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 疫情的影响在被感染的医护中仍在继续……
距离去年武汉封城已经1年多，抗击疫情最激烈的攻坚战早已过去，但在那些在这场战役中不幸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的心里，第二战场——心理防疫战的战火仍在燃烧。
他们或因祸及家人，深深自责和愧疚；或因目睹疫情最激烈之时的惨烈场景，再也无法安心入睡；或死里逃生，家人却发现其性情大变；或者侥幸康复归来，却发现同事们疏远了自己……
为了让这些医务人员回归平常，重新过上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和他的团队，将会对这些医务人员跟踪到底，至少坚持一年，一直沟通到他们所困惑的内容得到全部缓解为止。
事实上，史占彪教授和他的团队，去年3月已经开始了对部分感染医务人员、殉职医务人员亲属提供免费心理咨询。2020年4月11日，武汉解封第四天，史占彪更是直接奔赴武汉。
到达武汉后的第一站，史占彪先是去了当时疫情的震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彼时这里收治了很多重症患者。史占彪团队对医务人员群体做了心理测评，发现抑郁比例和抑郁指数都高。不过值得高兴的是，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顺利度过了这一阶段。
史占彪说：“医务人员和其他群体不太一样，自我调控能力超乎寻常。我们在沟通时，也一直相信他们心里有矿，我们要做的就是和他们一起把资源、力量和能量挖掘出来。”
去年3月底，史占彪已经联系到了一位叫李木子（化名）的护士。李木子回忆说，1月份，已怀孕已经6个月的自己感染了新冠。自己有幸捡回一条命，但时时在担心胎儿是否受到了影响，同时还为还在一线的医生丈夫提心吊胆。
3月，李木子的父亲也因新冠肺炎去世。面对不住落泪的母亲，她手足无措，心里难过的紧，却不知该说什么，又不敢哭，怕影响到了胎儿。就这么熬着。
李木子既悲痛又愧疚，总觉得父亲的死与自己有关，甚至怨恨肚子里的宝宝——如果没怀孕，是不是就可以照顾父亲，父亲也许就不会离世？
听了她的自责，史占彪问：“父亲患病过程中，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她说，她一直在想办法联系病床，找最好的医院，与父亲视频。前一年还给父亲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买了蛋糕和衣服，爸爸很开心……
“任何人碰到这个情况，都不可能比你做得更好。”史占彪循循善诱：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和传承，他还带着外公的愿望和期待。
四五次咨询之后，李木子的状况好了很多，于4月份顺利生产。
在武汉，史占彪还接触了另外一位在自责中无法自拔的女医生。这位女医生疫情期间被临时抽调到呼吸科。她感染新冠后，怕传染了孩子，马上安排把孩子送到了外公外婆家。事后才知道，当时孩子已经被感染，只是没有明显症状。接着两位老人也相继被感染。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所导致，非常痛苦和自责。尽管后来父母都顺利康复，但她不敢告诉家人首先是自己被感染的事实，也没有勇气和孩子见面。
6次交流中，史占彪用启发的方式，与对方展开交流：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医务人员能做的有限。这位女医生慢慢意识到，即便时光倒流，自己还是会回到一线去上班，还是可能被感染。在那场特殊的战役里，她只能这样，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全部。也许家里人会着急，会跟着遭殃，但那也是正常的。她终于放下了，与自己、与家人达成了真正的和解。史占彪最后一次回访时，她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的工作节奏，最高兴的是终于和孩子见面了。
史占彪团队还为一位被感染的放射科女医生提供过帮助。女医生自己感染新冠，随后母亲也被感染，姨丈在感染后去世。她几乎被自责吞噬：医者不能自医，还给家人带去了灾难，内心的痛苦不知道要跟谁说。史占彪团队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出口，让他们能够表达出来。
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时过境迁，但当时的场景还留在一线医护的脑海里，时常闪回。
一位感染新冠的护士长，康复回家后，整整46天无法关灯睡觉。一关上灯，那位23岁的新冠患者就浮现在自己眼前——入院时状态很好，几天后，人就没了。她不能看疫情相关报道，不能听人谈及新冠肺炎，否则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史占彪教授与她聊过几次后，她尝试关灯睡觉。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同时也停了安眠药。第二天吃了安眠药，成功了。再后来，安眠药也慢慢停了。现在，生活在逐步恢复正常。
还有一位医生，是最早一批感染新冠的医生，病情一度非常严重，昏迷长达30天后，从生死线上挣扎了回来。半年多过去了，身体在恢复，他的性情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闷着不说话，家人和他一说话就容易着急。去年12月，这位医生的妻子联系到史占彪。
刚开始，史占彪明显感觉他有一些抗拒心理，自认为自己很正常。他每周都坚持去做康复治疗，但很多情绪憋在心里，没有出口。史占彪采取了启发和对话式的方法，先聊他愿意聊的，比如身体康复情况。
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位医生也慢慢打开心扉。他谈到自己昏迷期间，妻儿老小在家里苦等煎熬，护士长为他剪指甲、翻床。他还想起了失去生命的同事，特别难过和悲伤。史占彪知道，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这位医生一定积淀着很多情绪和症结。通过对话、沟通和分享，这些心结慢慢解开，内心压抑的心理能量就得以释放和表达。最近一次交谈，这位医生的精气神已经上来了。
随着疫情渐渐得到更好的控制，医护人员身体也陆续康复，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本以为疫情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淡忘，却发现同事们在有意疏远自己。
一位痊愈后复工的医生回忆说，以前上班都和同事一起吃饭，现在他中午端着饭走进科室，同事便端着饭出门了；
一位92年出生的护士，因为感染新冠，她的母亲去亲戚家也遭遇冷眼；
一位康复的科室主任表示，自己被日常的同事聚会拒之门外，后来他慢慢习惯，甚至碰到别人握手，都会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史占彪则告诉他们，周围的同事真正恐惧的也许不是他们，而是新冠病毒本身。这些同事虽未感染，但病毒肆虐给他们带来了恐惧和怯懦，这份恐惧其实也是人性固有的弱点。一层层地沟通下来，医务人员们心情明朗了不少，心结也解开了。
一位心理医生表示，疫情中，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承受了很多压力，但他们真的不是弱者，医务人员比我们想象的有韧性，特别能扛。
医务人员有医学背景，尊重常识，也能接受“我有病了，我需要治疗”。一旦建立起这种意识，改善自己的意愿就会非常强烈，自我调整的力量也很强大。
史占彪则说：“医务人员和其他群体不太一样，内在调适和自我调控能力超乎寻常。”但是，这些经历了巨大创伤的医务工作者，心里需要排解的东西太多，完全恢复可能需要1～2年时间。一个人扛这个担子太沉，陪他们说出来，就像两个人一起扛。在专业的沟通中，心理专家们把这个负担的内核处理掉，他们就慢慢好些了。
史占彪说，希望通过专业心理支持，让一线的医务人员少一点苦难、折磨、创伤，多一分自由、自在和安宁。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