解人的难处，“理解万岁”？不，这个口号太“鸡贼”，至少是“鸡汤”，我的写作才不这么浅薄。我要下坠。

下坠，下坠……小说里有核心情节：抽自己耳光。我的写作靠某种因素刺激。

但抽耳光是忏悔吗？忏悔都是可疑的。即使放自己生殖器在绞肉机里阉除，就觉得自己是耶稣所称赞的“阉人”了？“为天国的缘故自阉”（《马太福音》），崇高起来了。萨德笔下的圣丰说：“某些放纵行为中的屈辱充当着骄傲的借口。”

下坠，下坠……下坠到地下。有人说我是“斯德哥尔摩”，疯了。是的。但这世界上有理性这种劳什子吗？有客观真理这种劳什子吗？你们姑且相信去吧，但对我这个“地下人”，没有！坚决闭上眼睛：没有！“地下人”的价值观跟“地上人”是不搭界的。或者说，“地下人”压根儿就没有价值观。在绝对黑暗中，什么也没有。

我把《心》推翻了，重写。这时候名叫“心！”，有感叹号。这是我的《地下室手记》。小说家陈永和看后说：“希我，不幸成就了你！”

但成就？成就是基于理性的说法。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遁入地下室时，仍然在反抗世理的同时标榜着自己一套道理，他仍在据理。反理也正是言理。直到《罪与罚》里写到纳博科夫所摇头的（其实他是没能力看懂）杀人犯与妓女共读《圣经》，才真的胡说八道了。陀氏他压根儿不信理的存在，上帝只是随意设置的尿壶（一如我《心！》里的“容器”）。他压根儿不跟你们“地上人”多嘴：跟你们说不明白，我们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时空！

但问题又来了：不在一个时空，你用什么语言说刚才这话？不仍是人家时空的语言？人类语言一开始就带上了思维逻辑、价值取向。

我承认，这两年来我处于说不了话的状态。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发现说的全不是我的话。包括这后记，我也不知都扯了什么。

踏空？

我正在写的新长篇，就是踏空。

还写个毛线啊！

2019年5月

陈希我，作家、文学博士。曾获人民文学奖、英国笔会奖，两度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登首届《收获》排行榜，英文版《冒犯书》进入美国《洛杉矶书评》“中国当代最佳小说12部”，五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英国《经济学人》称其为“特立独行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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