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一文：什么是哲学
对于哲学教师那些很难回答而无法回避的提问中，最难回答的莫过于“什么是哲学”了。对此另一个学生回答说：“哲学这个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它总是在你马上要捕捉到它，并给它明确的定义时，就像兔子一样地从手中溜掉了。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可以是种种不同的事物。当被问到哲学是什么时，任何人都会在略微沉思之后想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义。”如果仔细阅读现在流行的以解释哲学为目的的著作，你不难从中找到那个学生回答的证据。当代的哲学家们对哲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不仅存在语言表述上的差别，而且也有实质上的区别。而且，每个定义都包含了一部分真理。
哲学可以分成六个组成部分，虽然有些研究者忽略或否认某些部分的重要性，但是对哲学完整的描述必须包括全部这六个方面。 即：哲学问题、立场、方法、活动、结论和效果。首先，布赖特曼和巴雷特强调哲学是某种哲学立场和方法。布赖特曼认为：“哲学的实质是获得经验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经验性的结论本身。”巴雷特回答道：“哲学不是这些结论的具体内容，而是导致这些结论的立场和方法，是使这些结论被称为哲学结论的东西。”杜卡斯说过：“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我的答案，我要说：哲学是关于批评的全部理论。”
其次，强调哲学就是某种问题及某种理论的观点，出现在莱顿的哲学定义中：“哲学同科学一样，是由许多理论、见解组成的，系统化了的思想。”马利丹和斯宾塞认为：“哲学与每一件事物休戚相关，是'总的科学’。”对这种观点，塞拉斯补充道：“我们研究的是'科学的汇总’，它不仅汇集了关于知识、逻辑、宇宙论、伦理学和美学的理论，而且是对这些概念的联合领域的概括。”学过哲学史的人都承认，人们想从哲学中得到的主要是问题和理论，尤其是理论。
再次，威廉·詹姆斯的观点看重哲学的能动性：“哲学的全部，仅仅是人的思想……”另外一些人认为，哲学就是哲学的行为，是哲学起作用的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又受生活的影响。尽管当代哲学家对哲学的定义有着侧重点和某些实质性的看法的不同，哲学家仍然可以用哲学的六大要素来描述，这六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下面我们依次来讨论它们。
一、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哲学问题？哲学家通常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领悟人和宇宙的本质。像如此复杂繁重的问题是难以作整体研究的，因而这个问题常常被分成许多小问题。虽然哲学家们对于哪个问题更重要多少还存有些争议，但在哪些问题属于哲学范畴这一点上已经广泛地达成了一致——所有问题都是哲学问题。然而像这样回答难免要受到非议。比如，从纽约至伦敦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是非哲学问题。但什么是距离？什么是空间？却是哲学问题。你知道明天会下雨吗？没有哲学意义。但什么是知识？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所有的天鹅真的都是白色的吗？可能会困扰动物学家，却与哲学家无关。但什么是真理？是哲学家密切关注的。凯撒的死是事实吗？2+2=4吗？是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关心的问题。哲学家想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事实？现在是什么时间？不是哲学问题，而什么是时间？却是哲学问题。类似的，你现在穿的这件衬衣与你送到洗衣店去的是同一件吗？这样的问题不受哲学家重视。哲学家只想知道什么是相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很美丽吗？是旅游者的问题，哲学家只想知道，什么是美丽？在美国犯重婚罪有错吗？是法官的问题，而哲学家们要问：正确和错误的性质是什么？上述各对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各有一个哲学和非哲学的问题。从它们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哲学问题总是带有普遍性。关于特殊事物的问题并不总能构成哲学问题。当一个哲学家似乎正被一个特殊现象困扰时，他实际上是在寻求显示在这种现象中所含有的普遍原则。如果我们要全面地考察哲学所包括的问题，仅用例子说明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些问题系统地分类。它们可以分成重要的两大类：组成所谓的“哲学科学”的问题和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所包含的问题。
哲学科学在哲学的广泛领域内可以明确界定或粗略勾勒出几个特定的主题内容。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承认它们是科学，但是它们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被称为科学，其中每一个主题内容都包含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把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汇集起来便构成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的彻底的描述。同其它非哲学科学一样，每个主题都探索研究了人们经验中的既特别又基本的侧面。那么，什么是哲学科学呢？它又涉及哪些问题呢？
