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邓晓芒：我是如何翻译康德的？
摘自：《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
如果用古代汉语来翻译西方哲学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缺乏相应的语法手段，很多语法现象没法译过来，只能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去意会。在这方面，蓝公武的《纯粹理性批判》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范本，《纯粹理性批判》当然现在有新的译本了，但是这个范本是不可丢的，我们研究翻译史的或者是研究古典哲学的，我们要好好地把它保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蓝公武的这个译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康德的那样一种转弯抹角的德文，经过康浦・斯密的英译本转化为典雅流利的文言文。蓝公武的译本是非常典雅的，从文言文的角度堪称经典，气韵生动，非常严密。所以特别是老先生们都认为，这个本子不管怎样，不管以后什么时候会被淘汰，但是至少它是一个精品，不可多得。当然从康德哲学思想的连贯性和严密性来看，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本子，它由于语言的限制经常在信息量上受到不少损耗，有的意思甚至都受到了扭曲。因为差距太大了，文言文和康德的德语或者是康浦・斯密译过来的英文差距太大，很多细微的地方表达不出来。那么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文化成就，或者说我认为最大的功劳，就是对古典汉语的改造，以及现代汉语的形成。这一点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责怪五四新文化运动败坏了中国的汉语，认为文言文的废止不是五四运动的功劳而是它的罪过，甚至认为是它最大的罪过。这包括上次来的王树人先生也是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五四”败坏中国文化，特别是对文言文。当然“五四” 的有些提法是过激的，就是说要拉丁化，要用罗马文字代替汉字，这是过激的，当然也实行不了。但是用现代白话文，或者从人们的日常语言、自然语言中形成一种现代汉语，这毕竟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巨大成果，我们今天还在享受这个成果。
那么这种现代汉语，这种规范化了的现代汉语当然实际上就不是纯粹中国文化的东西了，它已经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杂交品种，杂交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当年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争论，像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他们关于“硬译”“死译”“乱译”这样一些争论，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决然地判定哪个就是绝对正确的，哪个是绝对错误的，但是这种争论本身毕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鲁迅主张“硬”一点，梁实秋讽刺他“硬译”就是“死译”，鲁迅主张翻译要硬一点并不是单纯地从翻译技巧方面考虑，就是说如何能够做到像严复所讲的“信、达、雅”这三条，那就是高水平的了，鲁迅当然也要考虑这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文化相互之间的交融，以及他所耿耿于怀的国民性改造，他把这个东西贯彻到他的翻译理论里面去了。也就是说“信、达、雅”，“信”当然没什么可说的，另外两个一个是“达”，一个是“雅”，鲁迅认为这是要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并不是说有个“达”的标准、有个“雅”的标准就是永恒的。“雅”的标准就是《诗经》、就是《离骚》、就是《史记》，“达”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读懂。但是在鲁迅心目中这些东西都是变化的，你要大家能读懂，也许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十年过了几百年，可能大家又读不懂了，因为语言在变化，语言在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借取，你如果仅仅死守过去的那种标准，“雅”就守着《诗经》，“达”就守着我们现在普通人的理解水平，那我们这个民族不会有发展。鲁迅强调的这个 “硬译”，就是不愿意一味迁就中国人的理解能力和欣赏口味，他认为这个都有待提高。中国人理解力不发达，欣赏口味偏窄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束缚所导致的，翻译家除了有一个介绍的任务以外，首先要为这种束缚松绑，要解除几千年的束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性，就是说你不要去适应一般老百姓的水平，你要让他们努一点力，如果他们想看的话，他往上跳一跳他能够够得着。他不跳当然够不着，跳一跳、忍一忍就会习惯的。
