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听古树讲岳麓山春天的故事！

不只因为3月12日是植树节，我们才谈论身边的那些大树古木，更因为长沙这座南方的城市，长满了让我们充满深情的大树。

这些树在春风秋雨里呢喃，讲述有关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而长沙会讲故事的古树名木，以岳麓山为最多———任大猛

岳麓书院后门的古樟，是朱熹手植？ /

湖南林业专家侯伯鑫先生曾告诉我，长沙城区古树名木保存株数最多的是香樟，共计438株，占长沙城区建档古树名木总株数三分之一以上，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长沙市将香樟确定为长沙市树，有其悠久的植物历史背景。

侯伯鑫先生一直怀疑岳麓书院后门的那棵老樟，就是古代文献记载的“朱子樟”，即清代长沙地方志中记载的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的宋代大学者朱熹亲手种下的那棵被称为“朱子樟”或“紫阳樟”的大樟树。但侯教授找不到确切的历史文献来确证，因此这棵大樟树的身份恐怕永远是个谜。

其实，清代各类方志均已注明，朱子樟并未种植在岳麓书院中，而是栽种在岳麓书院之侧。

清代《续岳麓志》称，朱熹手植的大樟树“在监院后……盘郁青葱，愈古愈茂，远望之犹蔚然而深秀也”，所谓“监院后”，正是今天的岳麓书院后门处。

清朝吴敏树也在《朱子樟》一诗中自注说：“岳麓书院侧古樟一株，相传晦翁手植，呼为朱子樟。”

或许，在岳麓书院侧听过八百年书子们琅琅书声，亲历过朱熹、张栻会讲，目睹过曾国藩、郭嵩焘、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树下走过的这棵老樟树，正好就是相传为朱熹手植的那棵樟树呢。

或许今天人们苦苦寻找的朱子樟，就真的站在这里，只是人们“相见却不相识”呢！

另外，岳麓书院内旧时还曾有杉庵，相传杉庵旁的数棵古杉为东晋时代的名将陶侃手植，但这些杉树早已毁于清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之时，古杉风景由此不复存在。

岳麓山上最老的六朝松低吟“冰雪压不服” /

“长沙城区年纪最老”的古树是生长在岳麓山麓山寺观音阁前的六朝松。

这个春天，我来到麓山寺，静默的寺院中，松树的枝叶，仿佛在风中发出欢笑，似在与我絮絮深谈，又似在轻吟着《好大一棵树》中“冰雪压不服”的旋律。

岳麓山麓山寺观音阁前的两株“虬枝交错、呼风啸雨”的罗汉松。左边那株罗汉松高12米，胸径88厘米，冠幅125平方米。据史料记载，此罗汉松栽种极有可能植于南北朝时，故称“六朝松”，距今有1750余年生长历史，也是我国现存古罗汉松中的“老寿星”。右边那株罗汉松，明显小于左边那株，被人们认为是补栽的“新”树。两树罗汉松皆为雄株。抗战时期，日寇飞机炸弹曾从天而降，炸毁麓山寺，但观音阁前的这两棵六朝松，却依旧威武不屈，至今这两棵老松依旧老干新枝，纷繁蓊郁。

这两棵号称六朝时栽植的罗汉松，“双株对峙，如门如关”，有“松关”之称。唐代刘长卿到长沙，瞻仰了河东太平街贾谊故居后，曾来到岳麓山看望六朝松，并留下“松老问谁栽”的句子。这样的提问，显然已找不到答案了。不过，这两棵六朝松在乾隆年间已被大风拔去一株，后来补植一株，仍然保留麓山寺前“双松如关”的胜迹。

其实，麓山寺观音阁前的六朝松，据记载在后来再遭厄运：光绪初年，麓山寺观音阁前有一株六朝松被雪灾摧毁。晚清名士王湘绮等人有感此树之毁，写下“谁知贞性不好名，楚风始盛天下惊。空山偃骞惯岑寂，安能时听世俗评？”既写松，也抒发了自己的怀抱。

人们不想六朝古木被毁，相信被雪灾冻折的只是乾隆年间补植的松树，而六朝松始终屹立在岳麓山上。民国时期学者刘宗向说，被冻折的松树遗材，一段成为了麓山寺中的香案，另外两段则成为岳麓书院讲堂中东西序的两张讲床，并认为这是“古物有所攸归”了。

民国时期，在麓山寺观音阁中，还曾悬挂有名人所作的《六朝松被雪灾压折诗》及《六朝松冰雪图》。如今六朝松仍在观音阁前，虽然它是后来补植的，而清代名人为六朝松冻折而留下的关怀殷殷的诗画，却早已消失世间了。

