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书法史，行书一体传承至今主要体现为三支重要的流派:王羲之和王献之行书流派（二王流派）、颜真卿行书流派、魏碑行书流派。其中二王流派是最重要的行书流派，米芾、赵孟頫、王铎、董其昌等都归结于这一脉。二十世纪以降的行书发展进程，正是在这三种风格流派的推进与生发。当下书法创作存在诸多瓶颈，欲突破这种瓶颈，梳理二十世纪的行书发展史是很有必要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书法退出了实用、书法展览的出现、书法专业社团的涌现、书法专业机构的成立、书法高等教育的开展、书法学术的推进等等，使得书法境遇大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十六罗汉图（局部） 清 石涛
同时，这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创作力的书家，他们以卓绝不群的才情与艰苦卓绝的探索促进了书风的嬗变，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如吴昌硕、于右任、黄宾虹、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等等，这一批书家在行书的探索与出新上做出了贡献。
二十世纪以来，行书发展基本上是对上述几种创作流派的继承与拓展。有主攻二王一派者，有颜行一派者，有魏碑行书流派。同时，二十世纪的行书与之前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亦有吴昌硕、齐白石等以大篆笔法而注人行书者。
这一世纪时期的行书创作，从时间上说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晚期;在风格上划分，则是基本继承了二王、魏体行书、颜真卿行书三种行书流派亦有突破。
二十世纪早期书法是晚清书风的延续，行书同样如此，在这碑学笼罩帖学艰难生存的环境下，出现了重要的行书书家。师法碑学者如康有为等，清代碑学兴起后，文人书家纷纷将汉碑和魏碑的体势和用笔化入行书中，对行书风格作了有益的尝试，出现了魏碑行书流派;师法帖派者如溥心畬等。中期是柯磺、郭沫若、白蕉、沈尹默等，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则是陆维钊、沙孟海等。
二王一派以溥心畬、沈尹默、白蕉、马公愚、潘伯鹰等人为代表。二十世纪初期的二王书风中心在北京。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溥心畬等满清宗亲、遗二十世纪中叶的二王书法重镇是上海，这时的上海涌现了一批崇尚二王的帖派书家群体，他们是以沈尹默为首，有马公愚、潘伯鹰、邓散木、白蕉等。他们学书皆取法二王，或法自二王以下的帖学书家，他们作书追求韵致，富有书卷气。他们学书讲究水到渠成，一日一风格形成，很少有变化，他们传统功力深厚，不追求流行书风。沈尹默身为书坛领袖，早期虽也学碑以强筋骨，但其示人者仍然是地道的二王风;白蕉对二王的理解与总结达到了明清以来的又一个高峰。他一生书法独宗二王，始从唐欧阳询人手。其书法流美自然，俊逸伟岸，极具风致。白蕉虽比沈尹默小二十五岁且地位并不显赫，但从艺术成就的角度上来判断，法的理解与匠心，应在沈尹默之上。如果说沈尹默书法以”帖”为创作基点、碑为依托而展开突破，白蕉则尤独宗二王。白蕉书法直接绕过清代帖学四家，直逼晚明董其昌。且在一些结字上，白蕉更加接近于二王的字形结构。白蕉之后，扛起二王书风大旗的当数启功先生。启功先生的书法取法柳公权《玄秘塔碑》，行书也从唐碑中来，而有识者应知，启先生书法最终应归为二王一脉。尤其是启先生的手札，典型从溥心畬等处而来，极具宋元文人书法之象。二十世纪的魏体行书的代表书家为康有为、李瑞清、萧娴、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等。魏体行书滥觞于清初。清初书法一方面延续着明代帖学一脉，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碑版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碑学兴起后，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以至形成帖学衰微、碑学兴盛的局面，书法史上的碑帖两脉格局在清初完全形成。明末清初书家在实践中通过吸收金石碑版意味打破纯正的帖学面貌，成为碑派书风的开始。此外，近代以来，康有为、黄宾虹等人也都重视颜真卿行书，他们的作品都富于颜体雄强的气质，黄宾虹曾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即是一例。碑体行书的书家继承晚明以来注重个性抒发、摆脱技巧束缚的时代风尚，大笔浓墨，迅疾飞舞。如黄宾虹、林散之、康有为、萧娴、游寿等书家，对金石碑版有浓厚兴趣，作书有高古之气，和经典的妍媚书风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新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出现，成为二十世纪行书创作的重要流派。二十世纪的颜体行书创作不若晚清富有成就。晚清何绍基是颜体行书集大成者。而二十世纪学颜体行书者以谭延闿、郑孝胥等为代表。谭延闿其行书来源于鲁公《争座位帖》尤多，兼学褚、米两家。虽然今天视其创作格调并不是太高，但其传承颜真卿的笔法是有很大贡献的。谭延闿的书法功力深厚，灵巧多变，中锋行笔，藏锋书写而又能力透纸背，有磅礴大气之势。他虽为晚清进士出身，但书法绝无馆阁体中的柔媚之气。当为清代继钱沣之后习写颜体书法的大家。郑孝胥书法学北碑，亦学颜体。郑孝胥早期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并受张裕钊书法的影响。沙孟海先生对郑孝胥的书法评价很高，他认为”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郑孝胥善书大字楹联，运笔如飞，尤为注重线条的轻重对比，体势大开大合，极具视觉冲击力。郑孝胥书风遒劲，点画凝练，格调不俗。吴昌硕和齐白石的书法实践是二十世纪行书发展的重要标本。吴昌硕早期学王铎、黄庭坚、董其昌。后从《石鼓文》中得益。吴昌硕临《石鼓文》与原帖风味有所不同，变化气质，臆造发挥，气息高淳。吴昌硕行书最明显的阶段即是其初学王铎。王铎作为帖学大家，其书法在重视前人笔法的基础上，尤其重视作品中的”势”。王铎善于将其拓而展大，且不失精微。其结字的欹侧多变和章法的腾掷激荡均因势而生，造成一种风墙阵马的气势。此外，他还善于用墨，浓墨、渴墨的交替运用，这是清初”破帖”书风的开始。后吴昌硕钟情《石鼓文》，即用《石鼓》笔法匠心独运于行书创作，开一代风气之先。且吴氏行书愈老愈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