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非物质劳动与创造性剩余价值 ——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解读
非物质劳动与创造性剩余价值
——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解读
张一兵◆文
出版于千禧之年的《帝国》已经是一本老书，其作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如今也已成为当红的左翼批判理论家。面对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存在方式，《帝国》率先从政治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化，有人认为这是打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高尔丁死结”（Goulding knot）的一次破境尝试。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斯拉沃热·齐泽克甚至认为这是在重写“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关于这一文本的热烈讨论似乎已烟消云散，连奈格里和哈特本人也开始寻求新的话题。但是，我仍然认为，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一，我们可以更准确、更深入地阅读《帝国》，进而厘清其根本性的失误，甚至发掘出作者本人也尚未触及的可能性构境。这里，我试图从一种新的构境论的视角切入《帝国》的激进思想构序，以重新激活这一“片面深刻”的批判话语的生命力。我认为，《帝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将意大利晚期马克思主义有关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研究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界。其中，关于非物质劳动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及其新的表现形式和本质特征的探讨，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网络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这种非物质劳动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的根本改变，同时也有产生新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一、信息革命与后现代工业
应该说，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和哈特从未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999年，奈格里在一封书信中这样谈到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我仍然如此。那么，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里，有一个创造性的概念，它既体现为生产的过程，也体现为再生产的过程——既体现为商品的建构，也体现为生命的发明。在马克思那里，活生生的劳动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性母体，并且，随同历史性存在，它也是一切创造性的母体。在马克思那里，就如同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由生产建构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奈格里在这里坚持了马克思所指认的上述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明确指出劳动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性母体”。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存在是由生产建构的”这一观点上的一致性，不过，生产在后者那里被哲学化为交往行为中的“关涉”（Sorge）。所以，从生产和生产方式的视角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然是奈格里和哈特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前提。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生产方式：（1）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自然经济；（2）生产工业耐用品的商品经济；（3）今天以信息生产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经济。这是一个基本准确的历史判断。
自中世纪以来三个独特时期的经济范式的延续，每一个均受主要经济部门的界定：在第一个范式中，农业与原材料的开采是经济的主体；在第二个范式中，工业与耐用品的制造占据着优势地位，在第三个即目前的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是经济生产的核心。
显然，从形式上看，这不算什么新观点。早在197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已经指认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来，阿尔文·托夫勒将其通俗地表述为人类社会文明中的“三次浪潮”。但从内容上看，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坚持认为，生产对象被加工的构序方式决定着经济范式。自然原料开采和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自然经济的性质；超自然的工业生产方式和耐用产品决定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而处理信息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则决定了后工业经济的到来。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从第一种经济模式到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的转换，有一个递进的历史过程。但是，当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居主导地位时，前一种模式并非被消灭了，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内居于新的模式之中。这的确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中的观点。比如，当工业生产模式成为主导时，农业生产模式并未消失。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改造并重新定义了所有社会层面上的要素。在农业工业化后，农场逐渐变成工厂，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工厂的纪律、技术、工资关系等等。农业就此被现代化成了工业。更普遍的是，社会自身缓缓地得到工业化，直到改变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的程度。社会成了工厂。
