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金瓶梅》
“千古之谜”《金瓶梅》
世上的事有千千万，大事有大情，小事有小理，但未破解之前，统称为谜。明代有名的才子书、也有说淫书的著名古典小说《金瓶梅》，它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但“笑笑生”究竟是谁？四百年来一直是个谜。然而他又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无数学者去研究、考证。《金瓶梅》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引无数学者对其作者这样痴迷呢？我们首先看《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和它的艺术成就。
《金瓶梅》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现实主义的艺术巨作。它以生动细腻的手法，塑造了明代市井社会各色各样的人物典型，通过他们的活动，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罪恶生活以及豪门权贵为非作恶的事实，从而反映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和它必然崩溃的前景。特别是通过对西门庆这一人物的描写，揭示了资本主义萌芽期新兴商人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下的这样一个事实：前者从经济上支持后者，取得政治上的特权，成为更残酷的一种封建势力；后者为了取得某种经济上的接济，利用前者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于是出现了一种基本上是封建豪绅但同时又是高利贷者的特殊社会力量。这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大凡每一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出现这种“权钱交易”的现象，有权者通过卖官捞取钱财，满足他的纵欲生活的需要；有钱者，以金钱疏通上司取得权势，更好捞钱。这一现象就是“腐败”。
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发，而封建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封建统治者除依靠剥削农民过活外，还依靠经营工商业投机和放高利贷赚钱，于是大量钱财流入了他们的腰包，为其纸醉金迷的纵欲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因而也助长了这个阶级荒淫可耻的风气。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造成晚明的“风气浸薄”。而那些握有封建统治权力的官僚豪绅，为了满足罪恶的享乐生活，自然要加重对一般人民的剥削和残害。《金瓶梅》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品。
远在十七世纪，《金瓶梅》即为当时人们所推崇，拿它和《水浒传》并列，称为“外典”（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其后又配《西游记》，世称三大奇书。鲁迅先生把《金瓶梅》列入“世情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这相形，变幻之情，显而易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又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尽管《金瓶梅》是一部有着丰富社会内容、鲜明反封建倾向和极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但过去和现在有些人对它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此书“诲淫”，因此以“淫书”目之，甚至有些文人学士对它的刻印行世，还目为“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致对”（《野获编》卷二十五）。其实《金瓶梅》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大胆描写，正是具有反封建表现的说明，因作者所处的时代就是充满淫靡风气的晚明社会，而这种风气也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生活，反映这种真实就是对丑恶生活的无情揭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对此曾有精辟论述。由于《金瓶梅》是一部暴露性的作品，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真实，我们就没有理由拿这一点来否定其社会意义。有人认为写《金瓶梅》是由于“忠孝”的目的，是为了报私仇，这除了不符合事实外，还显得过于狭隘，不能全面理解作者的意图。还有一种是“寓意说”，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事实上，《金瓶梅》既不是因个人报仇所写，也不是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立意，而是作者以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向我们提示了晚明时代肮脏黑暗的社会真实。所以，它被称为“一部暴露晚明社会黑暗的书”。它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豪绅家庭兴衰过程的展开，无情地撕去了遮在那个社会表面的伪善面纱，把世情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社会已经腐烂透顶，一切都不可挽救了。它以及附属于它的阶级，除了灭亡，没有别的前途。这一切，都是《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也是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胜利。
