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获奖作品、史学泰斗沃尔特.拉夫伯尔（Walter LaFeber）的代表作之一《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The Clash: U.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中译本近日出版。该书讲述了自1853年以来日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冲突、战争与合作，及其背后的爱恨故事。通过运用美日两国的文献材料，拉夫伯尔为我们呈现了重新武装日本背后的曲折、现代美日贸易谈判中的紧张、日本在为美国巨额赤字提供资金方面的持续重要性，以及两国开拓中国市场的动力。威廉·福克纳有一句名言：“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这句话正是对美日冲突的实质性阐释。阅读本书，对我们了解今天的日美关系不无裨益。
沃尔特.拉夫伯尔（Walter LaFeber，1933.8—2021.3），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代最杰出的对外关系史学者之一，著有《新帝国：对美国扩张的解释，1860—1898》、《美国、俄国和冷战》、《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等。拉夫伯尔的学术生涯跨越了“美国世纪”的后半段，其间，他不断向美国的“正统史学派”发起挑战，他的很多信徒也成为切实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包括美国前国会议员，现在是华盛顿特区顶级说客的汤姆·唐尼（Tom Downey），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等。
1964年12月7日，为了纪念日本袭击珍珠港23周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以美日关系为讨论话题的非公开会议。在约翰·K.爱默尔森（John K. Emmerson，美国国务院资深日本问题专家）、詹姆斯·莫莉（James Morle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事务著名分析师）以及罗伯特·W.巴内特（Robert W. Barnett，美国国务院高级亚洲事务专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爱默尔森认为，最近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对于自己归属于远东（Far East）还是远西（Far West）产生了疑问。他们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梁。在莫莉看来，日本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巴内特谈到，他希望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对的，但恐怕它们都错了。他所见过的所有日本人，在谈论中国时都同时包含两种情感：一是对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的仰慕，二是认为一个日本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胜过一个中国人。意味深长的是，这场讨论进行之际，正是日本经济奇迹开端之时—— 日本正迅速崛起，对二战结束后一直主导国际市场的美国工业霸权进行挑战。同时，这场讨论也发生于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担忧达到顶峰之时，中国于1964年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政府还批评到，在越南的棘手战事中，中国即使不是操纵者，至少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些1964年12月7日留下的文字，揭示了本书的三个主题。首先，尽管美国和日本在绝大多数东亚事务上将对方视为伙伴（1931—1945年除外），但在150年的美日关系史上，它们确实一度陷入了一系列十分危险的冲突之中。冲突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于1853年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日本紧闭的国门。冲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民意调查显示，随着冷战的终结，美日将彼此而非苏联视为自身最大的威胁。第二个主题是，这些历史问题的根源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冲突，而在将来，这种冲突还将持续。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务省的一个实权官员曾经解释了这种不同，他说美国奉行资本主义的市场政策，而日本则奉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政策。这不免言过其实，但确实说到了关键：近400多年来，由于对混乱的恐惧，日本形成了紧凑、同质而联系紧密的社会。它试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避免混乱，这个政府将引导那些推动经济运行的精密的非官方网络。另一方面，近200年来，美国形成了肆意伸展的多元开放式社会，这一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对经济衰退心怀忧虑，并试图通过建立开放的国际市场来避免衰退。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国际”指的是边疆——北美大陆的西部以及欧洲和拉美。19世纪40年代后，“国际”也包括了爱默尔森和其他美国精英口中的“远西”——亚洲。接下来是本书的第三个主题：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冲突焦点在中国。佩里强迫日本开国，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希望将日本作为富庶的中国市场的战略中转站。而正如巴内特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既将中国视为自身文化的来源，也将之视为自己潜在的边疆。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通力合作，这一合作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沙俄帝国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担忧。日本在1904—1905年击败俄国之后——这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巨大胜利震撼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即开始着手在亚洲大陆建立自己的帝国。到1915—1920年，由于日本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以及对西伯利亚（俄国远东）事务的介入，华盛顿对东京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点。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又最被忽视的外交会议之一，它解决了日美之间的这些冲突，但也只是暂时解决而已。会上达成了一个交易：日本在西太平洋获得事实上的海上霸权，作为交换，它同意与纽约的银行家一同开发中国的部分地区。但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交易也既没有为日本，又没有为日益处于革命边缘的中国带来秩序。而在1929年后，作为协议基础的美元开始暴跌，协议本身也随之烟消云散。日本军方随即开始掌握主动权。财阀——实力雄厚的家族式工业金融联合体——与军方合作以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财阀一直以来都在从强大的政府机构获得诸多援助，正如加拿大外交官E.H.诺曼（E.H. Norman）在二战前夕出版的一部眼光独具的作品所阐述的，这一军工政的集合体并非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川时期（1603—1867年），尤其是明治时期（1868—1912年）就已经出现了。到一战时，美国已经通过实行政治与贸易相结合的强力措施——包括关税和对生产商、铁路建筑商的大量津贴，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而在意料之中的是，一到达这一顶峰，美国人就决心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为他们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农业寻求利润，为他们剧增的、多元的人口谋求工作机会。和日本人一样，他们将商业目光投向了亚洲大陆，即使日本已经开始部分封锁这一庞大的市场并将之视为自己的禁脔。