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东来 | “文”的定位与共鸣：吟光《上山》的时代精神
编者按：
小说《上山》（2020）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品。作者吟光是90后新锐女性作家，香港作家联会推广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曾获中国网络文学年度新人、香港大学文学奖，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发表《造心记》《港漂记忆拼图》等作品。
“文”的定位与共鸣：吟光《上山》的时代精神
施东来
在其编撰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言中，王德威对于“文”的定义，在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基础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拓展，以期超越旧有的在现代文学学科建制范围内发明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与现代西方传统中渐渐将“文学(literature)”与“文类(genre)”的研究慢慢整合重叠起来不同，“文”在中国古典传统中从来都是一个广义的，兼容并包的概念范围。它涵盖文饰符号、文章学问、文艺书写、文化气质、文明传承诸层面，而这些层面在具体的文学操作中通常都是相互影响又相辅相成的。这样广义的，尚未被学科建制收编的“文”明显超越了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的“文本-语境（text-context）”的二分维度，也的确更有助于我们在后现代多媒体的当代社会重新思考文学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根本性地建立所谓的“文化自信”，那么对“文”的重新发现和定位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跳脱出五四运动这百年来我们对“文”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狭义化，范式化，某一种与中国古典传统相结合的新“自我”才可以形成，之后才可以进入真正的立言立信的阶段。
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吟光的新书《上山》可以说是将古典文明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一次启发性尝试。以传统的现代小说概念观之，《上山》无疑属于古风历史小说：作者以王维的生平轶事为原型，用古色古香的笔调勾勒出安史之乱前后诗人的人生起落和内心挣扎，并在叙事之余穿针引线地将王维的许多作品语境化和具体化，更于虚实之间勾勒出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友圈。光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情节安排，就已经需要作者对涉及的文化人物先做大量的历史考证，而在此之上又要保持文字风格的统一性，着实是需要下功夫去雕琢的。然而我认为本书最重要的时代精神其实并非体现在这些形式层面，甚至也与故事主人公的个人生命历史无关，而是在这样虚实相间的生平叙事中个人对“文”的探索和这种艰难探索所能引起的穿越时空的普遍共鸣（resonance）。
要反思这种广义的“文”如何囊括种种功能以介入个人的生命旅程，我们有必要回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去寻找它的多面性。此书有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无疑是在强调文学的时势性，也可以说是肯定了文化介入现实政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此书亦有“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样颇具避世倾向的唯心主义论述，建议文人要如无拘无束的隐居者那样，才能细细体会文章的意义。介入时事与隐居避世，看似矛盾，实为“文”之一体两面，因为避世的欲望只有在看清时势，甚至是介入无果后才会产生。如果没有欲望的对象，也就无需“隐”和“避”这样的动作。《上山》对这一辩证关系着墨颇多，书中王维的化身“云起”多次与陶渊明的化身“枯渊”邂逅，两人的相知过程高起低落，由最初的仰慕到激烈的争吵到最后的共鸣，不仅勾勒出主人公在时代风云中心态上的变化，也直接展现了作者对“文”的定位的多重探索。
在重现王维生平重要事迹并穿插其主要诗作的过程中，《上山》一书对唐代诗人朋友圈的想象大都在真实历史中有迹可循，书中出场的文人志士，如杜甫，孟浩然，张九龄，玉真公主等，都的确与王维有过交集。但也有重要人物关系是完全通过小说的文体想象虚构出来的，比如基于诗仙李白塑造出来的“鹿阳”这一角色以及他病重后将女儿明月托付给云起的情节（现实中王维与李白有许多共同好友但尚无资料可以证明两人有过交情，而基于两人在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有学者怀疑两人不合）。而本书最重要的虚构成分就是穿越时空而来的陶渊明，也就是“枯渊”这个角色的七次出场。如果说王维/云起的“变”是整部小说的主要事件，那么陶渊明/枯渊的“不变”就是小说为了衬托这种“变”而设置的稳定参照物。