鲁迅也提到过《纯粹理性批判》，他在一篇文章《为翻译辩护》里就谈到了。当时有的人抱怨翻译太硬了，说许多作品翻译得往往看了三四页还不知所云。鲁迅一方面指出来这当然是不好的，这个毛病就在于中国人喜欢赶时髦，自己懂也不懂就翻译过来了，导致翻译了一些谁也看不懂的书，再就是批评的缺席，翻译过来以后缺乏批评。缺乏批评一是对这种风气的批评，再一个这个批评还有广义的，就是你要解释，批评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就是除了指责以外，你还要把别人看不懂的地方解释出来。但是在中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又为这种所谓的“硬译”辩护， 他说，看了三四页都看不懂，要看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看的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书，你要翻开第一页就懂，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哪怕一个德国人来看原文，如果不是一个专家，他翻了三四页也是看不懂的，翻完了才看得懂，他说：“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当然是太不负责了， 但是无论什么东西翻开第一行就要读懂的读者也未免太不负责了。”就是说你读者也有一定的责任，你要去读懂它，你翻开第一页看个三四行不懂， 你就觉得这是不好的译本，你就甩了，那是你不负责任，你既然想看那你就要花点力气。所以鲁迅讲：“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他举日本人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日语和欧美语言很不同，但是他们逐渐地添加了新的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精悍的语气，开始的时候自然也是必须要寻找语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人不愉快的，但是经过寻找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了，成为自己有的了。他说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现在又来了外文，外文的句子也必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 他说：“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是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法是有缺点的，那就要改造国民性。原来的汉语是有缺点的，你不要迁就原来的汉语，你要新造，不要把一句话断成好几句，要保留原文精悍的语气。我们中国人，一般没有经过训练的中国读者，最害怕的就是读翻译作品里面的长句，一看到长句就觉得头疼。所以有些译者为了可怜中国人的头脑，就把句子译得很短，明明是长句子他断成好几句，搞得琐琐碎碎的。苗力田先生的译本就有这个问题，我们去读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里面都是短句子。但是，变成短句子以后你就连不起来了，它的逻辑关系就被切断了，每个短句子都懂，但是短句子和短句子之间是什么关系，连起来是什么意思你就模糊了。所以好心肠的译者为了可怜读者的头脑往往就把一个句子切成好几句，这种做法对于文学作品来讲，也许像鲁迅所讲的只是失去了精悍，但是对于哲学作品的翻译来说是灾难性的。你如果把句子的逻辑关系切断来翻译的话那就完蛋了，特别像康德这样的大家，他的句子是不能切断的。
为什么害怕读长句子？我归结为中国的读者或者是作者缺乏一种精悍，鲁迅所讲的精悍。中国的古文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处都是短句子、短篇、小品。当然也有长篇，《史记》也有几百万字，但就是一篇篇小文章凑起来，都是小东西。所以中国人善于写出小品式的东西，诗呢，善于写短诗，没有史诗，中国人的气是一点一点的，它有爆发力，项羽说：“力拔山兮气盖世！”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做不到。所以用这样一种短小的欣赏口味，那么你面对康德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一气呵成的著作，那你就奈何不了它，你就没办法了。它要求你从一开头到最后都要记得开头说了什么。开头讲先验感性论，中间讲先验逻辑，先验分析论、概念论、原理论、辩证论，最后讲先验方法论，最后讲完了，你还要记得前面先验感性论讲的什么东西，它的那些定义，你要把它贯下来，一气呵成。中国人缺乏这个能耐。但是这个能耐不是天生的，不是说西方人天生有这个能耐，我们做这种翻译就是要训练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训练中国人的这种能耐。你能够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下来，而且不忘记前面的，看了后面一句不要忘记前面一句，它都是有联系的，一个长句子，它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你要综合起来看，你不要抓住后面半句就下判断了，你要和前面半句连起来去体会它的意思。所以康德的作品被公认为最难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句子太长。德国人也抱怨，有人说，读康德的书，十个手指头不够用，我用每一个手指头按住康德的一个从句，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他那一句话还没完。我们听到这种抱怨觉得很可笑，你读书怎么要用手指头去按住那个句子呢？用手指头去按住那个句子你不太笨了吗？但这正说明了德国读者力图对思想作整体把握，要把它的意思把握在手中。什么叫把握？ Begriff，begreifen，就是要用手把它抓住，用十个指头把它抓住、把握住。begreifen 就是理解，它的名词形式就是 Begriff，Begriff 就是“概念”，什么叫概念？