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地了——故乡纪事之032》

我们胡家屯正式将土地承包到所有庄户,已经是1982年了。那时我正在县里一所实验中学读初二,划地界的时候我还在课堂上,没有能享受到有“我的地盘”的快乐。

那年寒假,母亲带着掩不住的喜悦之情,领着我迎着寒风把分成四块共计20亩土地用脚丈量了一遍,这其中有一块地在西辽河县壕的南侧一片沙漠化的坡上,是机井水不能到达的地方,而那时,大约是因为上游截流的原因,附近大大小小河流一律枯干,寒风中河道向天,母亲羞赧地介绍这块地。

“说不定这几年雨水好呢!”

她用预期安慰我,因为这一次亲自熟悉“我”的土地同时,母亲还要和我商议转学回天木镇继续上初中,这样可以边种地边读书,两全其美。

其实不用母亲动员,我心里对这些大方池子已经怦然心动了,其中最肥沃的地块离家最近,是我和丫蛋儿经常挖野菜的地方。

这块地当时名曰“大坑地”,是胡大干在沙山顶上看到的东边一条较宽的河的河谷。在胡长卿长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这里河流断水,河底坦露出一路携来的营养秘藏,经过太阳的几年晒熟,成为络绎而来的移居者眼中最好的土地。

这块地庄稼长得好,在集体时都能亩产400斤,雨水好的年头奔500斤方向努力过,还有就是这里的野菜也最好吃。由于土质和水分原因,这片地很少生长喜干旱的苦麻子,多是苣荬菜、酸不溜这种令人喜爱的野菜。当然由于这里地势低洼,土层下潮湿,另一种叫“打碗花”的野菜也疯狂生长,有时能调皮地缠住锄炳、韭菜镰子。

打碗花成熟后会开出粉色、白色、粉白相间的喇叭花,是喂猪的丰盛野菜,譬如玉米面之于人那样,与灰菜均属于大众野菜。它含水量高,挖来同样半麻袋打碗花,背在背上趔趔趄趄,会显得很夸张。

“这点东西累成这个熊样!”有人会嘲笑。

“这可是打碗花啊!”背着的人辩解。

“哦!怪不得……”嘲笑的人一副理解的表情。

这块地也是瘦猴儿带着我偷捡豆子,成功骗过W老四的那片地。

还有一片地在刘大下巴家刘老七引来的那个日本老头的女儿所在的村隔壁,也就是有一年父亲在那里种菜,我在那年暑假在那里吃到W老四打死的一只半大小鸡的地方。虽说这5亩与“大坑地”无法媲美,但地头有一口机井,水源得以保障,也是一个令人心仪的地方,我们当即决定种高粱。

在这块地的北边跨过河谷上去,是一片高岗台地,站在它的上边可以俯瞰那个村的房顶上晾着的玉米。这里是土拨鼠的安家的宅基地,地垄狭长,没有人工水支援的可能,我们决定种谷子。谷子脱皮后叫小米,煮成稀饭就是小米粥,很香。之前的若干年,由于谷子产量低,不如玉米产量高,少有人种,人们珍藏着的小米大多给病入膏肓的老人用一点,更多的是给产妇补养身体。小米粥放上红糖,再舀一勺猪油放进去,切碎一些葱,产妇喝了,苍白的脸渐渐就红了,那速度很快,与傍晚太阳对西天之云的感染速度相似。

我在新学期开学还是去县城实验中学先报到了,那时候土地还未开化苏醒,家里正准备锄头、镰刀这些工具,原来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办完转学手续后回到天木镇中学,大约因为我一直是考霸,在见完校长后班主任把我带到语文组巡展,那样子就像他打了一只活兔子。他是语文老师,语文组坐着十几名教师,都有语文气质,话语不是一般的多。

班主任向我交代什么我就说是,或点头,因为我此刻正憋着一泡尿,特别希望早点遭到大赦。院子里一棵老榆树上挂着一口巨大铃铛的铁钟,一个老头用手锤敲击它。每敲一下,好像有一种过电的舒适沿着我的脊梁骨下行,我猜我已经开始加紧夹腿了。

钟声余音仍在,两排教室里吐出黑压压的学生,他们在新种的小树下男生一堆女生一堆不知说些什么。语文组里,我原先认识的老师会用很多过去的事情和我聊天,我不认识的老师则用他们自己的想法问询我,其中一个老师还让我背诵一下《沁园春雪》。我急切地盼望在10分钟后的钟声敲响起之前能有时间去上厕所,我眼睛余光一直在找厕所的位置,却没有发现。

