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高考
生活的河流往哪个方向，身处其中的个体，犹如大江大河中的水滴，自身是没有自觉的。但是，整体的地势以及降水量或者高山冰融水等外部因素却规定了这么多水滴的整体方向。
1999年，是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距离现在已经有22个年头，转眼又是一年高考学子接受祖国与人民的挑选。
我们班主任高学锋老师教导我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做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
人生又到了一个分水岭。记得初中时，父母对我的要求是“要么考上余江一中，要么回家种田。（拿笔竿OR拿锄头棍）”这个选择，迫使我戒掉一切不良嗜好，尤其是玩电子游戏，并全力以赴备考，起早贪黑，终于如愿考上余江一中。余江一中读书三年，高二时选择了文科，自己的数学实在是很一般，所以选择了文科，但是，文科数学也不容易。父母给的选择仍然是考公办的大学或者回家种田。自己也是拼尽全力，努力读书。
我们那时是3+2，即语数英+政史（理科是理化），每门学科都是150分。我其他学科都还过得去，数学最差，经常在及格边缘，很少上100分。政治最好，曾经模拟考试的政治都可以在120以上，选择题（单选和不定项）经常可以做到全对，这得益于我初中以来一直每天坚持背一小时政治的原因。
7月7日到7月9日三天的高考，我在余江一中（老校区，那时还没有新校区）主教楼后面一幢的四楼（顶楼），天气特别炎热，虽然洒了水，有电风扇吹，但整个人在近40度的高温下紧张考试，全身都是汗，手上的汗特别多，好在没有中暑。三天的高考很快结束了。自己能上什么大学只能交给阅卷老师评判（其实，是自己水平决定的，只是我能做的已经做完了，阅卷老师例行公事，给我们一个标准的参考分数），后来我自己也多次参加高考阅卷工作，并被评为优秀评卷员，那都是有自己的高考经历，加上对党的教育事业负责任的评卷工作组的要求下取得的。当然这是后话。
考完试后，骑着我那辆男式永久自行车，从余江县城，用了一个小时骑回家。还没有心情去担心考试的结果，立马就投入到紧张的双抢当中，这一年的双抢有点特殊，因为我父母从我哥工作的泉州回来，家里已经没有田了，只是帮助别人收割稻子。挣一点辛苦费，一星期后，回到一中估分填报志愿，从高老师住的集体宿舍拿了标准答案和自己的试卷对了一下，来到学校前门河边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上，认真估分，大概估了510分。按这个标准，填了省内一些高校，重点和一般本科都填了，反正知道录不取。大专学校也被要求填写，那时的专科也是包分配的。
接下来，一边是双抢时身体的煎熬，一边是等待高考成绩出来的煎熬。终于有一天，我同学郑国荣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到学校拿分数条了。于是，骑车到县城，怀着较好的心情，到了高老师家里，前面已经有几个同学拿了成绩，高兴的出来了。我内心忐忑，弱弱的问老师，我的分数是多少？高老师说没有考好，只考了480多分。我说比我估的分少了将近30分，是不是改错了？能否查分？高老师说，改错的可能性是很少的。我最后放弃查分，接受了这个最终的成绩。
（1999年高中毕业证照片）
回到家后，父母在田里干活，我一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失声痛哭，一直哭到口干舌燥，鼻涕都流干了。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那时的我，才真正知道，分数对于我的重要意义，是可以决定我的命运的。父母回来后，也没有主动问我成绩怎么样，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干活时告诉他们成绩，并且征求他们意见。他们内心也很失落，但是也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服气，如果没有公办高校的通知书，我还想再考一年。
接着就是录取工作了，一开始等来了几封民办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来也收到电视大学的通知书。没有我父母要求的那种公办大学的通知书。
我必须直面两个选择：一是复读，二是种田。
我选择复读，当时，是我的发小周卫健送我上公共汽车的，我很愧对这些发小，这些同伴对我的期望。跟郑国荣，周志华等同学一起复读。我们了解到一些同学因为大学扩招，分数跟我们差不多，上了本科，我们内心是祝福他们的，同时，内心下定决心，也要在来年考上本科。要知道，我们平时模拟的分数在班上也能排到班上20名左右。没理由考不好啊。
（1999年余江一中高三6班毕业照）
一个月的复读生活，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成绩也挺不错的，在模拟考试里也能进前十名。
