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的天使

在现代画家当中，融立体主义、原始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于一炉的保罗·克莱，让瓦尔特·本雅明最有感触。在给他的挚友、日后成为杰出犹太学者的格尔绍·肖勒姆的书信里，我们发现，自1917年时起，本雅明已经开始关注这位来自瑞士德森州、20年代遂成名于魏玛时期的包豪斯的画家。1921年4月，本雅明在柏林参观了为克莱举办的一个小型画展，1个月后，他便花了1000马克在慕尼黑格尔茨画廊买下了画家一幅名为《新天使》的作品。克莱一生中画了许多天使，而《新天使》只是其中的一幅，它采用了画家独创的制作方法：以油笔描画，再涂以水墨。本雅明把这幅画视为自己最宝贵的财物之一，它先是被交给肖勒姆保管，1935年纳粹上台之后，《新天使》辗转来到了本雅明的流亡地——巴黎，1940年在逃往西班牙边境前夕，这幅画又被交给了乔治·巴塔耶，由后者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二战结束之后，它又落入台奥尔多·W·阿多诺之手，阿多诺去世之后，按照本雅明生前的嘱托，《新天使》被移交给定居在以色列的肖勒姆，现今被收藏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中。在本雅明生命的最后20年里，作为“沉思的意象及其精神召唤的提醒物”，《新天使》在他的思想变化历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天使》

忧郁的天使

1921年11月，受海德堡出版商理查·魏斯巴赫之托，本雅明决心创办一份新的文学杂志。这时已经回到手中的《新天使》触发了他的灵感，这位雄心勃勃的主编打算使这份文精英刊物致力于“搜集历史残余并将它们奉献给上帝”。在为以《新天使》命名的这份刊物所撰写的宣言中，克莱的画作尽管没有被明确提及，但“新天使”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可是，依据塔木德的传说，在每一个时刻，无数群天使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为了在上帝面前唱起他们的赞歌之后便离去，并消失在虚无之中。”本雅明出生在柏林-格林瓦尔一个归化的犹太家庭，但他自小对犹太教和犹太思想并不怎么熟悉，在阅读了以反对归化著称的弗兰兹·罗森茨维格的著作《救赎之星》（1921）之后，特别是与肖勒姆的结识，激发他学习犹太文化的热情。旅居瑞士（1918-1919）期间，通过与肖勒姆的多次交谈，本雅明熟悉了塔木德和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思想流派——喀巴拉学说。自此，克莱画作中的新天使便与塔木德传说中的天使形象缠绕在了一起。克莱画作中的“新天使”，曾有人说他是诗人玛里亚·里尔克《杜诺依斯哀歌》中的天使，但细心的艺术史家却发现，画作中的“新天使”是以一位正在说着激烈话语的男性，这个形象实际上表现了漂浮在空中的、复活了的基督。因此，肖勒姆说，与基督教中堕落的天使（撒旦）、犹太教中不朽的至尊天使以及里尔克诗中的天使相比，本雅明显然更熟悉也倾心于出自塔木德的那些“在上帝面前出现而又消失的天使”，在喀巴拉的经典里，他们就像是“煤球上跳跃的火星一样渐渐消失。”精通喀巴拉的学者肖勒姆说，“天使”在希伯文中就是传递信息的“使者”；另一方面，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每一个人的天使是指其隐秘的自我，他的名字甚至不为其本人所知，而被编织进了悬挂在上帝宝座前的帷幕里。

