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记反映史馆百态
与官方档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记史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晚清日记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其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心存《翁心存日记》被誉为“晚清五大名日记”。这些日记成于知名学人和官员之手，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记事范围广泛。其他人的日记，例如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董文涣《岘樵山房日记》、何刚德《春明梦录》、那桐《那桐日记》等，也记录了晚清社会文化某方面的情态。以上日记的主人大多曾在翰林院或各部任职，参与编纂各种官修史书，熟悉史馆制度的利弊得失。这些日记保留了史馆修史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
阅读和征集制度较为完备
从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设馆修史必须订立严格的章程，才能保证修史效率。晚清史馆众多，常开之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则例馆等，阅时特开之馆有会典馆、各国政艺通考馆等。这些史馆制定了相关章程、规则、凡例、条例，并在修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史料征集制度。兹以实录馆为例，介绍晚清史馆的稿本阅读和史料征集制度。
实录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稿本总裁恭阅。总裁凭借丰富的修史经验加签注，指明有待修改之处，发回初修史官修改。比如，《翁心存日记》对《清宣宗实录》的稿本校阅制度有细致生动的记录。翁心存对《清宣宗实录》恭阅本、黄绫正本的校阅工作，秉承稿本总裁的职责，历寒暑不易，勤勉忠诚地完成有关工作。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一日，当收到实录馆收掌官递送的“恭阅本三册”，翁心存次日即对签条进行审核，并于三卷中加签，提出修改意见，“卷一、二、三，共六签”。咸丰二年五月八日，翁心存“校恭阅本三册。鹤溪（卓枟，字云木，号鹤溪——引者注）所纂者殊多舛漏，穷日之力始得竣”。在日记中，翁心存仔细记载恭阅情况达90多处，反映出他对恭阅制度的坚守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实录编纂必须征用诸种原始史料，因此史料征集制度对实录编纂具有重要影响。文宗实录开馆后，实录馆广泛征用中央及各级政府金匮石室史料和档案库的原始档案。诏谕、奏疏、御制诗文集、朱批史料、起居注等，都是编纂实录的史料来源。实录修纂过程中，纂修官可以实录馆的名义，行文朝廷各衙门，将其所奉上谕及折奏本章档案、则例事件并所有应用各项书籍及新修则例、自行奏准更改添裁一切规条原折等，均具清册移送实录馆。翁同龢对文宗实录的史料亦十分重视，《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元年（1862）十月，巳正到馆复辑书，凡记注、谕档、剿捕档、随手档、月折、朱批折、红本、史书、丝纶簿皆须手检，一月之书堆满几案。翁同龢还经常到实录馆书库查找资料，表明他对实录编纂相当认真负责。
再如国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既有中央各部门咨送的史料，还有地方官送呈的史料。前者在晚清史官日记中多有记录，后者以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的记载最为详细。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颇费心血。他采取多种征书方法，为国史馆编写传记服务，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整理分类，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
修史人员考绩勤怠不一
考勤制度旨在督催在馆人员按时到馆编纂史书，有效推进史书编纂进度，是保证史书编纂效率的馆规。史馆规定：“赶办之法，在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稽，功效日见。”晚清史馆的考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修史书的编纂，保证了修史质量。
修书各馆对考绩都很重视，国史馆、实录馆、会典馆、则例馆都有相应的“堂期功课档”、“月功课表”、“清档”等规定，记载馆中人员的工作进度，督促修纂人员按时完成纂书任务。比如，实录馆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又对收掌、提调、监修、总裁等官的职责作了规定：“满汉本应派收掌官四员专司其事，逐日记明档簿，提调不时检查，至纂书体例及书内有应斟酌之处，并请监修总裁、总裁指示，纂修官与提调毋庸搀越。”
对于这些规定，有些人能坚持馆规，逐日到馆，晨入酉出。《翁心存日记》载，翁心存在担任实录馆总裁后，节假日坚持上班，例如，咸丰二年正月初六日，“又至馆拜提调以下诸公，遂回”。春节期间，翁氏仍然坚持去实录馆，拜会提调以下纂修人员，可见其忘我精神。其余如灯下校史、带病坚持校史等，日记中多有记载，反映了他对史馆考勤制度的严格遵守。再据《翁同龢日记》记载，翁同龢也严格遵守馆规，体现了他对实录编纂的敬业精神。例如，咸丰五年，“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
