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纪事（1998)

今年六月受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任阿蒂亚娜的邀请，我得以到国外去走了一圈，现在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生活亦早已回复到往日常轨，但想起此次出国的经历，以及在国外的见闻，觉得有些还是很让人不能忘记的，应该写下来。

得到邀请我参加诗歌节的消息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柯雷电话告知的。在这之前，我虽然希望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想到国内有无数人都望着这种事，所以根本没有考虑过会邀请到我头上，在接到柯雷的电话时还有些惊讶。因为就我了解的情况，被邀请参加诗歌节，过去几年要由北岛等人推荐才行，而我与北岛那拨人从来没有交道。从柯雷口中我了解到，新上任的诗歌节组委会主任阿蒂亚娜读到柯雷翻译的我的诗后很喜欢，在打听了我的情况后，告诉柯雷想邀请我参加诗歌节，这是连柯雷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因此在电话中他亦显得非常兴奋。我后来听说有人对我参加诗歌节不以为然，以为我搞了什么明堂，这些人也不想一想，这又不是与中国人打交道，我能搞什么明堂？只能用我偏偏碰上了喜欢我诗的诗歌节新主任来说明。另外也许是我到了应该出国参加这类活动的时候。柯雷在电话中还慎重其事的问了我几个问题：一、是不是作协会员、二、是不是中共党员、三、出过国没有。在得到我三个否定的回答后，他说：好。并在给我打了电话的当天下午，就传真了一份邀请文件给我。

然后是出国前办护照、签证的经历使我体会到，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出一趟国的确是十分不易的事。我二月份收到阿蒂亚娜的邀请信。根据柯雷的关照，收到邀请信后我去荷兰大使馆找文化处官员罗伯特，向他询问办理手续的事。罗伯特是柯雷的大学同学，多年来一直为诗歌节邀请的诗人办手续，充当诗歌节组委会和中国诗人联系的中间人，已很熟悉为中国诗人办理出国的一整套手续。他见到我所持有的阿蒂亚娜的邀请信后，马上告诉我拿着这样的邀请信公安局不会给我护照。而当我问为什么时，他解释是因为中国政府有规定，出国参加文化活动必须文化部批准，像我这样直接被邀请，不属于文化部指派的诗人，根本就不会为我办护照。听到如此的话我的心冷了一半，这么多年虽然写作和发表作品，但我没有参加官方作协，文化部怎么可能同意我出国去参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诗歌活动呢？到是罗伯特早已经历过这种事，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为我解决护照问题，他告诉我他将通知诗歌节组委会给我发一份私人邀请信，这样我就可以以出国访友的名义办理护照。

这样，我便又回到家中等待新的邀请信寄来。说实话，人在等待中很难受。但直到四月初诗歌节组委会还没有将私人邀请信寄来。当我眼见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向罗伯特打听情况时才知道，诗歌节组委会的人不知道中国目前的有关政策已经改变，还以为发私人邀请仍然要像过去一样，必须通过中国大使馆同意才行，因而迟迟没有去中国驻荷兰海牙的使馆办手续。因为他们同样害怕到了那里被拒绝。这其间我已经知道现在关于私人邀请的手续不再像过去那么复杂，得知是因为这个原因私人邀请信没有发出来后，我将情况告诉了罗伯特，请他再通知诗歌节组委会。这之后，又过了十来天我才收到了一封以诗歌节副主任阿波尔的名义发出的请我去荷兰做私人访问的信。

拿到这封信后我马上回到四川成都。我的户口在那里，我必须到成都公安局去办理护照。而办护照又是一次困难的经历。因为在那一大叠表格中，我不单需要有单位为我出具同意出国的证明并盖章，而且还要写明与邀请人怎么认识的，是什么关系等等情况。单位的证明还好说，我找到曾经在那里工作了六、七年的一家报社，以及保存着我的档案的街道办事处“待业青年办公室”，没有什么刁难便解决了问题。但怎么写清楚与阿波尔的关系却让我头痛了好久。我怎么可能让公安局的人相信自己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是朋友呢？虽然最后我连编带造的写了一大堆，但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使公安局的人认为是真的。所以在把审批表交上去的那段时间，我不得不把希望降至最小。并通过我的妹妹托人疏通关系，她有一位在公安局工作过的同学认识签证处的某个警官。不过，出乎我意外的是，公安局居然很爽快地把护照给了我。