弗兰兹·罗森茨维格 《救赎之星》

然而，这个隐秘的自我却曾经一度出现在本雅明的笔下。1932年7月17日，德国纳粹分子袭击了位于汉堡的阿尔托纳工人区，左右派之间由此爆发了一场流血的冲突。31日，普鲁士议会的选举结果显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主导地位。1933年2月27-28日，夺得实权的希特勒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并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次选举（3月5日）中当上了德国的总理。早在1923年9月，挚友肖勒姆就移民到巴勒斯坦去了，本雅明在柏林的犹太朋友们一个个不是消失，就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恩斯特·布洛赫和贝托德·布莱希特则匆匆逃离了德国。本雅明本不愿意离开德国，但此时纳粹控制的德国西南广播电台和柏林广播公司，以及《法兰克福报》相继中止了与他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他便在德国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3月中旬，本雅明被迫永远离开了德国，来到了巴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生活。4月，拖着病体的他与他的画家朋友让·塞尔兹夫妇一起，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了位于地中海西部的伊比沙岛旅行。自此之后，作家的笔下不断出现了带有浓重的忧郁色彩的回顾性作品，这包括《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生活》，与《新天使》有关的两篇题为《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Agesilaus Santander）的自传性散文则是其中最晦涩和最神秘的文字。

1933年8年写于伊比沙岛的这两篇散文，是由肖勒姆在1972年的时候从收藏在法兰克福的本雅明遗稿中发现、整理出来的。在他看来，“Agesilaus Santander”中隐藏着一个“Der Angelus Satanas”即“天使-撒旦”，这实际上是由前者通过调换字母顺序得来的回文形式，它以一个多余的字母“i”被装饰起来。肖勒姆还告诉我们，本雅明回文，笔相、星相之类的神秘游戏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本人就是一位笔相学的大师。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就说，回文游戏“使词汇、音节和声音昂首阔步，从每一个既定的意义联结中被解放出来，从而为寓言所利用。”在他遗留下的大量手稿中，肖勒姆发现了有一张纸，上面写满了类似的回文，在伊比沙岛上时，塞尔兹也发觉，本雅明不时以此为消遣的方式。两篇同题散文之间尽管有些微的不同，但其内容大体上均由三个部分组成：1、在“我”——本雅明——出生之时，父母另外给他起了一个隐名——“Agesilaus Santander”，“我”一直没有使用过它；2、伴随感情生活的变化，“我”的这个旧名变成了一个新名字；3、“新天使”激发了“我”的坚强和耐心，而“我”的耐心像这位天使一样长着锐利的钩爪，紧盯着伙伴，迅疾飞离和返回。在天使的感召下，“我”愿意把一见倾心的“爱人”带回到“我”所由来的地方。在这则虚构的寓言中，隐名的初衷是父母为预防儿子被别人一眼看出其犹太人身份而采取的措施，但事情出乎双亲所料，“我”的犹太身份被显露了出来，而且这个隐名反倒使未能恪守犹太婚姻习俗的“我”，一个“不忠者”受到了惩罚，这不仅使“我”失去了做回自己的能力，而且显出一种非人的面目，蜕变成为悬挂在“我”的柏林公寓墙上的那幅天使形象：克莱的“新天使”头部硕大，下身偏小，二者根本不成比例，而且其头发好似翻卷的薄金属片，脚趾呈鸟类才有的蹼状，似欲翩翩起飞的样子。因为新天使被悬挂起来太久，“我”打断了时刻被不断创造出来的天使们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要在上帝宝座面前唱起赞歌，之后离去并消失在虚无之中。因此，天使寻机对“有失体统”的“我”实施了报复，他赋予“我”这个土星星座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喜欢拖延和行动迟缓的性格：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危险的迂回”之后，才把自己女性的形象送给了自己的男性形象，“尽管他们彼此并不相识，但却是最内在的友邻。”岂不知，这一报复性的措施反倒使“我”愈发地坚持和耐心，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善于等待的男人：“当这个男人遇到一个令他感到心醉的女人，他会突然间下定决心，情愿倾注一生的时间躲在那看不见的暗处，一直等到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衣衫褴褛的她被拥入怀中。”在第二稿中接下来的内容是，作为隐秘的自我，天使寄身于“我”赠予他人的礼物当中，使得站在这些礼物背后的受赠人一一闪现，而这位天使却经受不住施赠者的诱惑，于是跟随“空手而归”的“我”回到身边。然而这个长着利爪、尖嘴和剪刀一样的翅膀（克莱的“新天使”嘴部大张，双臂微开，浮现在空中）的天使，却“不想直接扑向（他）所注视的人（指本雅明——笔者）。他紧紧盯住他——久久地，然后突然间离开，却又义无反顾地返回。为什么？为了把他拖向那条走入未来的道路，他（指天使——笔者）本是循着那条道路而来的，他是如此地熟悉这条道路，以至于他根本用不着回过头去看看路有多长，不会让在他所选择的人离开他的视线。”我们看到，作为对不忠者的惩罚，本雅明的旧名变成了新名：“天使-撒旦”，与塔木德中那些以歌声来赞颂上帝恩德的天使们相比，《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中的天使增添了一种“破坏性性格”。基督教的撒旦是因违反天条而被驱赶出天堂的一个堕落天使形象，而本雅明的新天使则兼具了犹太和基督教两种传统，从而将赞颂与毁灭两种性格融为了一体。

