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京杭运河影响下清代江南服饰时尚传播的途径及成因分析
摘要
京杭运河作为明清时期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对江南服饰时尚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整理了清代江南服饰时尚的发展脉络,并基于“5W”传播理论选取与运河密切相关的漕运旗丁、运河商人、外国运河旅行者三种人群作为传播者,分析京杭运河影响下清代江南服饰时尚传播的途径及其原因。研究表明:清代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的传播途径包括商品流通的贸易传播、社交网络的人际传播、纸质媒介的大众传播;漕运政策、财富积累和社会流动分别是服饰时尚传播的制度支撑、经济支柱和推动力量。
作者: 付雅雯1, 梁惠娥1,2, 邢 乐1
作者简介: 付雅雯(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与现代服装设计。
(1.江南大学 a.设计学院; b.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2.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名师工作室,江苏 无锡 )
关键词: 京杭运河;清代;贸易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江南时尚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承担了漕粮北运的重要任务,而漕运则带动了运河沿线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沿线区域逐渐在社会风尚、文明程度等方面领先于非运河区域,特别是清代江南地区,还掀起了一股引领服饰时尚的潮流。学术界对于“明清江南服饰时尚”的研究早有关注,许星[1]基于竹枝词总结了清代苏州地区服饰时尚的特征及文化意蕴;范金民[2]从服饰、饮食、器物、戏曲、书画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探究,认为明清苏州引领时尚潮流;安东篱等[3]结合清代扬州小说笔记,讨论了当时扬州的服饰生产与消费,认为在世界贸易的背景下扬州服饰具有时尚、快速更迭的特点,扬州是清代服饰时尚的中心城市。但是却少有谈及江南服饰时尚与京杭运河的关系,京杭运河作为清廷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于江南服饰时尚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传播学经典理论,探究运河商品贸易和运河流动人群在江南服饰时尚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归纳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传播的方式和特征,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京杭运河影响下清代江南服饰时尚的传播过程,补充江南服饰时尚研究体系和运河影响力研究体系。
清代江南服饰时尚发展概述
明代中叶以后,物力丰盈、商业繁盛,士庶奢侈僭礼日趋显著,以服装为代表的生活性消费风尚变迁。袁栋《书隐丛说》中记载:“苏州风俗奢侈日甚一日,衣裳冠履未敝而屡易……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忽低忽昂,履则忽锐忽广。造作者以新式诱人。”可见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附带江南地区的服饰时尚体系。清代初统治者颁布剃发易服制度,但遭到汉人特别是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江南一带百姓的强烈反抗。为了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清廷最终采取了“十从十不从”的政策,其中的核心内容“男从女不从”巩固了明代以来汉族女性服饰的社会地位,保留了江南地区女性服饰风尚。
清代中期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江南服饰依然焕发活力。首先其不断推出新样式,从发式的牡丹头、元宝头、平三套到服装的百蝶衫、月华裙、百褶裙等。清末苏州人在百褶裙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用丝线交叉勾缝裙面褶裥,使得横向展开有似鱼鳞的视觉效果,因此称之为“鱼鳞百褶裙”(图1,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品),其装饰效果和流行程度都超过了清初流行的凤尾裙。其次,江南服饰崇尚颜色的绚丽多彩,即使是丧服,也有“月白蛱蝶、天蓝朱墨、玉色血牙、人面红糙米、秋葵鹅黄、蛋壳青、柳岸葱白、设粉红浅、桃红无色、青莲”[4]等颜色可供选择,称之为“风流孝服”。再者,江南服饰纹饰新颖,且寓意吉祥,以大量流行于清中晚期、常装饰于女性服装的百蝶纹样为例。图2是苏州民间服饰收藏家李品德先生收藏的一件百蝶衫,这件百蝶衫不仅在前后衣身而且在领袖、下摆位置都装饰蝴蝶纹样,蝶舞翩翩、造型各异,满身彩绣的蝴蝶装饰寓意着吉祥。
图1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鱼鳞百褶裙
Fig.1 A pleated skirt with fish scales in Jiang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图2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百蝶衫