近年来，不少介绍岳麓山古迹的书刊中，仍喜将今麓山寺尊经阁前的两株罗汉松之一说成是“六朝松”，笔者认为这应极有可能是一种误解。清末，陈运溶在《湘城访古录》中写道：“麓山寺佛殿前，曾有二株，……予于光绪元年犹见其一，至二年，又为风雨所拔，无复存矣！”细味陈运溶所说，则是认为，麓山寺中的两株六朝松均于乾隆、光绪年间就毁了。所以，陈运溶在《湘城访古录》（1894年出版）中发出的是“六朝松杳”的悲叹！

这件事在清末进士余肇康的日记中也可找到证据。余氏曾于同治十一年、十三年两次登麓山亲见那硕果仅存的一株“六朝松”，日记中写道：“寺右侧有六朝松……清翠郁茂，垂阴可一亩。”而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余氏由桃源返长，正行至望城坡，却遇人“言岳麓山六朝松亦被风雪压垮”。据此可知这后一株六朝松被毁的时间当在1876年1月。此后，人们其实就再也见不到它“参天地而独立”的英姿了。

这个春天，我们来到麓山寺看观音阁前的两株罗汉松，只好借唐朝刘长卿的一句诗：“松老问谁栽？”来启发人们去作新的考证了。

爱晚亭旁，除了红枫还有夭桃和杜鹃 /

深秋万山红遍造就“爱晚亭”的盛名，不少人也因此误传唐代诗人杜牧《山行》中所写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应当是杜牧游岳麓山所作。但今天我们根据杜牧生平，翻读杜牧年谱，却发现前人早已考证，杜牧从未来过长沙，这首《山行》的诗，应是诗人在京城长安时游终南山所作。

又有人对爱晚亭进行过新的附会，他们认为爱晚亭得名，是袁枚在深秋游历长沙时，将红叶亭改名为爱晚亭。但袁枚游历长沙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袁枚为一位69岁的老人。更主要的是袁枚游长沙时，岳麓山根本还未修建有红叶亭。岳麓山兴建红叶亭的时间在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说，袁枚离开长沙八年后，岳麓山才开始兴建红叶亭。

真正将红叶亭改名为爱晚亭的人是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好友、清代大学者、时为湖广总督的毕沅（即毕秋帆）。这件事可见于罗典《次石琢堂学使留题书院诗韵二首即以送别》的自注。罗典在注中写道：“山中红叶甚盛，山麓有亭，毕秋帆制军名曰'爱晚’，纪以诗。”

爱晚亭的红叶的确闻名天下。直到今天，长沙城区古树名木中记录的古枫香总共250株，岳麓山就占221株之多。这些古枫树多数密集生长在爱晚亭背后的清风峡至半山亭、蒋翊武墓直达麓山寺以下的山地褶皱带中。岳麓山上的古枫香群落，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株数最多的古枫香群落。岳麓红枫，闻名全国，毛泽东所题写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诗句，更是写尽了爱晚亭背后所衬托的岳麓山古枫香的自然植物背景，以及枫红构成的岳麓山爱晚亭背后的主体景观。

而当春天到来之时，爱晚亭前、清风峡内的灼灼夭桃从清代一直到今天都颇引人关注。清乾隆年间，在清风峡内建造红叶亭的罗典同时为爱晚亭写作了一副对联：“忽讶艳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好将丛翠点，一双驯鹤待笼来。”

就像他所题写的红叶亭被毕沅改名为爱晚亭更加切题，且升华了景观一样，罗典为爱晚亭题写的对联后来被宁乡（今属望城）人程颂万修改，他将“忽讶艳红舒”改作“山径晚红舒”；“好将丛翠点”改为“峡云深翠滴”。对联改后，“笔墨铺陈得更宽，景物也点染得更加浓郁”，尤其一个“红舒”，一个“翠滴”写活了爱晚亭春天的勃勃生机，更富于动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增添岳麓山园林景观，岳麓山公园管理处曾于1981年、1982年特别从浏阳等地引进大批杜鹃花（长沙俗称“映山红”），增植于爱晚亭南侧等处的坡地与塘边，这一风景至今犹存。

此外，园林管理处当时还从浙江等处引进西杜鹃20余个品种，计1400余盆，专用作爱晚亭等处的盆栽，供景点摆设观赏之用。爱晚亭不止有万山红遍的枫红，其“映山红”在春天也名扬一时。如今，穿过植树节的雨帘，我们一起到岳麓山，到长沙的郊野去寻找最美的春光，听植物来说春天的故事吧。

新中国成立前，长沙主城区行道树只剩210株 /

谭延闿感慨岳麓山“童山濯濯”