有一名严厉的老师对我心不在焉的状态还谆谆教诲了一通,我是是是是是的一番,老头的锤子又向铁钟上敲去,教室的门一下子把门口的黑压压人群吸进肚子里。

完了!我心想,再等四十五分钟我非尿裤子不可。

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班主任放下茶缸子,夹起一本语文课本,叫我跟着他。我跟在他身后,他不疾不徐地向跨过操场的东边那排教室踱去。当然,一路上不免还要警示我不要骄傲、干完田里的活不要耽误云云。我当时真希望我在田地里,那样至少我可以放肆地尿上一泡。

教室里一个胖胖的女老师正在亢奋的讲抛物线,下降的曲线还没画完她就被班主任打断了,看起来她很不爽。班主任站上讲台,让我站在讲台下面,面对着马上成为同班同学的五六十人,致悼词一样把我介绍了一遍。之后他居然还让几何老师也讲话,幸亏几何老师讲话风格爽利,那个落下的抛物线还在黑板上悬着,我很快就被安置在第一排的座位上。

班主任的背影从小树穿过去,向操场深处孤独地变小,越变越小。我惊奇地发现我们教室的北窗正对着一排巨大无比的厕所,而此时抛物线就要落完,我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关头,举起了手。

我已经管不了几何老师被再度落不下来她的抛物线的恼火了,绕过教室直奔厕所,到厕所左边一看,有白石灰写着的“女”字,我直接进了右边的门。放肆完成之后,我比较从容地走出厕所门时,鬼使神猜地回头看了一眼,天啊,门上白石灰字也是个“女”字。

这时我已经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感,我向教室北侧的窗子望去,靠窗的学生的脸一律向厕所这边看,且不止我的班级。至此我仍以为是我慌不择路,将左侧的“男”字看成了“女”字。

回到教室,抛物线已经完成,几何老师实在忍不住,一改端庄先笑了一下,她那一笑像一根火柴“呲”的一下,点燃了五六十桶汽油,全班哄堂大笑了有一分多钟。我居然一直等着他们笑完才入座,但站着期间我做完了一件事:我扫描了全班没有丫蛋儿,也没有空座位,说明之前我期望回来和丫蛋儿同班的梦想破灭了。

回到胡家屯,我发现我家心里的喜悦早就被村民们用行动的喜悦远远地超过了。几乎所有人(后来发现李大脑袋不在此列)说话都高出半个声调,他们像筹备杀猪或者买年货一样令这个不合时宜的季节充满节日气氛。

以种地为主的日子里,学习就成了副业。按我们田间作息规律,一年中的上半年的后半学期和下半年的上半学期是农时,太绕口了,但这样说是没错的。这个时间里我只是个农民,在田间听职业农民们互相之间开荤素玩笑,有些玩笑也就先装进脑子,要好多年以后忽然回忆起来才能搞明白。

男女们泼辣大胆令人吃惊,可是我发现他们少有就地实施的,哪怕他们都把锄头扔在地上,相互走到两家地界边儿上了,也只嘴皮工夫。不过经过几分钟调情后他们会干劲儿更足。后来城里一些大公司所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乃同理也。

果有实践者也是极少数,胡家屯野趣名人大S“滚麦田、钻高梁地、爬野山坡”的故事另文再讲。

那时候,作为一名学生我是纠结的和不纯粹的。

而且在实验中学不是没有惦念,之所以舍弃她,当然与20亩土地有极大关系。但是仅此理由稍稍牵强,从我一进班级解决完头等大事之后,立即扫描丫蛋儿的身影就能看出,我还是很惦念她。至于留在荒郊野地的大军营一般的那个校园里的她,是一个被我遗忘的女童变成的。

那时候我们还以为在这所高级中学里是第一次见面,殊不知早在10年多以前,她就躲在一盏昏暗的油灯后边看过我。我那时正在给她靠边站的父亲背诵诗词,她的父亲因为曾经在日本人的学校里当过老师,而被W老四等人理解成卧底的间谍。多年以后,我们坐在南方的一座茶室里,隐约回忆起那个油灯画面,彼此认出了更早的对方。

我在走错厕所这堂课的结束就看到了丫蛋儿。

第二堂课结束后是课间操时间,我忘了那是第几套广播体操了,总之有一个动作是把双臂从下到上扬一下,好像是一个经验不成熟的人用簸箕簸一下,不管结果怎样的那种动作。在我右臂扬起时,我从腋窝下看见与我相邻的那个讨厌的小子旁边的另一个腋窝下露出丫蛋儿的脸。