拿到护照本来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于荷兰来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他们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有国际影响的文化活动，外交部是一贯开签证绿灯的。但由于出国的机会对于像我这样的诗人来说很难，既然出去一趟我想到处看一看，因此希望大使馆在签证时能够多给我一点时间。当我把这个意思告诉罗伯特时，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要我把护照交给他，由他办就行了。可到了最后他又告诉我因为现在的签证官是一位新来的毛头小伙子，办事一板一眼，坚决不同意我参加八天的诗歌节活动却想签几个月的证，好像我也是像很多出国的人那样，抓住一个机会，只要出国门就不回来了。这时候离我必须出国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算了算了，最后我告诉罗伯特先生，签证官爱签几天就几天吧。而看见我这样的态度，签证官又仿佛十分大方地给我签了一个月时间，还告诉我这已经是特别照顾。

六月十二日下午两点，我登上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飞机，在当地时间五点半到达。这时候，我已经是置身在一句话也听不懂的地方。出海关时，因为我的签证只有一个月，而诗歌节给我买的机票是三个月内往返有效的，因而海关官员觉得有问题，不让我出关。我被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面对着叽哩哇啦的询问，我真是感到荒诞。没办法我只好将身上带的所有与诗歌节有关的文件拿出给他们看。还算好，因为这之前罗伯特已经想到我的机票与签证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事先叫他的上司，文化参赞写了一份有签字的说明交给了我，加上我的连比带划，最终使他们知道有人会来接我，便用广播发出告示，我等了近二十分钟，诗歌节组委会为我安排的翻译李梅小姐和一位自愿为诗歌节活动工作的荷兰人来到海关，他们向海关官员说明情况后，我才得以正式进入荷兰国境。

我本以为“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这样大规模的活动应该有很隆重的仪式，但并没有。外国人办事的方式的确与中国人不同。除了在入住旅店时得到一份诗歌节期间的日程安排，上面将每个参加会议的诗人要出席的活动写得清清楚楚，根本就没有谁来过问情况。当然如果没有自己的活动也完全可以不去会场。我的活动只是在某个晚上朗诵诗并接受采访，所以，尽管诗歌节组委会每晚都在会场安排有专为诗人们准备的酒会，可以免费尽性地喝酒，但我除了第一天开幕式时去会场对诗歌节主任阿蒂亚娜和副主任阿波尔做礼节性的拜见，在李梅的翻译中了解到一位加拿大批评家所做讲演《保卫诗歌》的大体内容后，以后的几天，除了参加过一次全体参加诗歌节的诗人乘船游览号称欧洲最大的海港鹿特丹港外，干脆很少去那里。国内的不少人总在说当代诗的处境非常困难，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物质主义泛滥，对所有国家的古老文化的存在都有所冲击。不过我对“保卫诗歌”的说法并不以为然，当诗歌已经被呼吁成为要保卫的对象时，虽然意味着还有人将之看作珍贵的文化样式，但同时也说明了一种向社会祈怜的心态，我在心里认为没有必要这样。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样态，我相信任何时代诗歌都会是一部分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因为只有她能够以自己独有的形式传达人类面对一些具体事件时的内心活动。就因为这一点诗人应该傲慢。

