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七八糟说夏朝，都邑在哪里？疆域有多大
夏朝到底有没有？都邑在哪里？疆域有多大？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夏朝的这个“夏”字。
“夏”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没有夏季的含义的，她应该是一个图腾或者族徽，代表一个部族。
只是到了周朝，她才兼具夏季的含义。
这应该是周人为了说明夏族的族源是在南方，所以，就增加了这些意义。
许多字，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字形不断变化，含义不断增加的。
比如伏羲氏的“羲”字，最初也比较简单，就是“我+兮”，后来变成“羊+我+兮”，最后变成现在的“羊+禾+丂+戈”。
其中，从头到尾都有的“我”或“戈”，是兵器，说明“羲”的基本特征，就是尚武好战。
但是，随着字形结构的不断增加，伏羲氏的其它特征，也就都表现出来了。
那么，这个夏族除了族源在南方，她的图腾或者族徽有什么特点呢？
最早的“夏”，是太阳下面一只大大的眼睛，眼睛下面一个人在进行跪拜。
这说明，夏族人崇拜太阳，同时又是特别崇拜眼睛的。
而由这一点，我们能不能够想到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发源地天目山呢？
天目山为什么叫天目山？难道不是因为山上有天目神吗？
夏人崇拜眼睛，那么，天目山不会是他们的神山吗？
所以，夏人的族源，很可能就是在浙江北部天目山脚下的太湖流域。
而一提到这个太湖流域，我们就又自然会想到著名的良渚文化。
那么，夏人，是否就是良渚文化的主人呢？
不不不！
良渚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崇拜眼睛的特征啊！
倒是离这里几千里远的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崇拜眼睛的特征！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有天目山之名笼罩的天目山下的良渚文化，没有崇拜眼睛的文化，倒是离这里几千里远的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具有崇拜眼睛的文化呢？
我们再仔细考查，发现天目山上有一种竹子，很具有地方特色，名叫“箬竹”。
为什么这种竹子叫“箬竹”呢？
这可能是暗示，天目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号，叫“若山”——“箬竹”，就是因为它产自“若山”而得名的。
那么，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查《山海经·海内经》，就有这么一段记述:“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这里，没有提到“若山”，却提到一个“若水”。
那么，这个若水是出自哪里呢？
出自“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
而南海，先秦时，就是指东海，或泛指南方民族的居住地；到西汉后，才改指今天的南海。
这样，“若水”，是不是就与天目山挂上了勾呢？天目山，是否就是“若山”呢？
但是，为什么这个“若山”，现在又叫天目山呢？
我们再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这里，提到昌意“降居若水”。
而昌意作为黄帝的儿子，他是接受黄帝分配降居到“若水”这个地方的，相对“若水”这个地方来说，他显然是个外来客。
所以，良渚文化没有崇拜眼睛的特征，应该是因为，良渚文化的主人昌意不是本地人，他就没有让良渚文化接受本地人的崇拜眼睛的特征；也因此，他还将天目山命名为“若山”。
那么，“若山”后来为什么又改名叫天目山呢？
我们先不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昌意作为黄帝的儿子，却是良渚文化的主人，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矛盾呢？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5000年，就是从黄帝开始算起的。
也就是说，黄帝最多距今5000年。
确切地说，黄帝是在西元前2697年，时年20岁时即位。
据此推算，他出生于西元前2717年，距今不到4800年。
而良渚文化兴起于距今5300年，消失于距今4300年。
如此看来，黄帝的儿子昌意，会是良渚文化的主人吗？最多是中途才进入的吧？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推算，更加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矛盾重重。
黄帝从西元前2697年即位，历经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一共五帝，到西元前2070年大禹即位，一共是627年。平均每人在位125.4年。
如果他们五人是五个一般的正常人，这显然就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了。
我们的生活常识是，很少有人，能够活到100多岁，而且在位125年。