鸭蛋儿已经不会大大方方地盯着我看了,她从她的腋窝下把脸羞红之后就立即目视前方,进行下一个好像是踢腿的动作,懒散又矜持,似乎大腿上按了一个强有力的皮筋儿,不允许她把腿提到最舒展的高度。

我发现,她的大腿长肉了,裤子被绷得紧紧的,那条米色的裤子多少有一点喇叭形。

种地兼上学令我很分裂。

在田间,尽管我已经被成年劳动力看成是了不起的半拉子,可是他们从不把我当成土地上的人,就像前些年有人到学校去镀金,一起吃喝玩乐都可以,但从没有人指望他们能够按照学校逻辑搞出什么成果来一样。不过由于看到了能吃饱和随便吃的希望,被排斥的感觉也不是很强烈。每到傍晚,拖着疲惫的身体但很亢奋地荷着锄头归来,要么唱《打靶归来》,要么是《在乡间的小路上》。也时常会遇到同学们放学,他们挎着书包,我扛着锄头,除了几个没心肝的哥们之外,我发现许多人都回避与我打招呼,大约怕我尴尬。丫蛋儿也是这样,她远远地看见我过来,会绕着路走,尽量不与我打照面。

我知道丫蛋儿更担心我因此而尴尬。

但是秋天的那一次,我不得不与她正面相遇,我还说了好几句话没水平的话。

我们家里的农具简单到只有锄头和镰刀,没有祥子家那样的马车。到了抢收那几天,每天都担心夜里来一场不及时的雨,也就不好意思与人央求租车往回拉庄稼。恰好我那几个哥们中有一个叫宝军的,他家开商店,新买了一辆小胶轮车,我就借来以人代驴,从田里往回运送玉米。那年真是个好年头,玉米粒大饱满,是以8个麻袋的玉米装上车,我就已经期盼自己要是骡子该多好,骡子劲儿大。

在几公里的运送途中,我刻意以与夕阳对话的方式拖延时间,我不想我在弓着背的时候遇见同学放学,尤其是丫蛋儿。可是夕阳那天特别犯拖延症,迟迟不肯落山。快到村子里的时候,它才用一大片云把自己遮住,把云弄得跟喝醉酒的胡爷爷的脸似的。

从国道向村道拐弯处有个难题,村道非常狭窄,而且为了保护村道,村道的两侧被挖成坑人的深坑。我尝试几次,总因抛物线角度设计不合理、面临进入村道保护坑的危险而不得不退后重试。

“我帮你推!”身后传来甜甜的陌生又熟悉的声音,我慢慢放下车辕用脚踏住,免得它翘起来。

我回过头去,果真是丫蛋儿。

她那天穿着一条黑底白圆点的连衣裙,腰上束着一条暗红色的布带子,这使得她的腰身特别抓眼球,但好像不是我熟悉的丫蛋儿的腰。我熟悉的丫蛋儿是没有腰的,最令我受不了的是她的前胸,我不在家乡这几年那里长出两颗与今年收成相似的玉米,搞得我眼花缭乱,差点低血糖般天旋地转,既不敢将目光在那里停留,但又忍不住划过来划过去,荡舟一样,荡秋千一样没出息。

“不用,我看夕阳呢,你咋才放学?”我硬着嘴巴。

“帮老师批改作业来着。”

“你真能耐,将来当老师吧!”

“说啥呢,又不是我想干,老师非留我。”

“行,那你先走吧!”

“你这人咋这样了呢?”

“我咋样了?”

“虚伪!”

“虚伪不虚伪那是我的事儿,你走吧,我不用你帮忙,这点儿东西小菜一碟。”

丫蛋儿很失望,慢慢地走了,她一定知道我一直盯着她后背看,她走得很慢,腰弓着,一会儿她那件连衣裙就被霞光吞噬了。

那个秋天,我被玉米、高粱、谷子、糜子的香气弄得醉醺醺的,人都回到教室了,依然在盼望立即来下一个春天,我再把种子扔进去,跟阳光空气水土来一次半年的纸牌游戏。

在课堂上,我就像误了车的乘客一样,坐在课桌前,不再对书本感兴趣,满脑子高粱花的细碎、玉米须的老成、谷子地的熟香,满耳朵蛐蛐儿的叫声、水滴打在玉米叶子上的塔塔声、伏天雨后夜里玉米拔节的咯咯声、土地喝水的咕噜声……

可是我一想到那件黑底圆白色点的连衣裙,想到那天夕阳下的丫蛋儿牌玉米,我的心被牛犄角顶了一下。

于是我拿起书,刮掉脑子里的农作物,仔细地看起注释来。

(20190617呼和浩特)

作者,摄影:翟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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