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殿”规模不大，却按照宫殿的格式建筑，丹墀阶陛俱全。传说是清朝政府通令各地建立的，是当时地方官员开读皇帝诏书等的场所。殿前百步还立碑刻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下轿”的告示。[1]“皇帝殿”顶着一个大头衔，但却是一块荒凉之地。清廷覆没，皇权倾颓，皇帝殿更显凄凉。久而沦落为丐帮天地。清末民初，天灾人祸致使乞丐满街、流民遍地。报章说道：厦门华侨富商多，而乞儿也特别多。乞丐之种类大概可分外藉、本地藉两种。外藉者，多江北、凤阳一带流丐。此辈皆子母成群，麕集于海后一带，偶或给予一二铜片，则此去彼来，最讨人厌。其数约五百余人。本地藉者，有乞丐头，分疆别界，各有范围，亦如各大姓之占有码头渡头者焉。盖凡有庆喜之家，乞儿头必持炮烛往贺，择肥而噬。旣偿所欲，则以红纸盖有葫芦者贴门外，谓之葫芦单，他丐见之，遂不敢再来。是辈亦有五六百人（根据乞丐头的报吿)尚有一种在似丐非丐之间，街头巷尾亦时见之，卽所谓“洋装先生帮帮忙”之类也。按厦门称通商口岸，中外观瞻所系，此辈亦有取缔之必要乎。[2]有名纪攀者，同安县后麝乡人。因为在乡里干了奸淫邪盗的勾当，被乡人挖去双眼，驱逐出乡，流落到厦门。这时他才十八岁，专恃行乞度日。他擅长交结，后采用拜把仪式，集了弟兄二百零八人。时人称做“二百零八猛”。他自居首领，横行于“草仔鞍”“金珠殿”各街，勒收“路头钱”。（厦门称码头为路头）。凡台湾及内陆各港的货船或渔船到厦门来，都要纳资给他们，每只船多则数千文，少亦几百文。否则货物不许起卸上岸。这时纪攀的势力和地位已经很厉害，对于全市乞丐，也严密组织起来。厦门原分十八保，当时乞丐约共七八百名，上设六个“团头”,各管其辖内的乞丐。小乞丐们对于“团头”是绝对的服从，凡各地流亡之徒，到了厦门做新丐的，照例要先到“团头”面前报到。经许准后，给以“家资包”一个，贮放家伙。另有拐杖一枝，以供自卫。据说，“团头”官居八品，可以参谒地方官。纪攀由乞丐、流氓而为富翁，他把所积聚来的钱一面放出高利贷，一面在他的故乡广置田宅，炫耀乡里。当纪攀全盛时代，又把全市乞丐分组为七十二营，攀为“总营头”。一日之间，同时收进五妾，真怪有趣的！纪攀的志气还不止此。他又进一步建筑“乞食营”于“宝珠殿”，中供王爷，称其殿做“状元殿”，挂着对联，左写“官居一品吕蒙正”，右写“位至三公郑元和”。殿的四周，环建二十四座，分做六幢，毎幢建房子三间，形状恰似赌具的“辇宝”。里面朱栋华梁，在当时的建筑上，很算堂皇，俨如宫殿。海防厅大人过此，竟然要下马拱揖一下。纪攀就住在这殿里，养尊处优，先后娶了十八个妻妾，可谓“乞丐皇帝”。毎年六月十八日，宝珠殿王爷诞辰。这天是乞丐们大庆之日，除了做佛事、办酒席之外，夜间举行一个“赛曲会”。当时乞丐个个都学习唱曲，和有闲阶级的公子们学习唱戏玩的没有什么差別。纪攀面相凶恶，须长到了胸前，活到八十多岁才死。纪攀死后不久，民国成立，木拐势力已敌不过有枪阶级，并且群龙无首。乞丐营团的组织，也就宣告解散了。后来地方人士设立养济院（即今之博济院），把乞丐收入院里。[3]据洪卜仁先生考证，纪攀的宝珠殿“位于今泰山路打剃头刀巷口一带”，该处是近代厦门最大的乞丐营。此外，厦门的乞丐营还有城隍庙、皇帝殿、望高石、大王宫、镇南关等几处。[4]
城市中四处流窜的丐帮兄弟，是历届官府整治的对象。整治办法之一就是收容。收容乞丐等城市游民的机构即“博济院”。本市商会为保持地方秩序起见，于民国三年，设立普济院于东滨社，专收容流氓、乞丐、散兵、游勇、奸徒、窃犯。民国五年，由警察厅收归办理，迁入皇帝殿，改名博济院。民国十五年，设院长一，并筹款设立贫民工场于碧山岩下的巡司衙门。那时候的工艺，只有印刷、缝纫二科。[5]民国3年（1914年），厦门商会设立“普济院”，“院址在东滨社。收容贫民及散兵游勇、劣徒、释犯，并教以轻便工艺，使之自立”。民国5年（1916年），厦门警察厅接管普济院，改名“博济院”，并迁入皇帝殿。博济院，自然成为了慈善人士和机构的帮扶对象。1926年闽南佛化青年会二次前往皇帝殿，为博济院院民演说佛理。丙寅二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四月九日)午后二时，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宣传主任张宗载居士，暨杜万空、叶青眼两居士，亚光师四人，偕同平民工厂主任刘光业君到厦门警察厅博济院，为一般院民演说佛理。该院地址蓼花溪尾皇帝殿。该殿昔用以供祀历代帝王者。面积颇大，惟年久失修，败瓦颓垣，已荒凉不堪矣。张君等既到院，该院院长翁浩君召集各部院民于殿之中庭。计有老弱、残废、疥疮、花柳、烟瘾人犯，及山东难民一百四五十。除罪犯者仍监押看守所不得出外，余均环坐听讲。首由杜居士讲演，大意为五戒十善浅近因果。次由张居士讲一故事，大意谓人人须作正当之工作，则自不至邪行妄为、身罹罪过。末由叶居士讲演静修方法，希望院民毎日朝夕间闭目静思，“我何为到此地，以后将如何”；从今日做起，必有好处云云。