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君秋在“扶风社” 之顶级二牌
张君秋在“扶风社”
之
马连良、张君秋演出报纸广告排版和位置的变化
综合起来说，张君秋本阶段可以称之为“顶级二牌”，在位阶上要高于一般的二牌，介于头牌和二牌之间的位置。从报纸广告的名字大小可以看出来，初期马连良的名字相对比较大，后来就基本上是马、张并列了，这当然是马连良对张君秋的提携，也证明张君秋确实为马连良所倚重。1939年3月，天津中国大戏院约谭富英、张君秋合作一期，张君秋与谭富英挂并牌。回北京之后，马连良扶风社在《新北京报》上的演出广告张君秋三个字与马连良就一样大小了，从此之后都是这个规格。
若论这一阶段张君秋的艺术，则应定义为“锤炼”。在反复的舞台实践中积累经验、驾驭角色和舞台，砸下坚实基础。粗略计算，张君秋参加营业演出和义务戏总共大约470场左右，其他的堂会戏不计算在内，平均每个月约演唱12场，连续演唱时间比较长的有1938年上海黄金大戏院连续44天、1940年上海连续43天和1941年与谭富英上海连续41场。
1939年7月13日《新北京》广告
由于是傍角，受制于班社主演的戏路和班社其他配演的人员组成，一般班社演出的剧目会相对固定，以最大限度调动和合理组织全班演员的演出。在扶风社演出最多的是《龙凤呈祥》，共演34场，因为扶风社生旦净丑都很硬整，故贴演比较多。其他贴演较多的群戏为《一捧雪》《四进士》《清风亭》《苏武牧羊》等。生旦对儿戏演出最多的是《打渔杀家》《桑园会》各演28场，其次是《三娘教子》《游龙戏凤》。张君秋压轴单挑的剧目以《玉堂春》为最，共演出30场，以下《女起解》25场、《宇宙锋》23场。
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张君秋在继承传统和舞台实践上的基础。
马连良、张君秋《南天门》
从风格上来说，张君秋基本上遵循前辈旦角的基本规范，以“青衣”应工，但不论是花旦、花衫，还是刀马他都可以拿得起来，这一阶段唱得比较多的是《头二本虹霓关》，头本的“枪架子”、二本的丫鬟也都能胜任愉快。但是显然张君秋的基本戏路还是“青衣”，其他只是点到为止。嗓音的天赋优势是张君秋最重要的标榜，即便再挑剔的剧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君秋确是一鸣惊人”。三年半的二牌过程中，张君秋曾6次到天津，3次到上海，外埠的报纸每次都有各种评点。张君秋在一般剧评人笔下呈现两种面貌：一种认为张君秋艺术在不断进步，不但声音、唱法在改善，表情身段也日趋细腻；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唱虽有进步，但表情仍比较呆板，有唱无作。其实在剧评家的笔下，四小名旦也好，其他挑班的头牌角儿等也都各有长短。当时的四小名旦毛世来、宋德珠，虽然分别以花旦、花衫和武旦应工，但是他们因为挑班，也必须唱《四郎探母》这样的唱功繁重的戏，而评价也自然不是很高。
1940年4月26日《新北京》新闻
报纸的评论固然是张君秋艺术历程很好的一个参照，剧评人的褒贬是从一个侧面反映艺人的从艺状态，当然也各有主观不同。现在我们尽量客观地来衡量张君秋在这一阶段的艺术水准，报道是一个参考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张君秋作为一位挎刀二牌旦角的实际叫座能力，这是最说明问题的。谭富英同张君秋在天津、上海的演出卖座都要胜过以往，得到张君秋的臂助是不言而喻的。1939年谭、张在天津演出，《四郎探母》这一出戏张君秋的公主一出来，戏园子里的叫好“如同点炮”。
1940年8月13日《庸报》
从各种不同地区、不同媒体、不同剧评人的报道可以看出，张君秋的声望并没有因为他是二牌，且舞台优势比较“偏”于唱而日渐低落，相反，张君秋的叫座能力绝不亚于许多挑班的头牌。尤其跑外码头，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均以张君秋挂二牌为卖座的保险带，去青岛、济南、烟台也大红特红，在上海的风头甚至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1940年的马连良已经是生行王座了，“马派”有很强的号召力，但马连良到上海演出有时会感觉到有些压力，原因是张君秋对他的“威胁”。因为上海观众，尤其是女观众吃对张君秋的秀美扮相，以致对张君秋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的《玉堂春》可以叫进一半的座儿来。一些演出场次中甚至出现过张君秋的压轴戏唱完，有观众“抽签”的现象。所以马连良也改变政策，尽量唱栓角儿的合作戏，经常贴《龙凤呈祥》《苏武牧羊》《一捧雪》，这样一来变成一种定式，当时天津舆论就认为马连良不卖力，翻来倒去唱这几出，他们哪里知道马连良也有苦衷。
