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之间，总有一次对抗已久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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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曾 瑞

01

父亲在找媳妇时，淘了很大的神。他脾气坏，名声臭，远近闻之，都不愿嫁给他。那时，我奶奶已去世，爷爷年事已高，他的婚姻大事，全是我姑在操心。听我姑说，远近十里八村不论谁家的女儿，尚未婚配的，不是上门探过口风，就是请媒人去说过亲。人家都不愿意。本地的姑娘不愿意，我姑改变了策略，决定去陌生的外地找。村里有个人在做牛马生意，常年四处跑。我姑托他为父亲找媳妇。那人不负所托，总算找到了。我家距外公家挺远。在村里人眼中，我母亲简直是从天边来的。我姑很满意。她觉得，这么远，女方肯定不知道我父亲的臭脾气。一年后，他们就结婚了。

母亲嫁过来时，父亲简直是一贫如洗。80年，集体解散分下户，按人头分田地。父亲有五弟兄，分到的田地也不少，可再一分，就很少了。那年头，土地便是一切。没有土地，作为一个农民，简直一无所有。大伯他们早成家，占的财产相对也多。那时，大伯和二伯已经新修房子，分家另住。剩下三兄弟住在老屋，轮到父亲的，只有一间房子，两丘薄田。很快，我和弟弟相继出生。我爷爷年纪大了，也需要儿子们养老。这么多张嘴吃饭，就靠父亲一个人的田地，哪里够吃？

父亲学泥瓦工没出师，后来又跟人学了编背篓和打晒席。我们那地方多楠竹，生活生产用具，像筲箕、刷把、筛子、皮撮、簸箕、箩筐、簸箩、背篓、晒席、竹椅、竹床等等，都用楠竹做成。人们煮饭，干活，甚至睡觉，都需要这些东西。可以说，需求量很大。那年头，村里还很少有人进城打工，都在家里干农活。为了挣钱，很多人便以编筐织背篓打晒席为业。父亲最拿手的，是编背篓和打晒席。每逢单日，镇上赶集。母亲背着两三个装成一叠的背篓，或是一床晒席，爬坡下坎，涉水过沟，翻山越岭，去镇上卖。卖背篓和晒席积攒的钱，用来买粮食，交税收，后来还用来交我和弟弟的学费。

小时候，父亲曾教过我打晒席。晒席是用来晒稻谷的。秋天收割了水稻，必须铺在晒席上，经太阳晒干，用风车车走泥沙瘪壳，才能收粮进仓。每年，父亲从夏天开始打晒席，一直打到秋后。他晚上划篾条，白天在堂屋里打。他破开楠竹，划成中指宽的篾条，去掉最里面的一层，用匀刀匀得一样宽，开始起层。一根篾条先起两道层，头层是青篾，里层是黄篾。黄篾会再起层，起出薄薄的篾片，叫丝篾。这道活非常精细，很讲刀法。起出的篾片，薄如纸片，能透光亮。准备好篾片，在堂屋里扫出一片空地，打晒席就开始了。

这就是晒席，我至今还记得怎么编织的

02

我们沿着一条泥巴路，时而上，时而下，爬山过沟，上坡下坎。路边偶尔有一户人家，亮着黄黄的灯。走过人家，便是黑黝黝的树林，走出树林，是一片苞谷地。高高的苞谷杆子随风摇曳窸窸窣窣地响。四五十斤茶叶沉沉地压在背上，背篓系子直往肉里钻。父亲挑着一百四五十斤，埋头走在前面，沉默不言。我们勾着头，汗水顺着脸颊滚，顺着背心沟流。脚下泛白的泥巴路总是走不到尽头。穿过一片苞谷林，又是一片苞谷林。翻过一座山，还是山。对面的山影立在夜色中。身前身后，只有黑麻麻的天，黑麻麻的地。谁家拴住的狗一个劲朝我们吠叫。狗叫声在黑夜里回响，又被沉沉的大山吸走了最后的余音。

有时候，走到半路里，天上打起了雷。隐隐的雷声在我们头顶滚动，闪电在远远的天边忽闪忽灭。黑沉沉的山影，静默在黑沉沉的天空下。坐在高高的山巅歇气，我们熄了手电，看着远方的闪电，听着隐隐的雷声。山风无止无息地吹，吹不走一点点夜的黑。父亲的烟头在浓浓的黑暗中泛着红，就像是把黑夜烧出了一个小小的火焰的洞眼。歇足了气，我们背起茶叶，继续走着山路。深更半夜，我们还走在路上，走得直打瞌睡，像是走进了睡梦中。

从2000年开始，政府号召退耕种茶。对村里人而言，这是一次巨变。面对如此巨变，很多人的思想适应不过来，无法接受。他们觉得，不种水稻，哪有饭吃。当时村里流传着一句话：茶树下水田，回到59年；茶树上山坡，饿死农二哥。很多人坚决不种茶，按照惯性思维种水稻。父亲算是有远见的，积极响应，放干几亩水田，摆苗圃，种茶苗。对我家而言，这是一次巨大转机。几亩山田的苗圃，隔年就能出售，卖了几万块钱。父亲尝到甜头，放干全部水田摆苗圃，地里也种上了茶苗。不几年，田里地里，都长成了青青的茶园。每年新春伊始，到秋末白露霜降，靠采茶，家里能收入几万。虽然辛苦，毕竟有收入。然而，这转机并未持续多久。