然而，与日本人不同的是，在美国人眼中亚洲只是一个巨大机遇的一部分。虽然日本从历史出发，极为重视东亚与东南亚对自身生存的重要性，但美国却发展出一种全球视野，从而将亚洲视为一个更为庞大的体系的一部分。美国人和日本人之所以爆发冲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问题，更是因为，日本将亚洲大陆视为首要利益，而美国将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视为首要利益，如果东亚与东南亚没有融入这一体系，它就会毁于一旦。最终，美国于1941年参战，因为它无法在中国问题上解决与日本的分歧，尤其是在中国如何被融入世界市场这一问题上。20世纪30年代美元的暴跌和二战的惨状使得美国人坚信，在1945年后，他们的全球愿景必须要实现。他们的国内秩序与繁荣有赖于此。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看起来他们最终具有了实现这一愿景的能力。为此迈出的基础性的一步是对被摧毁的日本的占领和重建。然而，作为日美关系中许多有趣的讽刺之一，华盛顿官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日本发展出强大的出口贸易，它才能生存并避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相应地，这一决定带来了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日本工业金融联合体的重建，以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这也导致了强有力政府机构的重建，以引导这些联合体并驱动整体经济适应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吉田茂首相的领导下，日本人将美军占领化为己用。吉田说道：“许多历史案例证明，在战争失败后仍然可以通过外交取得胜利。”日本复兴政策的关键环节是对资本的控制，以及在实际层面对美国投资的排斥。美国人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的教训是，封闭的经济集团（例如日本和德国）将带来战争，而绥靖（例如1938年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的交易）只会鼓励侵略者。然而，日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教训：他们再也不能依赖从外部获得资本；这也意味着必须寻找军国主义之外的、能够在东亚开拓经济机遇的手段。讽刺还没有结束。日本出口商既需要原材料也需要市场。而截止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官员认为东南亚将最佳地满足日本这两种需求。1941年这些官员曾加入对日作战，部分原因就是东京坚持在东南亚建立封闭的“共荣圈”，但如今，这已经不重要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其他高层官员警告说，如果日本不能获得一个开放的东南亚，它要不就是被迫向美国倾销商品，要不就会与共产党中国做生意，后者无疑更糟糕。正是这一方针使得美国投身越南，也正是这一方针使得美日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之后围绕对越、对华政策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当美国身陷东南亚的沼泽之时，日本却打开了与北越共产党政权的贸易渠道，通过提供越南战争的军需而日进斗金，并开始重回中国市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如同起跑的发令枪声，拉开了日美争夺中国市场的序幕。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中国有望成为21世纪前半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为了这个市场展开的激烈竞争被以下两点掩盖了：美国对日本巨大贸易顺差的强烈抗议，以及美日安全伙伴关系带来的共同利益，这种针对苏联的伙伴关系允许日本保持小规模的、低成本的军事设施。出于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最为亲信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希望让中国与日本鹬蚌相争，即使这意味着日本可能会掌握核武器。记录显示，他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U.S. Joint Chiefs of Staff）上说道，“日本人一向自私而奸诈，而且不断追逐自己的利益”。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开始增加军费，中国将十分忧虑。这是一件好事……让中国保持忧虑对我们十分有利”。1989—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又一次改变了这种关系。首先，80年代末，中国的变化引发了美日之间的重要分歧，即在对中国的考量之中，是否应当有比贸易利益更优先的其他权益。第二，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重创了美日关系，因为日本拒绝推翻战后的反战政策而援助美国，即使最后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援助，日本也是极不情愿的。考虑到美日在中东利益上越发扩大的分歧，这一点并不奇怪。第三，自1955年以来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垮台了，它成了腐败和无能的受害者。第四，由于强势的通产省的过度投机与过度监管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奇迹终结了。第五，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解体使得促进美日弥合分歧的共同对手不复存在。贸易与中国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事务，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被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2年大选中用作攻击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武器，并在之后塑造了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在所有这些混乱之中，日本经济政策的转变却十分微小。它仍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资本来源和受到监管的社会。美国大使迈克·阿玛科斯特 （Michael Armacost）评论道，尽管日本投资了亿万美元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但日本所有的外国投资却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3%，而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尽管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立了大量工厂，但世界500强企业只有不到一半在日本有经济存在，而且大部分只是在联合控股中拥有少数股权。日本人有计划地接触美国的科技，但同时确保外国人不能接触自己的科技。他们科技中的关键部分都设计为军民两用。到1983年，东京甚至用法律为借口阻止其国防科技向它的保护者——美国出口。冷战后的两国政策必然是新旧参半的，新的部分是对安全条约的重新界定，以应对威胁双方关系的离心力量。对美国来说，防务协议给予了它影响亚洲发展的最有效杠杆。对日本来说，这使得它依赖美国获得保护，从而得以在利润颇丰的民用商品领域而非国防预算上进行大量投资。对中国和东南亚来说，条约也提供了安全保障——这防止了日本重新军事化。因此，美国在日本及其周边部署了近五万名美军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海空力量，以保护它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使得这个对手能够轻易进入业已消除疑虑的东亚和东南亚。这样的政策（和讽刺性）深深植根于150年的美日关系史中，也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它。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围绕中国展开的竞争、美国以西方方式将日本纳入西方体系的企图、不时喧嚣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有关美日关系史的阐述所不断引发的争议，都可以追溯到美日关系的原点。1995年围绕如何看待50年前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所爆发的激烈争论向我们证明，在过去和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在利用历史为自己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