的确，经济模式的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存在本身，特别是改变了人的关系的存在方式。工业化使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成为工厂生活。农业现代化更多地是从自然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人工物质的塑形方式。当然，奈格里和哈特特别强调，工业经济主要是生产耐用品，这可以从双重反向构境中衬比出来: 一是自然经济的产品多为易损的动植物类自然物; 二是后工业经济的产品是被替代的“技术缺陷商品”。“技术缺陷”是指当今的商品生产中被故意设置的缺陷，并非真正的质量问题，而是在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关系中被凸显出来的弱点，其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无意识地人为更新时尚商品。
很明显，奈格里和哈特此处论说的重点是从第二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的转换。他们断言，今天，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经走向终结，整个西方社会正在步入后现代化或信息化的进程之中。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更替，当然也是资本帝国建构的经济基础。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劳动’”。这是一个重要论断。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转换发生的具体时间：“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非物质劳动’。”按照他们的理解：“从工业的统治到服务和信息的统治过程被称为一个经济后现代化过程，或者更恰当地可以称之为信息化。”后现代经济的本质是信息生产带来的革命进程，这一进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服务业和信息化。
首先是服务业的兴起，突出表现为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出现的事实是： 服务业覆盖了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和广告等广泛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的，涉及各种灵活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称后工业经济为一种信息化的经济。这就是说，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其特征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知识、信息和情感的交流，这种交流摆脱了工业生产的凝固性，成为一种高度移动的信息化劳作和更加灵活的技能。这当然是指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级阶段的出现，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中，并非都是信息化的知识经济。
其次是信息化带来的社会革命。这个观点是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后工业企业和经济都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操纵之上的。”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信息化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其本质是“灵魂生产”（production of soul），这是“用信息与通讯技术自动控制的智能来代替工业机器的传统技术”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的技术层面，新型信息化生产是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自动控制取代了传统工业生产中物性机器的运转；二是信息化生产被从哲学上定义为“灵魂生产”，它甚至创造了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我认为，将信息化的本质定义为“灵魂生产”是不准确的，灵魂概念属于诗性话语，而非科学规定。相比之下，奈格里和哈特的哲学修养还是弱了一些。在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那里，远程登陆的网络信息技术被定义为存在论意义上的远程在场。他认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在场总是此在当下的在此，而当今网络信息化远程登陆的即时在场却总是在远程他处，从而破坏了在场的在此性。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恰如工业化进程改造了农业并使之更加多产一样，信息革命也将通过全新界定与激活生产过程来改造工业。”这就是说，信息化首先是要通过改变生产过程本身来改变全部社会存在的基础，进而再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改变全部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我们的认识方式。确实如此。因为，信息技术的“互动的和控制论的机器融入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眼球晶体，从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义肢，通过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本身进行了再定义。计算机空间的人类学实际上是对新的人类境况的一种认可”。在由计算机技术开辟的新空间中，信息技术创造的电子化装置更新甚至取代了我们的感官，电脑替代了人脑，生成出一种新的电子化义肢人类学。当奈格里和哈特讨论自然科学问题时，明显存在不足。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就认为：“他们在使用‘高科技’一词时，其实对‘高科技’并没有基本的了解。”这个判断基本正确。在这一点上，他们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哲学方面的知识背景显然不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中系统地说明了技术义肢、特别是网络技术化条件下的数字化义肢问题。
按照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在这种人类境况的改变中，计算机的应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我们日益像计算机一样互动式地思考，而通讯技术和它们的互动模式越来越成为劳动活动的中心。计算机的一个新方面在于它能够持续地通过应用来修改其自身的操作。即使人工智能的最原始的形式也允许计算机在其和用户及环境的互动的基础上扩展与完善操作。同样的持续互动性成为广泛的当代生产活动的特点，无论直接涉及到计算机硬件与否。生产的计算机和通讯革命已经改造了劳动实践，以至于它们都趋向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模式。
这里的分析着眼点是正确的，今天的计算机技术根本改变的首先是生产劳动实践的方式，其重要特点为“互动性”和“自我修正”。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在使用工具和塑形对象时的主体合作，现在转型为计算机用户及复杂生产环境的互动，此处的生产环境自身就包括了自动机器与生产对象互动的复杂加工系统，原来必须通过劳动者的经验判断实施的校正和纠错活动，现在被人工智能的自控所替代。这里发生的重要事件是：传统的工人劳动者现在被边缘化为流水线旁的人格化客体，真正构序和构式财富的创造性活动退出了物质生产过程。这就引出奈格里和哈特特别想发挥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经济中起基础作用的非物质劳动问题。