由于两人都曾有过仕途又在晚年过上了清心寡欲的归隐生活，加上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有许多描写自然风景的诗歌，王维和陶渊明常常被现代人视为“山水田园派”的同道中人。但《上山》通过虚构两人穿越时空的矛盾想要展现的，其实是他们两人的“貌合神离”——虽然同遇仕途起落颠簸，两人从一开始就有着不一样的家族背景和责任，也造就了两人处世态度的不同。小说通过云起母亲，妻子，兄弟等不同角色交代了主人公从小遭遇家族衰落，寄人篱下的痛苦经历，从而树立起人物由家至国的集体抱负，也解释了云起贯穿故事始终的济世哲学。反观书中枯渊的处世态度，与其说是超然洒脱，不如说是一种极端的个人唯心主义，因知世事无常故以饮酒为日常，置生计家业于不顾的同时更连累妻子儿女与其一同承受清苦贫穷的生活。就像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美之镜:作为自传的诗歌》中所提到的，陶渊明的田园诗歌通常都是有“我”的，诗人的声音往往先于流水鸟鸣出现，于是后者反而成为他对世俗不屑的外化表现，即便是歌颂归隐生活的恬淡，陶氏对自己人生旅程的理解到底还是消极的。这种不屑和消极的态度可以在《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和《自祭文》（“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样的作品中窥见一二。对比陶渊明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可以明显感受到“有我”和“无我”的巨大差别，一动一静，一张一收。比如以下两首，陶诗明显动词更多，景物的描写是为情绪服务的，而诗人说理的欲望在说与不说之间反而显得格外强烈，相比之下王诗则更符合《文心雕龙》中“文以辫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的原则：
饮酒·其五
魏晋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山中
唐 王维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王维的其他诗中即使写到人物，但人物也往往成为景物的一部分，而不具备超越景物的说教功能，比如《上山》中出现过的《终南山》一诗：
太乙近天都， 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 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 隔水问樵夫。
吟光在《上山》中让二人成为某种穿越时空的知己，其用心与其说是让王维“成为陶渊明的样子”（自序，XI页），不如说是借枯渊这一具体化的人物来展现主人公云起心中陶渊明该有的样子。所以吟光为小说作的自序的第一句“王维觉得他活来活去都是陶渊明的样子”（VI页）的关键词其实是“觉得”二字：主人公云起最后归隐山水，重游枯渊生前在东篱山的故居，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枯渊，但此时的枯渊已经过世，能真正引起云起共鸣的其实是他自己心中向往的山水田园大师的样子，这个意义上的枯渊或是陶渊明，已经与历史上的陶渊明和小说中出场过的枯渊无关。
德国社会哲学家Hartmut Rosa在起著作《共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社会学》（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提出的一组差别概念，“回声（echo）”和“共鸣（resonance）”，也许能为我们厘清《上山》中云起和枯渊的羁绊提供一个思路。Rosa将“回声”和“共鸣”这一组声音意象理解成人际交流的两种模式。“回声”是重复的，单向的，对话中的一方不断重复自己的观点试图说服对方，也只允许自己听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声音。“共鸣”则是双向的，对话中的双方都能聆听彼此的观点并接受被对方观点改变的可能。很显然，对Rosa来说，只有共鸣是有意义的交流，而回声只是表现形式与共鸣类似的自说自话，并没有办法使交流双方获得新的感悟。将交流的表面形式和实质效果进行这样的分离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在《上山》中，云起和枯渊的交流其实是回声，而云起在故事结尾部分和明月的交流才更接近共鸣。如前文提到的，枯渊这个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前后出现七次，分别可以概括为“官宴酒席初登场”, “公主迁怒受刁难”，“云起初访东篱山”，“火烧茅屋饮酒醉”，“入京探丧起争执”，“孤魂入梦话诗心”，和“再访东篱忆故人”，其中最后两个部分是云起的想象和回忆，本质上是主人公经历世事变迁以后与自我达成和解的结果。云起和枯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声式交流，最明显得体现在“入京探丧起争执”这个部分。因时局动荡，两人的共同好友鹿阳病重辞世，枯渊下山拜祭，见到云起以后双方在出世入世的讨论中起了激烈争执（169-170页）：
曲调原是孤寂婉转，却听云起单手一拨，弦音骤起，在“独”字处悠扬地徘徊。 枯渊似是听懂了什么，仰天啸咏，拟状孤雁落江畔：“原来公子成日只在诗文中逃避，却不敢面对世间的真实!”
云起甩了甩头，仿佛要甩掉萦绕脑海的烦忧：“但这京中的混乱局面于我有关，满族家眷于我有责，如何放得下?”
枯渊高高挑眉，斜眼望他：“公子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世上，谁少了谁会活不下去?”
云起闻言有些不快：“我不明白前辈这话的意思，难道非要人丢了官职、毁了清名，还要抛妻弃子、饥寒不自保才叫守节吗？”
枯渊冷哼一声，把话说得飞快：“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但为守志，固穷又如何，抛妻弃子又如何！咳 咳……世间几多未开智的愚钝之人，何必相与，白耗了时日？更何况，公子月清风白，一代高洁真士，怎么也掉到加官进爵的钱眼里？”
这些日子连着发生许多事，云起本就心烦气躁，如今被这么一激，终于恼火：“前辈说得轻易！难道忘记，当年你也曾经几度入世，只是不幸被政斗波及，从此断了仕途的念想罢了！何必如今摆出这副高节模样，来展现尔等优越呢?”
枯渊猛然睁大了眼，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你……说什么?”
云起傲起来也是不甘示弱：“难道不是吗?”