认识论是对知识、真理和必然情况的本性的探究，它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哲学十分接近，但在深入研究认识以及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方面，它比哲学更胜一筹。例如，山脉的概念和山脉本身是一样的吗？至少它们在大小上不同，因为概念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山脉比人脑大得多。它们在构成成分上也不同，山脉是由花冈岩、土壤、沙粒和积雪组成的，这些绝对不是正常人脑的构成成分。它们在形状上不同，因为山脉也许看上去是二维平面，但实际却是三维立体的。山脉有众多的山谷和沟壑，而概念不一定要包括这些。它们在持续时间上不同，山脉可以屹立千万年而岿然不动，而概念相比之下只有弹指一挥间。那么知识与物体究竟在哪些方面相像呢？认识论还涉及具体事物是否能独立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认识的极限是什么？这些问题涉及认识的途径及知识的由来，以及由上述诸方面所推导出的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如果从对知识的总体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人们想要寻求的一些特殊知识，如果认识论学者可以证明某些特殊知识是学不到的，那么他们可以使人类避免去徒劳地探索那些得不到的知识，特别是为寻找那些特殊知识所做的毫无益处的尝试。
逻辑是思考方法的科学，它的范围包括所有哲学和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原则，它的内容甚至比数学这种从逻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还丰富。逻辑的重点是研究如何解决问题并且对各种推证结论的方法作出深入的理解和恰当的评价。因此，逻辑学必须面对许多问题，如：思想的结构是什么？它与世界的结构之间有什么关系？意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怎样起作用的？思维定式有哪些偏颇和局限？遵从哪些原则才是能推导出正确结论的先决条件？思想常常陷入哪些误区？怎样才能避免它们？确定腔调的言语可能被人们怎样演绎领会？从特别资料中归纳出的结论是否可信？何为模棱两可的陈述和明确的定义，以及它们在一个合理阐述中所占分量各是多少？
科学哲学致力于描述科学的性质。因此科学的哲学是以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结论为基础和前提的。它的特殊任务是探讨这些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结论在各门类科学的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中，可能产生的局限，并在这些具体科学发展关键时期帮助它们将其结论上升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因此，它的部分任务是促成具体科学和形而上科学的最新成果之间经常相互沟通借鉴，在彼此的启发下相互提高，逐步趋于统一。有时，“科学的哲学”也涉及理解及评价所谓的“科学方法”，其内容包括，可靠关系的条件，分类法，概括法和证明法。有时还涉及实验的性质。例如，实验误差的可能性，相对的稳定性以及达到科学结论所必须的实验次数等。
语言哲学探索意义与思想、事物的联系。哲学自然要涉及语言的含义，但最近对语言中象征、预兆、暗示的基础分析研究表明，这些语言中的手法在经验的主体及客体的产生过程中能起很大的辅助作用。如果象征是“思维的本质，它比思想本身更为重要”。那么通过对象征中的各环节的研究，不仅可以找到人类问题、困境、迷惑和希望的重要答案，而且还发现思维本性的重要规律。如果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其象征意义中衍生出来的，如果“意识本身是一种信念”，那么哲学家就必须不断探寻象征的真实含义。
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与“存在的性质是什么”这一总的问题相关的许多分问题。下面列出的是形而上学的部分经典问题：什么是现实？存在有多少种形式？一个整体可以同时又是多个整体吗？存在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什么是实质？什么是关系？什么是原因？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相同？什么是目的？什么是变化？什么是新生事物？什么是自我？世界的命运已被决定了吗？宇宙是有意义的吗？世界在发展吗？上帝存在吗？
价值论是研究价值的理论。什么是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价值有哪些类别？这些都是价值论研究的内容。孩子们总是天真地认为糖块很好，当他后来吃腻了又觉得它不好了。这种好与不好是由糖果本身决定的？还是由思想意识决定的呢？一个糕点师做了一块面包，他说这块面包对健康有益；健康又对稳定的工作有益，工作就可以挣钱；有了钱就可以得到许多好东西。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对除自身以外的其它任何事物都毫无益处吗？也就是说，有没有某种事物仅仅是本身完美而对别的事物却毫无价值？
美学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虽然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有些美是自然的美，不是艺术的美。同时，有些艺术是很丑陋的，一点儿也不美丽。这两个问题都寻求一种回答。一幅画也许在一个人眼里很美丽，而另一个人认为很丑陋。那么，美丽到底存在于何处呢？在观察者的眼中？在画布上？还是在其它什么地方？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美学家们仍会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美丽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音乐、绘画、诗歌、戏剧、雕刻、建筑、服饰、舞蹈、日落以至女人中都可以找到美。所有这些美中都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这些共性是什么呢？另一方面，美学家还要弄清楚艺术有哪些必备素质。然而美学家们的最终目的是寻找评价艺术和美的基础，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整套关于艺术和美的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既是适用于所有艺术和美的综合标准，又是针对每一种独特的艺术或美的特殊标准。一些美学家发现，美几乎渗透了生活的各方面（即有细微平常的美，也有伟大壮观的美）。因此，他们认为理解美的真谛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和最实际的需要之一。