当然，我们高度评价了《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评价它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的时候，绝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部十全十美、毫无糟粕的作品，它不是主张让那些淫秽色情的部分来毒害今天的青年。毋庸讳言，《金瓶梅》在取得高度现实主义成就的同时，还存着大量的“淫秽笔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流传，并且往往掩盖了小说本身批判封建主义的战斗锋芒，以致后来的读者只关注于糟粕，而忽略了精华。另外，作为一种封建时代的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时代烙印，在《金瓶梅》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因果报应的思想。在《金瓶梅》一百首回前诗词和格言中，有三十多首宣扬“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善恶到头终有报，高习远走也难藏”的虚无主义思想。在第六十五回姑子演诵金刚科时，其唱词历数人世的种种荣枯悲喜，宣扬了人生无常、万境归空的情调。这些都是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作为小说，《金瓶梅》社会意义的实现和局限性的表露不是通过自白和说教告诉人们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显示的，从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这就必须归结到它的艺术成就。《金瓶梅》确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它的成就是那样突出、辉煌，它的缺陷也是那样触目、严重。惟其如此，或可以说，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又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史，特别是研究明清小说，如果不阅读这部奇书，甚至不阅读它几遍，就会割断历史，就无法完整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演变规律。《金瓶梅》对中国的长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在于：及时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兴起后的种种社会相，生动地塑造作为商人、恶霸地主和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西门庆以及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市井色彩极为浓重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的鸿篇巨制。通过他们的有关活动，给读者展示出明王朝末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上那种腐败、凋敝、荒淫、堕落的画面。
西门庆原是市侩家庭出身，父亲西门达是个商人。长大后，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县前开过药铺，同时交通官吏，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从中吞吃些油水，所以他基本上是个流氓市侩。但是这样一个人，到后来竟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不仅拥有几万两家私，开许多店铺，做着各式各样的买卖，并且同当时宰相接上了关系，当了他的干儿，平步青云。最初是锦衣卫理刑副千户，后又升为正千户，不只是富商，而且成了官僚和豪绅。他的钱越来越多，西门庆就认为钱能通神，越发肆无忌惮起来。他谋害武大，娶了潘金莲。事发之后，由于他的行贿，终于安然无恙，最后由于纵欲过度而身亡。从西门庆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作为商人，他的发迹主要依恃商业活动，这是中国以往小说史中未曾出现过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西门庆一家平常的家庭生活，夫妻、妻妾、主奴之间的各种矛盾以及饮食穿戴、起居游乐等生活场景，作者都用细腻的笔墨一一加以雕镂，并进一步通过这个家庭成员的各种社会联系，把读者引入当时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广视角多侧面地画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丰赡繁复、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俗画卷，写出了当时城市生活的“全部风貌”。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机制为西门庆这类商人提供了崛起的机缘，也同样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的命运。西门庆因纵欲而死，固然在逻辑上符合历史和生活，但“悲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诗人的”。作者的这种安排，实际上带有浓重的道德说教意味和宿命论色彩，表现了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说明他揭示生活的意识活动并不是全新的。
除西门庆外，小说在塑造妇女形象方面也颇为得心应手，其中最典型的反面人物就是潘金莲。她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她原是一个裁缝女儿，父亲死后，妈妈把她卖在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后王招宣死了，她妈妈又把她争将出来，转卖给张大户。因为主家婆嫉妒，大户就把她嫁给卖烧饼的武大郎，住着大户的房子，仍与大户藕断丝连。后来大户死了，她和武大郎就被主家婆赶出，于是就搬到紫石街去。她每天打扮得妖精模样，在门口站立，拈花惹草。适逢武大兄弟武松，因在景阳冈打虎，到了清河县当了都头，与武大相遇，于是到他哥哥家里探望哥嫂。潘金莲这时千方百计想勾引武松。无奈武松是个英雄，狠狠地抢白了她几句，她才打消邪念。及至武松奉令出差的当儿，她由王婆牵线，和西门庆通奸，毒死了武大。接着被西门庆娶去，做了五房侍妾。到西门庆家后，倾陷别人，以至于恶毒到以毒死李瓶儿的孩子为快。她的性格是被社会扭曲了的。她陷害别人，同时也被历史所遗弃，她的身世正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
