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范畴
英语的被动范畴是严式语法范畴，而汉语的被动范畴是宽式语法范畴。区分严式和宽式的标准在于标记选择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
在印欧语言中，有很多严式语法范畴，如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等，而汉语中严式语法范畴很少，大多是宽式语法范畴。如果一种语言的严式范畴很多，可以把这种语言称作严式语言，如果一种语言的宽式范畴很多，可以称为宽式语言。相比之下，印欧语言是严式语言，而汉语是宽式语言。
汉族说话有大量语句成分的省略现象，印欧民族说话很少省略句子中的成分。这已经成了中西方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焦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很多人用“喜欢省略”和“不喜欢省略”等心理因素来解释中西方语言的这种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喜欢省略”和“不喜欢省略”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引起的，就会走人循环论证。在我们看来，能否省略有深厚的语言本体论基础。能省略的总是宽式语言范畴，不能省略的总是严式语言范畴。
正是严式范畴和宽式范畴的对立决定了可不可以“省略”范畴标记，决定了内部结构理解模式和上下文理解模式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引起了思维模式的对立：由局部到整体的分析方式和由整体到局部的领悟方式。
在严式语言中，由于词与词的关系比较严格，严式语法形式不可以省略，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通过内在结构，形成了对内在结构的依赖，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先找到要素，再找出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再解释整体。既然是从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到整体，那么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必须数量化、逻辑化才能控制整体。对于AB这样一个
对象来说，严式思维模式者先分解出A和B，再理解A和B的
严格关系，最后才能控制AB。
在宽式语言中，由于语法范畴的形式不是严式的，宽式语法形式可以省略，语义的理解可以通过上下文展开，这就强化了对语境依赖的可能性。形成了从整体理解局部的思维模式。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在更大环境中理解一个对象，对于AB
这样一个对象来说，其价值要通过XABY和WABY来理解，通过不同的环境来理解，而事件、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很复杂，往往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而是多元的、多层面的，这就需要悟性把握和类比联想，因此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宽式思维模式，总是伴随着悟性把握和类比联想。
我们可以从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对立观察到中西方语言的宽严所起的作用。通常认为儒、道、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三个核心，这三股文化流互相是有区别的，但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这三股文化流可以统一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来，这就是认识过程的整体领悟和类比联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是从整体到局部来把握世界。《周易》中的八卦最初是由最高整体层面的阴爻和阳爻衍生出来的，然后再从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体现了对事物有机联系的一种领悟。孔子对“仁”的解释并不是从这一概念的内在结构分析入手，而是从整体出发，通过一些类比、领悟，来把握“仁”的性质，所以孔子从未对“仁”下过种属概念的定义。这类领悟把握
和类比联想在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中特别突出。中国禅宗更是强调“自悟”、“顿悟”等思想。总之，中国哲学始终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总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领悟，必然产生广泛的类比联想。宫、商、角、徽、羽五声音阶和五行学说，喉牙舌齿唇五音理论和五行学说带有浓厚的类比联想特点；黄道十二宫、律制十二律、一日十二时、生辰十二属相、穴位十二脉络也带有浓厚的类比联想特点；天地之阴阳、声韵之阴阳、气血之阴阳、男女之阴阳也带有类比联想的特点。这些思维模式和西方哲学把事物分解成最小要素，再解释要素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关系的结构分析、逻辑演绎方式形成明显的对比。
