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思深忧远过年歌
每天读国学 02-15 21:36
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是“过年”。“年”这个字呢，在甲骨文里就有了，上半部分是一个“禾”，取意是粮食收成。一年把粮食收完，冬天到了，马上就准备过年了。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句子，写的其实就是过年的场景。在公堂，大家高举酒杯互相祝贺，高喊“万寿无疆”。那时喊“万寿无疆”，还不是对个人，而是互相祝贺，祝愿美好生活的长久无期。
过年要享乐，消费应适度
实际上，《诗经》里还有专门的过年歌见于《唐风》，其中一篇叫《蟋蟀》。
来看《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蟋蟀”不用解释，就是蛐蛐，也叫促织。“蟋蟀在堂”差不多就是《七月》的“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也就是“岁聿其莫”：马上就岁末了，犹如说“要过年了”。说《蟋蟀》是一首过年的歌唱，主要证据就在这一句。句中“聿”字，是结构词，无实义。“莫”即“暮”的本字。“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如果再不欢乐一下，一年可就没有了。“除”字看上去难，其实今天还在用，就是“除夕”的“除”。常见过年人家门口贴对联，有“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村俗句，确是真理。人对时间消逝的感受总是恐慌的，越是成年、年高，越是如此。“年”是这一年中最大的节，是人生时光的一个大段落。过年了，老天增不增“岁月”没关系，可是人“增寿”一年，就表示短短一辈子的“一大段”过去了，可不就令人恐慌？正因人有这样的恐慌，所以诗篇才顺势告诉大家，再不享受一下生活，就没有时间了。
然而，放火又救火，诗篇马上又提醒：“无已大康，职思其居。”也不要过分奢侈，还得要想想年节过后的日子。俗话说得好：“好过的年，歹过的春。”生活的经验，马上让诗人想到了另一面：过节享乐消费若没有节制，就是将来日子的祸害。那应该如何呢？“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既要适当地享乐消费，又要不过度奢靡（“荒”在这里即“过度奢靡”的意思），这才是“良士”即懂得把握生活的成熟人士的正当态度。“瞿瞿”，前思后想的样子。说来说去，一句话：中道、适度最好。
后面的两章，意思差不多。“日月其迈”的“迈”就是行进。蟋蟀在堂了，今年要过去了，时光不断地流逝。“职思其外”的“外”，指的是额外、意外的事。与上文“职思其居”的“居”（平居、平日），意思相对成文。生活中，每年按部就班，可以设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但也应该把一些额外的，即突如其来或当初没有想到的事考虑进来，这都属于“其外”的“外”。有好事，也有坏事，都需要留出一点量来。诗篇教导生活的意味浓厚。“良士蹶蹶”的“蹶蹶”与“瞿瞿”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长虑顾后，要精心地安排生活，不要懈怠。禅宗故事里，有一位国忠禅师，每天早起都要喊着自己的名字自问自答：“国忠啊，惺惺着？”“唉，惺惺着。”又问：“国忠啊，历历着？”答：“唉，历历着。”这叫做“国忠三唤”。就是每天起来提醒自己精心地过好每一天。诗篇的“瞿瞿”“蹶蹶”的反复提醒，颇有“国忠三唤”的意味！
最后一章的“役车其休”，是说过年了，连政府也关门了，各种行役自然也停止了。“今我不乐，日月其慆”的“慆”与《东山》“慆慆不归”的“慆”意思相近：时光远去。“职思其忧”的“忧”与“外”差不多，生活中可忧虑的事。欢乐的时候，也要想到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忧患。
这就是这首诗的大意。其宣扬的要点有二：其一，该欢乐一定要欢乐；其二，欢乐消费时也不要忘乎所以，不要过分奢华，还要想到平时，想到一些突发事情，还要想到未来。两者对峙，恰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其实对峙就是要“挤出”一个中庸、适度的大原则。过年的歌唱，唱的是“过日子”的哲学。写哲学史的，是不是该给这首诗留出一行半行的地方呢？不过，诗篇的“中庸”，还不是后来儒家“喜怒哀乐”的中庸，而是关于如何安排生活，如何处理享乐与节制的关系。
过日子也有“文武之道”
关于享乐与节制，后来的儒家文献也是有响应的。儒家文献《礼记》记载“子贡观于蜡”，“蜡”（zhà），就是古代年终大祭。祭之后还要饮酒，是古代年节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次孔子弟子子贡去观看蜡祭，回来孔子问他：赐（子贡名端木赐），观感如何呀？子贡回答：哎哟，这个节日真有点太放肆了，“一国之人皆若狂”！大家大吃大喝，喝醉了许多人，狂欢得过分了，“赐未知其乐也”，我不觉着它有多么乐。