更何况，是连续五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在位125年。
所以，五帝，不可能是五个一般的正常人，而是五个家族世系。
而如果是五个家族世系，那么，黄帝世系结束，为什么不是黄帝世系的“儿子”昌意世系接位，却是黄帝世系的“孙子”颛顼世系接位呢？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结合考古发现来回答了。
考古发现，龙的传人，是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开始兴起的。
兴隆洼文化中有两种龙，一种曲身龙；一种獠牙兽面纹（饕餮）龙。
这两种龙，从高庙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开始，就分道扬镳，然后，显然是各自发展，而形成了两个世系。
其中，高庙文化历经薛家岗文化，到青台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再到石峁文化，最后，到三星堆文化，为一个世系。
而赵宝沟文化，历经大溪文化，到凌家滩文化，再到双槐树文化，再到陶寺文化，最后，到二里头文化，为另一个世系。
显然，这两个世系，就分别是昌意世系和玄囂世系。
那么，黄帝世系呢？黄帝世系又是怎么回事？
《淮南子》以及《三皇本纪》记载，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
黄帝世系，应该与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有关。
黄帝世系的先祖少典氏，其实就是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的那个黑龙氏。
云聚为黑，所以，《五帝本纪》才会记载黄帝世系“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
“官名皆以云命”，就是说明，他们的祖先是黑龙氏啊。
那么，黄帝世系明明和昌意世系以及玄囂世系是同等并列的，为什么又会“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呢？
这里，娶“嫘祖”生“二子”的这个“黄帝”，和那个作为五帝之首的“葬桥山”的黄帝，显然不是同一个“黄帝”。
西陵，当是指昆仑山——西王母的居地。
作为西陵之女的“嫘祖”，顾名思义，就是西王母以下的层层累积的女性祖先。
所以，与之对应的“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的那个“黄帝”，就是层层累积的男性祖先。
这个层层累积的男性祖先，当然不会是作为五帝之首的“葬桥山”的黄帝，他其实就是改造了昌意世系和玄囂世系的中原文化。
史籍将昌意和玄囂的父亲写成“黄帝”，显然是由于他们的作为，不符合后人们的道德观，后人们就想通过“黄帝”，来掩盖他们的不符合后人们道德观的一面。
其实，玄囂世系和昌意世系，都是伏羲氏部族中的王族。
昌意世系，是伏羲氏部族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王族。他们在与中原地区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主人燧人氏的战斗中战败，逃到湖南，建立了高庙文化。
而在昌意世系逃到湖南后，玄囂世系成为伏羲氏部族的新王族，他们创造赵宝沟文化，最后，消灭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可是，他们随后又被女娲氏所支持的燧人氏的后裔共工氏战败，也逃到了江南，依托昌意世系而创造了大溪文化。
黄帝世系的祖先黑龙氏部落，在被女娲氏部族打败之后，又被女娲氏部族带回了陕西，自此成为一个新的世系。
距今5500年，伏羲氏部族卷土重来，再次征服中原。
昌意世系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所以率先为王。
但是，玄囂世系的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南北两股势力合流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昌意世系驾驭不了，只好交出王位，退出中原，去太湖流域创造了良渚文化。
这就是所谓的昌意“降居若水”。
“若水”、“若山”，都是昌意世系来到太湖流域之后，进行的命名。
而“若山”，原本就是当地土著夏族人的神山，夏人称之为天目山。
距今5000年，玄囂世系——少昊金天氏丢掉了他们的东北地区老家，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转变为小河沿文化。
由此，居住在陕北的黄帝世系，就愤然而起，率领中原地区共工氏部族，推翻了玄囂世系的少昊金天氏，开创了五帝时代。
黄帝世系与北方小河沿文化的主人荤粥民族缠斗300年，最终不敌，退回了陕北。
自此，作为昌意世系后裔的颛顼世系，就从太湖流域重返中原，领导大家共同抗击北方荤粥民族。
因为大敌当前，颛顼世系不得不改变伏羲氏部族从前的民族压迫政策，而沿袭和学习黄帝世系与共工氏部族相联合的政治路线。
黄帝世系的神灵是天鼋。
这个天鼋，就是龙和龟的结合。
龙是黄帝世系自己的图腾，龟是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龙图腾和龟图腾的融合，体现了黄帝世系与共工氏部族的宗教融合。
颛顼世系效仿黄帝世系的宗教融合举措，这就有了“绝地通天”的宗教改革。