从艺术手法上看，《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创作的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继承《水浒传》传统方面，不只限于现实主义精神，并且在手法上（如对比的写法），是衍袭《水浒》而又加以发展的。这种自然对比的事例，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不胜枚举，但就小说而论，《金瓶梅》之受《水浒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清代小说《儒林外史》、《聊斋》在讽刺笔墨的运用上，应该说受《金瓶梅》的启发不小。《金瓶梅》实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讽刺特色的杰作。至于在反映生活中，对一些细节的刻画上，《红楼梦》有不少地方是受到《金瓶梅》的启发，而创造性地加以改造与发展的。
在语言的运用上，《金瓶梅》的作者，真堪称为一位语言大师。全书百万余言，纯用当时大众语言写成。作者刻画人物的技术，与运用语言的才能，恰切地结合了起来。通过语言，不只表现了人物的阶级特征、职业特征，并且表现了性格特征。
《金瓶梅》艺术表现的不足之处在于全书缺乏统一的思想，因而显得不和谐。对人和事物的态度，前后不一，忽褒忽贬。这无论是出于作者的疏忽，或者是虽注意到而仍游移不定，分寸不准，两者对作品的危害却相同。《金瓶梅》的根本缺陷是它的自然主义倾向，对性生活的描写过于粗鄙和直露，因而妨碍了它的传播，影响了其社会效益的发挥。
从《金瓶梅》一书所表现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位伟大却又浅薄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宏大和卑琐、高妙和庸碌奇妙地掺杂在一起，常常使读者和评论家难于剥离而陷于迷惘。批判地继承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需要我们去做的。
《金瓶梅》不论从社会意义、还是艺术成就上讲，确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现实主义的巨制，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尽管有不足，但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仍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尤其它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自《金瓶梅》问世以来，约四百年间，人们一直对该书作者进行着种种的猜想与推测。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三十说之多。对于这些说法，学术界都曾提出过种种驳难，而立论者尚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之使人难以信服。但是，这些说对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值得研究者珍视。而本世纪以来，几乎每一新说的提出，或对旧说的重新论证，都不同程度地对《金瓶梅》作者乃至整个《金瓶梅》的研究，起到了某种深化作用。在诸种说法中，有属于传闻的，有属于推测的，这些大都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作依据，因而显得武断和牵强。还有一类是属于考证的，这类说法比较接近历史，但并不等于历史。在这类说法中，也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是在民间艺人的故事、话本的基础上集体创作，经后人整理加工而成；另一种则认为是个人创作。因此，李开先、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先芳等，均是被考证的对象。当然，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直至清初，才有人提出了具体的人。最初大约是受沈德符先生的影响，这具体的人被指实为王世贞。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以下三点作为他们的根据：一是沈德符的话：说这本书是嘉靖间某大名士作的。这一位某先生，经过几度附会，就被指实为王世贞。二是因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相当于当时的严嵩父子。王家和严家有仇，所以王世贞写这书的目的是报仇和讽刺。三是据本书的艺术和才气而论的。他们先有了一个“忠孝说”的主观之说，以为像这样的作品非王世贞莫属。因此，就有了王世贞说。
鲁迅先生早在1924年就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指出：王世贞作《金瓶梅》说“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1931至1933年吴晗先生写了三篇文章，详尽论证了《清明上河图》故事的不可靠，并论述了《金瓶梅》应作于万历十年至成历三十年，否定了王世贞《金瓶梅》说。吴晗先生认为,“嘉靖间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迁就为王世贞，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或以文采著称的张风翼呢？那时的名士很多，为什么不是所谓的前七子以及其他的文人墨客？我们有什么证据说他们不是“嘉靖间大名士”？就是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但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误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1557-1559年）官，但有证据说明在这三年中，他学会了和当地人一样使用当地的方言吗？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成为《金瓶梅》的作者呢？另外，写小说虽不一定要事事根据史实，不过假如是一个史学家作的小说，纵使下笔十分不经意，也不至于荒谬到如清人王昭植所讥：“《金瓶梅》淫亵自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代官掺杂其是，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王世贞在当时堪称博雅，时人多以有史识家论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负，且毕生从事著述，卷帙甚富，多为后来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彻底打破了这种附会与谬说，使吴晗先生的结论显得更加可靠。
