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明清限制皇权的收益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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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崇祯帝上吊而死,明朝灭亡。到灭亡之前,明朝的财政已经油枯灯灭,国库空空如也。这倒也不奇怪。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政府还有钱给军队发军饷,李自成也不会那么快就打进北京,明朝也不会灭亡。

明朝的情况是王朝灭亡的常态。财政枯竭、人心散乱、各自逃命、国家崩溃,王朝可不就灭亡了么。但两百多年后的清朝,灭亡时却截然不同。

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晚清历史是:内外交困、内忧外患、到处缺钱,给外国人的赔款,一笔接一笔;国内民生,则是焦头烂额一团糟。这些都是事实,但有一个事实可能很多人没想到:虽然内外交困,但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节节攀升,到最后灭亡前夕,财政收入居然创出新高。

明朝的财政收入,不到四千万两白银。到万历年间,因为要打仗,开征了臭名昭著的“辽饷”“练饷”和“剿饷”——其实没多少钱,财政总收入最多时吗,也不过5800万两。

清朝基本上延续了这个财政规模。不过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等等,花得比较多,去世时,户部库存银只有800万两,够紧张的。雍正大力改革财政,很成功,他去世时,给乾隆留下了6千多万两的家底。后来,上上下下有起伏,多时有七八千万两,少了则是两三千万两。

后来就是鸦片战争了。清政府先是陷入财政危机。为了自救,只好广开财源,到处收钱,财政收入因此就节节高了。到1903年,财政总收入超过一亿两白银。随后,更是加速增长,到1908年,达到2.92亿两白银。

而到了清朝灭亡的那一年,也就是1911年,清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居然达到了3.39亿两白银的最高峰。宣统二年,政府制定筹备立宪预算经费表,预算总额是4.18亿两。当然,这笔预算后来没来得及实施,清帝就退位了。

王朝居然在财政收入最高时灭亡。这件事也挺奇怪的。接下来就说说这其中的门道。

上一篇文章中说到了,明清两朝时期,皇权制度基本完善。以往历史上威胁皇权那些制度性因素:宗室、外戚、贵族、宦官、权臣等等,基本都被解决了。皇权空前稳固。

可是这样一来,皇帝如果任性胡来,也没人能制约他了。明清两朝的制度设计者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釜底抽薪式的,那就是固定国家的财政收入总额,量入为出。皇帝能花的钱就那么多,想折腾也没能力。

这种对皇权的限制,很有效。明清两朝将近三十个皇帝,只有昏君,没有暴君。明朝有几个皇帝很不着调,但破坏力也有限,顶多是误国,而不能害国。主要原因就是手里没钱。

明朝后期,皇室的开支还有些失控,大幅攀升。到了清朝,连这事也给解决了。虽然有满汉全席等传说,实际上,清朝的宫廷费用远远低于明朝。而且,清朝的皇帝都很勤政,连昏君都没有。当然有能力不太足的皇帝,但和历朝历代相比,清朝皇帝的表现堪称上乘。

可见,从限制皇权的角度来看,清明两朝“少收税”这个制度设计很成功。成功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明清两朝都是国祚绵长的成功朝代。第三中华帝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秩序的稳定。治国平天下,实现政治稳定,就是成功的国家治理。

这是限制皇权的收益。

但是,限制皇权也有代价,那就是限制了国家能力的增长。

所谓国家能力,主要包括军事能力和制度改革能力。明清两朝,初期以后,军事能力就每况愈下。明朝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困扰,最终也是把天下丢给了来自东北的满洲人。清朝的八旗和绿营,在康熙末年就已经腐败不堪,战斗力不足。到了晚期更是完全不可用。打败太平天国靠的是曾国藩自行招募的湘军。

除了军事能力以外,国家能力更重要的发挥领域,是根据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及时地改革国家制度。这种制度改革,不仅需要良好的设计,更主要的是要有财政资源的大力支持,要补偿改革受损者,要资助改革的摸索和试验,要为不可避免的错误兜底,总之,在很多方面都要花钱。

因为极其保守的财政制度,明清两朝都没有大力改革的条件,只能局限于张居正变法、雍正改制这些非根本性的调整。这些调整也很重要,但相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就能看出局限性所在了。

明清两朝这六百年,正是西方国家高歌猛进的时代。他们的国家结构、组织形式、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发生了快速而彻底的变革。这一切的背后,就是西方国家的国家能力的持续快速提高。

结果就是,清末,西方人大规模来到中国时,中西两方的实力,已经有了代际差异。中国因此被人欺负得很惨。

不过,故事讲到这里,并没讲完。真正重要的,下面才讲到。

对于晚清财政的暴涨,传统的观点一般斥之为“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历史定位很邪恶。确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开征了很多此前没有的新税种,比如厘金。工商税、海关税也大幅增长。民间的负担,肯定是大大增加了。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件事,这不就是老大帝国在面对生存危机时的顽强动员和自救么?

以往,为了限制皇权,刻意控制财政规模。这没错,也很成功。但到了晚清,条件环境都变了,必须把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把资源收上来,集中起来,才能应对国家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不是必然和应有之举吗。

实际上,类似的“财政收入暴涨”的情况,在此前的历史上已经有过,那就是南宋时期。南宋的历史形象也是很弱,但由于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南宋政府广开财源、大幅增加税收,把以往农业国家不怎么重视的工商税、海关税等都征收起来。各方面的做法,南宋和晚清,很相似。

更早时期则是战国时代。由于列国之间的生死相拼,战国时期的各国,国家能力快速增长。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居然能动员和供养数以万计的士兵参与残酷的战争。在铁器刚刚出现的时代,能有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实在令人惊叹啊。

可没,晚清财政收入的急剧增加,实际上是表明,古老的中国正在快速转型,国家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当然,中国这条船很大很重,调头转型不可能像小国那么快,而且,在开始和初期,必然有很多混乱和损失。但基本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只看到其中的混乱和损失,而看不到这个伟大转型,是缺乏历史眼光了。

从晚清开始,经历民国、新中国,中国国家的大转型进行了一百多年。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国家能力大大增强,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外部威胁,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到了今天,中国人已经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成功了!

生活在这个伟大转型的成功节点上,我们堪称是“前人栽树我们乘凉”的幸运一代啊。

不过,这个话题并没说完。关于国家能力,还可以继续更深入的分析。通过这个分析,中国文明的优秀和重要,将进一步彰显。下一篇文章继续写吧。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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