二、非物质劳动的本质特征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后现代经济之核心转变的服务业和信息化，很重要的一个质性变化是“劳动力的质量和本质的变迁”。他们从劳动力的质量和本质的改变出发，也就是从劳动的性质重构入手，来分析经济结构的新的质性：“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应该承认，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非物质劳动问题的讨论，是“二战”以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思考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因为，它既涉及生产方式之本质的重构问题，也会涉及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有关非物质劳动的原初定义来自拉扎拉托。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哈特坦言，在《帝国》中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真正知道它的具体所指。他说：“我们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但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劳动，它究竟是欧美的特例，还是可以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否也是奈格里的反省。
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所谓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主要是依据上述后工业经济中信息化和服务业所生产的产品的非物质性推导出来的。后来，因为受到众多批评，他们又对非物质劳动进行过两项特别说明：（1）“所有非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仍然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这与此处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2）“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个很小部分，而且集中在地球上的支配性地区。我们的观点是非物质劳动就质的方面而言已成为霸权，并且决定了其他劳动方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这一特别说明让他们的观点具有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当然这是后话。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是组成我们人类学的虚拟性的基本力量，并在帝国的表面上展开。这一展开延伸到一般语言学领域，后者标志着生产与生活间的交叉。劳动愈加变得非物质化，并通过一种单一而延续的生产创新过程实现其价值;它日益精于以一种更加高级而互动的方式消费或使用社会生产的服务。智力与情感（或者真正的与身体共同延伸的大脑）就在它们成为基本生产力之时，使得生产与生活在它们运作的层面上巧合，因为生活就是整套身体与大脑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里有这样几层构境意向：（1）以“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为核心的非物质劳动建构了一个虚拟性的存在，它正好对应了奈格里和哈特所指认的信息化、符号操作、情感服务和互动四种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这恰恰是资本帝国生存的主要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会具体讨论。（2）通过语言这一知识和情感交流的主要手段，非物质劳动所涉及的领域造成了传统的生活和生产边界的消解。生活就是生产，或者说，生活决定了生产。（3）当劳动变得非物质化时，它就不再是对物的具体塑形，而是表现为持续的、纯粹的、非物质的生产创新和价值创造。（4）当智力和情感成为非物质劳动和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生产力时，生产就成为人的身心生活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奈格里和哈特得出了两个重要的质性判断。
第一，在当今资本帝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经济中，劳动价值不再仅仅由马克思所指认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创造，而更多地是由非物质劳动的一般智力的“生产创新过程”所生成，甚至是由所谓的情感劳动所创造。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物质劳动生产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和被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价值及定价过程的其他所有参照物已逐步消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它直接否定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中通过物质劳动塑形所生成的使用价值。所以，今天的
工业没有生产剩余物——除了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埋藏在伟大生活中的价值超越于标准之上的原因。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智力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将不会有剩余物，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着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增殖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的身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
