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之心不可无，这是一个人思想成熟、品质高尚的标志
一提起知耻之心，人们自然会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却被越国击败，阖闾伤重不治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忍辱负重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把他送回越国。回到越国之后，勾践晚上睡觉不用褥子，只铺些薪草，还在屋子里挂了一只苦胆，不时尝尝苦胆的味道。为了感召和鼓励民众，他还和王后同百姓一起劳动，终于使越国强大起来，进而找准时机，灭掉吴国。这个故事，不知教育和激励了多少人。
前些日子，我还在微信上看到一段启功先生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启功先生说自己“一当上会长，大伙都要求给写写，这下就成了大路货了，都是'伪劣产品’”。意思是说求字的人一多，“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便没法保证。如今我们见到的启功先生的作品，有瑕疵、败笔的委实不多，先生这样说，显然是一种谦逊的表达，却也体现了他可贵的知耻之心。其实古往今来真正有成就的人，多是有谦虚谨慎、知羞明耻品质的人。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在央视《开讲啦》讲到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电影《焦裕禄》中饰演焦裕禄时，有为饰演好特定角色在一个月内突击减肥二十多斤的经历，可在成名后饰演电影《横空出世》中的冯石一角时，他没下决心去减肥；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但当李雪健每每想起，特别是看到银幕上自己略微发福的形象时，就会产生一种“耻辱感”，他认为这是自己从艺生涯中的缺憾，痛恨出名后曾经有过的“浮躁”。李雪健能够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家，与他始终具有这种可贵的知耻之心不无关系。
《论语·子路》中有名言：“行己有耻。”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有羞耻的观念。孟子也说过：“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伦理中，知羞明耻是修身的先决条件，“行己有耻”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欧阳修在评论《五代史·冯道传》时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更是直接说明“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古人视知耻为做人之根本。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对众臣说过这样的话：“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时，必定先想一想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臣民的意向。因为天子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魏征在向唐太宗谏言时也曾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所以要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逊待人，严格地进行自我反省。其实无论是唐太宗说的“天意”，还是魏征说的“上天”，都是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民意”——手中握有权力者，“高处不胜寒”，必须时刻反省和检点自己。诗人白居易在这方面也留下许多佳话。在近四十年的官场生涯中，白居易始终深怀感恩与抱愧之心履职尽责、为人处事，这从他写的诗中就能略知一二——“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位官员知耻、知足、知止的品格跃然纸上。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行为存留羞耻心，做到“行己有耻”，才能保持头脑清醒，进而反省自己的错误，检点自己的行为，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行为中失误和失态的举动。正如清代学者王豫在《蕉窗日记》中所言：“士不可一刻忘却耻字。”
自尊者方能知耻。古人说“人看得自己贵重，方能有耻”“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从政者应该是这样，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也应该是这样。表演艺术家田华这么多年从不接商业广告，她觉得自己在荧屏上演了一辈子“正面人物”，如果为了几个钱到处做广告，会对不起观众，更对不起自己。歌唱家王昆生前一直致力于义务为声乐界培养人才，从不收取“拜师费”。这些老艺术家身上体现出的“戏比天大，德如地厚”的高尚品德，既是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尊重，更是对自己人格、人品的敬重。
毋庸讳言，前些年，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艺术界，总有一些缺乏知耻之心的人，有的人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些领导干部手中一旦有了权力，就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政策法纪等抛在脑后，不仅丧失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思想境界和品格，也丧失了处世做人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和良心。艺术界也有所谓的“名人”“大腕”沾染上市侩作风，满身铜臭，张口就谈钱、登台要天价，“台上亮闪闪，台下乱糟糟”，使演戏与做人成为完全割裂的“两张皮”，既暴露出知耻之心缺失的致命弱点，也大大削弱了艺术在传播正能量方面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知耻之心，尤为可贵，人生万万不可或缺。只有知耻方能自省，自省便可知不足，知不足而促成长，之后才会有进步。要知道，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长期的思考和修炼升华而来的，这也是一个人思想成熟、品质高尚的标志。无论处在什么位置，取得过多大成就，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只有这样，才能活得完美、出彩。
（原标题：知耻之心不可无）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马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