《国语·楚语》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个意思就是说，玄囂——少昊金天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容许土著部族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结果，土著民族私下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反倒导致少昊金天氏统治不稳。
所以，颛顼世系就效仿黄帝世系，与土著部族实行宗教融合，大家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这样就能够弥合部族之间的裂痕，大家一致对外。
“若山”重新改名天目山，应该就是这种宗教改革，民族融合的结果。
其实，泰山也有两个名称，一个泰山，一个岱山。
唐朝杜甫有诗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里的岱宗，即岱山，也就是泰山。
而泰山，就是当地土著的命名；岱山，就是伏羲氏部族的命名。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
泰山重新恢复土著的命名，也是“绝地天通”，民族之间宗教信仰融合的结果。
《五帝本纪》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
蜀山氏之“蜀”字，在字形上，是否是与夏朝的这个“夏”字有相同之处呢？
她们都有一个大眼睛，都是强调眼睛。
两个字，都是以崇拜眼睛为特征的族徽或图腾。
这其实表明，蜀山氏，就是夏族中的一个部落。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
这个“昌仆”，顾名思义，就是昌意的仆人，说明“昌仆”所在的蜀山氏，是被昌意世系所征服的一个夏族部落。
昌仆生“高阳——颛顼”，表明“高阳——颛顼”的母族，就是夏人蜀山氏。
所以，颛顼与夏族人的关系很密切。
但是，颛顼不是夏族人，他没有建立夏国，更没有建立夏朝。
只不过，是从颛顼开始，夏人就得到了尊重，夏族人的地位，就有所提高。
由于颛顼入主中原，登基称帝，领导所有的中原民族共同抗击北方游牧民族荤粥，所以，颛顼世系就从南方扩展到北方，甚至到了西羌。
《史记·夏本纪》曰“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
鲧作为颛顼世系的一份子，他的家在西羌石纽。
可是，他的儿子又出生在高密。
而高密又在哪里呢？
现在的山东，就有个高密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看《五帝本纪》:“ 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鲧的家，原本确实是在西羌石纽。
可是，他后来被尧舜二帝给流放到东夷去了。
所以，他的儿子就出生在东夷地区的山东高密。
也就是说，鲧的祖籍是在太湖流域，而他自己是生长在西羌；他的儿子大禹的祖籍是在西羌，但是，他的儿子大禹却是生长在东夷——山东高密。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这段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却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鲧死于东夷羽山的郊野，然后，大禹才出生。
也就是说，鲧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部落。
作为一个部落的领袖，鲧被雷电击中而死，他这个部落，也就因为恐惧神灵的报复而散了。
然后，这个散了的部落，后来又重新聚合，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个新的部落，就是禹部落。
大禹，就是这个新的禹部落的首领。
那么，大禹又是怎么登基称帝的呢？
难道，真的是像司马迁所说，是因为他治水有功吗？
这个司马迁的话，迷信不得啊。脑袋，还得长在我们自己的脖子上。
我们还是来看看考古发现吧。
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兴起——这是玄囂世系的少昊金天氏，丢掉了他们伏羲氏部族的老家。
距今4800年，大汶口第二期转变为第三期；在这之前的距今4900年，庙底沟文化由早期转变为晚期——这就是黄帝联合中原共工氏部族，推翻了少昊金天氏，少昊金天氏退到山东，沦为了黄帝手下的春官——青云氏。
距今4500年，小河沿文化消失，龙山文化兴起，同时，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兴起老虎山文化——这就是黄帝世系和小河沿文化的主人荤粥部族对抗300年，最终不敌，而放弃帝位，退回了陕北，颛顼世系入主中原，赶走了荤粥人，消灭了小河沿文化，然后，在北方地区殖民屯垦，对北方游牧民族实行积极的防御政策。
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消失，同时，石峁城兴起——这就是洪水海浸，毁灭了良渚文化，导致颛顼世系衰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骚扰，也因此由积极防御变成了消极防御。
石峁城的兴建，就是颛顼世系对北方游牧民族由积极防御转变为消极防御的具体表现。