中国古代早有春季植树的传统，但近代意义上的植树节，却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西风东渐，近代中国也开始兴起植树造林运动。

1916年4月6日，北京政府农商部即公布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后因南方气候稍早，改定为春分节。

1917年3月21日春分节，湖南省公署原定当天前往岳麓山植树，但天降大雨，延至3月23日上午才正式举行植树节典礼及植树活动，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率部下在岳麓山植树，所植树木为柏树。

谭延闿发表演讲称：古书称岳麓山昔为林木茂盛之地，所谓惟楚有材，但如今的岳麓山却童山濯濯，今日举行植树节典礼，乃为人民提倡植树观念。

何键时期，长沙民众多在岳麓山栽树

1928年3月8日，当时湖南省政府接南京来电称：从1928年开始，每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各地应举行植树节典礼。但当年湖南省建设厅仍按原有习惯在3月21日春分节举行植树典礼，省会各机关及学校派代表往岳麓山植树。次日，长沙县政府相关部门亦在北门外福寿桥植树。

从1929年起，湖南即按规定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前后举行植树节典礼并开展植树活动。

1929年3月11日上午，湖南省主席何键在举行完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后偕部属由刘公渡过河前往岳麓山，在云麓宫侧举行植树节典礼，参加者共五六百人。何键及众人在云麓宫侧植树数百株。

1930年3月13日上午的植树节活动为旧时规模较大的一次活动，湖南省会各机关、团体及学校代表共计2万余人，在岳麓山刘昆焘亭下植树，并竖立中山纪念林碑。

1931年3月13日，湖南各界在经武门外协操坪举行植树节典礼，共计3000余人参加植树节典礼。省府主席委员宋鹤庚提到，本次植树典礼和活动本应在岳麓山举行，应各人手植一株，但岳麓山公地太少，只好在离长沙城不远的协操坪举行，但协操坪太小，今天举行植树典礼，重要的是明了政府提倡植树的意义和向民众去宣传。

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提到，他来到协操坪植树，在汽车上看到去年所植的桐树，好些地方已经不见，就是种得极多的地方，也只依稀可见，由此可知，民众不注意保护树木，以后如遇破坏树木的，应责以军棍。植树造林，既要植，更要保护。本次植树活动，共植树八九百株，栽种树种为柏树。

1932年3月14日上午，植树节典礼在浏阳门外湖南农事实验场举行，各机关代表数百人在要塞马路各植行道树一株。

1933年3月13日，湖南植树节活动典礼在湖南大学举行，以赫曦台作主席台，湖南省建设厅长余籍传报告称，为促进名山风景起见，拟在本年两个月内，将岳麓山所有荒地，普遍植树，由森林局与湖南大学合作进行。余籍传称，麓山土性以枫树为最适宜，故本日所植为枫树。植树活动地点在林修梅及龚宪墓地上方山地进行。

因连日大雨，1934年植树节典礼在3月15日才得以在湖南大学举行典礼，会议决定岳麓山及周边私山一律由森林局及省会各机关代造山林，其植树范围，上自义马塘，下自溁湾市首尾，迤逦八九里。当日植树节典礼后举行的植树活动为替新修建成的3公里长麓山大马路栽种行道树，树苗为法国梧桐及苦楝树。因1934年奇旱，岳麓山新植小树全部枯死，山上原本生长的合围粗大树也多“憔萎欲死”，在1935年植树节前，各界在岳麓山及周边积极补植树木。

1935年3月13日，湖南省政府召集各界2000余人在经武门外省立公共体育场（原协操坪，今为湖南人民体育场）举行植树节典礼。共计植树2000余株，特别选用生长较迅速的本国苦楝、美国白杨、法国梧桐三种树苗。

1936年3月9日湖南各界在雅礼中学大操坪举行植树节典礼，植树活动为在北城外的北大马路（今湘雅路）栽种行道树。

1937年3月12日，长沙市各界在时任市长何元文率领下在容园（今蓉园）举行植树节典礼，随后在东大马路阎家湖（今年嘉湖）一带植树，以枫杨树苗为主，共计植树500余株。3月13日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在北门外新河机场举行植树节典礼，参加者共两千余人并一同植树。

抗战期间，长沙植树活动陷于停顿

1938年3月12日，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湖南各界在二里牌外的新军路植树，所植树木为杨树。但当年冬天，“文夕大火”烧毁全城，主城区绿化尽遭破坏，此后在抗战期间，湖南植树活动陷入停顿，直到1947年，长沙才又恢复植树节活动。截至新中国成立前，长沙主城区行道树竟然只剩210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