Fig.2 A grown with one hundred butterflies in Jiang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总的来说,清代江南服饰注重花样,款式、色彩时变时新,逐渐成为全国服饰风尚的引领者,并开始进行空间位置上的地域性传播,由高服饰文化区域扩散到低服饰文化区域。京杭运河作为清代的交通大动脉,看似贯通南北,实则沟通全国,赋予了江南地区绝佳的地理优势,其中扬州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杭州府依傍运河。由此可见,运河交通是江南服饰时尚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京杭运河影响下清代江南服饰时尚的传播途径
时尚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新兴分支,于21世纪初崛起,并与传统传播学存在共通之处。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well)提出的“5W”传播模式中包括五大核心要素,即“内容”“传播者”“渠道”“受众”“效果”。本文基于“5W”传播理论,选取与运河密切相关且具有代表性的漕运旗丁、运河商人和外国旅行者三种人群作为信息传播者,将清代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的传播方式分为商品流通的贸易传播、社交网络的人际传播和纸质媒介的大众传播三类(图3),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传播模式下江南服饰时尚传播的特点及产生的影响。
2.1 商品流通的贸易传播
运河贸易中的传播者以漕运旗丁为代表,漕运旗丁又称运丁或者屯丁。《钦定户部漕运全书》中记载:“军代民劳,著令挽漕,即今之旗丁也(挽运之初,有防运,短运等名目,继而坐签长运……皆管理船只挽运)。”《清史稿·食货志》中记载:“凡漕船载米……例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嘉庆四年,定每船多带土宜二十四石。”从这两则清廷文献中可以得出,旗丁是指清代专门承担漕粮运输的群体,朝廷允许他们可以通过售卖一定质量的土宜补贴日用。《漕运则例纂》中记载了清代乾隆年间漕船附载江南省土宜的情况,其中与江南服饰文化相关的土宜有:杂货类的扇子、芭蕉扇、胭脂、梳子,竹木器类的小漆盒、木屐、小镜架,布匹类的黄唐布、浜布、水纱布、袜箱、生白布、杂色布、手巾,绸缎类的缎子、包头、丝绵、线等[5]。《康熙阳谷县志》中也记载了江南漕船携带土宜的情况,阳谷县百姓自带“胶、枣、棉、布、瓜、仁等物”与漕船所带的“大米、赤砂、竹席、葛布等物杂沓交易,各得所欢”。
图3 基于“5W”传播模式的清代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的传播途径
Fig.3 Communication paths of Jiangnan fashion along the canal in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5W' communication model
在商品流通的贸易传播模式中,漕运旗丁在北上和南下途中与沿岸百姓、小商小贩不断建立买卖关系,将所附载的纺织原料、时样服饰及服饰品等南方土宜进行交换与售卖。旗丁是南北货物流通的承运者,这一身份决定其传播的内容以土宜商品为主,属于商业性、物质性的传播方式。同时旗丁的活动范围在运粮过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几乎需要一直待在漕船上,即使漕粮输送任务完成,又要马上南下开始新一轮的运输。因此,旗丁所对应的信息接收者的群体范围也受到一定限制,主要是指生活或活动在运河沿岸的百姓、商人。
2.2 社交网络的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指在媒介发明之前,人们通过面对面交流形成的传播过程。江南地区作为清代的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来自安徽、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全国各地的地域商帮。他们以江南为商品生产基地,借运河之便,将商品贩卖至全国各地。聚集在江南的运河商人通往全国的通道主要有两条,其一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经运河,过淮河、黄河北上齐鲁大地,供应京师,到达北方边塞;其二以安徽芜湖为转输中心,沿长江而上,经过湖广、四川,再分销至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地[6]。在经商贸易的过程中,运河商人积极认识与结交全国各地人群,与平民百姓、其他商人、同乡、官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群形成了买卖关系、同帮或同乡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组成了以运河商人为中心的社交关系网络。陕西商人因在江南经商者多,受到江南服饰文化的较大影响,康熙年间陕地“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7]。此外运河商人在从事商业贸易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开始拥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消费动机从维持生计逐渐转化为追逐时尚、炫耀财富,希望通过封建官僚式的奢靡生活摆脱历代以来屈辱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率先出现在江南地区的奢靡消费观念和行为也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到其他地区,如山西“太原一郡风俗奢侈……妇女之衣,其工费有十数千者”[8];福建“日来人心渐漓,竞趋汰侈……丽衣鲜服,游谑酒食,为财之蠹”[9];甚至在偏远的云南昆明“多习贸易,而少事耕织,服食交际,不无奢取耳”[10]。