而在这个过程中，颛顼世系放弃帝位，由玄囂世系的高辛氏登基称帝，是为帝喾。
距今4100年，石峁城和陶寺城同时发生重大变故，随后，进入各自的晚期阶段。
而在这之后的30年——西元前2070年，史籍就记载，大禹登基称帝。
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大禹是因为治水有功，而登基称帝的说法吗？
关于距今4100年石峁城和陶寺城同时发生重大变故的考古学事实，应该怎么解读，我们可以参考以下诸多史籍记载:
（1）《孙膑兵法·见威王》记载：“尧有天下之时，诎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有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寑而不起，施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舜击讙收方之宗；击归方之羽；击三苗放之危；亡有户是中国。有苗民存蜀为弘。”
（2）《五帝本纪》记载:“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3）《逸周书·史记解》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_
（4）《古本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5）《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路史·后记十一》作“稷避丹朱”。
结合考古发现，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到什么印象，进而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呢？
第一个记载，说明天下分崩离析，尧帝基础不牢。
第二个记载，说明中原民族内部豪强并起，相互倾轧。
第三个记载，说明西夏地区不接受中原政权的领导，不和中原地区联合抗击北方游牧民族。
第四个记载和第五个记载，可以揭示石峁城和陶寺遗址同时发生重大变故的直接原因——尧帝属于玄囂-帝喾世系，舜帝属于昌意-颛顼世系，尧帝的儿子丹朱屯垦北疆，却投降了北方游牧民族，促使舜帝毁灭玄囂-帝喾世系当时的老巢陶寺城，而丹朱则毁灭颛顼世系所筑之石峁城。
然后，丹朱带领北方游牧民族追杀舜帝及其他颛顼世系的后裔。
30年后的大禹，作为颛顼世系的后裔，就是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登基称帝的。
那么，大禹，是因为治水有功而登基称帝吗？
当然不是。
大禹，是在民族灾难面前，为了救亡图存而振臂一呼、登基称帝的。
大禹为什么要以“夏”为国号呢？
这是因为，颛顼世系的母族夏族，当时是颛顼世系最大的拥趸，是大禹唯一可以倚靠的力量。
大禹为什么要在安徽蚌埠的涂山举行诸侯会盟呢？
因为，大禹是生活在东夷地区的江浙一带，他是背靠江浙，向西北方向发动反击丹朱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说明丹朱当时是以丹水为基地，登基称帝的。
那么，安徽蚌埠涂山，就是大禹对丹朱进行反击的前线基地。
史籍记载，大禹立都阳城。
据考证，阳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阳城岗。
这说明，大禹的反击，有一些效果，收复了一些地盘。
但是，在大禹登基称帝的70年后，距今4000年，伏羲氏部族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却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说明，大禹的反击，成效也不是很大。
有丹朱世系在前方替北方游牧民族——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人们卖命和进贡财物，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子，还是过得安定而又富足。
所以，他们才会在伏羲氏部族的老家辽西地区定居下来，形成聚落。
大禹的儿子夏启继位之后，《夏本纪》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
但是，这个《甘誓》，司马迁引用的并不是夏启的原文，而是春秋时代的孔子所代作的。
之所以，夏启征伐有扈氏会铭记史册，大概是这场战役成效显著，意义重大。
但是，夏启征伐有扈氏的原因，其被司马迁说成是有扈氏不服夏启破坏了禅让制。
那么，这是真的吗？
这应该是儒家学者在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念，捏造历史。
事实上，禅让，只是在尧舜之间偶尔发生而已，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制度。
神农氏炎帝有八代炎与帝，每一代，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世系。神农氏部落世系的内部，是实行什么制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八代炎帝的转换，是部落世系之间的转换，是前一个炎帝部落衰落，做不下去了，才由另一个部落接手。这里，就不存在禅让。
神农氏时代终结，伏羲氏部族中的昌意世系和玄囂世系，不是称炎或称帝，而是称王。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就是“木德王”。