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李梅的陪同下到其他城市逛，在阿姆斯特丹我们参观了凡高纪念馆，这个馆里虽然收藏了凡高的大部分画作，但他的最有名的几幅画却不在其中；也参观了荷兰国家博物馆，见到了不少在欧洲现代绘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佛兰德画派画家，譬如梅勒尔、伦勃朗等人的作品，看原作的确与过去看画册太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去看了以橱窗形式展览妓女的红灯区，但它给我的感觉一点没有过去听人谈论的那样让人刺激。据李梅和后来我碰上的几位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讲，那些以各种考察名义到国外去的人，红灯区是他们必去的地方，以至于连妓女都会说“有发票”的中文了；最后我还去了莱顿，参观了荷兰，也是欧洲唯一的莱顿大学汉学院，并见到了旅居莱顿的朦胧诗人多多。不过，即使这样，我对于此次诗歌节还是留下很好的印象。而在开幕式上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四十位诗人让我不禁感慨：多年来在中国我很少参加各种诗歌活动，尤其是有几十位诗人参加的活动。我还从来没有享受到像这一次所体会到的诗人的荣耀。而当我朗诵那天晚上，尽管所有来的人都听不懂汉语，但他们仍然通过阅读打在大屏幕布上的翻译稿认真地听着，并投以热烈地掌声。我知道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被我的诗打动了，而是他们对于诗歌的尊敬。当然，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得到诗歌节组委会专门为每个诗人印刷的，翻译成佛莱芒语的诗歌小册子。而正是看到这一点，当主持人代表观众向我提问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诗人，你写作时感到困难吗？”我体会到了询问者这句话中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台词，他不是想让我说在被西方人看作极权国家的中国，一个追求自由写作的诗人肯定是会碰上对写作的粗暴干涉的吗？但是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回答他，对于有所追求的诗人，在任何环境中写作都有困难，但如果没有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没有战胜困难的决心与毅力，也就不可能在写作中有所收获。而挑战困难，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困难，反而会为我们带来写作的新的契机。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并不是对问题的回避，而是想到对那些没有置身在具体境域中的人，有些事情说了也是他们不能真正理会得到的。何况，我的诗的存在已经说明了一切。

不过参加此次诗歌节也让我对一些问题有了很清楚的认识。这届诗歌节其实是以拉美诗歌为主要介绍内容的，因此来了很多拉美国家，像巴西、智利、阿根廷，包括苏里南的诗人，而整个亚洲实际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这让我深有感触地看到，尽管拉美诗人与我一样都是来自所谓的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诗人，但从文化渊源上说，他们与欧洲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文明的大背景中有着一致的背景，是一个系统。这一点与我很不一样。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的文明的背景与他们太不同了，这种不同不单是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不同，还包括本体论意义的巨大差异。而正是这种不同，使我感到拉美诗人其实是可以与欧洲人交流的，而我们与欧洲人的交流则困难的多。这种困难不在于诗写得如何，根本就是文明的不一样所造成的对事物认识的裂隙，甚至很难用沟通来弥补。

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个中国当代诗人要在欧洲，也就是东亚以外的文化中获得成功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那些我们过去在国内听到的某些诗人获得成功的消息多半带有自我夸张的成份。我就亲自听到同是参加诗歌节的英国某诗歌刊物的编辑说：你们在海外的诗人很会自我炒作推销自己。当我问他都有什么人这样做，他说出的两个诗人恰恰我都认识，对他们的诗歌也算熟悉。这当然让人有些沮丧，不过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最好不要去做那种得到西方真正承认的设想，那是太一厢情愿的想法了。虽然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诗人不是不可能，但至少是可能性太小，小的必须用渺茫来形容。西方人的文化骄慢心理其实哪里在乎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文化存在。清楚了这一点，反而使我心情放松了下来。因而在诗歌节期间我也就没有把与别的国家的诗人交流，与他们建立关系当作一回事；尽管也有一些诗人通过诗歌节印刷的宣传品读到了我的诗，并向我表示他们非常喜欢，还希望今后能和我长期交流，给我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我都是通过李梅转告他们，我因为不懂英语根本无法与他们交流。