最后由院长翁浩君答谢，并申言叶居士所讲之意，嘱令大众同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而散。丙寅三月初七日(卽阳历四月十八日)午后一时，本会会泉法师、叶靑眼、张宗载、宁达蕴、 陈添福、虞佛心六人，到该院作第二次讲演。首由会泉法师讲佛教修善止恶之义。次由张宗载讲“作工”“念佛”两种之利益。末由叶靑眼讲阿槃提国一个老妇之故事（出佛说《贤愚经》），并念佛法门。讲后，院民齐念“阿弥陀佛”三声。念毕，分给院民面包、米糕等食品，以结善缘。所备食品，乃会友随喜施助者。当日曾致该院院长翁浩君一函，陈述购备食品分给院民之意，并录于次。翁院长大鉴：因敝会会友及发心者，备有少许食品，嘱托敝会代为办理，与贵院诸院民结缘。即希派员先行检査，以便分发为祷。此奉顺颂2.“说法新”：余至院为演说佛说阿鸠留经中之薛荔王故事。[7]1930年，博济院被迫迁院。报章刊登消息《皇帝殿变为陈家园》：蓼花溪尾，向有皇帝之殿。民初夷为荒宫，黄雀蛇鼠居之。其后，地方警厅以其地僻而大，颓垣虽圯，葺之尚可居人，乃改为乞丐游民之薮，谓之博济院。皇帝殿一变为乞丐厝。沧桑之变，于兹为极。清虏帝骨有知，其不大呼负责于地下者几希。不料白云苍狗，所谓变犹未已也，近闻此清室“文武官员到此下马”之皇帝殿，已由路政处卖与鼓浪屿陈鸿记为业。计二百几十方丈，值价二万余元。鸿记兄弟十人，素仰姜大被风，合爨不析，拟效古人十世同居，而苦无相当地皮，乃购废殿，环以垣，拟建连阡大厦及花园亭榭以居焉。于是，由皇帝殿一变而成为乞丐院之荒宫，乃复一蜕而成为陈家楼园云。[8]博济院开办不久，即在碧山岩下的旧巡司衙门开设贫民工场（也称“平民工艺厂”）。1930年7月29日，博济院全院迁入碧山岩下后，贫民工场有了新的发展。因鉴于院内收容贫民及窃犯等日多，倘徒给口食，经日荒嬉，殊为非计。由是极力筹款扩充工场，幷添设制胰、藤竹、打石三科，聘请各科专门人材充任技师。又选择贫民人犯年壮力强者，分配于工场，令其学习工作，授予相当职业。并由院内各职员，于每早点名时轮洗训话，谆谆勗勉，施以感化敎育，促其自悟。倘有性质良善、学习稍有心得者，则听其出院自谋生计。至将来之院务应行设施者甚多，惟有宽筹经费，逐渐兴办。则成效当畧有可观。最近复承邱世定君热心侠肠，代向南洋侨商募得现欵二千五百元，以为添设手织科之基金。目下正在筹备间，将来俾益于平民者甚大。[9]此时的皇帝殿，也有一段办学的历史。据1934年的《新兴的厦门》一书记载，皇帝殿设有公立“吉祥小学”，教职员9人，男女学生205人，仅开办初小4个年级。此外信息寥寥。1938年厦门沦陷之后，与皇帝殿毗连的深田路42号华侨别墅被日人据为“兴亚院”，皇帝殿则沦为兴亚院的附设监狱。“'嫌犯’被抓进后，百般凌辱，实行精神折磨，常有'嫌犯’忍受不了酷刑而自杀”。[10]
抗战胜利后，形势发生严重反转。皇帝殿成为厦门4个日俘日侨遣返集中营之一。深田内所住的日侨最多，男女共390多人，设有一个由常务、总务、会计、厚生、膳食、卫生、娱乐、劳务、纠察委员组成的“管理所务委员会”住户。住户没有分户，采用和旅馆一样的编号，房门上还有姓名卡。没丈夫的妇女集中住在3楼。新世界所住的都是单身男子，绝大多数是商人，其中有些人会讲厦门话和福州话，代表名叫世盛治平。他们利用空地种菜，还办有一个小图书室，藏书370种。[11]日人遣散之后，“皇帝殿”又数易其主。1993年记录的数据是：备注：华侨私人别墅，因旧址得名，窗花上刻有房主名字“H·H·T”[12]
[1]《厦门市地名录》,1980年版,第135页。
[2]《厦门乞丐之统计》，《昌言》1934年5月3日。
[3]《厦门乞丐兴亡史》，《小晨报》1936年1月15日。
[4]洪卜仁著：《厦门史地丛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5]周一尘：《思明市公安局博济院工作槪况》，《思明市政筹备处汇刊》。
[6]《厦门警察厅博济院布道记》，《佛音》1926年第5期；《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11卷，第305页。
[7]《南瀛佛教会会报》1926年第4卷第3号；《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108卷，第37页。
[8]《厦门周报》1930年10月13日。
[9]《本局重要工作简明报告》，《警政年刊》1930年。
[10]《日寇四大黑牢》，《抗日战争时期厦门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
[11]任骏：《日俘日侨大遣返》,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12]郭湖生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厦门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注：门牌号现为深田路4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