10月份的一天，高招办的老师通过班主任找到我，说上饶师范学院（当时还是上饶师范专科学校）由于历史教育专业降分录取（我其实高考志愿填的是政治教育），我的分数刚好够。问我要不要去？我说这么大的事，我得跟我父母商量一下，于是，我回到家里，到坂上找到正在割二季稻的父母，跟他们汇报了这一消息，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意思是现在有这个机会，而且是包分配的，终于可以有铁饭碗了。可以去读。他们说，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也不能给什么具体的意见。还是找下我表兄，在中童中学教书的邹建东，让他帮忙参考一下。
于是我们到镇上找到了我表兄，建东哥的意见是可以读，明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于是，我们家里便开始向亲戚朋友借上大学的钱，第一年比较多，大概要5000多元，后来每年1700元学费，500元住宿费。在我父亲和表兄邹建东的陪同下，我打了包袱，到了上饶，开始了我三年的历史教育专业的学习。
父亲和表兄帮我报名，安顿好我后就回余江了。我到师专的主教楼四楼，遇到我的高中同班同学黄河，正在打扫卫生，我说，你也在这里，因为他是我们班数学大神，我印象中，他应该考上本科的。闲聊之后，进到教室，认识了我们班主任黄登记老师，刘佩芝老师，周茶仙老师，唐传岱书记等，也认识了我的老乡陈瑞华，毛河风，晏华勇，还有49位其他各县中考上来的同学。
（2002年大学毕业前夕，左至右：毛河风，周小泉，陈瑞华，李平荣）
后面有很多故事，有机会再讲讲。
有学生曾经问我，老师，你是不是最喜欢历史？我的回答是，我高考填报志愿是政治，调剂到了历史。但是，越学习历史，越教历史，我就越喜欢历史。因为我获得了一种超越自身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幸福与不幸。
比如，考大学时赶上高校扩招，家里没钱，也找不到门路，只能读专科。比如读大学时说有工作分配，结果毕业时双向选择。而且工作后，赶上房改，一切成家立业的事业，都得通过自己的双手奋斗而来。按理来说，我有一万个理由抱怨社会改革对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不公平。反观历史，每次改革，每次进步，都有人受益，有人牺牲。身处其中，我们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基本解决了生活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通过与社会互动与自己的努力学习，以孔子为榜样，不断地做自我反省与提高的工作，同时，把儒家那种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情怀传承了下来。忧的是，还有很多人在社会变革中没有及时转型，开始抱怨社会，抱怨体制，成为这个社会教育、医疗、房屋等改革的牺牲者。好在，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开始把社会责任慢慢担起来。普及义务教育，医保改革，稳定房价等措施。
走到今天，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未后悔，甚至心怀感恩，让我通过学习与传授历史学，更亲近了传统文化。使自己明白自己来自何处，要往何处去。
大学期间，黄登记老师问我们几个班干部，要不要入党，当时觉悟不高，错失机会。参加工作两年后，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同事顾玉珍老师与龙云昌老师的引荐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4岁。
生活，总是要不断地反思与总结，身处41岁这个年龄的我，为何经常写回忆过去的文章，一是年龄确实变大了，二是在思考自己与中国的互动中，找到一种更好地，让自己身边的人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方法。其实，我们就是历史中的人，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我们就是历史的主人。”因为我们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我深感有记录下一些东西的必要。
最后，以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一书中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写作：“我一生思考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自身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