伦理学是研究正确和错误的科学。在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伦理学就是清规戒律，就是让人应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说教。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是建立在清规戒律和枯燥的说教基础上的。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伦理学研究的目的是澄清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什么是职责，责任，良心，正义，幸福和智慧。
宗教哲学是哲学中研究宗教的分支，它并不属于宗教而是一种旨在理解宗教的内涵和意义的科学。因此宗教哲学家主要的任务是尽力解决宗教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宗教：基督教、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如果上述这些都属于宗教范畴，那么它们一定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宗教中是否存在某种本质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在任何一种宗教中都普遍存在？如果有，这种特征又是什么？如果说宗教本质中的重要部分是“至善至美的生活”与通往这种生活道路之间的关系，那么研究这种关系，就成为哲学中的重要课题。
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可以列入这张哲学科学的清单上。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社会的哲学”、“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但是随着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作为独立科学部门日新月异的发展，涉及这些特殊领域的问题已渐渐地被划归它们的研究范围。同样，“教育的哲学”作为一门研究教育的终级目标的科学，也已经主要由教育专家们来研究了。“历史的哲学”与上述科学部门比较还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它的研究任务不但要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的角度，而且从整个宇宙发展的高度来解释历史（在宇宙这一广大的舞台上，历史和人类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哲学许多问题还包括为数众多的特殊领域，如物理的哲学，商业的哲学，婚姻的哲学，体育的哲学等等。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上面列举的这些哲学科学，并不包含哲学家们要面对的全部问题。最著名、也许可能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仍有待于哲学去研究。 哲学至少在三个方面起着综合科学的作用。一、它评价其它门类的科学；二、综合其它门类的科学；三、哲学是其它门类科学的母体。
任何科学都需要评论，例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天文学、美学、语义学、物理学等等。这些评论主要有两种，即，评论直接针对科学的前提和针对科学结论；评论每一门科学所要设置的一些先决条件。如果仔细研究这些先决条件，你会发现它们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或至少是难以证明的。因此，仔细研究各门科学的先决条件的任务就落到了哲学的肩上。另一方面，任何一门科学设置的先决条件都可能被查明是与其它科学的先决条件相矛盾的。而且任何一门科学的最终结论都可能显出与其它科学的结论相抵触的地方。因此，这种比较各门科学的设想和结论的任务也要由哲学来完成。
下面是当代科学家常设置的许多先决条件中的几个：事物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存在是独立于对它们的认识之外的；存在着事物间的关系和事实情况；真理性的认识是可以达到的；事物是相互独立的。在通常情况下，像这样显而易见的假设毫无疑问会被接受。但是，有时这些假设正是出现问题的原因。于是，帮助科学检验这些假设前提成了哲学所关注的任务。因此，每当不同科学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假设，哲学问题便产生了。一个科学家的研究范围长期限制在本门科学领域内，他便会偶尔碰上一些小问题。在忙于解决自己研究范围内那些费解的细节时，他常常忽略他所做的假设在其它科学领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用一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代物理、生物和心理学家们普遍假设，任何一种结果一定是由某种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任何事件，如果不是受某种原因激发它，向它发生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就根本不会发生。物体落向地面而不是飞向天外，是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存在。某人的眼睛是蓝色的而不是黄色的，是因为特定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一个小孩害怕猫，是因为受到以前经历的消极影响。在这些科学领域内，原因和结果的因果法则被广泛认同。
