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秉键：晚明清初江南“打行”

内容提要：“打行”是晚明清初活动于江南地区的打手组织，其产生主要基于游民的激增、市镇的繁荣、社会结构的活化、官绅地主对“暴力”的需求以及募兵制的兴起等因素。打行虽然属于社会阴暗现象，但这一现象从反面揭示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江南地区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富著称，在近世江南史研究中，诸如资本主义萌芽、赋税人口、学术文化等问题历来为学者所重。然而在江南灿烂的历史文化景观背后，也存在不少阴暗现象如流氓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更为全面地解析江南社会实态。晚明清初，江南流氓活动频繁，有藉暴力为业者，如“打行”；有藉“访察”之名滋事生非者，如“访行”；有以架词唆讼为业者，如“讼师”；更有明为正当职业而暗行勒诈之事者，如脚夫……因篇幅限制，本文仅对打行作一探讨。（注：据笔者所见，目前论及“打行”的著述有陈宝良：《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无赖をめぐる社会关系—打行と脚夫》，载《史学杂志》90—11，1981年；川胜守：《徐乾学三兄弟との时代》，载《东洋史研究》40—3，1981年。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打行作了介绍， 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拟更为系统地对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打行的活动加以探讨。）

一

顾名思义，“打行”是一个以暴力活动为职业的行帮，类似后来的打手组织。《苏州府志》云：“市井恶少，恃其拳勇，死党相结，名曰'打行’，言相聚如货物之有行也。”（注：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丹午笔记》亦云：“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闻呼即直，如开行一般，故谓之'打行’。”（注：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

打行堪称出现于晚明的一大“新生事物”，言其大，是因其活动一度震动明廷及地方官员，以致朱国祯在其《皇明大事记》中，将打行与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等并记为一件大事（注：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苏州打行》。）；言其新，是因先前并无此种社会群体，时人见之，莫不以为新奇，在当时不少笔记小说中均有记载。叶权《贤博编》即云：“吴下新有打行，大抵皆侠少，就中有力者更左右之，因相率为奸，重报复，怀不平。”（注：叶权：《贤博编》，载《明代资料丛刊》第1辑。）

据史籍记载，打行起初主要活动在苏州，后来蔓延至松江，进而成为江南地区一大社会隐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嘉靖三十八年，“吴会岁祲”，各郡邑时有打行攘窃，应天巡抚翁大立檄令各州县捕治，督责甚急。十月，大立携孥来苏州驻扎，“诸恶益惧，先以术试而胁之，伏小巷中，俟大立舆过，跃出批其颊，撤去如飞鸟，莫可踪迹。随役得罪者甚多。”大立恚甚，曰：“鼠辈敢尔，必尽杀乃已。”其乡人边成善拳棍，适随行，大立与之密谋曰：“事将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潜察搏之否？”边成对曰：“某一匹夫之技，聊以为戏，临场乘巧取捷动人耳目，亦所遇非硬手，稍稍得志。其力钜艺精者热视，宁避不敢角也。此辈盘伏甚奥且夥，大人包而柔之，自然销伏，不可尽，亦不可与争。”大立遂欲作罢，但巡徼者欲赎罪立功，捕之甚急，打行愈加汹汹不安，乃相与歃血，以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狱，劫囚自随，鼓噪抵都察院，劈门而入。大立率妻子逾墙遁去，险些丧命其手。随后，打行纵火焚毁公廨及所奉敕谕符验金字旗牌等，复“引众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队御之，戒勿轻斗，炮鼓间发。诸恶不敢纵。将曙，乃冲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中。”事闻，嘉靖帝命大立戴罪严督，刻期捕灭。（注：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苏州打行》。）打行势力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入清之后，打行依然活动，只是在称谓上有所变化，即清人一般称之为“打降”。《坚瓠集》云：“（打行）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做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辈久而不变，故记之。”（注：褚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又清代“打降”一词，还有打架之意。清郝懿行《证俗文》六《打降》云：“俗谓手搏械斗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伏也。方语不同，字音遂变，或读为打架，盖降声之转也。一读为打将，亦降之讹语耳。”《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康熙《崇明县志》也称：“崇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行业也，又名打降。”（注：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

那么，“打”怎么会作为一种职业行当而兴起于晚明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游民的激增。明代前期，江南社会相对稳定， “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然而，由于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明代中后期，农民不得不迁业流动。