孔子听了，却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孔子说，这你就不懂了。“蜡”字解释上有分歧，也写成“腊”（xī），肉干的意思。所谓“百日之蜡”就是“百日之腊”，是说乡民们一年三百六十多天都过的是节俭、干枯的日子；“一日之泽”，今天放开、滋润地过一下，是必要的。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如同弓箭的“一张一弛”，这是“文武之道”：农耕生活，一年四季都是艰辛的劳作，生活很枯涩、艰苦，就像晒干的肉似的。不适度地放纵一下、润泽一下，生命还怎么延续？像拉弓一样，弓老是张着，最后是要崩断的。所以，生活要张弛有度。
孔子这样说，把节日的生活意义充分表达出来了。人为什么要过节？现代人，一周就要休息两天，其实就是文武之道。其实孔夫子所说的道理也不是他发明的，《蟋蟀》的“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就是孔子言论的先声。古人说“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结果，其实“好乐无荒”也是后来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哲学。富日子好说，就是穷日子，穷得如杨白劳，过年也要给宝贝闺女买一段红头绳扎在头上，喜气一把。
诗篇既然表达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哲学，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这一“中道”的生活原则又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它的文化背景是什么？这可以从“过年”这一节日的起源来回答。因为有了年节，才有过年的歌唱。中国人说的过年，其实包含诸多节目，例如上面所说的“蜡”，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有文献说“伊耆氏始为蜡”，“伊耆氏”就是传说中“尧舜”的“尧”，尧的姓就是伊耆氏。那么，《蟋蟀》会不会是尧舜时代的作品？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按照过去的说法，其时代在西周与春秋之际，时间上远了去了。《毛诗序》就说这首诗是讽刺晋国君主的，“唐风”就是晋国地域的风诗，所以《毛诗序》说刺晋君。可是篇章之内，读不出来任何“刺”的意思，这说法也就难以取信于人。
“过年歌”的农耕文明溯源
近年不断有新的考古文献出土，其中就有清华大学从文物市场收购的一批战国竹简，大家都叫它“清华简”。简中有一篇文献叫《耆夜》，与《蟋蟀》颇有关系。《耆夜》讲，周武王八年，派遣大臣毕公去征伐黎。黎就是耆，其地就在今天山西黎城县一带。这里有壶关等重要关口，是太行山通向东部华北平原的咽喉要路。后来西周还在黎封建了一个诸侯国，国君也是毕公的后代，不过这个邦国出现在一些文献中时不叫黎，而叫“楷”。2007年在黎城县的一次考古发现，证明青铜器铭文中的楷国就在黎。
毕公伐黎，是周人灭商的重大步骤之一，所以，毕公战胜归来，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典礼，即向祖宗报告战争胜利的“饮至”礼。参加典礼的除了周武王、毕公之外，还有周公。宴会上，每人轮流赋诗，轮到周公时，他就唱了一首与《蟋蟀》大同小异的诗。这就是清华简上“战国版”的《蟋蟀》篇。说大同小异，实在是因为两者差别有限。只是句子有分别，如“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这一句，清华简本作“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除”，把“今我不乐”这一句，分作两句说，而意思却是一样的。此外，还有些个别字的分别。
清华简一问世，有不少学者以为《蟋蟀》这首诗是西周建国之前的诗篇，这就有点吠影吠声了。这里，先要问的是清华简究竟是什么时候的文献？它讲的故事是西周的，可作为文献真是西周时的吗？所以，看战国竹简有什么说法就率然相信，这样的态度并不可取。然而，清华简的记载，却可以提醒我们，可能像《蟋蟀》这样提醒人们“好乐无荒”的歌唱早就有。但是，这不是说，早就有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蟋蟀》这样的章节、这样的字句、这样水平颇高的篇章；一种流传民间很久的歌唱，与经过写定的诗篇之间是有明显的差距的。而是说，诗篇表露的观念可能由来已久。
现在看到的诗篇的艺术水准，无论如何也是西周建立以后若干年才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蟋蟀》过年歌，应当是经过西周春秋之际的采诗者或其他什么人加工过的。但是，诗篇所表达的中道、节制的思想观念，应该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比西周还早的农耕文明发祥成型的远古时期。那么，诗表达的生活经验可以追溯到哪儿呢？可以追溯到我们中国人创立农耕生活的古老时代。