由此可见,在社交网络的人际传播模式中,传播内容既包括绫罗绸缎、时样服装等服饰产品的商业性、物质性传播,又包括服饰穿着观念和奢侈风尚的文化性、无形性传播;信息接收者则是指与运河商人进行面对面贸易的百姓、商人、同乡、官员等。因运河商人的流动性比漕运旗丁更强,因此信息接收群体众多,信息传播的范围也随之更广。在安徽,“欢更教侬梳宝髻,巧装新样学苏州”[11];在重庆,“鬓影衣香影画图,闺妆花样觌杭苏”[12];在福州,“更有时趋好装束,人家都想学苏杭”[13]。总的来说,运河商人在货物买卖过程中,既借助商品进行贸易传播,又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人际传播,形成了对江南服饰时尚的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双重传播,并实现了对江南服饰时尚的全国性传播。
2.3 纸质媒介的大众传播
清代水路交通繁荣,清代康熙、乾隆都曾沿运河六下江南,因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上至官僚缙绅,下至平民百姓的运河旅行之风。在众多运河旅行者之中,以外国旅行者最为特殊,他们或以通商为目的、或以传教为目的,但都对东风西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与国内运河旅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清代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以祝寿之名来华旅行。他们返程回国时,沿运河而下,途经江南运河沿线城镇。使团成员记录沿途所见,并在回国后成书出版。出版的书籍包括1797年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在英国伦敦出版的《英使谒见乾隆帝》(《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China》),1804年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出版的《巴罗中国行纪》(《Travels in China》),以及1805年使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出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等。这一系列书中不仅描述了大量关于清代江南运河沿岸妇女、商人、小贩、农民等的服饰信息(图4)[14],而且还记录了江南丝绸、棉花的种植、印染、上色之方。它们的出版意味着清代江南服饰时尚开始以大众传播的形式对西方国家产生影响,这是不同于丝绸之路商贸传播的另一种形式。
图4 《中国服饰》中的妇女、孩子和商贩
Fig.4 Women, children and vendors in China Fashion
在纸质媒介的大众传播模式中,外国运河旅行者是传播者,购买或阅读相关出版书籍的人群是受众。他们都是外国人,在西方社会中所建立的文化观念与东方社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编码、译码过程很容易产生误差,从而对传播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马戛尔尼在书中写道:“英国国内普遍使用的南京布并不是染成的,而是用一种种植在江南地区的棕色棉花制作而成。”[15]但根据学术界对于明清时期流行于西方各国的南京布的研究表明,南京布最初是一种用紫色棉花织成的布料[16],并不是马戛尔尼所说的棕色棉花。其次,大众传播模式以纸质书籍为媒介,有利于信息的有效保存及后世的科学研究,开启了一种崭新的与西方服饰文化互动交流的传播方式。再者,大众传播的范围不是在中国社会,而是远至西方国家,至少是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服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是托马斯·沃莫(Thomas Allom)为《中国:整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生活》(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所做的插图,大都是模仿或引用威廉·亚历山大《中国服装》中的插图[17]。可见在西方摄影技术进入中国之前,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了解还是需要借助相关的纸质出版物。
清代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传播的成因分析
时尚传播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因此对于服饰时尚传播的成因分析则需要充分考虑其所处的社会情境。社会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征,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治权利的变革都会对服饰时尚的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社会情境这一变量,本文从政治、经济、人口结构三个方面对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的传播进行成因分析。
3.1 漕运政策:服饰时尚贸易的制度支撑
《辞海》将“漕运”解释为:“水道运粮也。”自隋唐以来运河就承担着南粮北运的重任,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治黄、治淮、治运工程,以确保这条维系王朝生命的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在历代封建王朝治理漕运的基础上,清廷对漕运的管理更加完善和规范。除了设置专门的漕运总督管理漕运事务外,还规定每条漕船可以随带免税土宜60石(约为今300 kg),甚至实行商运时准许船商载运免税货物二成进行贸易。虽然朝廷明确规定了随船携带物的具体种类及数量,但运丁、水手、沿途商贾等所托运的货物都会远远超过规定的数量,如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