在《论普遍语言及人类语言》（1916）中，本雅明曾经说过人的精神本质是语言。人有人的语言，物有物的语言，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为万物命名。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让人类为万物命名，当万物被命名之时，人类与万物结为了一个共同体。因此，命名是纯粹的语言，它揭示了人类与万物、与上帝的关联。至于起名，那是父母借此把自己的子女奉献给上帝的举动，本雅明说，人名是上帝语言最逼真的摹本，是人类语言以最深切的方式参与到上帝语言的无限性当中去的点。这样一来，名字成了人与上帝沟通的中介，本雅明的隐名从“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向“天使-撒旦”的更迭，实际上体现了某种为神圣的力量所规定的人的命运，反过来，人的命运通过名字的变化体现出来，后者又暗暗地与天空中某种星相对应，在同一时期撰写的《论相似的学说》中，本雅明也表露了有关这种“抽象的相似性”的思想。此时此刻，“天使-撒旦”向以一个新名字出现的本雅明昭示着什么样的命运呢？他无意于征服本雅明，从而让后者沦为一个纯粹的失败者和牺牲者，使“空手而归的”的他陷入到悲伤的情绪之中无以自拔。在第一稿中，时常更新的天使想要带着本雅明一起“逃入”未来，即天使由来的地方，“他没有寄希望从那里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想注视着他一直在注视着的那人的面庞。”那么，紧盯本雅明而不放的新天使究竟想要从天国向他传递什么信息？在第二稿中，本雅明说：“他想要得到幸福：即争执，它在于由时不再来的、新颖的和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所带来的陶醉，与那种由再来一次、再度拥有和再次经历所带来的极乐当中。”这样一来，天使使忧郁的本雅明立刻为一种幸福所裹挟。在此，新天使发挥了破坏性的功用：他让一种内在的心灵时间突然停滞下来，打断了本雅明不断走向挫败的人生。新天使拯救了本雅明，给他以一种徜徉在过去与未来、憧憬与怀旧之中的幸福。此刻，本雅明仿佛突然醒悟，于是他带着刚刚邂逅的爱人一同走向那幸福的地方：“如同我一样，当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把你带向我所由来的地方。”