于是，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的劳动价值论就被所谓的“知识和情感的劳动价值论”所取代。对此，我的基本判断是：首先，奈格里和哈特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的概念，它并非直观的实体物质，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关系性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劳动和资本都不是一种物质，但却是一种非实体的客观关系存在；其次，他们也根本没有认真阅读和弄懂马克思中晚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创立的新型劳动价值论，特别是他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理论，更不用说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对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及其三大经济拜物教学说了。关于这一点，我赞成大卫·哈维的观点，他说：“我更希望，哈特和奈格里能够更加认真地对待马克思‘非物质但却客观’的论述，并且更多讨论‘客观的’这一方面。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客观化（对象化）尤其通过货币形式的生产，会引起物化、拜物教和异化。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些关键概念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却被忽视了。”我认为，哈维对奈格里和哈特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非物质但却客观”是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构境的入口，而物化和拜物教批判则是找到当今资本主义新型奴役关系的透视法，然而这一切都从奈格里和哈特的指缝中流失了，从而使得他们对资本帝国的批判虽然好看，但却不中用。
第二，当一般智力和情感因素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力时，生活与生产的关系就被颠倒了，不再是生产决定生活，而是相反。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中，“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由此已被改变，以至于考虑到政治经济的规训如何理解它时，现在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生活不再产生在从属于工作日的再生产的周期中；相反，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于生活内部”。根据奈格里和哈特在此的学术构境，当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工厂中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时，原来被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的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会成为创造价值和新的非物质财富的源泉。比如，今天，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进行网络写作、网店销售和软件编程，以及种种在线的咨询、教育和直播娱乐活动。对此，我认为奈格里和哈特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今网络信息化的条件下，从事非工业生产的其他工作从刚性的工业体制中脱域出来，只是劳作方式和弹性时间的改变，并不足以得出生活决定生产的结论。生活决定生产的断言毫无实质性意义。
三、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非物质劳动的表现形式上，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今天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驱使服务部门处在信息经济顶端”的非物质劳动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汇的方式改造了生产过程自身。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非物质劳动。第二种非物质劳动带有分析和符号的任务，它一方面自身分解成为创造性和智能的控制，另一方面成为程序性的符号任务。最后，第三种非物质劳动涉及感情和需要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这些就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
这里的新关键词是“信息经济”和“处于顶端的服务业”。非物质劳动的第一种形式是奈格里和哈特已经讨论过的信息化技术对物质生产的改造，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劳动者在自控机床和机器人旁边成为智能终端的操控者；并且，生产耐用商品的物质生产更多地走向非物质劳动和寿命短的非耐用品。非物质劳动的第二种形式是创造性符号的生产者，包括软件行业的编程人员和在虚拟网络信息平台上从事创新设计的劳作者。非物质劳动的第三种形式是服务业中涉及情感和其他非物质需要的工作。这三种非物质劳动被视为后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概括为四种形式：“在后福特和后工业时期，随着非物质劳动（比如智力劳动、情感劳动、关系劳动和语言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中心元素，资本积累改天换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后两种劳动的具体所指。我认为，所谓关系劳动可能是指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发生的交往活动；而语言劳动则接近上述第二种创造性符号生产的劳动。在这里，他还指出，非物质劳动将成为新的价值创造中心。2014年11月2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奈格里针对学术界的批评指出：“我和哈特不想否认工厂的存在，也不想否认遭受生产链折磨的工人身体的存在。我们只想强调，生产的核心已经改变了。今天，价值来自社会主体化过程，来自共同性和联合行动。”这就是说，物质劳动、工厂和劳动者的身体仍然是实在的，但生产的核心开始偏向非物质劳动，并且剩余价值更多地来自非物质劳动中的共同协作。而在后来的《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则做了如下补充：（1）非物质劳动“并不意味着汽车、钢铁那样的物质性商品的生产就消失了，量上减少了，而是说这些物质性商品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非物质因素和商品”，这里，奈格里和哈特承认物质劳动和物质商品的客观存在，只是强调物质生产更多地依赖非物质劳动。（2）“生产这些非物质商品（或者物质性商品的非物质方面）的劳动形式，可以称为心脑劳动，其中包括情感性劳动以及认知劳动。”显然，在对非物质劳动的基本判断上，他们后来的观点有所后退。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与马克思的经典劳动概念相比，今天的非物质劳动凸显出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非物质劳动的均质化特征。在以信息化生产为主导的后现代工业中，出现了“劳动过程的一种真正的均质化”。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不同劳动之间的差异巨大，比如在裁剪和纺织的具体劳动中，“不同的劳动活动只有从它的具体的活动中抽象出来才能被聚集在一起和以均质的方式进行观察，不再被看作裁剪和纺织，而是普遍的人类劳动的支出，即抽象劳动”。这种观点来自拉扎拉托，他将“非物质劳动”视作一种“抽象的活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是充分的劳动分工之上商品交换的结果，并且抽象劳动的本质并非均质化，而是客观抽象发生的价值等价关系。而奈格里和哈特的讨论一旦涉入更深的层次，就会暴露出自身方法论的缺陷，特别是他们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无知。