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海盐腔与苏州弟子（金学琐记之一）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少海盐子弟、苏州弟子搬演或清唱南曲的描写，它似乎告诉我们当时的山东地区，甚至是在一个小小的清河县城，南戏是非常流行的，寓居在此的海盐子弟、苏州戏子是很多的。
章培恒先生提出：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饮宴时唱南曲为万历以后之事，其前皆用北曲。而《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大筵席，如西门庆宴请蔡状元（三十六回），西门庆宴请宋巡按（四十九回），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所以，此书当写于万历时期。”①
有人响应说，这是“一段扼要而中肯的论述”，“总之，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描写看来，这部小说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认为章培恒先生的观点有待商榷。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云：
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观音舞，或百丈旗，或跳坠子。
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土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
顾起元所说的万历以前，富家宴会多用散乐，大席则戏曲和杂耍同时演出的情况，在《金瓶梅》中反映得十分普遍。
例如，第二十回写到：“西门庆家中吃会亲酒，插花筵席，四个唱的，一起杂耍步戏”，“乐人撮弄杂耍回数，就是'笑乐院本’，下去。李铭、吴惠两个小优上来弹唱，间着清吹，下去。”
第三十二回，西门庆请本县四宅官员喝酒：“教坊呈上揭帖，薛内相拣了四折《韩湘子升仙记》，又阵舞数回，十分整齐”。
第七十六回，侯巡抚拜见西门庆，“先是教坊间吊上队舞回数，……撮弄百戏十分齐整。然后才是海盐子弟上来磕头，呈上关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晋公还带记》。”
由此可见，《金瓶梅》中所写到的演剧场面中，是演剧、歌舞弹唱、杂耍、百戏相间而同时进行的，这恰恰就是顾起元所说的“万历以前”的状况。
《客座赘语》
但是，《金瓶梅》中也确实在很多处写到，海盐子弟、苏州戏子搬演南戏的情况，这就成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以后的根据。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金瓶梅》成书的时代，是北剧衰落南戏开始兴盛的过渡时期。
这个过渡时期是由戏曲本身发展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它不可能以朝代的更迭而立即更迭，因此用“万历以前”和万历以后来划出一条明晰的界线，这并不科学。
海盐腔在南方在元代就已经萌发。
徐渭《南词叙录》说：“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这是嘉靖三十八年前的事，但它仅在南方流传而已。
即使按顾起元的记载，海盐腔在万历年间已流传到“两京”——北京和南京，也仅在豪门宴会大席上所用，可见流传并不广泛。
据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云：“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声。”
这就是说，海盐腔之所以在嘉靖年间能在江西宜黄县传唱，只因为谭纶“治兵于浙”，而“归教其乡子弟”的结果。
而宜黄仍属南方而非北方。那么海盐腔到底是不是在万历年间就传到了山东地区，我认为很难说，也许此声腔根本就没有在北方（除北京外，因为北京是京城）流传。
因为此声腔属南方声腔，“吴浙音也”（汤显祖语），为北人所不喜。虽然偶然有些戏班可能曾流转到黄河南北去演唱，但亦不可能在这里（山东地区等）广为传唱。
此点，《金瓶梅》本身就可以作证，第六十四回：
“西门庆道：'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着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薛内相问：'是那里戏子?’西门庆道：'是一班海盐戏子。’薛内相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
这段对话说明，在山东地区，即使是内相这样的贵人，尚不喜欢南曲，第一是听不懂，不知所云，第二是此声腔“清柔而婉折”，亦为北人所不喜。
可见南曲在这里并没有广为传唱，亦不可能流传。
第三十六回，西门庆结交蔡状元、安进士，又用苏州戏子唱《香囊记》、《玉环记》，安进士却听得非常高兴，说：“此子（指书童）绝好而无以加美。”
《金瓶梅》写道：“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南风。”
由此看来，在《金瓶梅》的时代，海盐腔尚属“南风”，只为南人所喜（此“南风”者，可谓双关语，亦暗指安进士好男色）。
但是，《金瓶梅》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海盐子弟、苏州弟子搬演或清唱南曲的描写，如三十一回、四十九回、五十九回、六十三回、六十四回、七十二回、七十四回、七十五回等等，它似乎告诉我们当时的山东地区，甚至是在一个小小的清河县城，南戏是非常流行的，寓居在此的海盐子弟、苏州戏子是很多的，这显然与上述情况相矛盾。我认为这个矛盾可以从《金瓶梅》的作者的籍贯来得以解决。
《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写的是发生在北方的北人的故事，但在叙述语言甚至在北人的人物语言中，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这证明作者必是南方人。
另外在《金瓶梅》中还出现了与北人的生活习尚相左的南方人的生活习尚。
例如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所指出的，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
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酢，各种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
所饮之酒，更十九是黄酒。在生活用具方面，西门家用“杩子”（杩桶）便溺，而不是上茅厕之类，这是典型的南方习尚。
这些南方的生活习尚，显然是按不到北方山东的，亦按不到西门庆的家中。
这也是个矛盾。正是在这个矛盾中，我们才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氏的家中。
既然由于这个原因，《金瓶梅》中才出现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那么为什么不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金瓶梅》中才出现了南方人所喜欢的南曲演出的场面呢？
简言之，我认为在《金瓶梅》的时代，在山东特别是小小的、文化落后的清河县城，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个南曲广为传唱的局面。
而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南曲演唱活动，则是作者家乡的状况，或者说是作者个人的爱好。
《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而嘉靖年间王世贞的家乡，海盐腔已广为传唱。明余怀《寄畅园闻歌记》云：
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者十年。
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的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
该记载说明了魏良辅进行戏曲改革，创兴昆山腔的动因及过程。魏良辅，字尚泉。
原籍江西南昌，但长期寄居太仓。魏氏不满于当时在太仓传唱的“南曲率平直无意致”，故立志改革。
那么在当时太仓流行的南曲是什么声腔呢？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伯龙（梁辰鱼，字伯龙）雅擅词曲，所撰《江东白苎》，妙绝时人。时邑人魏良辅能喉啭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
可见，魏氏所不满的正是海盐、弋阳等声腔。而魏氏进行戏曲改革则在嘉靖、隆庆年间。
此反过来证明，嘉靖年间，太仓等地，海盐腔已流传甚久，乃致到了令魏氏不满的地步。
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王世贞等人在创作《金瓶梅》时，将其在嘉靖年间家乡地区海盐腔盛行的局面，搬到了山东清河，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以致造成了《金瓶梅》中的山东清河盛行海盐腔的假象。
以上的分析说明，用顾起元《客座赘语》中的话来证明《金瓶梅》中多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显为万历时的习俗。所以，此书当写成于万历时期”的说法，是不尽妥当的。
当然我的判断，也纯属逻辑推理的产物，很难说正确。
2021.3.1.
本文作者 周钧韬 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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