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抑郁患者超9500万：听听“被隔绝”世界的故事
⼴州路264号，南京脑科医院所在地。
即使在今天，这家医院依旧在很多地⽅保留着上世纪末的痕迹——挂号⼤厅铺着⻩⾊墙裙、刷着绿漆的⽊制转⻆扶梯以及⽼式的安着玻璃⼩窗的就诊室⻔。
对于南京及其附近城市的抑郁症患者，这⾥是他们的“朝圣地”。
01
折磨，⽣与死的拉锯
“我很想死，但我不想死。”“当⼼理和⽣理的双重折磨同时出现的时候，真的想⼀死了之······⼤多⼈的关⼼，太多⼈的帮助，⼀死了之容易，这些对我保持希望的⼈，该有多失望。”
名为“抑郁症互助治疗室”的⾖瓣⼩组⾥有近两万⼈，这样的⼀个帖⼦成为了热帖，在患者口⾥，治疗抑郁是⼀场⾃我救赎，是⽣与死的拉锯战。
⼩组⾥因为治疗抑郁⽽受骗的不在少数。一些骗⼦会假装治疗抑郁的⼤师发帖或给别⼈私信，谎称⾃⼰的治疗⽅法与医院不同，不仅不⽤吃药还能很快取得疗效。“我也明⽩应该是假的，但当你痛苦绝望到了⼀定地步时，就不会管是毒蛇还是绳索，你只会想上去。”⼀名受骗者在采访中说到。
在许多⼈眼⾥，抑郁症是悲伤的，⼈被剥夺了快乐的情绪——“他们只会不停的哭。”实际上，在抑郁的对⾯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如果不是亲眼所⻅，你很难相信有抑郁症有这样多的种类。在脑科医院候诊⼤厅，书上的⼀个个症状变成⼀段段悲欢离合，不停的上演着。
王娟和弟弟正在等待叫号。他们是听了⽹上病友的推荐，早上刚刚从苏州赶过来的。“我弟弟和别⼈不⼀样，他情绪看上去都还⾏，但是总是会莫名其妙冒出来⼏句话。我们那边的医⽣说他是执⾏型抑郁症。”
王娟说，弟弟今年只有27岁，先前只是有时精神恍惚，到后来连正常⼯作都⽆法继续，只能辞职回⽼家。他们先前在县医院看过⼤夫，没有得到确诊。后来⼜去了苏州市⾥的医院，医⽣诊断为执⾏型抑郁，看了⼀段时间不⻅好，他们只能⼜辗转来了南京。
脑科医院的候诊⼤厅⾥永远⼈满为患，许多找不到座位的⼈都因为⻓久站⽴脚酸⽽选择坐在墙⻆和楼道⾥。但王娟的弟弟不需要座位——他不停的在候诊⼤厅⾥来回⾛着，⾛到东边的楼梯⼝⼜掉头向⻄边⾛廊⾛去，不断循环往复。“你看，他现在就是这样，要不停的做⼀个动作，没法停下来。”王娟叹⽓，已经出嫁的她最近不得不暂时抛下⾃⼰的⼩家，带着弟弟在各地求医。“我⽗⺟年纪⼤了，⼜没有⽂化，⼀辈⼦没出过远⻔，我怎么能放⼼他们带着弟弟出⻔呢？”
“其实没有执⾏型抑郁症这样的说法。”南京医科⼤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负责⼈姚志剑说，在专业领域，抑郁被分为8个亚型，每种亚型还有不同的分⽀。姚志剑认为，导致王娟弟弟强迫⾏为的可能很多，除了药物的副作⽤，抑郁伴随的重度焦虑也会让患者出现强迫⾏为。⼀般来说，姚志剑不会和病⼈说这些不同亚型分类，“病⼈记不住，这会加重他们的苦恼和困惑。”
“我不想动、不想吃、不想喝，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好久了。”来⾃常州的欣怡今年26岁，被确诊为重度抑郁伴随轻度焦虑，为了看病，她在附近定了间宾馆，这⼏天她基本没怎么吃饭。“我感觉不到饿，有时候⼀天勉强⾃⼰吃⼀顿避免饿死。”
抑郁发病是什么感觉？欣怡将之形容为“⼀场突如其来的⿊暗”。“打个⽐⽅，正常⼈难过都是有原因的，⽽且考虑到场合他们可以忍住。但是我的眼泪来的没有缘故，就是突然绝望的不得了，⼀定要哭出来，不论我在哪。”
候诊期间，病⼈们会互相探讨最近吃的什么药、会讨论哪个医⽣看诊细⼼⼜耐⼼，但他们很少互相安慰——“想开些的”“别想太多”······家⼈们常⽤的安慰话语在病⼈间显得⼗分苍⽩。
⾯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是病⼈。
候诊室⾥，李建悄悄地靠近着闲聊的群体，紧锁着眉头，以⽓声向病友询问：“刚刚听您说这个病有可能遗传，我⺟亲有抑郁，但她的兄弟姊妹都正常的！那我⼥⼉有可能被影响吗？”和他的⼀⽶⼋的身型相⽐，他的⾏为显得过为⼩⼼——⼥⼉就在不远处，他不想让她发现。这位⽗亲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和⼥⼉相处了，他拿捏着每句话的语⽓和⾳量。但直到就诊完离开，⼥⼉的视线都没有和⽗亲对上，她始终蹲在⻆落，看着⼿机，没有表情。
病⼈的痛苦，诊室脱落的墙⽪能明⽩。家属的挣扎，楼梯间的墙⻆最清楚。抑郁的感受正常⼈很难明⽩，他们不懂，为什么之前好好的家⼈突然就这样了。尽管贴着“禁⽌吸烟”的指示牌，仍不停有⼈躲在这⾥悄悄吸上⼏⼝，墙裙和乳胶漆的交界处因为常被⽤来灭烟，烫出了⼀个⿊灰⾊的三⻆。
02
看病，没有这么容易
上午11点，在上半段的忙乱即将告一段落时，南京脑科医院二楼抑郁症诊室门口依旧挤满了患者及家属。去年一年，小小的两间诊室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936名患者。但即使开足马力，与庞大的患者群相比，医疗资源依旧供不应求。
