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三教合一”的情况？也因此中国没有宗教战争
以“三教九流”来指代社会各阶层人士，古而有之。
那么，“三教九流”指的是哪三教九流呢？
在传说领域，所谓“三教”指的是阐教、截教和西方教。不过，广义上的三教，说的却是佛教、儒教（儒教只是一种称呼，不属宗教）和道教。由于信仰和文化的不同，广义三教存在较大的区别。九流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道家、儒家、阴阳家、法家、农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因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三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同，以及唐朝三教兼容并包现象的起因。
三教对“世”的理解有较大差异。
佛徒崇尚的是“超世”，道士则奉行“出世”，儒生则秉持“入世”。
佛教比丘，提出了“无生”的主张，也就是说人活在一个不由自主的世界，生而为人本已深陷苦海。人无法改变既定的未来，所以要忍受现世，追求超脱，这便是“超世”的本质。既然选择了忍受，就要摒弃各种欲望的诱惑，以“无”的境界脱离苦海，进入到没有苦难的极乐世界，使修行圆满。简单概括，就是佛教所推崇的世界观，是放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精神上的境界提升，以期在来世得到更多的福报。
不过对于道教徒来说，个人的修行就比较重要了。在道教的思想中，虽以“清静无为”为基准，但又隐含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成仙明道，是每个道士的毕生追求，为了完成这一追求他们会进行坚持不懈的个人修行，这种修行往往与外界无关。所以，道教徒中不乏远离尘嚣进行修行的隐士。如果说佛教的“超世”代表超脱俗世，进入到另一个维度；那么，道教的“出世”就是与世隔绝，打磨心中的小世界。
道士信奉的修炼方式，亦验证了这一点，道教以修行增进内丹的修为，又会通过药石来修炼外丹。不论是内丹还是外丹，道士的修行都是与世无争，大有万事不求人之意味，所以，道士们往往会远离俗世。
相比之下，儒教（南北朝以后诞生的说法，并非宗教的一种）主张的是主动参与社会，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去。儒教的思想比较浅显易懂，就是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以一句儒学名言为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将自身与社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儒生是离不开“出世”的，即便是选择归隐山林的文人，他们大多也曾为功名尝试进取。
正因为“三教”之间的信仰本质不同，信徒追求的目标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朝代三教都是相互抵触的。
当然，凡事均有例外，在讲究多元并包的大唐王朝，佛道儒三教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且三教之间相互影响交融，直接影响了后世三教的发展。
有唐一朝，既发生了玄奘西行取经，又出现了会昌灭佛运动，佛教的发展可谓相当曲折。然而，道教外表光鲜的背后，同样存在难言之隐。道教虽被尊为李唐国教，但其传播度远不及佛教，很难深入民心。至于儒学刚刚兴起未久，武周之后才完善了让儒生们得以进取的科举制。
是什么影响了三教的发展呢？
皇权。
武周朝女皇武则天信佛，经常借助佛教论证自己登基的合法性，所以在此期间佛教取代道教成为国教。后来李隆基、唐武宗、唐玄宗均接受了道家的授箓，成为虔诚的道教徒。在此期间，道教得到了皇室助力，发展迅速。相比于两大宗教，儒教势单力孤，所以当时的儒生一方面在公共场合倡议限制宗教，一方面又与和尚道士交好。
虽然，唐代的三教竞争激烈，但却很少发生西方世界因教义不同而爆发的流血事件。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除了中国古代的皇权凌驾于神权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渊在建国之初奠定了佛道儒三教并行的基调。
武德七年的一个早晨，李渊在长安国学中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释奠仪式。作为一国之君的李渊亲自出席，陪同高祖的还有秦王李世民及文武百官。
按理说，释奠是儒教的经典仪式，用以祭祀圣人孔子，可这次的释奠仪式却与先前截然不同。参加讲论的，不但有当世鸿儒，还有来自寺院里的高僧，及德高望重的道长。
