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宝康·柯桥中学旧事漫记

柯桥中学建校70周年了。而我，进柯桥中学读书也50年了，或许可以算有点年头了。这里，录出几件记忆较深的旧事，凑个热闹。

    “两倍扣分”

我们进柯桥中学读高中，整整读了两年半，最后是在1974年1月和比我们晚半年进校的那批同学同时毕业的，也不知为何？（不像后来读大学时，因为是1978年3月进校的，后来学校征求大家意见，读三年半也是本科毕业，还是读满四年。结果是大家一致要求读满四年。）例子之一就是：一次物理考试，我错了一道题，试卷发下来后，我忽然发现别的同学这道题做错只扣了5分，我却被扣了10分。于是就和蔡秀琳老师说：这是为什么？蔡老师的回答让我无语：因为你的同桌和你错的一样。老师认为我们考试有作弊行为，所以错的一样，要加倍扣分。其实，我还真的是自己做，没有作弊，只是错了。我的同桌也很优秀、正直，但不知缘何，俩人这道题都错了，并且错的答案一样。应该说，老师加倍扣分似乎没道理，但这正说明那是老师的认真和严格要求，而这，对我们的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教育和帮助也是长远的、深刻的。

    困难补助

我读高中时，家庭经济十分困宭。冬天里，也就穿着一件旧的对襟棉衣和两条单裤。忽然有一天，班级的生活委员找我，说是学校研究决定，有一份困难补助给我，大约是5～6元钱，但不能移作它用，只能用来买衣服，还不能自己去买。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后，很快给我买来了一套腈纶棉毛衫裤，蓝色的。这应该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穿买来的衣服，这之前，我穿的衣服都是家里母亲自己做的，或者用布票买来布料请村里的一位老裁缝做的。这套棉毛衫裤，我一直穿了好多年。说起来，我没有打过任何要求补助的报告，也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困难补助这样的事。但老师、同学和学校却无声无息地关心着我，事后，也没有多少动静。更有，那时根本没有别的同学对此有什么意见，也没有因此而歧视我。可见，当时学校的风气是很淳朴、很有人情味的。

    检讨书

在柯桥中学，我还蛮认真地写过一份检讨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依然势头不减。虽说学校和老师很想抓教育质量，但限制太多。最突出的，是没有课外书可以看。学校图书馆好像在中午时候是可以去借书的，问题是只有几本鲁迅的书，其他真的没有。对我们住校生来说，毕竟那时不像今天那样有做不完的作业和试卷，空闲时间不少，总想找点事或看点书。一次，一位同学从校外借来一本《隋唐演义》的书，被我看见，强借过来先看。下午上课去时，我把这本书压在草席下面，拉过棉被盖着。不知那位进步的好同学把这向老师报告了，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带了几个人把我草席下的这本书给查了去。后来又把我叫去办公室，两个老师找我谈话。那时，这本书绝对属于“封资修反动书籍”，是上纲上线的事。而我，更怕牵连到借我书的同学，还怕这本书万一被没收，无法和人交代。于是，我说这书是自己从校外一个亲戚那儿借来的，请求老师能把书还给我，我马上退回给亲戚。老师严肃批评，我虚心接受。最后是要我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于是，我很认真地写了一份不短的检讨书，而老师也悄悄地把书退给了我，使我能够对同学有个交代而不让他为难。尽管，那时“极左”之风甚烈，老师既不可能想的那么明白，也无可奈何，但能够把书还给我，其实是要冒风险的。所以，老师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着实让我私底下感恩之心在漫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