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思维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生而为人，思维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Edge系列之一，《思维》一书着重关注了思考、问题解决和决策的种种问题，以及大众感兴趣的诸如心智理论、道德、进化、预测等话题。
本书作者包括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今天与你分享书中的部分精彩内容，字数不多，略微烧脑，但可以开启你对思维的“大思考”。
麦卡洛克和皮茨整合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人工神经元和计算神经元的观点，这个神经元是多输入、单输出的，而且有一个触发的临界值，这些输入可以是抑制型的也可以是兴奋型的。
他们证明了在理论上，一个由这种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可以计算出任何你想计算的东西。这非常振奋人心！它意味着你基本上可以将大脑视作一台计算机，而将这些神经元看作电脑中的一种基础开关元件，这种过度简化太让人吃惊了。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过度简化，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能简化到什么程度。
直到最近，我才慢慢弄清楚这种过度简化是多么可怕，因为每个神经元都是一个议题中非常小的部分，而且它们比任何开关都自主得多、有趣得多。
问题在于，当你认为单个神经元不是忠诚的奴隶或是简单的机器，而是必须遵守规则、必须被适当激励的代理单位，或是可以形成联合、小团体、组织和联盟的代理单位时，它们的计算结构是什么样的？
这种将大脑视为政治力量斗争的一个社会场的思路，乍一看就像是一种有趣的幻想。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思路有道理，而且各种不同的证据都指向了这种思路。
进化生物学家大卫· 黑格(David Haig)发表了一些关于个体内部冲突的有趣论文，其中甚至讨论了遗传基因方面的冲突，也就是你遗传自父亲和母亲的基因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的“母系和父系基因冲突”。这些冲突有着相反的方向，如果陷入了紊乱，严重的不平衡就会以某些心理异常的形式出现。
我们开始明白：人类的大脑不是组织有序的分级控制系统，其中的一切事情并非秩序井然，也没有官僚机构那么充满戏剧性。事实上，它更像是有着民主元素的无政府状态。
有的时候，它可以保持稳定，也可以互相帮助，以及建立统一战线，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是，接下来事情会变得紊乱，大脑里会有某个联盟出来领导，而你就会陷入痴迷或错觉等状态。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正常的冷静思考和组织缜密的思维可能是一种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成就，而不是基本的状态，只有完成了某些事情之后才能实现。但是，在人性方面，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非常正常的。
这就让我们对结构有了全新的认识，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弄清楚如何思考它。
如今，认知科学的成就证实我多年来所期盼的正在发生，而且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都快追不上了。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数据，而且也有很多在这些数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以这种非常抽象的计算方式思考已经成了第二本能，哪怕是30 年前对所有话题都门儿清的专家都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现如今，只要稍有学习动力的孩子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具 备了这些能力，他们的未来值得期待。
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想法（这是我目前依然拥护的观点）如今也经历着快速的变化。
大脑是一个计算机，但它和你用过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也跟 iPhone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图灵让我们首次以非常有序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了无数部分同时运算。直到20世纪末期，没有人知道一个有无数部分同时运算的机器是如何运行的。这不亚于一个奇迹。
你可能也无法理解，但是计算机科学给了我们一些想法和概念，如在虚拟机器中运行的虚拟机器等。我们对iPhone 递归结构的想法是一个非常有条理而僵化的想法。
我们的这个僵化的模型恰好成功了，它也值得我们为之竭尽全力。首先， 你要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产生想法。你可以像数字计算器那样生成想法， 就像约翰 · 冯· 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的机器那样，结果可能是无法成功。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为什么这样无法成功了。
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运行平行结构的机器，因为我们的大脑毕竟是在平行地运行着大量的不同任务。
进展到这一步，就会出现联结主义网络。尽管我们知道联结主义网络的很多功能，但是你觉得我们如何才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个能实现大脑所有功能的网络呢？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系统？控制是其中的关键，而且你会开始意识到:大脑中的控制跟计算机里的非常不一样。在商业电脑中，控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自上而下的系统。