八天的时间不长。诗歌节闭幕后我立即起程去了德国柏林。这是我与旅居在柏林的诗人萧开愚早就计划好的行程。能够在异国的土地上与友人相聚，这是让人兴奋的事。在柏林期间，在萧开愚的陪同下，我参观了一些博物馆，见到了一些搞汉学研究的人，也参加了一两次有萧开愚出席的诗歌朗诵会，并且在一次名为“文学之夜”的朗诵会上，见到了目前被称之为英语诗歌界活着的最好的美国诗人阿斯伯瑞，在与他的交谈中，他了解到我刚参加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告诉我几年前他也参加过这个诗歌节，还在诗歌节上与中国诗人打过交道，但当我问他是哪位中国诗人，他说他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看得出来，我们与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远不如他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那么清楚。

在柏林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还是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看到的两次盛大的游行，一次是同性恋大游行，另一次是摇滚乐迷狂欢。虽然在国内也通过报道知道一些同性恋的事，但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同性恋者，而且在我国同性恋还多多少少被视为非法。当看到几十万同性恋者欢天喜地，吵吵闹闹地从自己身边走过，真正使我口呆目瞪、感慨不已的还不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模样，而是他们对于自己行为的坦然。这种情况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让我眼界大开。而参加摇滚乐狂欢的上百万人（不光是年青人，还有老人），以标新立异突出自我的做法，虽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却让我感到在某种对个人独立、自由的强调中反而失去了一些东西。过了很久，当我一想起那种场面，仍然有一种很复杂的思绪泛上心头。

但是，正是在柏林的二十几天时间，使我准确地认识到我不可能像很多人那样留在国外，置身在一种非母语的环境中，尽管眼睛看到的一切告诉我这里的确在很多方面比起中国要好的多，道路、交通等等，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我却深深地感到如果放弃了与母语的直接亲近，那种孤独十分可怕。虽然我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长期置身国外，却已经体会了某种盲然。何况，我并不是怀有成为国际大诗人野心的人，写诗，对于我更多的是生命的需要，同时也是对自己所使用的母语的热爱。是的，我的确热爱自己能够掌握的汉语。而且还不仅如此，一个人无法选择他的出生地，无法选择他成为哪一种肤色的人，当然也不能选择他的祖国，但是他却必须选择对自己的祖国的一切——光荣、苦难——是否承担，这尤其是作为诗人不可回避的。所以当其时也在柏林的诗人黄贝岭劝我不要回国，就在欧洲呆下去时，我回答他：怎么可能？先不说我的语言问题，以及妻儿还在国内，问题是我呆在欧洲干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享受，在国内我早就会不写诗了，而是像我的很多朋友那样去赚钱，去过更好的物质生活。

我还记得我和萧开愚在汉堡细雨霏霏的下午坐在易北河边上交谈的情景，那一次谈话涉及到我们的写作。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不感慨地谈到了当初一起办刊物贯彻我们诗歌理想的事。如果不把我们当初的所作所为看作是一种野心，从一开始我们的确想通过自己对诗的理解，用语言表达我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环境的认识，今天我们也不会坐在异国的土地上回忆了，这说明了我们当初的选择是有道理的，能够被人请到欧洲参加诗歌活动，至少表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同。不过那时候我们想到过有那么一天我俩会在德国见面吗？很显然没有。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到二零零零年，争取出版个人诗集，我们提前做到了这一点。而到了今天，我更加相信，一个诗人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写作做到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承担，那么他的写作应该说没有什么意义，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对于我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写作在这么些年来帮助我与生活中各种不美好的一切进行搏斗，使我能够一次次树立起生活信心，它的确给予了我生存的力量。当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写作我到现在是不是还在工厂里呆着？很可能已成为一个下岗工人了吧。当然，我尊重那些不再想回到中国的人们，他们每个人的选择肯定都有自己内在的理由。很多时候，生活的复杂是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出于难以言说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愿意离乡背井，生活在异国他乡。