有资格讲论的，皆是三教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例如：代表儒家登场的，便是当时的太学博士陆德明和国子博士徐文远；代表佛教登场的，则是普光寺沙门道岳。圣光寺沙门慧乘。至于道教参与讲论的，是清虚观的李仲卿、刘进喜两名道长。这几位都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名士，尤其是道岳和尚，他便是玄奘的授业恩师。
大唐宗室以老子为先祖，所以道教是大唐本宗，在讲论过程中两位道长坐在首席。陆德明与徐文远均是当朝重臣，所以他们坐在中席。当时的佛教并不受统治阶层重视，所以沙门殿后。三教分别派出了最能言善辩的高人来讲经说法，刘进喜、徐文远、慧乘三人先是以自己的角度对经文、古籍进行了诠释，随后又相互进行辩难，场面陷入白热化。
当然，因为这次辩论的话题是自释奠引出的，所以代表儒家的徐文远、陆德明“主场作战”，颇有优势。二人的一番高论引起了高宗的注意，且深得时人赞赏。这次讲论的初衷，本就是李渊为了让三教兼容发展进行的一次勇敢尝试。不过，在讲论期间处于对立面的三方为了攻击对方的信仰，提高本教的声誉和地位，始终在引用对方典籍中的经典进行论述。
这种风尚蔓延开来，许多人开始兼修三教。
毕竟，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兼修三教者才能在讲论中取得最终胜利。殊不知，这种对对方教派的深入了解，刚好符合唐高祖“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初衷。
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期，进一步促成了三教文化的融合。
李隆基是个虔诚的道教徒，身为道教的拥护者，他希望道教能得到更多百姓的拥戴。不过，由于先祖已定下善归一揆的发展基调，李隆基依旧保留了平衡的政策。
唐玄宗在三教典籍中各取一部，从儒学经典中挑出《孝经》，从佛家经典中选出《金刚经》，在道教书籍里找到《道德经》，以此作为三教归一的起点。这三部经典的篇幅很短，读起来不费事不费力，但它们却是三教文化的支柱性经典。通过李隆基遍注三教，我们可以看出唐玄宗的宗教主张是崇道、尊儒、不抑佛，为三教的和谐并存提供了环境。
在朝廷“三教齐一”政策的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的讲论已与此前有天壤之别。虽然在讲论现场，代表了佛道儒的名士仍会相互辩难，但此时的三教思想已出现了调和的趋势。开元二十三年千秋节，也就是李隆基的生日，朝廷特地开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论。在讲论现场，李隆基特别提到了“三会归一”的主张，宰相张九龄亦给出了“万殊一贯，三教同归”的说法。
对此，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感认同，从此，三教和谐发展已成定局。
开元年前，青城山道长刘知古的家庭情况，充分证明了佛道儒三种信仰之间并不存在隔阂，完全可以携手并进。
刘知古的兄长是一名儒生，饱读诗书，精通儒学经典；
刘道长的弟弟则是一名虔诚的比丘，于静乱寺诡异空门。
尊重兄弟信仰的刘知古，在道观中悬挂了老子像、孔子像及释迦牟尼像。张说听闻此事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之一致也。”
从这以后，唐朝基本实现了“信仰自由”，在一户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信奉的宗教可能截然不同。这既是唐朝宗教多元化发展的直接反映，亦是唐宋两朝三教合一的基石。
其实，在唐朝得以与其他宗教并驾齐驱且自由发展的又何止三教？
除了佛、道、儒之外，景教、摩尼教亦在长安广泛传播，且未受到朝廷和其他宗教的抑制。这些外来宗教与三教一样，经常参与各种讲论，在不断地竞争与辩论中相互了解，相互融合。这一时期不论是朝堂上的达官显贵，还是市井里的商贩农民，都能自由选择信仰。对于老百姓来说，多元化的宗教环境，让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宗教中寻找到慰藉心灵的思想，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很多历史爱好者在聊到盛唐时，关注点通常在开放的商贸、外交、文化上，殊不知这种宗教层面的兼容并包，亦是大唐王朝繁盛的因素之一。相比于西方世界动辄出现的宗教流血事件，唐人对待不同宗教的态度着实值得后世进行深入思考。毕竟，神学本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的一部分，有些因宗教而起的冲突本就是不该存在的。
参考资料：
【《中国“三教”》、《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