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变化极其迅速。在大山深处，人们虽然还过着跟以往差不多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整个中国变化的大浪潮，使很多东西迅速碎成泡影，被遗弃在时间的流沙之中。村里先是放弃祖祖辈辈种植的水稻，靠茶吃饭，紧接着，大部分人便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漫漫征程。转眼之间，靠茶已经吃不上饭，必须靠外出打工。土地失去了价值，进城打工几乎成了农民的唯一出路。父亲也只能出去。他没文化，也没什么技术，出门打工，只能上建筑工地。好在，他曾学过泥瓦工，虽未出师，也靠那点本事，在工地上敲砖头做起了大师傅。

03

大二下，我谈了女朋友。父亲对我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再也没骂过我，凡事都跟我商量，要我出主意，听从我的意见。在他看来，我也是个有女人的人了，不应再骂。有了女人，就可以和自己的父亲平起平坐，弗洛伊德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父亲不再威严，我失去了敌人，反而感到一点失落。

04

父亲一生好强，不甘人后。但他打拼一辈子，还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亲戚有钱后，表面虽奉承，背地难免瞧不起他。这使父亲很受伤。原本，他跟一个亲戚在恩施做工地。在父亲帮助下，那人赚了钱，反而说些风凉话。父亲愤而离开，决定再度出山。母亲劝他就在本地，年纪大了，何必还出远门。父亲毅然决然去了武汉，去了松滋，去了贵州，去了广州。他不想被人瞧不起，就算讨饭，也要离家远一点。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已经五十岁。他说，你读完大学，我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这辈子还得完成一件大事，就是修一栋房子。母亲当时不赞成。父亲硬要修，不然，他觉得一辈子白活了。他说，现在我五十岁，还能在工地干十年，十年后人老了，就没人要了，十年里，修栋房子，这辈子也算没白活。他要我只管出门闯荡，安心追求自己的事业，家里一切不用操心，修房造屋他一人承担。一番话，说得我心里很酸。

不几年，父亲真的开始动工修房子。我家住在山上，父亲要修到山下，交通方便。山下没有地，需花钱购买。三万块钱买下地。地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主人早已过世，膝下仅有一女，远嫁武汉，十多年未归。队上人都巴望着平分她家的地，不想却卖给了我们，很多人不服气，去村委讨说法，处处跟我家作对。

大学期间，为村里孩子上学艰难，我曾给乡政府写过请愿书，希望政府拨款整修公路。该请愿书，得罪了村支书。后来，该村支书由于贪污受贿，被人匿名揭发，丢了乌纱帽。他以为是我干的，因此，对我家特别仇恨，煽动村民与我家作对。动工时，有人甚至睡在施工现场，不准挖掘机开挖。父亲直面村里人的刁难，硬是把一栋房子，平地建了起来。

这些年，在外东飘西荡，我很少回家。回家站在大门口，总是会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从屋里走出来的一般是父亲。他满脸笑，望着我，问我吃饭没有。母亲随之也出来了。瞥眼一看，眼前的母亲，几年不见，已是满头白发。她的笑容还是那么年轻，声音还是那么年轻。我默默地想，母亲没有老，只是白了头发。父亲也没老，满脸的笑，没有了当初的严肃。母亲说去买点菜吧。父亲转身就去了。在火坑屋里吃饭，我拿出给父亲买的酒。父亲不让开，他说贵，喝了可惜。酒不贵，只是父亲忙了一辈子，节俭了一辈子，觉得贵而已。我执意开了，给父亲倒上。他的笑，漾在酒中。

我努力回忆父亲年轻的样子。他曾经那么严肃，如今这么谦卑，使我的心里无端端的疼。我希望看见那个严肃的父亲，沉默的父亲，性子火爆的父亲。那个父亲，永远在我心底，永远无法回来。岁月就这样无尽流逝，把生命的波浪推向远方，留下我们徒然回望过去，找不回丢失的一切。每次打电话，父亲总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大讲一套人生的道理。曾几何时，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已经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但有些事，他却从来不告诉我。

前几年，母亲子宫长瘤，经检查，尚无大碍。医生建议先吃药观察，实在不行，再做手术。母亲电话告知，身在广州的我，顿时一阵惊慌。父亲接过电话说，没得事，屋里一切有我，安心在外面工作，我会把你妈照顾得很好。一年后的夏天，父亲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海珠区修地铁。六月炎天，广州酷热难当。我的父亲，顶着毒日头，在广州修地铁。听后，我一阵心酸。问到母亲，他说一切都好。当晚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病情，得知要做手术。父亲却没有告诉我。我知道，他是怕我担心。深夜枯坐独思，为这份人间感情，不禁使我泪下潸然。

父亲今年五十五岁，还在工地打拼。五十五岁不算太老，也已不再年轻。但他比许多五十五岁的父亲更苍老，又比许多五十五岁的父亲更强壮。他还能上脚手架，还能砌砖，还能修地铁，还能扛住这沉重的生活。小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很高大，像沉默的火山，不怒自威。长大后，我一度与他为敌，要超越他的威权，成为新的主人。而今，多年的工地苦活，他干瘦如柴，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眼神中，依然流露着一个男人饱经岁月沧桑之后的沉着与倔强。他会继续老去，直到生命的尽头，化身为泥。而我，也会追随他，成为另一个人的父亲。

如今父亲坐在我身边，已经有点腼腆

选自散文集《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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