离开柏林我在慕尼黑呆了一晚上，然后到图宾根去拜访生活在那里的诗人张枣，他于八十年代因为同一位德国女孩结婚，离开中国到德国至今已经十五、六年了，在他出国前我们曾经有过交道，他的许多写诗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在图宾根我呆了三天，在与张枣的交谈中了解到他在德国生活的并不如意，经常感到十分孤独。他告诉我，在德国的十几年，他过得一点都不安逸，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年，婚姻破裂，学业不顺利，几乎没有收入，甚至经历过吃饭的钱都没有，曾经一连十几天只好在山上采摘水果的日子。虽然后来因为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结婚生子，情况有所改变，但仍然不行。我知道张枣是喜欢热闹的人，有时候为了抵抗这种孤独，他不得不在城外的森林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散步。他还带我去了森林一趟，那是安静的让人感到与人世没有什么关系的森林。我们俩在其中走了两个多小时，我充分地体会到了他说的孤独是什么意思。我亦发现，很多时候张枣是靠喝酒来排解内心的孤独的。对此，他告诉我，他其实特别想回国，只是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在德国出生的，一时半会没法一回了之。

离开图宾根后，我又赶到斯图加特去与另一位朋友王家新碰面。和王家新碰面是我们在国内就商量好了的。这一次他比我晚一个月出来。很巧，在我到达邀请他的文化基金会所在地，一个过去的皇宫时，当天晚上那里要举行交响音乐会，据王家新讲门票很贵，但因为他是基金会的客人且住在那里，便可以免费欣赏，我自然也沾光了。德国是产生了无数伟大音乐家的国家，这里的人们对音乐的热爱自然不用说。像斯图加特这样算不上德国最重要的有文化传统的城市，却能够举办具有一流水平的音乐会，文化氛围的确在德国是隆重的。而当我后来得知担任这次音乐会的乐队指挥是来自以色列的指挥家时，更感受到德国人以文化艺术改正二战对人类犯下错误的心情。而看到那些来听音乐会的人们把参加这样一场音乐会看作一次节日，在他们静静聆听的神态中我感到的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我在斯图加特呆了三天，其间王家新还陪我参观了那里的美术馆，斯图加特的美术馆主要收藏的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品，有一些非常大型的装置艺术，有些让人觉得很不错，有些则没有多少意思，像有一件占据了一个展厅的作品，是把黑布挂起来围成一个黑暗的空间，人进去后什么也看不见，就让我觉得装疯迷窍。王家新还带我去了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主要卖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书籍，里面有很多欧洲人写的关于毛泽东的书，和翻译的毛的作品。书店的布置也是红彤彤的颜色。只是好像来书店的人很少，让人觉得有点冷清。我不知道这样的书店能否养活自己。最后，我和王家新还一起去了海德堡一次。到海德堡是现已加入德国籍的芮虎开车送我们去的。芮虎也是四川人，出国前在成都一家出版社工作。我们可以说是家乡人了。在他的陪同下我们不单游览了海德堡最著名的皇宫（可惜的是在二战期间遭到轰炸，部分建筑已被毁坏），还登上了山顶上的哲学小径。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城之一，海德堡曾是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像谢林、海德格尔等等，当年他们正是在哲学小径上散步沉思，最终写下了对整个人类思想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一座小城也能为人类的精神生活贡献那么大，德国的确是让人感慨的国家。

离开德国我又去了比利时根特市。我是和王家新以及他的德国女朋友莫尼卡一起，由莫尼卡开着她的奥托车前往比利时的，一路上我们还游览了波恩和科隆，在波恩去参观了贝多芬故居，在科隆则去了著名的科隆大教堂。而到了根特后我们是住在搞汉学研究的万伊歌家中，王家新与万伊歌一家是老朋友了，他曾经在九十年代初在根特住过半年，虽然我和万伊歌并不是很熟，只是在她到中国时与之见过一两面，但因为多年来她们一家人与其他一些中国诗人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对于我她和她的家人亦十分热情。在她的陪同下，我不仅游览了根特这座很美丽的小城，和布鲁塞尔，而且在王家新与她的女朋友返回斯图加特后，她还和自己的男朋友开车把我送到了巴黎，并找到她的一位居住在巴黎的朋友，安排我住在这位朋友的房子里。由于中国的生活水准与欧洲的差距，能够在旅行中找到不花钱的住所，对于我这样的穷人来说真是帮了大忙。所以时到今天，我对万伊歌和她的家人们对我的帮助仍然十分感谢。