不过，从晚清史馆的总体而言，史馆考勤制度虽严，但实际考勤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且越到后期越严重。比如光绪时期的国史馆，总裁额勒和布指出：“是以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考课，所有誊录员数不及往届四成之一……若不设法鼓舞，实属竭蹶万分。”《翁同龢日记》在记录光绪会典馆时亦言“汉股无一人来者”。这些记载反映了晚清史馆荒怠考绩的真实情况。
议叙环节矛盾重重
晚清官修史书纂成后，清廷会对纂修人员议叙。议叙依照史馆自身地位的高低、在馆人员的出勤率、功课、身份等因素，综合评定等级。清代史馆的议叙，既有临时议叙者，也有半程议叙者和全书告成议叙者，而以全书告成议叙者最为普遍。
晚清时期，由于政治生态恶化、社会急剧动荡，各史馆的议叙充满贿选、舞弊、投机钻营等不光彩现象。比如，因实录馆待遇最优，议叙、考绩最厚，故往往成为高官安插子孙、谋取优差的途径。据《翁同龢日记》载，兵部侍郎赵光为其女婿光熙谋求实录馆校对馆差，结果招致御史刘毓楠上奏弹劾，清廷谕令剥夺光熙馆差。议叙还会引起实录馆人员的不满，例如，文宗实录馆半程保举时，详校官翁曾翰就颇有“牢骚之意”。
在议叙过程中，投机钻营也是常有的现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光绪五年（1879）二月，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山西商人李钟铭即李春山，本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书铺，却干预公事、钻营馆差，影响甚坏。此案涉及工部尚书贺寿慈和一干满洲大僚，故清廷谕旨查明此案。据都察院讯明，李钟铭系由商人捐纳监生，充（顺天府）布政司膳录，“既得议叙，仍在市井营生，辄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宫街，匿税房契，又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实属不安本分。”贺寿慈因与书商勾结被夺职，李钟铭被杖责系狱，与之交厚的满洲大员宝鋆、载龄等则未受到实质性处分。史馆本是清要之地，纂修人员、辅助人员皆须通晓修史的程式、制度，且应严守馆规。书商本应专注于书铺生意，却好名逐利，攀附高官，希求馆差，不过是为议叙而已。
满汉矛盾也是清朝修史各馆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保证满族官员的正统性和地位，清廷不仅在政府行政层面保障满人的主导地位，就连他们不擅长的修史各馆也要保障满人的地位。虽然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有所缓解，但在议叙环节仍然要面对如何平衡满汉的问题。据《缘督庐日记》载，光绪会典告成议叙时，汉提调叶昌炽建议采取嘉庆会典告成的办法，适当增加名额，但必须“先交吏部核定，其不合例者去之”，以防止滥保。叶昌炽在奖叙中坚持满汉平衡，不愿突破规则增加满人议叙名额，因而得罪了满人修纂官。他们造谣说叶昌炽办事不公，收人钱财，总裁徐桐也牵涉其中。叶昌炽忠于职守，却被厚诬。议叙保举中满汉矛盾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史馆议叙的弊端乃是制度设计的缺陷、问责不力、环境不配套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史馆存在人事纠葛
在晚清史馆中，大者往往达几百人，小者也有几十人，内部矛盾在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比如，何绍基任国史馆总纂、提调等职务时，因与国史馆总裁穆彰阿意见相左，而愤然辞去国史馆提调一职，有诗可证其决绝态度：“四载英武修秘文，七年史馆窥朝典。雅材著作愧提挈，旧例繁芜重理翦。一言不合事可知，慷慨奉身甘逻免。”七年史馆生涯，足见何绍基对史馆修史感情之深，他之所以决然离职，在于总裁与提调不协不睦。他主张为三品以下官员列传，本是较有见解的主张，却不被总裁穆彰阿采纳，故而愤然辞职。再如光绪会典馆设立图上提调官时，会典馆不少史官跃跃欲试，希冀如愿以偿。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总纂文廷式为角逐提调职位，与当时的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颇有龃龉。文廷式系与何人争夺提调一职，《缘督庐日记》并未记载，文廷式本人的日记体笔记也没有言及。
在修史过程中，因学术主张不同或利益纠葛，总纂与总裁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比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和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载：光绪国史馆在修国史时，围绕如何评价乾嘉学者纪大奎的学术地位这一问题，总纂缪荃孙与总裁徐桐产生分歧。徐桐要求把纪大奎载入《儒林传》中，缪荃孙则认为应列入道家。由于好事者鼓唇摇舌、推波助澜，缪荃孙被视为“恃才独断，渺视前辈”，在翰詹考绩中被徐桐列为差等。最终，缪荃孙愤而辞去馆差，回归故里。可见，史馆中的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如果不善加调适，必会弊端丛生。
晚清日记虽汗漫零散，但可以从具体细微处彰显史馆势态。官修史书仅在修纂官下罗列修纂人员姓名，日记则记录了史馆制度、纂修人员的感受、修纂过程中的矛盾等鲜活史料。对于深化晚清史馆研究而言，日记应该成为一个新的视角。（舒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