学术上的争鸣是历代所倡导的。因此，有的甚至怀疑《金瓶梅》者的籍贯问题。譬如戴不凡君，在其所撰《小说见闻录》中，就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浙江金华人。他的理由是：“小说《金瓶梅》中凡饮酒几乎不离金华酒……西门庆一家妇女几无不嗜金华酒者……此若非金华兰溪一带人，殆难有可能反复举之于小说之中的。”这儿戴不凡君误会了，因为兰陵美酒（黍子、郁金酿造的）的别名也称“金花酒”、“金华酒”、“东阳酒”，由于是黍米酿造的，度数很低，所以妇女爱饮。戴把“金华”酒名，误成了浙江“金华”地名。实际上西门庆一家嗜金华酒，正说明爱饮兰陵酿造的黄酒。这也更证明了笑笑生是兰陵人。
再如徐州师院教师张远芬写了两篇文章与天津师院教授朱星的王世贞说争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收获，是考出了“明贤里”也是指兰陵。在《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关于欣欣子，各家学者都认为他就是笑笑生，关于这一点好像已成定论。“明贤里”是指什么地方，却一直没有考证出来，此次张远芬在《南史》中查出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原名叫“明贤”，而东昏侯是萧望之的后代，原籍就是兰陵，所以兰陵（南兰陵是侨置）就是萧明贤的故里，简言之，明贤里也。这样“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笑笑生书于兰陵之轩”。在《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中，不单可以找出《金瓶梅》作者的籍贯，而且还可以找出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些人名的来源。这就说明，张远芬的这个考证是可信的。由此，笑笑生是兰陵人，除去书上明说和西门庆一家爱饮“金华”酒外，这就有了第三个证据。
此外，张远芬还从《金瓶梅》中找出八百个词语，分别于1980年8月和1981年2月两次到峄县、兰陵一带作了方言调查。其结论是《金瓶梅》中的方言，凡外地人看不懂的，几乎都是峄县、兰陵一带所独有的词汇；其余的部分虽然外地人也懂，但调查证明，它们也都是峄县（做过兰陵郡城）、兰陵一带人民的日常用语；在《金瓶梅》中，峄县、兰陵的方言不是偶尔点缀，而是从头至尾遍布全书，并且运用得极为准确自然；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作者自述，在表达方法、句子结构、口吻语气等方面，也都符合峄县、兰陵人民的语言风格。特别是俚俗切语（俗称瞎子语），对于证明《金瓶梅》作者的籍贯来说更是千古难移的铁证。
因此《金瓶梅》的作者既不是浙江金华人，也不是江苏太仓人。结论只有一句话，《金瓶梅》只有兰陵人才写得出来。关于这一点，目前尚被多数人所接受。看来，王世贞之说也就很难成立了。不是王世贞，那又是谁呢？进一步说，他又是兰陵的哪一个人呢？是否是兰陵萧氏后人“笑萧生”或“萧笑生”的谐音呢？还是其他什么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更加深入，考古的发掘也逐渐靠近历史的真实。据最新的考据资料，山东省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在1980年从峄县（即兰陵）地下挖掘出了《贾三近墓志铭》，根据墓志铭上所写的经历分析、考证，认为贾三近就是兰陵笑笑生。这一方面是以张远芬为代表，近两年发现的材料又为此作了补正说明。枣庄市史志办公室崔玉铎同志1990年在《枣庄日报》上撰文说：“枣庄市史志办在收集史料时，在一老百姓家中发现了一块石碑，经考证石碑为贾三近所写。碑文笔迹与日本现藏《金瓶梅》刻本的笔迹完全一致，从而肯定了兰陵笑笑生就是贾三近。”
贾三近（1534-1592年），字德修，号石葵，生于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山东峄县（有人考证是峄县兰城店，位于今兰陵镇西南十公里）人。二十四岁举山东乡试省魁，文声大起。三十四岁赴京会试中进士，名次又为“东省第一”。以博学宏词先翰林庶吉士，“馆师殷赵二相公，亟称公韫籍器识，目为豪俊”。
1570年，授史部给事中，就任后，连续两次向隆庆帝上疏。先是要皇帝派遣精明干练的大臣，巡察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后是建议革除官场中讲究论资排辈而忽视真才实学的时弊。由于切中要害地分析了官场的时弊，看透了地方官吏的苛夺之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顿之由，疏章均获皇帝准许。
1571年，再迁左给事中。不久，贵阳土司安氏因内部矛盾举兵仇杀，隆庆帝钦差贾三近前往查处。后因安氏事件平定走到中途又返回京城。其时，正值宰相高拱擅政，“诸言官多所附离”，而贾三近“不能从也”，于是借机上疏辞官，请告家居。
两年后，万历继位，遣使者家拜贾三近为户科都给事中。这时，高拱已经罢官，张居正操览大权，百官们更加趋炎附势。贾三近作为谏院院长，节高不屈，叹曰：“妄有天子耳目臣而趋走相门如白事吏？吾不忍为！”贾三近不愿对张居正卑躬屈节，张居正也拿他毫无办法。贾三近在谏院期间，不畏权贵，仗义执言，干了一系列震动朝野的大事，皆是“多与政府相左”，而且是“皆人所不敢言”。
1574年，贾三近擢太常少卿，这年秋天，万历皇帝“初祀南郊”，贾三近“以礼官侍祠”，上赐白金徘币，迁大理左右少卿。不久，江西巡抚缺员，众官公推贾三近出任。由于张居正一伙在皇帝面前明褒暗贬，言道：“贾廷尉如泰山乔岳，不为私用。”因而未能获准。直至1580年，方被任命为光禄寺卿。贾三近因为认清了张居正对自己的两面派态度，便上疏第二次辞官，回峄县过了五年。
张居正死后，廷臣又一致要求贾三近复官，于是在1584年贾三近被再录用为光禄寺卿，继而转拜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府。同年，万历皇帝举行秋祀山陵大典，命贾三近负责提兵防护。事后，贾三近回到保定，“延见吏民”、“宣布科条”，使“三千石长史咸受约束，毋敢惰驰”。1585年，因贾三近“备御有状”，万历皇帝再一次赐白金劳焉。
1586年，山西、河北大饥，“民多死徒”。贾三近“日夜忧劳”，累疏请赈。因言辞痛切，“上心为之动，亟命司农条复蠲赈，如中丞（三近）请”。贾三近接到诏书，便晓喻贫农“各安田里，以得丰年，毋得漂流客土，为人蹂践”。但因贾三近三年任满，1578年，转拜大理寺卿，并以钦差大臣身份北上阅边。就在这时，急接父母染病的家书，于是上疏请告。贾三近第三次回到了山东峄县。从此，贾三近就专心奉养父母，“自顾天伦之东，不知人间事矣”。