我们把它翻译为中文的“概念”，其实没有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概念就是“抓住”的意思，它就要用手去抓。所以我们要对德国的读者表示钦佩，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上有这样一种力度，要死死地抓住康德的那些句子。中国人顶多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顺着读下去，读到一个句子我点一个句号就是了，它有那么多从句，我一个从句一个从句顺着读下去就是了。到了读不懂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很方便的，你就说康德“充满了矛盾”，为什么？你看， 我读不懂嘛！这句话跟那句话连不起来嘛。所以中国的译者到处都在拆解康德的那些句型，那些复杂的句型，来适合中国读者贫弱的理解力，这样一来，康德精神就已经丧失掉很大一部分了。但是如果你不想把句子拆开，怎么办呢？你就要自己去弄清楚这些句子的结构，要整体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把握康德的思想，这个太难了。
翻译康德的著作实际上也就是研究康德的著作，你德文很好，你不研究康德，但是人家出版社和你约了一部康德的书，于是你就去译了，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失败的，我劝大家最好不要看。所以我跟杨先生翻译康德著作的时候我们达成了一个默契，就是康德的原文可以改变他的逗号，可以增加逗号或者改变它的位置，可以加一些顿号，你们注意一下我们顿号用得很多的，没有哪个的翻译像我们这样频繁地使用顿号，顿号比逗号要低一个层次，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层次，更便于处理他的那些从句。但是句号是绝对不能动的，康德的句号你绝对不能动，当然极个别的地方我们也动了一下，有的是因为疏忽，有的地方也确实是因为不好处理，那是极个别的。一般来说，句号绝对不能动，分号也是不能动的，康德喜欢用分号，有时候这个分号用冒号来代替，不知道当时德语的标点符号是怎么定的，他喜欢打冒号，但是有时候冒号往往就是起分号的作用，我们就把它改成分号。我们用这种方式尽量保持一个句子各个成分的完整性，没有打句号，那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拆开来理解，你非要把一句话把握在一起，各个成分你都要考虑到，你考虑一个成分的时候其他的成分都必须在你的视野当中。这样当然很难，译者很难，读者也很难，因为康德的句子特别长，有时候外文一页就两句话，一句话就占半页。我们现在也有人在学康德的文风，前天一个硕士生的论文，一句话五百多字，五百多字那就大半页了，我们中文一页是七八百字，他一句话有五百多字，中间没有句号，但是也没有连贯。康德不打句号是因为他中间有连贯，你不能断开的，但是我们有的学生学的是他的形式，没有学到他的实质。一路讲下来，那不行，你还是要有节奏，思想要有节奏，你的节奏可以长可以短，但是要有节奏，人家看得出来。所以我给学生开的“康德原著选读课”也是这样的，就是你首先要在课堂上把一个句子读下来，这是个基本功，你们不要小看了。我让你读，我让你把这段话读下来，你要认真地读，一句话要读完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停顿下来好像这又是另外一句话了，那不行。你要把它当一句话来读，要一口气把一句话读完，中间可以换一下气，但是马上要接下来，不能中断语气。这是一个基本功，就是让你熟悉一下康德的行文方式，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他是这样理解的。这是对康德的著作以及一般来说对外文、对外国哲学的这些作品，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在译它的时候所采取的一般的原则。
前面讲了中西文化及其翻译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下面我要跟大家谈一谈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体会到的现代汉语的一些长处。
别的著作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对翻译康德的著作至少它有一种特别的长处，就是现代汉语具有它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跟康德著作的英译本以及个别俄译本对照所感受到的，特别是英译本，康德著作的英译本到处都可以找到，大家也可以去对照。英语在译康德著作的德文原本的时候，按道理来说应该有它的便利之处，因为德语和英语属于同一个语族，都属于条顿语族，即日耳曼语族，它们在语法、词汇、语感上面，应该说比起汉语来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亲缘关系，它们有很多词汇，特别是古老的词汇，都是一样的，有时候只是写法不一样但是读音是一样的，有时候甚至读音和写法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英语和德语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有时候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差别，因为毕竟它们分化以来已经有这么多年了，也可能有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比如说在语法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英语的语法属于开放性的或者是分析性的语法，它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边说一边就理解，一边说一边理解这是分析性的，你说一部分我就理解一部分，你没说出来我就等着，你再说出来我又理解了，所以它的语法比较散漫，它是一种线性的结构，一条线贯下来，它特别适合于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 它便利，它即时可以发生它的效益，说了就做。