老人盯着对方许久，仿佛不认得面前的人了。他猛咳数声，终究悻悻离去。
对于枯渊来说，“高洁真士”面对“世间真实”的方法必须是先验式的看破红尘，脱离世俗，“傲岸泉石，咀嚼文义”也是“开智”的唯一解。与之相比，云起无法将个人的志趣凌驾于家国责任之上，也不相信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高节”一定是“优越”的。两人处世态度上的根本分歧，也体现在枯渊对云起为“文”的误会上。枯渊认为云起“成日在诗文中逃避”，但其实《上山》呈现给读者的诗文交错的情节，恰恰让我们看到王维/云起对“文”的运用是相当灵活多元的。一方面，云起在书中多处作文都有直接的入世目的，如他写《献始兴公》给新任首辅宰相张子寿（86页），就是为了在被贬之后重新回京打开仕途，这样的文采不仅不是逃避，更是宏大的“动为苍生谋”；而他在决定出世后写作的《责躬荐弟表》也不忘将此责任托付于家人（279页），延续家族仕途的同时又了却自己济世之愿。另一方面，即便是云起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文，往往也在现实中产生了许多改变自己和他人命运的效果，如康氏乱政期间他作的《菩提寺私成口号》（257页），经由明月抄录，成为王政复辟后为自己平反的重要证据；又或是早年他为激励李将军写就的《老将行》一诗，也让对方颇受鼓舞，屡建奇功，成为一代名将。用书中人物幼麟的话来说，刻意也好，不刻意也罢，“诗歌真能抚慰人心，救人救世啊!”（265页）这次争吵也是小说中云起和枯渊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不久枯渊便抱病长辞，留下遗愿希望云起上山赴约，所赴的其实也是云起与自己的内心之约。所以小说并没有给两人真正和解的机会，他们在世时的交集始终停留在“回声”的阶段，而此后出现在云起想象中的枯渊已经是一种抽象的理念，是云起在委身伪朝，痛失亲友后的抒情载体，就像“孤魂入梦话诗心”一幕中作为云起梦里的枯渊之魂坦言的（243-244页）：
“我原是数百年前一抹孤魂，因执念未了而游荡至今……我是你，是鹿阳，是明月，是子寿，是少陵，是阿栗，是所有踏上这艰险世途却仍心怀诗情的文人骚客，是任由胸中烈火燃烧生之快意的殉道者……但我也是花落，是草长，是小路尽头的湖水，是天边变幻的白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可以看出，死后的枯渊在云起的意识里早已化身为一种情怀。同样具有弃绝俗世，归隐山林的外化表现，云起最后的“上山”并非如枯渊之前坚持的那样是为了放下而放下，而是在时移世易之后的一种自知之明，正如王维在《酬张少府》中写道的，“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281页）。与枯渊这位自命清高的前朝酒翁相比，最后陪伴云起一同上山的吟游少女明月，同为嗜茶之人，反而更能凸显一种“共鸣”之中的世代传承，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两个灵魂碰撞，发出错落有致的鸣响”（285页）。天下太平安宁，亲友各得其所，是云起得以归隐的前提，也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他对“文”的理解和实践才可以达到真正的随性和超然，从而做到刘勰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在和明月上山途中作的《山居秋暝》，也是王维本人最经典的诗之一（284-285页）：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实然，通过穿越时空的邂逅和世代延续的传承，《上山》所刻画的人物之间的共鸣也好，回声也罢，都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对“文”的定位的考问和探索。《上山》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的古色古香，都只是服务于这一具有历史普遍性的主题，也是本书介入并反思当代社会人文发展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历史上请好友传抄其田园诗作的陶渊明，还是书中自诩高洁独立的枯渊，与新自由主义多媒体时代里频频在我们社交软件中出现的李子柒何尝没有相似之处？他们对自然，山水，劳动，工艺等的呈现和赞美都是那么真实，却又仿佛离身处俗世中的我们那么遥远。也正是这份求之而不得的向往催生出的距离感，让我们对他们心生仰慕，却又忍不住质疑他们的作“文”动机。而《上山》通过云起/王维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质疑之不必要。换言之，“文”大于形，它当然可以是带有强烈目的性，功能性的文化资本，同时也可以是自立于社会体制外的唯心和抒情。“文”的灵活和包容，正是《上山》这类立足当代，想象历史的古风小说给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树立提供的另类思路。在文艺形式日新月异，经济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复杂又迅速的当下，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应该回到广义的“文”中去找寻更多元的自我，心在则文在。用《文心雕龙》里的话来说，就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用王维的话来说，“文”既可以是博览一切的“胜事空自知”，也可以是放下一切的“坐看云起时”。作为由这样的多元角度发散出来的一次独特尝试，《上山》一书的时代精神就彰显于作者对文化自信中“文”“自”二字的重新探讨。
施东来，牛津大学英文系博士，华威大学翻译与文化研究硕士课程兼职导师，于四五种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编有《World Literature in Motio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