临近中午，诊室门口仍有没有挂到号的患者和家属在徘徊。他们有的是刚从火车下来，风尘仆仆；有的是从别的医院辗转而来，寻求新的希望。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检查单和药袋，不断的有人在诊室的玻璃小窗外尝试往里张望，估量着上一位患者何时出来，从而把握最适合的时机冲到诊室里——一位医生一上午有10个加号资格，不抓紧机会将转瞬即逝。一般这十个机会在开诊不久后就会被“抢购一空”，但依旧有人想再试一试。
“不试试怎么知道，说不定大夫心一软就给你加了。”吴可是南京本地人，今年正好50，一头短发烫成小卷，染的微黄，不太顺服的在脑后扎成一个小啾啾。从年初开始她的丈夫就开始情绪不对，时常紧张并易怒，普通门诊医生初诊后建议他们来抑郁专科寻求帮助。对于这个初诊结果，吴女士难以相信。“他能吃能睡，怎么可能抑郁！就是作的！”她反复念叨着，一张转诊单被她反复捏紧，抓的皱皱巴巴。
诊室的门一开，吴可第一个挤到医生前，“大夫，我们没挂到号，您能给我老头加个号吗？我们是转诊过来的，是不是不占名额？”“阿姨，我早上的加号真的挂完了！我这周二、周四还有号，您上一楼问问导诊台行吗？”值班的医生反复解释着。
对于脑科医院抑郁症科室的医生而言，病人求加号，是工作常态。“每天都有太多因为各种情况请求加号的病人，但我们手里只有这么多名额，心里疾病也相对特殊，一味的加号无法保证质量是对其他病人的不公。” 姚志剑是说，为了最大程度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治疗，在当主治医师时，他曾需要一天面对100多个患者，即使后来成为高级专家，一早上也有40多个患者在等待他。“疫情前我们医院的普通号甚至是不限制的，什么时候挂都可以，就是为了让病人来了不至于走空。”
至2019年底，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与此同时，全国拥有抑郁专病门诊的医院不过百数，且资源大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近年像雨后春笋般萌发的心理咨询诊所和私人医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患者，然而私人诊所动辄上千一次的咨询费和药费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抑郁症互助治疗室”小组里，抗抑郁药物成了一种患者间互相转卖或相送的常物。“盐酸舍曲林分散片有五六盒、百洛特两盒、右佐匹克隆，广州惠爱开的，顺丰到付，有需要的可以私。”“最近在戒药了，还剩很多药，有文拉法辛、盐酸丁螺旋酮片、奥氮平 、卡马西平片、奥卡西平片这些，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付邮送。”纯自费的情况下，这些药物很多一盒花费过百，痊愈或决定停药的患者往往会将药再次处理掉，以此“回本”。
“有时候患者为了抢号，会误挂自费号，我们都会提醒他去一楼改成医保渠道。” 姚志剑说，南京脑科医院的医生平台上有个特别的功能：如果系统发现病人有可使用的医保账户即会向医生发出提示。同时，医生也会尽可能选择既在医保范围内且疗效好的药给病人。“重症抑郁病人最短三五天就要来复诊换药，我们会尽力为他们减轻负担。”
随着抑郁人群的增长，国家在相关政策上也愈加完善。截至2020 年上半年，我国市场份额 TOP10 的抗抑郁药物中，有 9 种已被纳入医保药品名录，其中甲类 6 种、乙类 3 种。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副校长李小琴也发出建议，将抑郁症和心理咨询纳入医保慢性病种。
“如果是中重度抑郁病人，达到条件后还可申请门诊精神科特保，报销比例会更多。” 姚志剑提到的门诊精神科特保是一些自费患者“求而不得”的，但许多抑郁症患者却恰好相反，他们所能享受的医保待遇可以覆盖掉更多的治疗花销，但这些人出于病耻感和对信息泄漏的担忧，选择放弃这样的待遇。
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来到门诊请求治疗，已经花费了他们全部的勇气。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应用心理学副教授白吉去年12月的统计结果，国内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是5%—6%，但就诊率尚不足10%。而在就诊患者中，有的人希望早点确诊，而更多的人害怕被确诊，20岁的大一学生王梦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前，在做完一系列检查后，她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在被确诊后，我常会想：哦，我现在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了，所以我会情绪低落，我会有自残倾向，我不是正常人。”王梦发现，在确诊抑郁后，整个世界都变了——假期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父母会和她说“放轻松”“相信你”这样的话，却会在出家门之前悄悄关紧所有的窗户；一夕间身边谈及抑郁、焦虑、失眠、自残的人好像多了很多， “她们是不是在谈论我？” 王梦时常在想。