这个是英语的特点，跟它这个民族特点、民族特性有关，英国是一个工商业的民族嘛，国际间的频繁交往首先是由英国人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打开的，所以它的语言也就是这样的。德语的语法则恰好相反，德语语法是一种封闭性的、综合性的语法，也就是说，不是他一边说你就一边理解了，你要等他一句话说完了你回过头来，才能知道他整个句子的意思到底是说什么，所以它是一种集合性的团块的结构。德语的句子是这样一团一团的、一句一句的，每一句它是一个团， 它凝结成一个整体，当他这句没有说完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说不定他说的时候你以为是这样了，最后结束时他来一个nicht，全给否定了，你恰好理解反了。你开始还蛮高兴，最后你要全部推翻你的理解。
所以德语这样一种语言比较适合于闭门沉思，它不是一种交往性的语言，它是一种反思性的语言。你关在屋里，你读书，你思考问题，你可以搞得非常清晰，界线非常明确，这个意思和那个意思界线非常明确。它不图你马上就能理解，但是它营造这样一个团块，让一个句子前后没有逻辑矛盾，具有凝聚力，所以它适合于闭门沉思，它是一种沉思默想的语言。当然这也跟德国人的民族特点有关。跟英国人、法国人相比他们落后，他们只能够反思，法国人在那里闹革命，他们却在头脑里面闹革命。头脑里面闹革命那就是很沉静的了，德国人是戴着睡帽，躺在床上，在思维里面闹革命，那就很从容了，他用不着那么急急忙忙，他的工业也不发达，商业也不发达，当时四分五裂，国家不像国家，统一不起来，所以形成了德国人这样一种内向、封闭的特点。在语言方面，德语形成了特有的一种框型结构，它这种框型结构到处都用。
但是我们经过翻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现代汉语居然有办法来处理大部分的框型结构，比如说对于动词前缀，以及情态动词、时态助动词所形成的那些框型结构，汉语都可以把主干动词做一种变形，比如说一个主动态的动词，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对什么什么进行什么活动”，比如说“阐释”，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对什么什么进行阐释”，“对什么什么作出阐释”。英语，你阐释一个东西那你就是 “阐释某某东西”，阐释在第二位，然后就是那个客体、那个宾语，但是汉语可以把那个阐释放在最后，“对某某东西进行阐释”，“对某某东西作出阐释”，这就成了一个框，成了一个框型结构。
我在我的文章里面选择了一个典型例证，作了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纯粹理性批判》里面的一段话，今天在课堂上不能够讲这个比较了。我们将这一段话、我们对这一段德文原文的翻译，和康浦・斯密的英译本的同一段话，以及韦卓民先生根据康浦・斯密的英译本译成的汉语，英语、德语、我们的译文和韦先生的译文这四段话，作了一个比较，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对照，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说，显然康浦・斯密没有办法处理康德的框型结构，以致我们读韦先生的译本的时候不理解，不知所云，就是因为英译本首先没有处理好框型结构所导致的。用我们的译本一看，一目了然，非常清楚，但是你读韦先生的译本你就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汉语译德文在这方面要优于英语，至少我们自认为我们的译本比康浦・斯密的英译本要强。
刚才举的是句法，我们下面从词法来看，这一点就更加明显，现代汉语在翻译中的另外一个优势就体现在组词法的灵活性上。比如说，我们跟英语相比较，康德哲学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术语，一个是Wille，一个是Willkür。Wille就是意志，我们中文翻译为“意志”，这个基本上已经成为定译了，从前有的人把它翻译为“意欲”，但是“意欲”是不太恰当的。另一个Willkür，我们翻译为“任意”，有的翻译为“任性”，像李秋零把它翻译为“任性”，我们翻译为“任意”。翻译为“任意”是为了和“意志”相沟通，它有个“意”字在里边，你要翻译为“任性”的话它没有“意”在里头，就和“意志”毫不相干了。这两个词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志”，一个是“任意”，这两个词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可以相通，甚至有时可以互换，有时候康德也把这个“任意”说成“意志”，广义的“意志”，有时候把“意志’也称为广义的“任意”，但是在很多场合里面他是严格区分的。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面始终没有办法区分开来，因为英文里面只有一个词“will”，只有一个词“will” 用来表示这两个相差很大甚至有时候往往是对立的词，怎么办？如何把它们区分开来？这是两个特有的德语词，当代美国的一个康德哲学权威阿利森（Henry E.Allison）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康德的自由理论》，我们这里的陈虎平，我的一个学生翻译的，阿利森在这本书里面就把这个词称为“英语界人士在译康德著作的时候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这个词太难了， 没办法。他指出，通常的英语人士在翻译的时候要么就混为一谈，特别是早期的一些翻译，就是“will”就完了，根本不加区分；要么就把Willkür另外翻译为 choice，“选择”，或者是搞一个复合词组“will of choice”，“选择的意志”。要么把它翻译为“选择的意志”，要么把它翻译为“选择”。翻译为“选择”肯定不行，康德不是那个意思，它包含“选择”，但是不能直接把Willkür翻译为“选择”。但是在汉语里面往往不是这样的，汉语里面它可以译，必须译而且可以译，可以把它译出来，不翻译那是不行的。