也难怪齐泽克会说，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是想写成一本“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可是从其结果上看却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更深一层的方法论构境中，我原则上赞同齐泽克的评价。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随着今天计算机化的生产，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已趋于减少，而工人正不断地远离她或他的劳动客体。计算机化裁剪和计算机化纺织的劳动可能完全涉及同样具体的活动——即操控符号和信息”。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自动化生产中，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已经将劳动者从塑形对象的直接劳作中解放出来，转换为相同的智能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被同质化了。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与过去具体劳动中的异质性工具——比如裁剪和纺织劳动中的剪刀和织布机——不同，现在“计算机将其自身推为万能工具，或者就是核心工具，通过它，所有的活动得以进行。然后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错误认识抽象劳动的原因：一是计算机并非新型工具本身，而是自动化工具系统中的智脑，它又可以细分为真正起操控作用的软件系统和实施对象化运作的硬件系统，智能终端只是自动工具的后端，真正代替人手的部分还有十分复杂的机械臂等机器前端；二是操控智能终端的工作并非马克思在特定构境中使用的抽象劳动，虽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前者却真正是具体的智能劳动。这些重要的理论边界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都是一笔糊涂账。
第二，非物质劳动的情感性特征。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这是他们时常自鸣得意的观点，似乎也是他们以为超出了以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关于非物质劳动讨论既有成果的地方。有趣的是，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开始将情感性劳动指认为“劳动的女性化”。在后来的《大同世界》中，他再次强调了情感性劳动的女性化特征。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比喻，潜意识里暗含着理性主义父权制的他性歧视。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表征，即情感性表征，“很好地延伸并超越了由计算机所定义的智能与通讯的模式”。这就是说，情感性劳动恰恰是由信息化造成的均质化劳动所建构的，但又超越了信息技术中冰冷的物性状态。这似乎是说，情感性劳动是主体性关系的存在。
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群体的和感情性的，因为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诸如“亲自服务”或“就近服务”等范畴经常被用来鉴别这种劳动，但它真正根本的在于感情的创造和控制。这种情感的生产、交换和交流大体上和人类交际相联系，而这种交际像娱乐工业那样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奈格里和哈特所谓情感性劳动的具体所指，即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说它是非物质劳动，原因之一是其产品的“不可触碰”，是一种带来“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由于他们并未具体列举这种情感性生产和交换的劳动，我们无法知道此类劳动到底指什么。我推测，这可能泛指服务业中的“非生产性劳作”，其中又集中于倾注了感情关系的“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和广告”等工作。当然，这些非物质劳动并非不再包括物质对象，而只是强调这种劳动中凸显的情感关怀互动。在此，他们还特意使用了“关怀劳动”（caringlabor）一词。
关怀劳动当然完全浸润在物质和肉体之中，可它生产的感情却是非物质的。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此处人们也许再一次认识到经济生产的工具行业已与人类关系的交际行为结合起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没有被削弱，而生产已被丰富到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水平。
这里的关键词是“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水平”，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注意到，奈格里和哈特曾经专门交待过他们的一个哲学构境背景，即尤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在诸如《交往行为理论》之类作品中提出的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间的概念区分”。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理想化的、未被异化的主体间交往关系，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价值悬设。在这方面，相近的观点还有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对具体性劳动和活动的区分。我认为，奈格里和哈特跟随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错误构境进入到一种幻象之中。一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只要资本关系处于支配地位，就不可能有真实主体交往中的情感关怀，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要被变卖的。二是即便是服务性行业的劳作，也必须以现实中的客观感性行为为前提，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情感交流关系。健康、教育和交通等领域的服务性工作首先是物质活动，因此不可能仅仅集中于情感关怀，而是蕴含着更复杂的智力传递、能力培养、治疗保健和财物流转等。
第三，非物质劳动内在的合作和互动特征。奈格里指出：“在后福特主义里，活生生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非物质，越来越协作化。”与物质生产相比，人们在非物质劳动中更多地进行信息化的交流和协作。奈格里和哈特认为：
在这些形式的每一种非物质劳动中，合作完全内含于劳动本身。非物质劳动立即涉及到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换而言之，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