不用说，巴黎是值得游览的。这座欧洲最著名的城市，我们已经在书本上见到了多少关于它的传奇！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巴黎不单是那些关于波旁王朝、关于美艳的女人的传奇故事的诞生地，还是那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诗人、小说家、画家、哲学家们书写他们个人辉煌历史的场所。因此，当我漫步在塞纳河畔，徜徉的卢浮宫内，驻足于艾菲尔铁塔下，以及徘徊在先贤祠时，心中自然是不平静的。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我找到波德莱尔墓、萨特和波芙娃墓时，尽管语言不通，与那些同样是慕名而访的拉美人、印度人会心一笑的情景。巴黎，的确是滋养了人类历史上无数伟大人物的城市，我和其他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果到现在谁说他没有受到过来自巴黎的人文思想的影响，肯定是在说假话。就是今天，在我们国家的书店中，一些来自巴黎的思想家，像什么福柯、德里达的著作，仍然是不少人最关心的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代表一种精神，这就是对自由不断追索的精神。是的，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肯定不会是如今我们看到的这样。今天，不少思想家都在反省历史，像萨义德这样的从第三世界走出的学者，更是不断地就殖民主义对世界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思考。虽然在他和另外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不乏对法国、英国这些老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批判，但我们的确应该看到，作为人类现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做出的贡献是不能一笔勾消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那种由狭隘的民族主义滋生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我们理解到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只有这样，当我们在赞美别的民族的伟大时才会心态平静，不会生出那种“小人”之心。

对于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呆上三天的时间显然不够。因为仅是卢浮宫那样的地方，因为太大了，如果想要认真地参观，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仔细看，就会让人花上不止三天的时间。我在卢浮宫里那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像赶路一样，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对所有展品都是匆匆一瞥不说，到最后脚都走痛了。何况由于没有向导，加之语言不通，很多过去从书本上熟悉的地方，像巴黎高师、杜邦大学，以及拉雪兹公墓、莎士比亚书店，等等，我都没有去。应该说我是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离开它的。由于我已经在欧洲逛了两个月时间，虽然签证的时间还容许我再呆上一个月，我也还想到意大利去看看，不过经济情况却不容许我这样做了。在欧洲，每一次花钱都要让我换算一番，而越换算越觉得人民币就好象不是钱似的。让人买什么都心里发颤。于是离开巴黎后，我赶快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与前来送我的李梅与她的男朋友马克告别后，坐上了返回中国的飞机。而当飞机升空时，我不能说我的心情不是复杂的，那一刻我一下子想到了在巴黎的第一天早晨，我出门开始我的巴黎游时，刚走了一条街便看见的一件事：在一个街角小空地上我碰到了一群打着汉语标语的人，他们的标语上写着“第三条道路游行者集合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三条道路”这样的组织，还以为是碰上了我不晓得的海外搞政治的团体，便走到其中一个人跟前向他打听“第三条道路”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组织，而是临时组织起来，为了抗议法国政府不久前刚颁布的对移民进行限制的法令的一群人。很显然，这是一群不想回国，非要呆在别人的国家里的人。我当然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不过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这有用吗？

到现在，当我提笔记述在欧洲的经历时，我感到自己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出国的经历使我的视野得到了开阔。世界广大，我们每一个人只能生活在一隅。不过人类在精神上的追求却多少有些共通之处。一个精神上的求索者，哪怕他是生活在一个被种种因素限制，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要他能够坚持不懈，最终仍然有可能找到知音。诗是美好的事物。难道不是吗？尽管隔着几重大洋，我们不是仍然向世界说出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到今天我并不知道那些荷兰人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它们喜欢吗？或者是他们并不喜欢，但是他们毕竟听到了。而且，如果他们更认真一些，他们肯定会想，这个中国诗人为什么这样写诗呢？他的诗歌与我们的诗歌有些不同，这不同仅仅是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呢？还是另外的其他原因。我并不希望他们能够找到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只想说的是，我在一个仍然十分特殊的环境中说出的话，他们毕竟听到了。

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