不仅如此，从包银上来说，也是不断看涨。一般的二牌在好一点的班社，在1940年代，至多不过百元，张君秋一涨再涨，最后到了除了扶风社，其他任何班社都就开销不起的280元（脱离之前已经答应再加50元，也就是330元），凌驾于许多挑班主演之上，所以，这一阶段也是张君秋“名利双收”的阶段。
1940年10月27日《庸报》
如果张君秋只有嗓音和扮相这点天赋的优势，不要说北京，天津、上海都不是能随便蒙事的码头，一次能蒙混过关，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李世芳首次以“小梅兰芳”的名义去上海，开头很受欢迎，但是因为《金山寺》“出手”掉枪，后面卖座就大受影响。张君秋能够在这些重要码头一而再、再而三地走红，固然有当家老生可以依靠的缘故，但也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不可能是侥幸成功。马连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愿意出那么大的价钱用张君秋为二牌，至少证明在艺术上张君秋也值这个价。
1942年1月23日的《新北京》报上有一篇署名为“老张”的评述文章，标题是“二牌旦角略评”，其中讲到张君秋的段落：
老张并未预见到下个月张君秋就脱离扶风社自己组班，他只是根据目前的状态做出的评论，可见到这个时候张君秋基本上完成了他的储备阶段。虽然组班还有风险，但是似乎也是势在必行了。
总而言之，张君秋搭班扶风社，在张君秋艺术生涯中颇为重要：
首先，扶风社超一流的艺术团队对最为年轻的张君秋有着非常重要的“塑形”作用，使得张君秋艺术起点比较高。马连良对班社的管理、演出的要求、排新戏的方式，等等身体力行的提携更对张君秋的艺术成长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其次，这一个阶段张君秋仍然是随师学习阶段，边学习边实践。搭班也使张君秋又更多的时间丰富自己的艺术储备，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第三，搭班是另外一种深造。在扶风社做配角也可以亲身体会京剧班社内部演员之间的关系，以后自己挂头牌就知道怎么样维护这些关系。
第四，张君秋利用这三年半，行内得到大师级艺术家的指点，外围还有一批文化人相过从，不断充实自己的艺术修为、提高艺术眼界和品位。
本刊有感于目前张君秋艺术大师研究之不足，藉去年大师百年诞辰发表系列纪念文章，内容涉及到张先生舞台艺术赏析及部分人生历程之探究，企图为完整、全面地研究张君秋大师添加一份力量。文章推出之后得到内外行师友许多鼓励和支持，由此动念更加深入地去追寻大师的艺术足迹，“少年张君秋”、“张君秋在扶风社”即为初步成果。
为纠正目前可阅读到的关于张先生生平事迹文章中的错误，查漏补缺，作者投入大量时间阅读、查证当时报、刊等文字记录原始材料，掌握张先生舞台演出的实际状况；而对于张先生相关联的重要人物、事件则广泛收集资料予以汇总精选，敏感问题有多种资料相互印证、合理取舍、谨慎下笔，可以负责任地说，文章都有详实的资料来源，绝非信口开河。
然而，去年以来，相关纪念文章后出现一些过激留言。本刊向来秉持开放讨论的宗旨，欢迎不同意见的表达，同时为纪念张大师百年诞辰整体氛围起见，也看多位师友金面，对于这些“不同意见”中夹枪带棒的攻击未予理会。不意最近的几篇文章刊出之后，“不同意见”卷土重来变本加厉，除了非议文章所述事实理据，又拿出毁谤、谩骂、人身攻击等手段，甚至对本刊进行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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