瓦尔特·本雅明

在《瓦尔特·本雅明及其天使》一文（1972）中，肖勒姆详细地分析了本雅明经历过的几段不成功的爱情，它们使1933年春天的他濒临崩溃的边缘。1929-30年，与多拉·索菲·克尔纳之间长达13年的婚姻走向了终点，随之而来的一场争夺财产的官司几乎让本雅明失去了所有的生活资料。对一位朋友的妹妹尤拉·库恩的爱恋也无果而终。因之而与多拉离婚的苏联女导演阿西亚·拉尔斯（本雅明通过她结识了布莱希特）三年之前就已经离他而去，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从此便杳无音信。现在，伊比沙岛上“与世隔绝的”本雅明可以说是孓然一身，而且从巴黎出发的时候，他便开始发烧一直未好，凡此种种让本雅明禁不住悲从中来……其实肖勒姆并不知道，本雅明此时的内心并不孤独，他正陷入了与另一位女性的爱情当中，这个人就是年轻的荷兰画家、翻译者托耶特·布劳波特·泰恩·凯特。她是由本雅明的朋友费利克斯·内格布拉特介绍给他认识的。这一年的夏天，本雅明在伊比沙岛上爱上了她。两个人回到巴黎之后，曾经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本雅明还计划到凯特及其丈夫的居住地普罗旺斯看望二人。总之，他与这位画家之间的情人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35年。在本雅明的手稿中，人们发现有四篇书信手稿和两首诗是专门写给这位荷兰女画家的。肖勒姆错把后者当成了一位法国女性，并且以为到《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落笔之时，这个爱情故事已经像前两个一样无果而终了。实际上，热恋中的本雅明写下的这些晦涩的文字正是献给这位女画家的。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两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在感伤的基调之外会呈现出一种幸福的亮色了，这段爱情似乎赋予了本来已经陷入绝望（一年之前，他曾经尝试过自杀而未果）中的本雅明以勇气和耐心，让他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历史的天使

世俗生活中的本雅明总是那么不幸、忧郁和悲伤，然而这不幸、忧郁和悲伤却同时给本雅明带来了精神上的救赎，这正是他本人一再谈论的辩证关系的例证。在本雅明的遗稿中，有一篇题《神学-政治残篇》的论文。按照阿多诺的回忆，这是作者在193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撰写的历史哲学著作，而肖勒姆则认为，它出自1918-1921年之间，其神学色彩更浓。在《残篇》中，本雅明主张，“世俗生活的秩序是按照幸福的理念来调整自己的”，但从其自身出发，世俗的历史却不愿关联于弥塞亚或救赎的秩序，换句话说，俗世生活对质量如舒适和安逸的追求等等，并不能够带来精神上的救赎。本雅明先是用一个比喻形象来说明世俗秩序与弥塞亚秩序之间的这种神秘关系：“假如一个箭头的方向指示着世俗秩序作用的目标，另一个箭头指示弥塞亚强度的方向，那么自由的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自然是偏离了那个弥塞亚方向，而仿佛像一种力量经由自己的道路促进了另一条位于相反方向的道路，因此，世俗秩序也以同样的方式促进了弥塞亚的到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尽管世俗生活的不断完善不能够借助于因果关系，自然而然地促成天国的建立，但它却能够以另一种方式促进弥塞亚的降临，在这个意义上，前者是“最轻微地接近”于天国的范畴。这种方式不是别的，正是本雅明从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那里借用来的辩证方式，与启蒙运动所标榜的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思想相反，它是“一种神秘的历史把握方式”，其神秘性表现在本雅明对“幸福”的直接表述方式：“因此在幸福中，所有俗世的人们都在追求自身的没落，然而只有在幸福当中，他们才能够确定地找到没落。——但在个人的心灵当中，在其内在世界当中，直接的弥塞亚强度却贯穿着在苦难意义上的不幸。”这里的“幸福”已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念，它已经被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所“扬弃”，即被它所克服和提升到了救赎的高度。于是，从一个已经获得这种幸福、从而获得拯救的人的角度回望，过去的不幸、忧郁和悲伤之类种种没落的现象，何常不是通往救赎的信号呢？在听到了弥塞亚即将降临的消息之时，谁又不能满怀着憧憬和怀旧之情，悲极而喜呢？

《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中天使的赞歌声虽然被打断了，但他所带来的时间的停滞却向本雅明传递了弥塞亚即将降临的消息，而天使也借此完成了自身形象的转换：站立在当下这一时刻，面向着过去，背对着未来；口中的赞歌也变成了怨歌，他成了本雅明笔下一个典形的辩证形象，这一转变其实早在《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落笔两三年前就完成了，在《卡尔·克劳斯》（1930-1931）中，本雅明已经提示我们，可以把克莱的画作《新天使》理解为“与其说是通过给予人类什么使他们得到幸福，不如说是借助从人类那里夺走什么，从而解放他们，它瞩目于把握在毁灭的过程中保存的一种人性。”