当然德文中有些词中文里面确实没有，你再怎么灵活也表达不出来。中文没有是因为中文的文化不同，比如sein 或者是英语的being。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来就没有存在论，也就没有这样一种固定的用法，这种词汇，但是，只要是中国人能够想到的，中国人总是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因为中国的汉字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一样有一定的规范，拼音文字是靠字母的这样一种联结、排列、勾连，海德格尔不是讲“勾连”(artikulieren）吗？在语言里面，勾连是拼音文字的一种本质性的构词法，就靠一个字母和另外一个字母前后相继地勾在一起，这样才表达它的意思。但是汉字不是的，它没有拼音文字的规范。一般来说，一个汉字大多数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当然也有多声的，有少数的字是多音字，你把它区分开来，把它记住就够了。所以汉字就像意义原子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你都可以把它颠来倒去，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义原子，它本身就有意义；但是它也可以组合成别的意义，任意组合，变化无穷；同时它又保持它本身的原来的含义，它哪怕加入组合里面也保持原来的含义，在保持它的原来含义的同时它又变成与原来含义不同的一个新的词。这是词法上面现代汉语的优势。
那么刚才讲了，有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面没有，这本来应该说是现代汉语的缺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缺点居然也可以变成它的优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sein或者being这种词我们没办法译，现在学术界争论很多的就是这种词到底应该怎么译，争得死去活来，没办法确定，用一个什么样的中文词才能够准确地把sein或being完全把握住。清华大学宋继杰编了一本上下册的书，就是《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专门讨论这个词，我也有两篇文章被收进去，国内哲学界的一些名家、一些大家，都写了长篇文章来论述。至少人们认为，如果这个词不能有对应的中文词，那至少说明中文有缺陷，中文也不是什么词都能表达的，至少sein这个词、being这个词你不能够表达，这是中文的缺陷。但是这个缺陷有时候会变成优点，比如说西方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明明知道它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每一次具体的场合之下他只取它的一个含义，所以就遇到困难了，往往就发生歧义了，因为它本身是多义的，你在行文中间只取它的一个含义，那不就会产生歧义吗？甚至产生根本性的问题。西方形而上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being”的意义究竟怎么理解，比如说康德在批判西方的对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时，把它归结为理性的幻象，它是基于对sein这个词的误解。康德指出，sein这个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系词而不能当作一个实在的谓词。什么叫逻辑上的系词？就是你只能把它翻译成“是”，理解成“是”，我们汉语也只能把它翻译成“是”，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实在的谓词，就是你不能把它理解为“存在”。Sein这个词本来就有双重含义，一个是“是”，一个是“存在”， “存在”就是实在的东西。我就是指向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是”它只是一个逻辑上的系词，一个联系词，它本身不具有意义。所以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西方传统两千年以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来的传统对上帝存有的那样一种证明的批判。中世纪的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其实都归结为对sein 的不同的理解，sein 这个词本身发生着一种歧义。这在西方文字里面不管是英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里面，都有这个问题，都是一个词有双重含义，一个是逻辑系词，一个是实在的谓词，所以就导致了中世纪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利用“ 是”，利用 sein 这个词，想要从逻辑里面推出存在来。康德指出来这是一种混淆，但是连康德自己也没有避免这种混淆，比如说康德自己的范畴表里面就有Dasein、Nichtsein，Dasein和 Nichtsein 是一对范畴，我们把它翻译为“存有”和“非有”，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康德的规定，这个sein 不能翻译成“有”，或者“在”或者什么东西，只能翻译成“是”， 它只是一个逻辑上的系词。