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难忘恩师谭富英/施雪怀(口述)，曹琪、王智琦(整理)

谭富英（左）给施雪怀说戏

    我出生于1939年，祖籍是南通海门的长兴镇。我的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家中四个哥哥、一个小妹都不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行业。只有我与京剧结缘，并幸运地成为了著名京剧艺术大师谭富英的弟子。转眼近六十年过去了，回忆拜师学艺的点滴细节，谭先生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令我终身受益。

    袁世海建议我去学谭派

    1950年我11岁那年的夏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中央直属文化部戏剧改进局的戏曲实验学校在衡山路10号（原美童公学）校园里招生。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愣头劲，小学刚毕业的我也报名参加了考试，并在考场上演唱了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年少懵懂的我，当时并不清楚“京剧究竟是什么戏”，更不会唱。考场有位老师临时教了我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我便扯开嗓子跟着唱。没想到，被当时的主考官周信芳先生一眼相中，顺利考取。事后才知道，就是因为那句高腔，考官们觉得我的声音条件相当不错，是块唱京剧的料子。

    小小年纪就要离家去北京读书学艺，尽管喜欢京剧的父亲很支持我，但母亲十分不舍，不过她还是和父亲一起帮我整理行李，尽心为我做好临行前的一切准备。

    戏曲实验学校在那一届共招收了9名上海学生，都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其中17岁的钱浩亮年龄最大，个子也高，我们都叫他“钱大个儿”。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30多个学生挤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睡的是上下铺，床铺间的通道很窄，需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每天喝的是高粱米粥，就着咸菜疙瘩，若有干馒头，那真是太高兴了。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年纪，正在长身体，总感觉吃不饱。为此，田汉先生向文化部反映，又给我们争取到每天两个鸡蛋，以补充营养。北京的秋冬季风沙大，房间里没有暖气，我记得田汉夫人安娥常常会在晚上来宿舍看望我们，给我们盖被子，提醒我们注意保暖。那时，每天5:30起床，6点到8:30练功，9点到11点半上文化课，下午1点后则是把子课和短剧课（文戏)，晚饭后自习至9点熄灯睡觉。我们这批学生幸运地得到雷喜福、贯大元、安舒元、关盛明、常少亭、李甫寿、宋继亭、刘仲秋、茹富兰、傅德威等名师的面授，在学校一学就是八年。

戏曲实验学校第一届招生委员会合影，前排左三起尚和玉、王瑶卿、萧长华，二排左起马少波、田汉、周信芳、梅兰芳、何海生、史若虚、刘乃崇

    1958年，我和杨秋玲、钱浩亮、刘长瑜等同学一起顺利毕业，分配到以京剧大师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京剧院工作。一次我在排戏念白时，京剧艺术家袁世海在一旁认真地听了会儿后，慢悠悠地说：“雪怀，你的声音和谭富英先生很像，学谭派啊！”于是我在一次去谭家拜访时，向谭先生提出了学习谭派的想法。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谭先生当即点头同意了。

    其实早在1951年4月我刚到北京不久，在前门外鲜鱼口内大众剧场，就曾经一睹过谭先生的风采。那天晚上演出的剧目是《龙凤呈祥》，梅兰芳饰演孙尚香，谭富英饰演刘备，贯大元饰演乔玄。当晚谭先生在台上的身段、唱功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可惜的是，在戏校读书时，谭先生因为还管理着一个剧团，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上课。没想到毕业后，多年愿望终于成真，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谭先生动用录音机给我录音

    当然，要正式成为谭先生的学生可并不容易，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谭家在宣武区（今西城区）大外廊营北口内路西1号的“英秀堂”，只要谭先生在北京，我每周总会去谭家一两次。谭先生平时除了演出，还要管理剧团，非常忙碌。我到谭家一般是晚上9点半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客人大都走完了，谭先生能空下来教我。谭家的家规极其严格，进门叫了“老师”后，不能马上就一屁股坐下，而是要站着听谭先生说会儿戏，然后再在他的示意下坐下。有时候，谭先生的儿子谭元寿外面演出回来，看见谭先生正和我说戏，也总是先给老爷子鞠躬，便站在边上静静地看着，偶尔会帮着指点一下我，再回自己的房间。

    谭先生有个特点，平时寡言少语，只要一开口就全绕着戏来说，从不多说其他事情。谭先生擅长张口音，像《洪洋洞》中“真可叹孟焦将命丧番营”中的“番”字，他处理时长音润腔，抑扬顿挫，强弱分明。除了腹部、胸腔蓄气，他的五官、头部都在发力、振动，声音洪亮、浑厚、圆润、甜美，有一种摄魂镇魄的特殊美感。我出生在上海，吐字发音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总感觉口腔打不开，谭先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示范，反复指导、纠正我的发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谭先生要求我：“以字带腔、以腔带情，才能字正腔圆，情绪对头，达到声情并茂，恰到好处。”我在排演《乌盆记》时，唱到“未曾开颜”几个字时，谭先生要求我唱高音时声音要像气球似地“嘭”

弹起来，唱到低音时则要自然平缓地松弛下来，这样才能显得委婉迤逦，清丽多姿。

施雪怀与谭元寿（右）

    谭先生的琴师是为余叔岩、孟小冬操过琴的王瑞芝先生。为指导我，谭先生曾经请王瑞芝为我伴奏，甚至亲自为我操琴，要知道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最高级待遇”。谭先生还动用了“稀罕物”录音机，帮我录下过一段七分半钟的录音，非常珍贵。令人心痛的是，这段录音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再也没能找回来。

    名师出高徒，又难为名师之徒

    1961年初冬，在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休息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京剧大师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李多奎都在仪式上收了门徒，李少春、李和曾也应邀出席。拜师仪式由中国京剧院的主要领导主持，前来参加仪式的有田汉、老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徐平羽，还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谭先生收了我、孙岳、蒋厚理3个学生。田汉在拜师仪式上告诫我们:“在当今时代能够拜到这些名师，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们要好好珍惜。要知道'名师出高徒，又难为名师之徒’，不要辜负'名师’。你们既然跟着老师学，不可不用功。每天又看又听又学，熏也要把你们熏好喽！”老舍则希望我们要有“程门立雪”的精神，刻苦学习，真正把老一辈艺术家的精气神传承下去。谭先生比较寡言，不苟言笑，拜师仪式上也没有多说话，但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很高兴，对带教我们3个学生也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