1592年，宁夏副总兵孛拜据城反叛。朝廷用兵，廷臣争言贾三近堪负重任，万历皇帝派使臣到峄县，家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而贾三近因背疽突发，未能成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通过贾三近的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说明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一、贾三近六代祖居在峄县，各种史书皆言贾三近是峄县人，并且在几次做官不顺时，曾在峄县闲居过多年，因此他有从事小说创作的时间。
二、他是明代嘉靖年间山东省第一举人，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符合了沈德符先生的话。
三、贾三近是皇帝近臣，《金瓶梅》中的许多大场面，如蔡太师做寿、西门庆朝见皇帝等，非大官僚不可能有此阅历、见识和经验。
四、《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而贾三近身为谏官，几乎是以“指斥时事”为业。
五、《金瓶梅》中运用了大量的峄县方言、北京方言和华北方言。贾三近活了五十九年，期间在北京和华北生活了十五年，其余时间都是在峄县度过的。因此，他必然是既能运用上述三种方言，又能对北京的风情人物“异常熟悉”。另外，贾三近不但是个勇敢果断、棱角鲜明的政治家，而且是个风流倜傥、学富才高的文学家。在《峄县志》以及朱彝尊的《时诗综》和陈田的《明诗纪事》中，都收录了贾三近的诗作，并附有生平传略。那么他是否写过小说呢？于慎行的《贾三近墓志铭》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公数为预言，尝著《左掖漫录》，多传闻时事，盖稗官之流，未及见也。”后人经过研究揣测，《左掖漫录》是《金瓶梅》的最原始的初稿，“漫录”二字还意味着它当时还是各不相连贯的社会生活见闻的实录。直到后来，受到《水浒传》的启发，才加工改造，集中到西门庆一个人身上，变成了一部故事完整的长篇小说，并重定名为《金瓶梅》。
目前，以张远芬为代表的贾三近说，似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尚不成定论，张曾把文章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教授，吴致函说：“大作《兰陵笑笑生即贾三近》已拜读全文，我想您的说法完全可信。这个公案得到初步解决，可息四百年来之争。昔人所造王世贞为父报仇，造此书以毒严东楼之说，全是臆说瞎造，我以前也不信此说。因书中方言为北方话，与王世贞的江苏话相去甚远，但不知作者是谁。友人吴晓铃认为李开先作，差胜王说，然亦无确证，今读大文，乃得豁然贯通，特修此函表示祝贺。”他还说：“尚有一些问题希望能继续努力设法解决。”就吴教授所言，看来只能算是初步解决，但究属谁人之佳作，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认识，对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肯定会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我们肯定会为此更加努力。值得庆幸的是，《金瓶梅》作者留下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而每一部基于作家对生活的真切感受的小说，必然渗透着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意念心理，反映作家阅历、思想和审美判断等，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地昭示了小说家的心灵。有的时候，甚至比小说家的自白更为可靠。《金瓶梅》之所以流传后世，被历代研究者所珍视，主要在于作品本身所表现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以及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近来，宋庆力、张朝栋二先生，对《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新说，非但有理且有据，今抄录如后，以飨读者。
《金瓶梅》作者应为沂州人在《金瓶梅》研究中，许多论者认为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山东峄县人，这是值得商榷的。兰陵现属苍山县，民国时属临沂县，清雍正十二年属兰山县，清前期及时代直属沂州管辖。从明初至今六百余年间，兰陵从未隶属于峄县。根据有关资料，确证在笑笑生处的嘉靖、万历时期，兰陵隶属于沂州，从而断定笑笑生为山东沂州（今临沂市）人。明后期至清，沂州名人有关著作和资料，可能为寻查笑笑生提供线索。
笑笑生的籍贯问题
《金瓶梅》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从《金瓶梅》问世之日起，有关作者的问题就一直困惑着人们。1932年，在寻查《金瓶梅》作者方面，终于有了重要转机。一种从未见到过的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被发现。这部书的卷首，载有欣欣子和东吴弄珠客分别写的序文。由东吴弄珠客的序文可知该书刊刻的年代是明万历丁巳，即1617年；由欣欣子的序文可知《金瓶梅》的作者是笑笑生，笑笑生的籍贯是兰陵。
这两篇序言，在《金瓶梅》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根据序文，我们认为：其一，《金瓶梅》刊刻于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这是迄今为止人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版本。一般说来，版本愈早，后人删改和作伪的可能性就愈小，也就愈接近真实，所以欣欣子序文中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其二，兰陵古镇，在鲁南大地上历经沧桑两千余年，多半时期均为兰陵县治所。在兰陵瑰玮卓绝、辉耀简册之士，几乎代不乏人。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其三，《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尤其大量运用鲁南的方言俗语，这一点恰好与欣欣子所说作者的籍贯兰陵相吻合。从方言运用的角度研究小说作者，是解开作者之谜的重要途径。其四，大家知道，所谓“笑笑生”、“欣欣子”都是化名。化名前冠以真实籍贯，是古人重郡望之通例（古人隐姓埋名，绝不隐匿籍贯——编者注）。反过来说，假如兰陵不是笑笑生的真实籍贯，那么欣欣子的这种籍贯加化名的写作便没有任何意义。从这点推测，《金瓶梅》作者的籍贯一定是兰陵。同样的道理，欣欣子序文后的“明贤里”即明贤村，也应该是真实的。按理说，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文中既然指明笑笑生的籍贯是兰陵，那么，人们就应该循着指点，查查兰陵是何地方，到兰陵去寻查笑笑生就行了。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正如王汝涛先生所论：“兰陵笑笑生是北兰陵（今属山东苍山县）人。”然而不知何故，从1932年发现《金瓶梅词话》到现在七十年间，众多的学者不是到兰陵去寻查笑笑生，而是把寻查的地点锁定在兰陵西边二十公里的峄县。于是，《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也就成了峄县人。