那你就只能翻译成“此是”或者“非是”。但是不是的，康德在这里指的不是形式逻辑上的意义，他就是指的实在的谓词，范畴嘛，范畴就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就是要规定经验的东西的，它只能运用于经验对象之上，所有的范畴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能把它翻译成“此是”“不是”，你只能把它翻译成“存有”“非有”或者是“此在”“非存在”， 只能这样翻译。它恰好是指的所谓现实性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属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存有”是现实性，“非有”是非现实性。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嘛，现实性范畴就是这两个范畴。所以中文中的一词多义，你如果能把它保留下来恰好可以避免西方语言的这样一种歧义，这是它的优势。西方的sein 只有一个词，反而难免引起猜测和误解。我们一方面批判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没有这种形而上学，这是中国哲学里面的一个缺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一个缺点同时就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避免这样一种混淆。如果西方人是用汉语思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它分得很清楚，“是”跟“存在”怎么是一回事情呢？“是” 只是逻辑上的说法而已，“存在”你要有经验的东西嘛，如果这样区分清楚， 就不会有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不会发生。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这个词有歧义，当然还有别的方面的原因，从语言来说就是这样的。
还有，在现代汉语中没有特别的虚拟式，虚拟式是拼音文字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在汉字、汉语、象形文字里头没有这种虚拟式，但是可以通过语气加一些字来表达虚拟式。比如我们可以说“或许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样”“会怎么怎么样” “将会怎么怎么样”“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本来会怎么怎么样”“本来可以怎么怎么样”，等等，来表达虚拟式。在康德那里虚拟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法手段。但是在汉语里面可以用各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你要表达不现实的东西、可能的东西、应该的东西，汉语总是可以找到一些词加在句子里面的，“将”“会”“本来”“或许”“也许”等。
当然我讲的要让哲学说汉语，前面讲了那么多，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翻译方面的事情，而是哲学思维本身的事情，我讲这么多，我讲翻译但是实际上我讲的是哲学，因为哲学的翻译它是以译者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你要翻译哲学的文章你必须要懂哲学，你找一个外语系一般的老师来翻译哲学，或者你翻译一篇哲学文章，然后让一个一般的外语老师来给你校对，那是很不负责任的，那是不行的。我原来也有这个想法，当年我翻译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然后就拿给德语系的彭肇兴老师说：“您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行，那是哲学啊，这个我不懂，不懂这个专业。”他有自知之明。彭老师是很好的人，他有这个自知之明，他都知道哲学的翻译不是你外语好就能对付的，远远不是那回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的意图也是最终为了促进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不仅仅是我翻译要以哲学思维为前提，而且我讲这段话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当然古代汉语在今天看来已经不适合于我们今天哲学的翻译了，包括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翻译，用古代汉语去翻译现在已经不适合了，而且古代汉语总的来说不适合于哲学思维。中国古代有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像老子啊，庄子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有哲学，然后从印度佛教哲学里面吸收了一些东西，有所补充，有所补偿，但是还很不够。那么现代汉语，我这里强调的主要是现代汉语，它不仅具有翻译上的优势，而且具有哲学思维上的优势，现代汉语是适合于进行哲学思维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只有通过英文写出来的东西那才是哲学文章，我们用现代汉语写的就不是哲学文章。应该说它不仅能够成为哲学文章，而且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体现在欧化了的现代汉语上。我认为在原则上它有可能透彻地理解西方最深层次的哲学思想，而且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就是说我们用欧化了的现代汉语来翻译西方的经典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参透，你总能找到办法这样那样地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你不需要把原文照搬，不需要把那个东西音译过来。我们有时候没办法了就音译嘛，音译是没办法的办法，音译等于不译。但是我们现代汉语已经有办法了。当然还有很多是音译过来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了，我们不把它看作音译。比如说“理性”这个词就是音译过来的，reason，我们现在谁把它看作音译的呢？它就是现代汉语的词，它就是理性，人人都懂，它就是我们的词。