这就是他们伏羲氏部族不讲阴阳平衡，不讲民族平等的表现。
他们的王道体制，是他们部族内部的政治体制，他们把这种部族内部体制沿用到与其他部族的关系上， 实际上就是霸道，就是民族压迫。
到黄帝世系推翻玄囂世系之后，黄帝世系称帝，这又是秉承神农氏的阴阳平衡，民族平等理念，协和万邦。
但是，在黄帝世系内部，他们还是实行伏羲氏部族极权性的王道体制的，是实行世袭制的。
所谓“嫡孙”与“公孙”之说，就是这么来的。
黄帝世系本身就是属于伏羲氏部族的“公孙”。
颛顼、帝喾，都是伏羲氏部族的后裔，他们的世系内部，都是称王，都是世系制。
而在外部，虽然沿袭黄帝世系的制度称帝，但是，这个帝位没有禅让，是一个世系做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让位给另一个世系而已。
尧舜之间也是这么回事。
只是，尧舜之间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们两个，都不是以世系的名义称帝的，而是以个人的名义称帝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他们这个时候，面对严重的内外危机，没有哪个部落世系，具有那么大的能力称帝。
可是，面对内部的混乱和外部的威胁，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又不行。
于是，就有一些部落，推举尧出来称帝。
至于尧的实力问题，就由大家通过朝贡，来共同支持解决。
大家都向尧帝朝贡，尧帝就有实力了。
所以，为什么黄帝、颛顼、帝喾都不称朝，尧舜会被称为唐朝或虞朝呢？
这就是因为，黄帝、颛顼、帝喾，都是凭自己世系的实力为天下做事，他们不需要大家的朝贡。
而尧舜没有自己的世系实力支撑，他们只能依靠大家的朝贡，来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去为天下做事。
即便这样，尧帝还是担当不起，所以，他才要禅位给舜帝。
而舜帝相对尧帝，更没有家世背景。他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能力闯出了一些名声，从而被大家所拥戴的。
所以，他就更加需要依赖大家的朝贡。
但是，尧舜时代的朝贡，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本能，是人们的一种情急下的自然反应，是没有理性思考作为支撑的，所以，也就是没有形成规章制度的。
到大禹这个时候，本能就上升到了理性，朝贡，也就成为一种规章制度了。
这样，原来的部落之王，就扩展到了天下，使得原来的帝，变成了王。
所以，尧舜虽然都接受朝贡，却都没有称王，而是称帝。
到了大禹，就不再称帝，而是称王了。
这样，部落内部的王道制度，就升格成为天下的王道制度了；部落或世系内部的世袭制，当然就也会升格成为天下的世袭制。
所以，禅让制根本就不是什么传统，夏启接替大禹的帝位，并没有违反什么传统，有扈氏有什么好反对的呢？
有扈氏，应该是投降了北方游牧民族，所以，才会被夏启所征伐。
而夏启征伐有扈氏，就是整个夏朝对敌作战的顶峰，此后，整个中原民族，就陷入了更大的失败。
西元前1900年左右，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如此同时，文化面貌也发生了突变。先进的龙山文化消失，落后的土著文化却逆势增长。
有人将这一变故，归结为自然灾害。
然而，自然灾害会选择性地在各种文化中降临吗？
为什么只有龙山文化遭遇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而土著文化却不受影响呢？
这显然是民族战争的结果，是华夏民族在民族战争中，遭遇了惨重的失败。
这个时间段，对应的正是史籍记载中的“太康失国”与“后羿篡权”那个时间段。
但是，即便是民族战争，华夏民族中也有抗战派和投降派呀，即使是抗战派彻底失败了，华夏民族中的那些投降派应该还苟活着呀，那也不至于整个龙山文化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呀！
为什么实际情况，是整个龙山文化不分投降派与抗战派，全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呢？
这里面，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作为投降派的丹朱世系的后裔们，反叛了北方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没有和作为抗战派的太康世系取得联系，导致他们反抗失败，而太康世系也猝不及防，被北方游牧民族乘势发动突袭，给端掉了老窝。
太康虽然一时逃脱了，却被北方游牧民族紧紧追杀，无法行使指挥权，而夏朝的其他部落，眼见整个夏朝王族都被敌人俘虏，也就投鼠忌器，不敢发动决绝的反击战。
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他们要么就被消灭和击溃，要么就逃跑。
《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
这段记载，应该就是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只是，叙述者用一句“太康废稷之官”，来掩盖了其中的真相，其实是夏朝王族遭遇了突袭，导致夏朝各个部落群龙无首，才使得不窋“用失其官”。