每月一次的复诊，王梦都选择提前在手机上挂号，再来到门诊二楼拥挤的大厅等候。复诊的号是可以提前被叫到的，但她从没试过——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个“常客”。即使有学生医保，王梦也选择了自费。“医保都有痕迹的，学生医保还要经过学校审核。我怕大家知道了都来关注我，也怕影响未来升学就业。”
03
宽容，与自己和解
今年3月，《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发布，话题“抑郁症早期的四大征兆”和“18至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冲上微博热搜，学界普遍认为，抑郁发病率在青壮年的时候达到高峰期。
青年的焦虑从何而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杜骏飞在他名为《研究生自救指南》的文章中认为，大部分在研究生时期出现抑郁、自闭、自毁倾向的案例，源自心灵意义上的过载、排异、失衡。其中：过载是接受了自己能力所不能及的精神任务；排异是个人意愿与被动选择、社会环境与个人心智之间的强烈冲突；失衡是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之间、主观期许与实际能力之间形成大幅落差，从而导致心理紊乱。
不仅是研究生，过载、排异与失衡似乎已经成了每个青年都要迈过的一道坎。在欣怡看来，自己抑郁的原因是上一段不成功的感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好的话都变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一段好的感情？”采访中，这句话被欣怡反复提及。
“小的时候对社会的认知没有那么直接和全面，孩子与社会的接触会被家庭'过滤’。南京审计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副教授周丽芳发现，其实在成人跟孩子互动的过程里面，会有意无意对社会的残酷面进行修饰，所以当一些青年初面社会时，他对自身和社会的设想将和现实产生冲突。
而周丽芳的观点也获得了很多青年的认同，笔名“星球酥”的网络小说家是一名“95”后，今年刚好25岁。近年来她不但连续在几本书中讲述青年人的故事，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抑郁的书籍，对于青年人的压力她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以30岁为分界线的话，分界线前后的人有一个非常深的代沟。”在她的概念里，在这个分界线之前人是以生存为最优先，之后则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我的父母，他们都觉得只要吃得饱、吃得好，就足够满足了。但到了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片面，更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于社会我是什么样的人？周丽芳认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回答——从青春期开始，人就需要重新开始认识社会，了解自己。“青春叛逆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了解自己，把自己从家庭里独立出来，这也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起点。”
然而这种认识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透明。互联网让相隔千里的人之间互相了解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比的焦虑，比如外貌焦虑。姚志剑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些年轻女性会不和医生商量偷偷把药停掉，因为她们认为治疗抑郁的药物中含有激素会导致发胖。“作为医生我首先要澄清一个观点：药物里没有激素。目前为止，药物治疗仍是抑郁症起效最快、最稳定的治疗方式。”
对于研究生的焦虑，杜骏飞建议“要以比宽容弱势群体更深、更广、更诚意的宽容之力对待自己，不折不扣地善待自己。”而周丽芳将之称为“和自己和解”。“在心理学中负面情绪对我们的价值不比正面情绪差，而优缺点也是一样的。” 周丽芳建议，青年在自我接纳的过程中要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原谅不完美才能找到自己跟社会最好的相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