较早撰文提及兰陵即峄县（这种提法本身就不妥，兰陵就是兰陵，峄县就是峄县——编者注）的是郑振铎先生。先生在《金瓶梅词话》发现的第二年，即1933年就在一篇文章中说：“《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文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曾经仔细地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其实，郑振铎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临沂县志》早就编成。县志中画有详细的地图，兰陵就属于临沂县的第八区。先生是文学史大家，急切查证《金瓶梅》作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当年，先生是关注的目光从峄县向东北方向稍微再延伸一下，也许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在当时就能得到较快的进展。这真是差之毫厘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持论如上的学者还有不少。张鸿勋先生说：“首先，《金瓶梅》的作者是笑笑生，而不是王世贞，从序上看出，欣欣子与笑笑生的关系很亲近，他的话是相当可靠的。其次，作者是兰陵人，兰陵即今天的山东峄县，就是说作者是一个山东人。”
杜维沫先生说：“证以《金瓶梅词话》中使用的大量山东方言，我们现在只能确切知道：我国这位最早的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作家是山东兰陵（今枣庄市）人，他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他的笔名是笑笑生。”
张远芬先生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笑笑生到底是不是兰陵（峄县）人，然后才有可能真正查明正身。为此，我在《徐州师院学报》发表了……三篇文章，用具体实证明了，笑笑生就是峄县人应属无疑。”
上述观点，几成宝座，近年又融入新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该书中的《金瓶梅》条是这样写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今属山东枣庄，作者大约是山东人。”
其他，诸如《中国文学史》、《李白诗选》等书，凡有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籍贯及兰陵注释之类，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写成兰陵属山东峄县或枣庄市，此不赘述。
兰陵真属于峄县吗？《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是峄县人吗？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籍贯是寻查《金瓶梅》作者笑笑生的关键所在，兰陵在明清时的行政归属弄不清楚，那么，寻查笑笑生就是无的放矢。
关于兰陵
既然谈及《金瓶梅》作者笑笑生的籍贯，我们就不能不说到兰陵以及兰陵在历史上的区划沿革。有些资料，明载于正史；还有些资料，地方志上记载得更细致、更明白、更清楚。
现在的兰陵是个较大的镇子，以酒名世。李白诗《客中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写的就是这里。兰陵为鲁南古镇，它南临江苏，西接枣庄峄县，属山东临沂市苍山县。
战国时，楚置兰陵县，春申君黄歇委派荀子卿做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废官，居家兰陵著书立说并终老于此。胡元仪说：“兰陵人多善为学，皆独卿之门人也。……教泽所及，盖亦远矣！”秦行郡县制，兰陵县属郯郡。汉代，兰陵依然为县，治兰陵，属东海郡。兰陵之西，始置丞县，治丞城；兰陵之北始置鄫县，治鄫城；鄫县于刘宗时并入丞县。
晋元康后，这里属兰陵郡，兰陵县尚存，兰陵仍为县治。西晋末，天下大乱，兰陵小仲村人萧整随元帝司马睿渡江，任淮阴令，侨居在江苏武进县的东城里。当时寓居江左者，皆侨置郡县，后人加以南名，这就是武进被称为南兰陵的原因。萧整生子萧俊和萧辖；萧俊三传为齐太祖萧道成，萧辖四传为梁武帝萧衍。所以南朝齐梁萧氏皇帝的祖籍和郡望是兰陵。小仲村在兰陵北几里路的地方，现属苍山县兰陵镇。
在《金瓶梅》研究中，有人认为笑笑生是南兰陵人，这是没有道理的。晋末，流寓江左者之所以置北土郡县加以南名，是为了收容北方同一郡县南来的人；加上南字，就是为了和北面家乡名称区分开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南兰陵的名称用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土断而裁撤。在明代，即使有人发思古之幽情，也是应该把武进写成南兰陵的。兰陵与南兰陵不宜相混。
隋初，废兰陵县，开皇十六年（596年）分丞县而置鄫州，治丞城。兰陵县与县鄫复置。以后，兰陵、鄫县、丞时有分合，至唐贞观元年（627年）三地归一为丞县，治丞城，属沂州琅玡郡。金明昌元年（1195年），改丞复称兰陵县，迁治兰陵，属沂州。到元至元二年（1265年），废至兰陵县。其间七十年，时当离乱。《峄县志》载：“及贞佑，北兵日迫，边军外，土匪内讧，以至袄贼啸聚，匈锋披猖，自邑境以讫淮汭，远近绎骚。而金室之政衰矣。其后兵既不竞，设官猥多，于是建兰陵为峄州，徒行省于下邳。”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贞佑后，由于元军从方犯境，加之红袄军起义，金政权岌岌可危。贞佑四年（1216年），兰陵县回治丞城（峄城），改属邳州。金兴定间（1217-1221年）置峄州，治丞城。兰陵一带何时入临沂县，史无明载，然而据《临沂县志》载：“金，兰陵西境入临沂，县境至此最大”。
由此可以推断，兰陵入临沂县当在金贞佑、兴定间，也就是《峄县志》之谓“建兰陵为峄州，徙行省下邳”的时候。及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金峄州为县时，兰陵属临沂县已经百余年了。
明洪武元年（1368年），临沂县入沂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峄州为峄县，是为峄县建县之始。省临沂县后，县政由沂州直管，名曰“以州代县”。当时沂州辖一州两县：一州，即沂州；两县，即郯城县和费县。