江南重赋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现象，史称：“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三。）《日知录》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也就是说，仅苏松常三府田赋就占全国田赋收入的15%强。据今人研究，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 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明中期有漕省份每年运送到北京的400万石漕粮， 仅江苏的江南五府就提供了1,334,950石，占总数的1／3强， 而杭嘉湖不但赋额高，而且起运的比例高达90%（注：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在重赋的敲剥下， 江南“皮骨已枯”，官绅地主尚可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而小民则以“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人口激增也是晚明江南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南京明初只有27,000户（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而到万历时，则是“生齿渐繁，民居日密”，仅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余万”之多（注：周晖：《二续金陵琐事》。）。杭州成化时有户90,000，口约300,000， 但到嘉靖、万历时，“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注：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松江地区，“隆、万以来，生齿浩繁，民居稠密，幸享承平，足称富庶，倘兵燹陡发，驱民入城，无论乡镇，即四郊外十里许，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五《记土木》。）人口的大增，给生计造成严重困难，时人对此多有议论。《明神宗实录》云：“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徐贞明云：“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徐光启亦云：“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

正是在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下，江南人口大量流移，“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注：《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如太仓州，洪武时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宣德末年造册时，止存10里，1,569户，而实际存在的户口仅738户（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流失了83%。昆山县，洪武元年， 口390,000余，嘉靖元年减为140,000 余（注：嘉靖《昆山县志》卷一《户口》。），流失了64%。上元县洪武初，口253,200有奇，万历二十年， 减为27,700有奇；江宁县洪武二十四年，口220,000有奇， 万历二十年，减为23,600有奇。“总计二县人户丁口，视国初十不逮一。”（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户口》。）嘉定县，万历之初，“困于漕粮，荒芜极望，户口离散，几无以立县。”（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六五《嘉定县改折漕粮本末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么，这些流失的人口到底流移到哪里去呢？苏抚周忱归纳为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种流向（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何良俊则归纳为四种流向：“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

在以上不同的流向中，一部分人得以迁业或觅得栖身之所，而另一部分人则蔽匿邻境，船居浮荡，游手趁食，成为社会盲流，城镇中一时“袖手游闲者，肩摩踵接”（注：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五《里俗》。）。这些人除了“气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谋生，“什伍为群”，死党相结，专恃“勇力”过活。《江南通志》云：“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询其根由，始于游手无赖，各霸一方。”（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上海县志》云：万历时，本县打行之风颇盛，“此辈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注：康熙《上海县志》卷一《风俗》。）《无锡县志》云：“里路新街等巷，恶少年群聚夜游，以诈谋拳勇，凌轹暗弱，谓之打行。”（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云间据目抄》亦云：“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辈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心日炽。”（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这是打行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2、市镇的繁荣。明初江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 经过几代承平发育，到明中期以后，面貌大为改观。

首先是原有的大城市店铺亭馆鳞次栉比，商业颇为繁荣。嘉、万年间，南京“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注：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成为“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注：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的繁荣城市，仅当铺就“不下数千百家”，至少也有“五百家”（注：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杭州东有鱼盐之饶，西有五湖之利，圜圚之盛，不让南京，史称其“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注：崔溥：《漂海录》卷二。）。苏州牙侩丛集，“货物辐辏，四方旅寓之人，皆在其地开张字号行铺”。“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注：康熙《吴县志》卷二六《兵防》。）。

其次是不少村落集市居民日众，百业开发，逐步发育成新的市镇。湖州府菱湖镇明代之前甚是荒凉，然至正嘉隆万间，第宅连云，舟航集鳞，桑麻环野，成为一方雄邑（注：光绪《菱湖县志》卷一。）。以江苏元和县为例，震泽镇：元时居民仅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齐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严墓市：明初以村名，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民至三百家，货物略多，始自成为市；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丝绸为业，始称为市；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庉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居民数百家；八斥市：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注：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据统计，明中后期，江南有市镇329个， 其中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约14个（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第16卷第2期。）。苏、松、嘉、湖四府，有市76个、 镇140，合计216（注：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载《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

城市集镇的发展，为打行提供了活动空间。因为市镇不仅是城乡交流的纽带，而且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更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里，商旅云集，店铺林立，人口流动频繁。如南京城，辐辏四海，水陆交通异常发达（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大中桥、三山街、斗门桥、中正街一带，百货聚焉，“市魁驵侩，千百嘈

其中。”（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苏州“众艘聚焉，转输村镇，旋及旁邑，莫不赖之。”（注：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货》。）杭州香市期间，远近商贾香客蜂拥而至，“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凡四阅月方罢。”（注：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松江隆庆以后，游船渐增，而夏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盛矣。松人用以设酒者，无虚日。（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在这种人稠物盛的环境中，打行不仅易于找到勒诈打劫的对象，而且易于觅得雇主，更重要的是易于藏身。无锡城北门之外，群商聚集，流氓充塞其间（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周忱云：“天下之民，常怀土而重迁；苏松之民，则尝轻其乡，而乐于转徙。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这里所谓“售其巧”，既指苏松之民可以在市镇从事正当职业，如改业工商或充当雇工，又指在城市可以做“浮食游民”。正因为如此，所以“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或许正是因为得以“售其巧”，所以江南流民最差的归宿是充当流氓，而北方流民由于没有发达的城镇将其吸纳，不得“售其巧”，最终走上了造反之路。