所以，“后羿篡位”的真相，其实是由于草原民族不喜农耕，又懒得直接与中原民族打交道，就只好扶持与华夏民族有历史恩怨的有穷氏后羿，来做傀儡，以帮助他们统治中原。
后来，应该是北方游牧民族自己出了问题，无暇南顾，就使得少康能够打败后羿的继任者寒浞，重建夏朝，并且实现“少康中兴”。
那么，“少康中兴”，具体“中兴””到了什么程度呢？
没有史料记载可查，也没有考古发现可以证实。
只有史料记载“少康中兴”之后，夏朝又迁都过几次。
而几次迁都的都邑具体在哪里？现在也找不到遗迹。
为什么迁都呢？为什么现在找不到遗迹呢？
难道，不是他们遭遇了危险，才迁都吗？
难道，不是他们的都邑不像是个都邑，才导致现在找不到吗？
夏朝的疆域，理论上是继承了颛顼时代的疆域，是“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可以分为九州。
但是，他们实际的管辖范围，应该就是后来商朝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山西以东，长江以北的那些地方。
因为，“太康失国”的时候，就是这一片地方损失最为惨重，其它地方基本不受影响。
而其它地方不受影响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那些地方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
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呢？
因为，那些地方早已在尧舜时代就脱离了华夏，他们没有与北方游牧民族为敌。
尧舜时代和大禹时代，屡次进攻三苗，即现在的湖南江西，说明那里当时脱离了尧舜和大禹的控制。
至于陕甘宁地区，《逸周书·史记解》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个西夏，就在陕甘宁地区。
何以知之呢？
《春秋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
大夏与商丘一个在西，一个在东，遥不相见。
商丘在河南东部，大夏就在山西西部。
大夏在颛顼时代，应该是颛顼世系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主力军，所以就称为大夏。
而西夏应该是相对大夏而言，还在大夏的西边，也就是现在的陕甘宁地区。
唐尧攻伐西夏，说明西夏当时已经不接受尧帝的领导，不配合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
而陕甘宁地区除了西夏之外，还有女娲氏神农氏的后裔，就是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
西夏由于颛顼世系的衰落而虚弱，可以被尧帝所征伐，而女娲氏神农氏的后裔，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势力怕是比尧舜还要强大，尧舜惹得起他们吗？
所以，陕甘宁地区实际上在尧舜时代就脱离了中原，也不属于夏朝的疆域。
当然，即便是仅有的地方，只要经营得好，夏朝仍然会具有强大的实力，去建设出一些像样的遗址，以供后人们发掘考古。
但是，第一，夏朝人不知道后人们要靠发掘遗址，来证实他们的存在，他们也就没有为后人们作出这个准备。
第二，夏朝始终有一个北方劲敌存在，他们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了，也就没有心思去建设像样的遗址，来让后人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了。
第三，夏朝虽然形成了朝贡制度，但是，那些制度能够管多大的用，能不能够支持夏朝建设一些辉煌的遗迹，也是个问号。
别说夏朝，后来的周朝天子又得到了诸侯们的多少朝贡呢？
这都是信史，有史可查的。
要不然，怎么会有“债台高筑”这样的成语呢？
司马迁的《夏本纪》记载:“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从“帝少康崩”到“诸侯衅之”，这个过程是一个夏朝一边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一边自身艰难发展的过程。
到最后“诸侯衅之”，应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自身出了问题，对夏朝的压力减轻了，同时，夏朝的一些部落诸侯，自身的实力也发展壮大了，也就不需要依靠夏朝王族去替他们撑腰了。
而夏朝王族失去了部落诸侯的支持，自身势单力孤，也就难以持久支撑，商汤灭夏的结局，就是必然的了。
这里需要辨别一下的是，到底是“夏后氏德衰”呢？还是夏朝的一些强势的部落诸侯们“德衰”呢？
这不能听司马迁的一面之词。
我们还是要结合历史的规律，再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做一些认真的思考。
最后，我们来辨别一下，二里头是夏朝的都邑吗？三星堆是夏朝的都邑吗？
二里头遗址，以其对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加上她在当时的独一无二的辉煌，很被一些人看好，认为其一定是夏朝晚期的都邑。
但是，二里头有两个致命的硬伤，可以充分证明，她不可能是夏朝的都邑。
第一，她的风格，不是夏朝的风格。
夏朝是大禹父子建立的。而大禹父子属于昌意-颛顼世系。昌意-颛顼世系的主图腾是獠牙兽面纹（饕餮），而不是龙。