如果说劳动力在马克思那里只是被视为“可变资本”，只是“受资本激发与聚合的一种力量”，劳动力之间的合作仅仅被理解成资本家发动的外部联合，“资产阶级的作用像乐团指挥或战场上的将军一样，负责部署和协调共同劳作中的生产力量”，那么我认为这种理解不够准确。因为，即便在早期的工业生产劳动中，劳动分工之上的协作也是工业生产的内部要求，特别是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劳动之间的合作和互动更是内嵌于机器系统之内。马克思只是在评论资本家的管理作用时使用过乐队指挥的例子，但绝非指工业生产劳动之间的合作是外部强制的。而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非物质劳动中，合作内嵌于劳动之中，知识性操作和情感服务无不依存于劳动者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协作是非物质劳动的内在要求。这个观点也是来自拉扎拉托，他将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视作“能动的主体”，并且指认这种劳动已经转变为“牵涉到主体性投入的决策能力的过程”，其中，劳动者必须具有“沟通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因此，认为人与人的协作在非物质劳动中由于网络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加便利和内在，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超地域性的网络生产与新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经济中非物质劳动地位的凸显必然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结构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即是作为非物质劳动之主要基础的超地域性的网络化生产格局的生成。
首先，网络生产中超地域性的空间结构。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现代化的进程和通向工业方式的过程激起了生产力的猛烈增加和劳动力向如曼彻斯特、大阪与底特律等成为工厂城市的地方集体迁移”。这就是说，以密集劳动为核心的大工业的生产效率有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和邻近关系，例如：
大工业工厂对劳动合作圈的界定主要通过生产场所里工人的物理分布。单个工人和他的近邻工人进行交流，而交流普遍局限于物理上的邻近。生产地点中的合作也需要物理上的邻近，既协调生产的循环，又将正在生产的商品的运输费用与成本最小化。例如，煤矿与钢铁厂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之间运输与通讯线路的效率，都是钢铁生产的整体效率中的重要因素。
这里直接出现了奈格里和哈特所忽视的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协作，他们只是在此强调了这种合作的物理邻近关系。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劳动密集、机器密集和工厂密集是工业生产的基本要求，也因此，工业资本主义通常是与贝尔所指认的集中化、标准化、规模化和机械化联系在一起的。可是，随着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经济的兴起，今天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
规模与效率不再呈线性地关联；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大规模成为一种限制。电讯和信息技术的进展已使得生产的脱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成为可能，后者有效地分散了大众工厂，撤走了工厂城市；通讯与控制可在相当距离内有效地实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非物质产品在全球运输上可以用最少的延误和花费。
后工业经济中的生产不再直接与规模相关，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规模反倒成了自身迅速转型升级的局限。并且，集中化也不再是非物质生产的要求，因为在后工业化企业的生产中，“几种不同的生产工具能在一个单一商品的同步生产中得以协调，以便工厂可以被分散到不同地方。在某些部门，工厂厂址本身甚至可以被放弃，因为它的工人们单独通过新信息技术进行交流”。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生产空间布展状态，即资本支配劳动的超地域性网络生产。这可能也是非物质劳动的主要依存方式。
奈格里和哈特断言，在资本主义经济通往信息化工业的道路上，传统福特制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已被作为生产的组织模式的网络所代替”，网络化的信息通讯使得生产合作和效率不依赖于近邻和中心化，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可以有效地从遥远的地方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合作，脱离了具体地域的“劳动过程可以以一种几乎完全与通讯网络相协调的方式进行”，劳动者甚至可以在家里上班，生产的非地域化趋势更加明显。于是，信息网络将生产从地域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无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距离有多远，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怎样，网络都能使他们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吸纳也可以通过网络信息传输来便捷地完成，资本控制的指令和非物质劳动产品的提交只需要电脑和智能手机终端上的一次点击，就会以30万公里/秒的速度实现。
其次，网络生产中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流动性弹性布展。奈格里和哈特指出，在传统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福特组织时代，资本受制于一个具体的区域，并进而必须按合同与一个有限的劳动人口打交道”，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受制于有限的空间和资源。而在今天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情况发生了改变：
生产的信息化与非物质生产的增长的重要性已倾向于将资本从地域与交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通过将场所移到全球网络的其他点，资本可以退出和一个有限的本地人口的谈判——或者仅仅通过使用迁移的潜力作为谈判的一种武器。已享受过相当稳定性和合约权力的全体劳工人口由此发现自己处于日益动荡的就业形势中。一旦劳动的交易地位遭到削弱，网络生产可以容纳各种旧形式的无保障的劳动，诸如自由职业、家庭工、兼职工和计件工。