允许漕船附载土宜本是清廷出于对漕运人员艰辛生活的考虑,为解决其日常生计而提出的优惠政策,但事实上却引发了运河沿线一带的商贸活动。漕船附带土宜并不是仅将土宜运输到北方,而是深度地参与了运河沿线、长江流域的商业活动,一方面将随船携带的土宜随处交易或买卖,另一方面包揽沿途商人的货物,与其协同合作贸易。由此形成的这条商品物流通道和文化交流通道,不但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经济的繁荣,而且通过商品贸易将沿线城市串联起来,在增强各城镇之间联系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南北服饰文化的互动与传播。
3.2 财富积累:服饰时尚消费的经济支柱
运河交通极大地带动了两岸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业都市的扩张,清代江南地区商业繁荣,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都会聚集地。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中绘录了现可辨认的店铺市招共260余家[18],其中与服饰时尚相关的店铺有51家,可见运河沿线城市苏州在清代乾隆时期的繁盛市容。在整个运河贸易中,沿线百姓、漕运人员、各地商贾受益良多,他们的日常收入不断增加,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并随之形成了以追逐时尚为目的的消费心态,以及效仿性的消费行为。同时,这种奢侈化的服饰时尚消费会反作用于流行,促进江南服饰不断推出时新样式,并向专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而服饰时尚流行与时尚消费的共同作用促使服饰时尚的传播。古代女性喜用头油、香粉、胭脂之类的化妆用品,这些用品历来以江南出产的最为精良。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天下香料”以“戴春林为上”,清代扬州的香粉品牌戴春林因其质量上乘备受追捧,畅销于南北各地,不仅流行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便如泰州这样的小城镇也是供不应求的。例如朱余庭《海陵竹枝词》咏道:“浙粉常花苏样髻,头油香露戴春林。”所以也难怪周生会在《扬州梦》中写道:“戴春林、薛天锡香料,亦海内驰名。”
3.3 社会流动:服饰时尚传播的推动力量
运河上各类船只往来如梭,有运输漕粮的漕船、游春玩景的楼船、贩卖商品的货船、打渔的农船等,船上包括了旗丁、水手、纤夫、商人、旅行者等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人群。便利的运河水路运输成为古代人民远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从某种程度上说运河促成了社会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社会文化的大范围交流。有学者估计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年)苏州城市人口数为97 897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为281 123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则达到505 280[19],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清代苏州城市人口数量在短时间内成倍增长。人口增长除了自然繁衍之外,还包括较为重要的机械增长,即流动人口的增加。对于运河沿线城市苏州来说,机械增长的人口主要来源于全国各地的商人、手工业者、官吏、士兵及外国的使者、传教士、朝贡者、商人等,其中国内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占据大部分。来自徽州、陕西、山西、福建、广东等外商客居苏州,在潜移默化中将其原生服饰文化传播至苏州,或将苏州服饰文化带回原生地。在工商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本地人不仅接受了外来人口,更是接受了以外来人口为载体所带来的外地文化及其对本地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结 语
京杭运河自贯通以来就肩负着南粮北运的重要任务,因此历代统治者积极制订相关漕运政策来保证其顺利通航,而这些漕运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运河一带商业贸易线的形成。随着清代社会逐渐商业化,运河沿线百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渐呈时尚化的特征。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依托运河交通,通过商品贸易、社交网络、纸质媒介等手段形成了区域性、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传播。在商品流通和人口迁移的过程中,江南服饰时尚逐渐实现了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及美学价值的传递,在引导本民族服饰审美的同时还不断向西方国家输出东方服饰美学。对江南运河沿线服饰时尚传播的研究有助于探索京杭运河的现实意义,更好地传承与活化运河遗产。在之后的研究中,还可以细化到社会情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量是如何影响到具体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众,以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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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丝绸》2021年第02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