另外，夏朝之所以国号为“夏”，是因为颛顼世系的母系先祖为夏族，大禹父子是依靠他们世系的母系族群——夏族而建立夏朝的。所以，夏朝如果有像样点的都邑的话，那里面一定会有夏族的图腾标志出现。
这个图腾标志就是“天目”——一般人都称之为“纵目”，就像三星堆遗址里的“纵目人”形象。
二里头遗址里面，没有獠牙兽面纹，更没有“纵目人”形象，却有玄囂-帝喾世系的龙图腾的形象。
所以，二里头文化是属于玄囂-帝喾世系，而不是属于昌意-颛顼世系，当然就不可能是夏朝的都邑。
二里头遗址的另一个硬伤，是她起于西元前1900年，终于西元前1530年。
这前一个数据，与“太康失国”的年份相当，当时，龙山文化正在遭遇大难，大批龙山文化聚落毁灭，而她，却逆势兴起了。
这后一个数据，落在夏朝灭亡之后。
夏朝在西元前1600年就灭亡了，而她却在夏朝灭亡之后，还兴盛了70年。
这妥妥的就是一个谁来就投降谁的主啊。
而二里头遗址西元前1900年产生，到西元前1735年开始兴盛，这不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诸侯皆衅夏”的时候吗？
“诸侯皆衅夏”，就是因为他们实力壮大，夏朝王族再也无法挟制他们啊！
所以，二里头遗址的主人，可能是夏朝王族吗？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朝的都邑吗？
很明显，二里头文化是属于华夏文化，但是，她不是夏朝文化，她与夏朝可以说是油水不沾。
我们再说说三星堆遗址。
很多人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夏朝的都邑。
从文化特征来说，她确实是与夏朝同为一家。她里面有獠牙兽面纹（饕餮），这是颛顼世系的标志。她里面也有天目神（纵目人），这就是夏族的标志。
在良渚文化遗址里，找不到天目神，那是因为，昌意世系实行民族压迫，不可能尊重夏族人的神灵；而颛顼世系虽然尊重夏族人，那也是效仿黄帝，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感情。
因为没有感情基础，在真正敬奉神灵的地方，就不会有夏族神灵的位置。
而到了三星堆，是经历了龙山文化毁灭性的大难，由于夏族人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残喘，颛顼世系的后裔们，才从感情上真正尊重他们的母系祖先，尊重夏族。
所以，他们才会崇拜夏族的神灵天目神（纵目人）。
如果夏朝有像样的都邑，那么，夏朝都邑里的祭祀场所，一定也会有天目神（纵目人）存在。
那么，三星堆到底是不是夏朝的都邑呢？
肯定不是。
她们之间的时间对不上去。
夏朝时间是西元前2070－西元前1600年。而三星堆是西元前1199-公元前1017年左右，基本上到了商朝的末期。
其实，在距今4000年左右，三星堆人已经到了成都平原。但是，那时候的成都平原，还是宝墩人的天下，三星堆人不占主导地位。
那么，在成都平原不占主导地位的三星堆人，怎么能够领导中原地区去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呢？
所以，尽管三星堆人和夏朝王族是属于同一个世系，关系密切，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是夏朝王族。
那么，他们会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属于颛顼世系的哪一部分呢？
《逸周书·史记解》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个西夏，恰好与鲧部落相反。
《吴越春秋》记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但是，他们都得到同样的结果，一个被尧帝征伐，一个被尧帝流放。
这是颛顼世系衰落，失去帝位的结果。
大夏在颛顼时代，应该是颛顼世系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主力军。西夏本来和大夏一样，也是肩负着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之责任的。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从他们那里入侵的少，加上颛顼世系衰落之后，当时是帝喾和帝尧主持天下，西夏也就认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就不再积极备战了。
却不料，他们因此被尧帝征伐。
“西夏以亡”——因此而逃亡。
他们逃亡到了哪里呢？
可能就是逃亡到了成都平原。
所以，由于颛顼时代就开始尊重和重用夏人，广义的夏，要从颛顼时代开始算起。
狭义的夏，就是指大禹所建立的夏朝。
《左传》、《国语》就把《皋陶谟》、《尧典》均称为《夏书》。
《左传》杜预序称《竹书纪年》的记录始于夏，但《竹书纪年》却同时记录了颛顼、尧、舜的史事。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又称华夏，这个华，就是指以华胥氏的后裔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这个夏，就是指以夏族人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
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构成了中华民族版图与血脉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