不应该把禅宗强调悟性仅仅看成是佛教传人的结果。事实上佛教东进以前，中国的儒、道已经有浓厚的悟性特征，而佛教东进在中国生根的主要是悟性精神，其逻辑学（因明学）就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从禅宗本身看，其悟性特征比印度佛教要浓厚得多。这些都说明佛教东进是经过汉文化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的同化，然后反过来对儒、道思想产生影响。
汉民族的其他文化活动也体现了整体领悟和类比联想。在医学方面，汉民族一般是从整体来把握人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因此中国的解剖学并不占重要地位，而以整体控制局部的经络学说、气功学说等占有重要地位，于是通过用其他事物作类比来解释生理病理的阴阳、五行、十二脉络、寒热、虚实等范畴也随之兴起，这和西方从局部到整体的解剖学、细胞学说形成对立。在文学方面，《诗经》中丰富的“比”、“兴”是类比联想行为的典范。只要事物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汉民族就很容易通过类比联想把它们联系起来，而唐诗通过主观情况和客观物境的交融来生成意境的思维模式，则是整个领悟、类比联想在中国文化流中的重要体现。这和西方文学中体现在史诗、戏剧中的情节、心理分析形成对立。中国画通常以钩皴点染、干湿浓淡、阴阳背向、虚实疏密等手法取“神”、取“气韵”，而和西方通过透视法、加色法取“形”、取“情节”形成对立。中国音乐重视旋律的整体性，喜欢通过模仿事物的声音来类比和象征，这和西方通过结构分析进行对位、和声操作是有区别的。
中西方整体领悟、类比联想和结构分析、逻辑演绎的对立还可以在很多文化层面看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对立导致很多重要概念和理论的产生。
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由于重视事物间的有机联系，这种类比联想悟到的东西有它的深刻性，比如中医的十二脉络和阴阳学说很有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范畴，如道、阴阳、气、神韵、意境等，以及天人合一等命题，都是通过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等方式获得的，中国的气功更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果。
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上的差异，两者分别浇铸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轨迹，影响了两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说印欧文化精神是智性精神，汉文化精神是悟性精神，严式印欧语和宽式汉语是造成这两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这种影响是通过语言范畴同构和语言认知同构两种方式展开的。认知同构对文化精神的影响比范畴同构更深，因为在范畴同构层面，当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各种文化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影响，一种文化的范畴可以进入另一种文化的范畴，这时携带这些范畴的相应词汇也随之相互传递。但在认知同构层面，两种文化接触时，由严式范畴到宽式范畴或由宽式范畴到严式范畴的转换就比较困难一些。随着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词汇层面的很多重要范畴在相互借用，范畴同构对文化精神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弱，但认知同构仍然以潜在的方式发生作用，因为严式语言范畴和宽式语言范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而正是这种宽严差异成为范畴可否省略的根本原因，并分别在严式语言和智性精神、宽式语言和悟性精神之间划出了沟壑。这种对立可以概括如下：
印欧语言：严式语言→严式思维轨迹→构造分析→逻辑演绎→智性精神语：宽式语言→宽式思维轨迹→整体领悟→类比联想汉
→悟性精神
文化精神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到语言的差异，这表现为文化精神通过文本的积淀对语言产生反构建。一种语言从理论上说可以生成无限的文本(文本是无限的，一个句法意义上的词组、一个句子、一个故事都可以看成是文本)，但由于受文化精神的影响，一种语言文化往往只是生成了无限文本的一个子集。如印欧语言文化上的科学文本，汉文化上的诗化文本。一个文本如果反复被讲述，随着时间的发展会积淀为成语、词和语素，文化精神从文本层面积淀到语言层面，智性精神和悟性精神的差异就凝固得更深。因此从文本到成语的积淀是文化精神对语言的反构建，当然这是对词汇的构建。像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风水、意境、神韵这样一些片断，过去都可以理解成文本层面的单位，因为它们都是词组或词组以上片断，现在基本上都进入了汉语的词库。这种过程可以理解成语言范畴同构的逆过程。
文化精神也可能对宽式和严式范畴产生逆构建。汉民族的悟性文化精神可能使汉民族在言谈时更依赖上下文，不动用已经存在的宽式范畴，这就使宽式范畴向更为宽泛的方向发展，难以朝严式语形的方向发展。根据我们所作的调查，在下面的两组形式中，如果能完成交际的目的，汉民族经常选用前者而不是后者：不使用宽式范畴形式使用宽式范畴形式不使用标记的理由杯子打破了把杯子打破了
上下文语义结构的限制
杯子被（给）打破了
上下文语义结构的限制
鱼已经吃了，鸡不吃了
鱼已经被（给）吃了，
上下文语义关系的限制
相反，初学汉语的印欧学生更喜欢使用后者，也就是说，即便有了宽式语形，他们也不使用，而把组词成句的焦点放在内部结构上。语言和文化精神的相互构建强化了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