1939年末，本雅明从法国政府在战争初期关押外国人的威尔努士集中营中被营救出来，便在处处充满着战争气氛中的巴黎，投入了《历史哲学论纲》的写作，这篇文章由18条论纲组成，天使的形象再次出现在了第9条论纲当中：“克莱有幅画，名为《新天使》。它表现了一个天使，表面上看来，他仿佛试图要远离他所注视的某种东西。他两眼圆睁，大口张开，双翅紧绷。历史的天使必然应当如此。他面对着过去的面貌。在一连串的事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地方，他看到了一场唯一的灾难，它将废墟一个个堆积起来，并抛掷在自己的脚下。他希望好好停留下来，唤醒那死去的人们，并将那瓦解了的东西重新组装起来。然而，从天堂吹来的一场风暴却落入他的双翅，风暴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使他再也打不开它们。这场风暴无法阻拦地将他推向未来，他背对着前者，而他眼前的废墟堆却直追天空。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就是这场风暴。”尽管在这里，天使漂浮在空中的姿态同《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相仿，但肖勒姆认为，本雅明的天使已经转变成了历史的天使。1940年4月，在给阿多诺的信中，本雅明说，“战争及其导致的时局促使我将一些想法诉诸笔端，可以说，这些思想20年来一直保留在我的内心，是的，它们甚至对我自己也保留了起来。”战争的进展将本雅明推向了绝望的境地：一方面，基于进步主义的信念，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再向法西斯政府做出妥协；另一方面，就在1939年8月，斯大林的苏联政府同希特勒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刻，在本雅明的眼里，历史真的已经变成了一堆又一堆的废墟，被抛掷在新天使脚下。人类如何获得拯救？他的回答是，世俗的世界必须爆发一场彻底的革命，而在神学上，我们期待着弥塞亚的降临。在他看来，需要一个塔木德传说中的天使，把人类从进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泥淖出拉出来，因此，这个新天使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天使——撒旦，就像是作家卡尔·克劳斯与遭受世俗污染的语言展开斗争那样，向为法西斯主义辩护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宣战。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新天使浮现在历史的天空当中，他试图重整破碎的山河而不能，因为一场名为“进步”的风暴已经使他无法张开双翅。救赎只能来自弥塞亚，只有他才能使我们“跃”入未来，而这个未来也就是过去，即本雅明心目中被雅克布·巴霍芬描绘的那个原初的、无阶级社会。由此看来，本雅明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种神学追求，当世俗生活的危机再一次来临之时，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的“回归”观念便浮出了地表，根据肖勒姆的见解，后者是一种“弥塞亚性的再造和改善”。

与《阿吉西里奥斯·桑坦德》中的天使一样，《历史哲学论纲》中的天使在危机时刻再次带来了弥塞亚即将到来、人们即将获得救赎的消息，所不同的是本雅明已将那时的个人情感体验按照相似的原则转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历史体验。在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文章中，本雅明说这是一个人从睡梦中“醒悟”的时刻，是来自于“阅读者、思想者、期待者和浪荡子”的一种感觉，像超现实主义主义者一样，本雅明曾经多次在生活面临绝望时试图从吸食大麻中寻找这种感觉。如果说伊比沙岛上的本雅明还有那么一段温暖的爱情支撑着他活下去的愿望，那么在躲避纳粹破害，逃往西班牙边境的途中，本雅明则完全绝望了。1940年9月24日，法国贝当政府正式向纳粹投降，第二天晚间，这个不幸的犹太思想家便最终以服用过量吗啡的方式在布港自杀身亡。

图书信息

历史的天使

L'Ange de l'Histoire

斯台凡·摩西 著   梁展 译

1920年代的德国，罗森茨威格、本雅明、肖莱姆三人共同以弥赛亚乌托邦为理念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观。本书作者以天使报喜作比喻，来回顾这套历史救世说，从而以一个特别的视角生动地展现出20世纪初的德国犹太思想。这三位思想家共同想象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