所以你总可以有办法把它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当然“理性”还要区分， 你把它等同于中国的“理”，等同于中国的“天理”“天道”，那又有一层区分，我们现在还可以再作区分，正在做这个工作。但是至少在语言上有做工作的基础。所以相比而言，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现代汉语去理解西方最深层次的哲学思想。
反过来看，西方的汉学家能够理解我们最深层次的思想吗？做不到。很明显，西方最好的汉学家在我们这里讲中国哲学，我们也觉得终究还是隔了一层，你总觉得他讲的不到位，至少那个最深层的东西他没法把握。所以相比之下，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的西方哲学家相比应该说还处于不同的处境，我认为，中国的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处于高位，对于西方文化处于高位，就是说我们能理解他们，他们不一定能理解我们。我们觉得他们没什么神秘的，但他们觉得中国人很神秘，中国特别是古典的东西，西方人觉得很神秘，至今猜不透你到底想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看他们争来争去觉得很可笑，怎么会争这些问题？这根本不是中国哲学的问题，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讨论我们都觉得很可笑，你根本不懂，你要真懂中国哲学，你必须要懂汉语，你要懂古文，你要能摇头晃脑地吟诵古诗，去读《论语》《孟子》，你要能够摇头晃脑地读，你能读吗？不行！他们都借助译本，然后认识几个汉字就了不得了，他们能说，有的说得很流利，但是最难倒西方人的就是看，就是读，读文章，读古文，这是最难最难的。那年我在瑞典，罗多弼，就是马悦然的大弟子，搞汉学的，他汉语说得非常好，但是最差的是阅读。一个是速度不行，我给他一篇文章他看好几天没看完，慢得很。再一个就是古代那些繁体字的作品，他说：“我只读过《西游记》，还有《红楼梦》读过半本。”他就算西方了不得的汉学家了。你说《红楼梦》只读过半本，就算你还读过《西游记》，你就能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吗？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文章，这个几乎是超出一般人能力之外的。所以我们应该说，在西方文化面前我们处于高位。
所以我们讲“教会哲学说汉语”，这肯定意味着哲学本身的一个大发展，教会哲学说汉语那肯定是哲学本身的发展，汉语中也有黑格尔所赞赏的那种思辨精神，比如说一个词常常会有相反的意思，汉语里面这种太多了，“易者，不易也”，“乱，治也”。你比如说现代汉语里面讲“亏”，“亏了”就是说损失嘛，但是我们讲“多亏某某人”，这是得了便宜了，“多亏”“幸亏”，就是获得了帮助。而且德里达他们所羡慕的那种所谓的“解构”、所谓的“替补”，用一个词替补另外一个，互相替补、互相隐喻，解构它的这种固定的确定的结构，在汉语里面是大量地存在着。
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哲学思维、中国的哲学思维对西方哲学有一种“高位优势”，这只是从可能性而言的。我们比西方人理解我们要更理解西方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如何能成为优势？奴才了解主人，比主人了解奴才更多，“粉丝”了解明星，比明星了解“粉丝”更多，但奴才和“粉丝”并不处于高位。但根据黑格尔讲的主奴关系的颠倒，卑贱者将比高贵者更高贵。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你要把它变成现实性，不是说我们仅仅有这样一个高位就可以下判断，21世纪一定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不需要下什么力气了，就凭我们的遗传基因、凭我们的天性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上世界文化的领头羊，有那么简单吗？你要想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你就必须要踏踏实实地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长处吸收过来。比如说语言，你要发挥中国汉语的灵活性这样一个优势，你就必须把西方语言的确定性老老实实地吸收过来，你要讲语法，你要讲逻辑，你不能在译康德著作的时候自己去抒情，那不行的，你必须严格按照他的东西一板一眼地译过来。在译的过程中你可以体会到汉语确实有它的灵活性，有它的优势，这个是英语都无法比拟的。我甚至认为现代汉语是世界上最好译成别国文字的一门语言，最具有可译性的一门语言。当然也许可能有一点自大了，因为我接触的毕竟很狭窄，但是我通过我的体会有这么一种想法。所以这个是绕不过去的，你不能够走捷径，还必须老老实实地从头、从脚下的路走起，才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