事实上，你无须担心笔记本电脑中的某一部分会做坏事，去试图做一些系统不希望它做的事情。它们就如同奴隶，有非常清楚的任务描述。它们每天都需要喂养，而不需担心能量从哪里来。它们毫无野心，只完成被要求的任务;虽然完成得很漂亮，却几乎对任务一无所知。
你所见识到的计算机的强大都来自这些没有思想的机器奴隶，但是你的大脑不是这样的。
大脑由神经元构成。我现在认为它们是细胞中的细胞，就像牢房中的牢房。想象一下，我们大脑中的每个神经元，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暂且不论共生体)都是真核细胞的直接后代，而这些真核细胞就像自由游动、自我供养的微小代理人，已经自生自灭了10 亿年。它们自生自灭，最后却存活了下来。
它们必须知道大量的方法，拥有许多功能，以及能实现这些功能的自我保护能力。当聚合成一些多细胞的生物时，它们会放弃一些之前拥有的功能。事实上，它们就像是被驯服了，成了更大、更集中的系统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
你不必担心自己的肌肉细胞叛变或出点什么岔子，如果真的发生，我们就会称之为癌细胞。但是在大脑中，我觉得（这是我一个非常粗浅的想法）这可能只会出现在某些物种中，比如人类；而且可能只会出现在大脑明显更不稳定的区域，比如皮质层。事实上，基因中有一些小开关能让我们的神经元变得野蛮，就像你让羊或猪变得凶狠起来那样，神经元能很快恢复这种野蛮的本能。
可能我们大脑中的很多神经元都没有什么功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们就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和生存方式，变得更爱探索或冒险。它们相互角逐只是为了活下来。
每个神经元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只要竞争一发生，就有了合作的空间。我认为一个更加自由的组织正是我们伟大创造力、想象力和突破思维的秘密所在，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对压迫、心理疾病、欺骗和一些小问题非常敏感。
我们的大脑比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都更偏爱冒险，而这可能跟一些控制型基因的简单突变有关，这些基因会表现出一些天生的竞争倾向，而这些倾向至今还存在于单个神经元的染色体中。但是，我并不认为基因可以解释这些。你需要用文化来解释。
我推测，这是我们对于文化的一种反馈。文化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实际上，我们从来无法在别的生物和它们的大脑中找到类似的现象和功能。对大脑负责文化行为的区域进行研究，是我们分析和阐释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途径。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推测。如果其中有20% 是事实的话，我就欣喜若狂了。
对我来说，这种关于大脑、心智和文化的思路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它可能会失败。事实上我不担心，并愿意为之不断探索，即使最后证明是错的，我也会说:“好吧，我错了。但思考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我会是对的。
我并不打算做很多学科的研究，尽管很多人会做，而且他们已经在做了。自私的神经元已经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承现峻（Sebastian Seung）证明了，他在几年前圣地亚哥的一次神经科学学会的报告中展示了这个研究成果。我当时在想：哇！自私的神经元！自私的突触！太酷了！
我们接着往前推进，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有很多方法可以进行探索。据我所知，大脑自身巨大的可塑性是尚未被解释却非常惊人的大脑特质之一。
迈克· 梅泽尼奇(Mike Merzenich)将一只猴子的手指缝到一起，这样它就无须分别激活两根手指。很快，负责这两根手指的大脑皮层就开始服务于其他功能。
当拆除缝合的时候，大脑皮层又很快恢复到之前的模式。如果你把自己的眼睛蒙住8周，就像阿尔瓦罗· 帕斯奈尔· 利昂(Alvaro Pascual- Leone)在实验中做的那样，你的视觉皮层就会开始适应盲文和触觉。
大脑为了应对这一类的创伤或体验而自发采取的重组方式，本身就是其一大神奇之处。如果没有一个框架能解释这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你的模型就存在重大缺陷。我觉得你必须将单个神经元看作微型代理人，并搞清楚这对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这些神经元都急不可耐，一下岗就赶紧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呢？
大概是因为它们失业了。如果神经元没有活干，就不会有神经调节素。如果神经元没有神经调节素，神经调质感受器就会开始消失;之后很快，神经元就会真的失去功能，然后就死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到了约翰· 霍兰(John Holland)关于触发秩序的研究。他举了纽约的例子，你总是可以在纽约找到鱼饼等任何你能想到和想找的东西，而且不必担心没有官方机构出来保证物流通畅。市场自然会搞定一切。由企业家精神和自私的代理机构构建起来的网络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这个网络对需求反应非常迅速且极度敏感。
我们都受强权者的支配。人类文明目前正变得异常脆弱敏感，我们越来越依赖那些并不是太可靠的技术。这些技术的运行有很多条件需要满足，而我们可能将自己陷入了某些非常严重的困境。但是同时，想到大脑自我组织的能力就像一个自治的城市一样，这多少令人感到欣慰。尽管这个隐喻有点谄媚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法在柏拉图的时代就被提出来了。
柏拉图将人类的心智类比成一个国家，其中有统治者、守卫者和工人。“一个人是由许多小人儿组成的”这一观点，虽然在某些方面看起来质朴滑稽，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它们长久以来饱受争议就退缩，可能某些并不那么质朴的观点就是真相。
新媒体编辑/Bu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