所以，在明代，兰陵不属于任何县而直属于沂州管辖。原临沂县范围内的人民的籍贯是无县名可冠的，只得省去。例如我们在《琅玡宋氏家谱》中就发现，明代文学家蒙阴人公鼐为他的好友宋鸣梧（苍山县珩头人，与公鼐同为万历二十八年举人）的祖父宋梯写传，开头是：“翁名弟，字子升，沂之珩头里人。”“沂之珩头里”由州下写到村，就是一例。
清因明制，除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元宵屯拨归泗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马兰屯划给峄县外，沂州及原临沂县境内区划无多改变。马兰屯，原是沂州七十二屯所之一，离沂州有七十五公里之遥，在兰陵西南。顺便提及的是，明代峄县贾三近的祖籍兰城店在马兰屯东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之前亦属沂州。这样看来，贾三近自称“兰陵散客”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祖籍。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前，兰陵依然直属沂州。这以后，沂州长府设了一个附属县——兰山县。其实，兰山县还是原临沂县的区划。这时，兰陵属于兰山县。民国初，兰山县改为临沂县，兰陵是临沂县辖下的第八区。1947年虽曾成立过兰陵县，但1953年又撤销了，兰陵县与苍山县合并，此后，兰陵一直属于苍山县。
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兰陵现属苍山县，民国时属临沂县，清雍正十二年后属兰陵县，清前期和明代直属沂州。从明初到现在的六百年间，兰陵从来都未受峄县管辖过，行政归属方面根本就与峄县无涉。说《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是山东峄城人，实在没有任何根据。
笑笑生应是沂州人
在明代，兰陵不属于任何县而直属沂州，笑笑生当然应为沂州人。为了以翔实的资料证《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所处的明嘉靖、万历时代兰陵属于沂州，我们查阅了清康熙十三年沂州知州邵士编纂的《沂州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沂州知府李希贤编纂的《沂州府志》，以及《临沂县志》、《峄县志》等地方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大多出自时人之手，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有关明代的资料，源于嘉靖时何格、王宗性编纂的四卷《沂州志》和万历三十六年徐汝翼编纂的《沂州志》。但上述明代州志，我们至今尚未见到。
兰陵属于沂州的第一个证据来源于邵士的《沂州志》卷一《疆域志 里社》。这是一篇十分珍贵的乡土资料。它把明代及清初沂州的乡社名称一一列出，并且把从嘉靖起历经变化的情况，也写得一清二楚。
据《里社》篇记载：“州原设九乡、四坊一厢，共一百二十二社。明嘉靖间，除坊厢外，并为八十五社。万历九年后设立官庄、扶垛新旧社，分九乡、五隅，共为一百四十二社。今九乡新旧并坊厢共一百二十五社。”九乡为“孝感乡、温水乡、琅玡乡、临沭乡、艾南乡、艾西乡、芙西乡、向城乡、石城乡”，五隅为“一坊社、二坊社、三坊社、南厢社、徐公社”。
兰陵社到在九乡之一的石城乡中。《里社》篇写得很明白：“石城乡，社八，俱在州西南。”这八社是“坊前社，去城一百二十里；兰陵社，去城一百三十里；新兴社，去城一百三十里；干期社，去城一百三十里；城前社，去城一百三十里。郭泉社、黎泉社、仁合社，三社俱系归并”
《沂州府志》和《临沂县志》关于乡社的记载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另外州志和县志中开列的集市、邮铺、义仓、公馆等，兰陵集、兰陵铺、兰陵仓、兰陵馆均列在其中。从《里社》篇，我们可以看出州原九乡的规模，从嘉靖、万历年间直到清末曾未改变。宣统二年（1910年），为行政便利计，经地方自治筹办处，把石城乡八社六十一个村庄改划为兰陵区，即临沂县八区。所以明清两代兰陵属于沂州是确定无疑的。
兰陵属于沂州的第二个证据是《沂州志》卷七《艺文志》中的一篇李士允的《二疏祠记》。李士允是明嘉靖时的沂州兵备佥事。“二疏”是指汉宣帝时的名臣疏广、疏受叔侄。二疏祠，原址在罗滕（今为萝藤，新中国成立后划给峄县）。文章写道：“兰陵西北三十里，里曰罗滕，盖有城云。往李子行县过其下，不知其为二疏城也。有寺憩焉，见其堂空而圯。询诸僧，曰：‘此二疏祠堂也，墓在祠南里许，累累七冢莫辨。墓无祠，此其祠也。’……嘉靖癸巳夏六月，李子再过之，而峄县尹李孔曦从焉。则以祠事谋之李，李曰：‘表贤举坠有司事也，曦敢不力？’无何，峄以文来告成，李子谒祠祭告。……罗滕隶沂，然去沂百四十里，去峄四十里而近，且归疆。故是役也，峄主之云。”
这里说得极为明白，李士允作为兵备佥事到沂州各地巡察，路过罗滕，见二疏祠破败不堪，即和随行的峄县令商议建祠之事。理由是罗滕虽然隶属沂州，但离沂州远而离峄县近，并且是丞相归时属地，所以请峄县主办建祠工程。祠成后，李士允写了这篇文章。
《峄县志》卷十《祠祀》对建二疏祠事亦有相同的记载。罗滕这个地方，直至民国时还是临沂县兰陵乡区属下的罗滕保。清因明制，区划无多改变。李士允说罗滕隶沂，那么兰陵在嘉靖时当属沂州。
兰陵属沂州的第三个证据是众多兰陵籍人士记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人物》卷中，官员、士人都有。这是兰陵隶沂的最直接的证据。如《沂州志》卷五《人物》（上）载：“王昌时，字稚公，兰陵人，崇祯辛未进士，任行人，出守淮扬，有政声，卒祀乡贤。”
王昌时是琅玡文社成员，兰陵的义仓就是他建的。他是明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官至江西岭北道按察司副使。他中举时，离《金瓶梅词话》刊行只有十年。考中进士时离《金瓶梅》刊行也只有十四年。王昌时比起笑笑生来可能年龄略小。但同是兰陵人，同处在一个时代，总不能王昌时是沂州人，而笑笑生却是峄县人。如果前人把王昌时编入《沂州志》、《沂州府志》、《临沂县志》没有搞错，那么今人把笑笑生列为峄县人准是错了，二者必居其一。反过来说，既然王昌时的名字列在《沂州志》、《沂州府志》和《临沂县志》中，那么照理，笑笑生的真名也可能就在上述地方中，只不过我们没有查到资料，不知道罢了。查《峄县志》卷二十一，五代兰陵人萧炳，明代兰陵吴守一，均出现在《流寓》篇中，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兰陵不属于峄县而属于沂州。