这可能就与上面说到的“伊耆氏始为蜡”有关联了。古人相信，尧舜时期是中国文教昌明之始。这也颇得考古方面的证明。古代中国的农耕生活，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到距今四五千年时，与传说的尧舜时期相合，考古发现，古代农耕文明的确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例如在今天山西襄汾县的陶寺村，就发现了大型城邑（有人甚至称之为“尧舜城”），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天文观象台。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
天文观象台跟农耕有什么关系？关系大极了！中国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时间流转，种地就如老话说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所以把握时令，抓住耕种时机，就成了与农耕生产息息相关的重要科技活动。天文观象台的发现，表明当时人对时令的掌握已有重大突破。《尚书·尧典》就记载，尧在位时就专门进行了历法上的创新，而尧的时代正与考古发现的陶寺遗址的年代很接近。《论语·尧曰》也说，当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时，他说了一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天之历数”的“历数”，其实就是一年的节令。什么时令到来，指导农夫该如何种地，都在你身上，你掌握着，有这样的本领就可以做万民的领袖。所以，古人把中华文明的昌盛之始推到尧舜时代，不是无因而至的。同时，巧的是，文献又说“伊耆氏始为蜡”，过年很可能就是从农耕文明开始昌明的尧舜时代开始的。
过年也是回报天地神灵
关于蜡，前面提到了，现在有必要再多说几句。《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大蜡八。”“蜡”的本义是什么？就是“索”的意思，就是求索。求索什么？“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就是把与农耕生活有关的各种神灵集到一起加以献祭、款待。“蜡八”涉及八种神灵，计有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虫。先啬是神农，司啬是后稷之官，农是农夫，他们是对农耕有贡献的人；邮表畷，是田野通道、亭舍和田界标记物；猫虎，帮人们抓田鼠和野猪，过年时要迎猫送虎；坊，就是堤坝；水庸，是沟渠之类。
先民认为这些都对农事有帮助，要祭祀；至于昆虫，要想不让它肆虐，也要祭祀为宜。而且，祭祀这些神灵，还有蜡辞流传下来：“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词义简古，应当是很古老的诗篇。总之，蜡祭是一个大报恩的节日，显示的是农民特有的厚道，不论什么，只要帮助过我们，就一定要感谢。可以为害却没有为害的，也要示好。这就是古老的农民，生活在天地之间，与天地万物最亲近。
文献记载的蜡祭是不是全都与远古一样，不敢说，但大模样应该是有的。那么，既然远古时代已经有了蜡祭，且有了蜡辞，那么说那时就有了《蟋蟀》“远古版”的歌唱，就不会是太荒腔走板的说法吧。人们在创造着中国式样的农耕生活时，也会体验自己所保有的农耕生活的方式方法、行为举措的真谛，“好乐无荒”的中道思想在很古老的时候产生，可以说是很自然的。
有时思无的忧患意识
再让我们回到《蟋蟀》篇。“无已大康，职思其居”“无已大康，职思其外”“无已大康，职思其忧”的正说反说，其实含着的是“长虑顾后”这四个字。其“中道而行”的实质，就是生活既要消费，也要有储蓄以备不测。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忧患意识，有时思无，正是农耕社会才有的生活观念。而且，这样的观念，是中国农耕社会特有的生活观念。
何以这样说？古代农耕，地域上以黄河流域为主，这里属北温带气候，灾荒特多。老话常说，就是尧舜明君，也有洪水滔天。过去邓拓先生写的《中国救荒史》，广涉两千多年的统计，洪涝干旱，蝗虫水祸，每年都有一两样；另外，农耕累积财富也缓慢，不节俭积蓄地过日子，如何度过各种的艰难？所以，《蟋蟀》表达的观念，正是根植于这样的自然环境。
如此，节制、中道的观念，不仅发源早，还流传得十分久远。不仅民间如此，就是王朝、国家，也是如此。汉初贾谊的文章《论积贮疏》不就强调国家要储蓄吗？这几乎就是中国人的第二天性，节俭积蓄，长虑顾后，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也还是许多人信奉的家庭经济学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观”就是观察社会，观察社会成员的文化天性，亦即“民性”。孔子又说：学《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君”，就是从政，从政就难免涉及经济。海外留洋学了几年洋经济学，回国就模仿格林斯潘、伯南克那一套，加息减息，收利息税，可是城乡储蓄还是与日俱增，手段固然洋气、高明，可就是起不了太大作用。其实就是不懂得国人生活观念上的文化天性的结果。须知经济学也是有文化的啊。
摘自《大邦之风——李山讲〈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