在以非物质劳动为主体的网络生产中，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获得了彻底的改变。资本流动的空间不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信息化的生产劳作关系使得它可以在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找到廉价劳动力；而劳动者则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地位，因为大量新的、可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其他劳动力会进入到网络化的国际劳动力市场。显然，这种关系的改变使得劳动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之中。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这种新型的网络生产中，还必然会出现资本全球化控制的新形式。对资产阶级来说，网络生产中出现的“离心运动”，或者说，“生产在地理上的分散，已开创了对日益中心化的管理与计划的一种需求”，也就是说，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必须有新形式。他们指出：“内在于生产体系中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工人们从中心的远距离所在进行更加广泛的监控。对劳动活动的控制可以潜在地个性化。并在网络生产的虚拟环形监（virtual panopticon）中继续下去。然而，控制的中心化从全球的视角看甚至更加清晰。”这里，米歇尔·福柯的“全景监控”概念出现了，但这已经是通过网络信息化重新建构过的“电子化虚拟环形监狱”。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网络生产中，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全球化的电子监控系统完成了对国际化劳动分工中劳动的支配和统治。关于网络信息的虚拟性问题，波斯特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互联网的“物质结构就根本不是虚拟的。相反，互联网是由无数颇为物质的电线、电缆、卫星组成的，它们连接着千千万万台电脑，每一台电脑的位置都可以在空间中找到。互联网之所以是虚拟的，不是因为它缺乏地域性，而是因为它的时/空配置和早期的通讯形式迥然相同。它所提供的虚拟在场的含义是，它将交际中的距离和时间因素缩减为零”。这是对的。然而，可以为奈格里和哈特辩解的是，在我们讨论虚拟空间和现实时，肯定都不是指它们所依托的物质网络结构，而是指由不可见的信息操作生成的数字化构序现象和突现式构境。
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奈格里和哈特提出的一种新的激进观念，即网络生产中的非物质劳动正在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后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合作力量（尤其非物质劳动力）赋予劳动维持其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大脑与身体仍需要他者（others）产生价值，但它们所需的他者并不必然由资本及其协调生产的能力来提供。如今，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互动性的合作形式。于是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在可能性。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表述，它包含这样几层意思：（1）非物质劳动中出现了进行更深层的互动合作的内在需要。这一表述是正确的。（2）比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剩余价值更宽泛的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导致劳动对资本的真实吸纳的生产率，都取决于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网络采取了互动性的合作形式”。这一观点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它涉及剩余价值的新来源问题。可以明确的是，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判断。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可能的确出现了剩余价值的新来源，但它并非生成于“语言的、交际的与情感的”的合作，而是来源于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构序活动。并且，它并非取代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而是成为今天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决定性方面。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3）这种新的非物质劳动的互动合作形式是转向一种新的、自发的和基本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资本帝国在全球的后现代布展本身完全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后现代革命。这种观点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这与他们批判后现代思潮的观点直接相左。波斯特也曾经指出过哈特的论述中存在的类似混乱，他提出：“既然后现代身份在帝国的语境里是保守的，哈特/奈格里为什么偏偏还把他们的抵抗希望寄托于这种流动的、碎片化的自我呢？在把诸众（multitude）当作革命行动者（revolutionary agent）的概念里（这是一个有深刻缺陷和争议的概念），他们吊诡地把典型的后现代特色纳入了革命者的特征。”这就导致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情况。其实，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奈格里再次说明了这种转向的内在关系：“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非物质的、认知的和情感的——正在变形，它正在变为生命（bios），变成生命政治的劳动，变为一种对生命形式进行再生产的活动。”这里的意思是说，当劳动通过非物质存在方式变成人的生命活动时，生命政治本身就是实现一种内在解放的要求。
当然，我们还需要听一下奈格里和哈特自己的进一步阐释。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中内在蕴含的互动和合作，对非物质劳动产品的开放式拥有，都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今天，在后现代、信息革命和生产模式的不断改造中，人们已经参与到由“通讯和社会网络、互动服务以及共同语言”建构的非物质生产之中，而网络信息化条件下非物质产品的根本属性恰恰是“反对私人占有的”。这就是说，当财富只能通过唯一的物性存在方式被生产出来时，是可以被独占的；但当我们面对的数字化产品可以被轻易地复制生产时，这种独占的私有制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奈格里和哈特才会认为，当我们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面对数字化网络产品时，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的概念日益变得荒谬。越来越少的商品能在此框架内被占有和专有使用；集体在生产，并在生产的同时受到再生产和再界定。对私人财产的经典的现代概念的基础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在后现代的生产模式中被解体”。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哈特曾经这样谈及这个问题：“知识的生产，或者其他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例如编码的生产，图像的生产，并不是某个天才一人就能胜任的，而是在一个广阔的网络中举众力完成的。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么按照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自身的逻辑，知识的主人就应该是生产它的整个网络，而不是作为某人或某公司的个体。”如果说网络化、数字化的产品本身就是一种超出了私人占有制的公共财产（commons），那么数字化生产的本质就是共产主义的。
（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