兰陵属于沂州的第四个证据是《临沂县志》中绘制的《临沂县总图》。从这幅地图看，兰陵在当时处在临沂县八区的中心位置，它西面、西南面和西北面现属枣庄市峄城区的萝藤、甘露沟和底阁等地方，当时均属临沂县。从明至清，疆域区划未变，可知这些地方明清两代均属沂州，兰陵的西界要比现在向西延伸许多。这一点正好与《临沂县志》“兰陵西境入临沂”契合。再者，从明嘉靖到民国，沂州史志的编纂代代相接，编纂间隔最长也就是百多年。连马兰屯这样的小地方划属峄县，《峄县志》、《续修临沂县志》均有记载，更何时况是兰陵？如果兰陵真的在峄县和沂州间划来划去，县志或州志上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记载。查《峄县志》、《沂州志》、《沂州府志》、《临沂县志》均无兰陵变更行政归属的记载，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兰陵在明代属于沂州。
综上所述，兰陵在明代直属于沂州，《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当为山东沂州（即今临沂）人。寻查笑笑生的新线索我们既已确定《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沂州人，那么把时间锁定在嘉靖、万历年间，把地点锁定在沂州（即今临沂市）范围，应该是可靠有效的。然而笑笑生是一个化名，并且只出现在《金瓶梅词话》和欣欣子的序文中，尽管已确定了查考的方位，但历经四百年的沧桑巨变，加之许多乡土资料散失，查考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学者孜孜以求，多方考证，迄今尚无定论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坚信，既然沂州有这样一位奢遮人物，他必定会在沂州大地上留下了许多的人生轨迹。除了《金瓶梅》之外，他可能有别的著作存世。而记录那段历史的载体只有当时的文字资料，仔细查阅明末清初沂州的文献，特别是沂州兰陵一带名人文士的著作、书札等，就有可能寻找到《金瓶梅》作者的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这样推想，笑笑生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是一定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兰陵隶属沂州，除了社学外，要进的只有州学。如果笑笑生是庠生，他的诸外师友在沂州；如果他是廪生，他的钱粮补助在沂州，他列庠而奋起科名的起点当然也只有在沂州。他的真实姓名在《沂州志》或别的文献资料上当是有迹可寻的。
再进一步推想，假如笑笑生是贡生、举人或进士，那么他的姓名更应记入《沂州志》中。地方志的编纂者认为，明清科举制详，事迹尚多可考，贡生、举人、进士的姓名被详尽地记录到《明清科举表》中。这为后人提供了一份翔实的资料。
查《临沂县志》卷六《登进.明科举表》，我们知道，在临沂县范围内，嘉靖年间计进士一人，举人六人，贡生二十三人；隆庆年间计进士一人，贡生六人；万历年间计进士六人，举人六人，贡生二十九人；天启年间计举人三人，贡生四人。在这为数不多的贡生、举人、进士中，或许笑笑生和他的知情者都在其中，特别是兰陵左近人士。现略作介绍，以供参考。
首先要提到的人是孙禄。孙禄，字天与，家居苍山县横山乡孙楼。横山离兰陵四公里。他是嘉靖时贡生，“博学醇行，游太学，益奋志读书，淡于势力，年逾五十，亲强之谒选，任河南安阳二尹，然以书生习气，不能迎合上官，改襄府纪善，王慕其文行，延训世子，礼遇其优。寻乞归，寿九十而终。后学称之曰‘横山先生’”。在孙氏后人中，孙一脉于崇祯三年（1630年）考中举人，十年后考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明末离乱不知所终。
其次要提到的人是宋日就。宋日就（1556-1629年）苍山县向城镇珩头人，家离兰陵十公里。他是我们提到的宋梯的长子。《沂州志》卷五《名献》载：“宋日就，字克明，万历乙酉科举人。幼颖悟，发奋石龙山，园疏不窥，性至孝，事亲色养兼至，荐贤书后，屡困南宫，益肆力于右文祠，经史诸子无不穷其奥妙。父梯屡劝之仕，不得已选陕西富平县令，到任首除繁苛，爱民如子。邑有数大疑狱，久成覆盆。就乃葛巾单骑，廉得其隐，立为开释，阖郡绘像祀之。……迁龙门别驾，以实心行实政。当事者议内调，就拂袖归里。值丁父艰，哀毁骨立。服除，开馆授徒，学宗朱程，两榜多门下士。所著《自淑集》行于世。崇祉已巳以疾卒，祀乡贤。”
宋日就是万历年间兰陵附近较早中举之人，根据吴晗先生推算的《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值宋日就二十七岁至四十七岁之间。笑笑生是
兰陵人，推算起来宋日就应该是个知情者。不知道能否从《自淑集》中窥出端倪。宋日就的弟弟宋日乾是贡生，屡试不第，后开馆设教，当时海岱能文之辈无不与之结社角艺。宋日乾之子，是前边提到的宋鸣梧。
宋鸣梧（1577-1636年）字泰侯，号泰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中举，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苍山县向城镇珩头人。宋鸣梧与东林左光斗、缪昌期交称莫逆，后左、缪被迫害致死，宋直言抗疏，伐党锄奸，后被勒命闲居归里。阉党败后，宋被起复，曾受命查抄魏忠贤，官至左佥都御史，卒于任上。著作有《琅玡文集》、《羲易集成》、《漫录纂言》、《近圣居文集》等镂版行世。宋鸣梧是兰陵附近官职较高之人，他古文瑰丽，与历下李于鳞齐名，宋鸣梧与笑笑生是同一时代人，又是同乡，或许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有关《金瓶梅》作者的一些线索。
再次我们要提到的人是周京。周京，字野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作品有《金城集》、《贲园集》、《吴越游稿》等。周京家离兰陵稍远，但在笑笑生同时代的沂州人中，他要算著作较丰之人。在对周京资料的研究中，也许能获得《金瓶梅》的一些信息。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下琅玡文社。文社是科举时代读书人以切磋文章为主结成的团体。文社之兴，在沂州有着良好的传统。琅玡文社的成员多是明万历、天启年间的举人，后多考中进士，如兰陵的王昌时，还有同乡黄图昌、周文斗、任者泰、颜习礼、孙一脉等。文社成员中亦有人有著作行于世。例如，文社成员宋之韩的《海沂诗集》二十卷，至今还能在乡间找到刻本。当然，这一批人可能比笑笑生的年龄更小，属于后代人。但正因为是晚辈同乡，那么在这些人的资料中，就更有可能发现《金瓶梅》作者的一些线索。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在明嘉靖、万历时期，沂州兰陵左近并非孤零零地出了一个笑笑生。在这些名人中，亦有著作刻版行于世之人。这些人的有关资料，都写在《沂州志》或《沂州府志》、《临沂县志》之中。如果我们循着有关线索，进行更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也许不久的将来，在临沂能够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