3、社会结构的活化。与市镇经济发展相对应，明中叶以后， 江南社会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职业结构而言，不仅出现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的迁业态势，而且出现了士与商、士与工相混的职业错动融合趋势（注：有关江南绅士业商业工的记载很多，如黄省曾《吴风录》云：“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相鉴》云：“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多以纺织求利。”）；从居民结构而言，各市镇流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既包括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也包括失业离乡的流民，还包括外地流寓商人。如南京城，“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从阶级结构而言，在商品经济的牵引下，财产转移迅速，各社会阶层“起落不常”，“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吴中大家巨室，席祖父遗业，……盖未一再传而败其家者多矣。”（注：汪琬：《尧峰文钞》卷十六。）如松江乡绅宋恺、苏恩、蒋凯等，家产皆积至十万余，“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卷十三《史九》。）从城乡关系而言，二者的交换关系日趋密切，农家经济商品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当地乡民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完全依赖乡村小市场由外地或更高级市场输入。（注：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4页。）所有这些说明江南已初步突破以农为本、以定居为常态的“乡土社会”结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3页。），而开始步入动态化的“市镇社会”。

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定居的“礼俗社会”，在这里，民众都依从由传统经验形成的“礼”这种“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行事，一切矛盾纷争主要在社区内通过调解解决，“无讼”即成为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3页。）“百姓皆怕见官府， 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卷十三《史九》。）

由乡土社会向“市镇社会”的过渡，无论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讲，还是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讲，均将民众置入一多变而陌生的环境中。由于以“礼俗”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调适体制无法调适“市镇社会”，而当时的政府组织又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镇社会”调适体制，于是江南一度陷于错乱状态，舍义逐利、导奢诱淫、贵贱无等、长幼无伦之风浸淫弥漫，“伦教荡然，纲常已矣。”而这种伦教纲常的失序状态，体现在社会风习上便是奸伪百出，行使假银者有之（注：《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云：“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在在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行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出售假货者有之（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云：“市井多机巧，能为伪物。始与交易，则出以尝试，外若可观，非信物也。能辨识之，然后出其佳者，价亦相去什百。”），它若公开抢打撞骗更比比皆是，结果导致“刁讼蚁聚，凌虐蜂起。”初时“犹无赖小人为之，近年则士类效尤，腆然不顾名义矣。稍不如意，辄驾扛抢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有祖父卖过田产，历经加绝，而子孙以夺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复捏奸抢诓告，希图吓诈者。”（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又海瑞《备忘集》卷五《示府县严治刁讼》亦云：“江南刁讼太甚……俗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即“白发黄童，俱以告讦为生。刀笔舞文之徒，且置弗论，而村中执耒荷锄之夫，亦变为雄辩利口……竟入市，市纸书讼词，郡中为之纸贵，一肆中有日得三十金者。”（注：朱察卿：《朱邦宪集》卷一四《与潘御史》。）海瑞开府吴中时，“人人以告讦为事，书生之无赖者，惰农之辨黠者，皆弃经籍、释耒耜，从事刀笔间……至今三吴小民，刁顽甲于海内。”（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华亭讼狱之繁多，“山积波委。”（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上海健讼，“视华、青犹甚，而海蔡后益炽，凡民间睚眦之仇，必诬告人命，遂有赊人命之说。”（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一日，海瑞“按临南察院，放告，词讼堆积如山，海度不可阅，取火焚之。”（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时人将江南“讼风”大盛归咎于海瑞，其实这是皮毛之见，事实上正是海瑞大量受理讼案，才使争讼得以充分暴露。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民间纠纷主要通过法律裁断、邻里调解和暴力慑服等手段进行解决。以律以理不能服人，必然走向以力服人。面对频繁而激烈的争讼，由于地方政府无力也不愿受理这些案件（注：参见拙文《试论绅权》，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而“乡土社会”中普遍采用的调解方式在这里又失灵，于是许多争讼只好诉诸暴力。下文我们会看到不少雇佣打手解决民间纠纷的例子，兹不赘言。这也是打行得以流行的原因。

4、官绅地主对“暴力”的需求。明代中叶以前， 官绅地主多半居住乡里，其后在商业利益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下，逐渐移居城镇。（注：关于地主城居化问题，参阅北村敬直《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日本评论新社1972年版第二章。）据载，南京东水关、武定桥、江宁县、三坊巷，世胃宦族云集（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吴郡居住县城、府城及市镇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十之八九，乡居地主仅占十之一二（注：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风俗》。）。苏州“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注：道光《苏州府志》卷十《田赋》。）康熙时也有人说：“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注：赵锡孝：《徭役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三《户政八》。）地主城居化，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在“新事百端”的江南城镇中，官绅地主虽然极大地满足了生活欲求，但也遇到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