另一方面，法理学、伦理学和宗教预设了相反的前提条件。亦即，并非所有的事件皆一定要从已经发生的事件方式而发生。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当他们面临两个选择时，无需被迫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基于违法者是经过仔细考虑才违法的假设，刑罚才得以实施。而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在刑罚上可以受到豁免，是因为在伦理上讲，他们不是正常人。而正常人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如果不是基于上述的基本假设，那我们的法律一定会被制定成另一种样子。道德的规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信念上，即：人有能力选择他是否遵循的道德标准，他可以做出正确的行动或错误的行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存在有人应受道德责备；有人是道德的败坏者。如果一门科学不能使自己符合其它科学的结论，那么，它就不是一门圆满的科学。弄清这个问题是哲学家面对的艰巨任务之一。
不同科学的结论，同它们的假设一样，也偶尔相互矛盾，在数学中1+1=2和(1)x+(1)x=(2)x，是公认的规则。单独考虑数方面，可以说数学家们已经得出了结论。物理学家选择了试验的方法来确定光的速度。并推断出速度的最高极限约为每秒186,300英里。那么如果光波从一个光源向两个相反的方面传播，它们分开的速度是多少？是光速还是两倍光速？这种对立的矛盾一经产生就必须被解决。如果这种矛盾只涉及一门科学，那它只是一个科学难题。如果它涉及一门以上的科学，那它便被称作哲学问题。因此，在前提假设和最终结论两个方面，哲学都起了科学的批评者的作用。
综合是哲学对具体科学起的第二个作用。每一门科学都仔细讨论了经验的某个方面或局部。但是有部分就有整体。只了解一个部分会导致片面或歪曲的观点。科学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整体的理论和全面的描述。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作为最高科学或综合科学，将不断探索以便发挥这种综合科学的作用。布罗德说：“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接收各门科学的研究结果，并将人类宗教和伦理学的经验加入其中，然后进行总体研究，希望能得到关于宇宙的本质和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视野的总体结论。”⑩怀特黑德说：“哲学不是并列在其它科学中的一个较小的抽象体系，它是科学的通论，它研究的目的是协调并完善其它科学。”
谁没有听说过缅甸的盲人摸象的故事？结束了摸象的冒险经历后，盲人们各自对这种动物进行比喻。一个摸了象腿的人说，大象的形状像一棵树。另一个曾抓到大象尾巴的人说，它像条绳子。象鼻的轮廓被第三个人描述，他坚持说它更像一条蛇。第四个人把身体靠在大象上，把它比作一座谷仓。每当一个科学家坚持说整个宇宙像他所研究的那部分时，其情形就像那些缅甸盲人摸象那样。我们也许得到了所有科学各自的独立的汇报，但仍不能看清大象的全貌，要理解整个体系，必须依靠哲学的综合作用。
作为科学的母体，哲学有着漫长而有趣的历史，曾有一段时期，哲学和科学并无区分。后来，随着对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化及特殊技术的不断发展，专家渐渐地划出了他们的范围。这样就产生了特殊科学。首批产生的有：机械学、数学、天文学等，最后一批产生的包括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哲学这位多产的母亲的后代科学的成熟过程，是科学史的任务。哲学家们更关心那些尚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尤其是尚被认为还不能作为独立科学部门的哲学科学。对于从哲学母体中新生的科学的好奇心，引发了对哲学前途的更深入的思索。是否会有一天，哲学科学以自己的名义成为一门单独的而非综合的科学？如果是这样，哲学的研究任务是不是就此完结了呢？从哲学中是否就不再会分娩出新生的科学吗？或者哲学中会形成新的、现在我们还未能想到的概念？佩里对哲学的前途持乐观主义态度，他这样表述了他的思想：当科学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最初的科学领域时，哲学家正把目光转向对外层边缘学科的研究。哲学家立足于本学科的尖端并向更高的领域执著探索，绘制他们的不成熟的蓝图。
然而哲学的未来预示着不只是知识的先导，随着日益增多的科学部门的飞速发展，而且都要求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综合部分支离破碎的科学的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每个新兴学科都为科学的一体化和总的关联设置了一个新的挑战，这使得哲学的任务变得越来越艰巨而不是更轻松。作为一门综合科学，那么，哲学所具有的功能首先是产生若干自我为中心的科学，其次再消除各科学的争议和分歧，最终使各科学溶为一体。特别是因为新生科学的诞生和各科学之间的分歧仍然继续着，哲学作为一个母体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哲学的功能留下一个只限于批评与综合各门科学的印象就错了。因为，哲学的功能还涉及所有持哲学立场观点的人们的行为。哲学的功能不仅表现为职业哲学家们相互批评对方的假设和结论，以达到更广泛的综合结论，而且还表现为每个人对健全的世界观、人生意义的探寻。
初学哲学的人刚开始总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学观点弄得不知所措。许多初学者说：“哲学是很混乱的。”而实际上是他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在学习哲学时通常总存在一些困惑，因此他们便趋向于把个中原因归咎于他们刚刚学习的哲学而不归咎于他们自己。在学生已有的更大更固定的先验观点的影响下，哲学老师所提的问题显得令他的学生十分困惑。哲学教师必须使他的学生意识到，他们的困惑是来自他们自己已有的互相冲突的思想。卢克莱修说：“一个人无法学到他认为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一旦某人认识到了他所处的困境（而他的困境归因于自己），他就会寻求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在这种寻求中哲学发挥了其综合科学的作用。随着文化的迅速变迁和知识溶合点的不断扩大增长，帮助人们理解哲学的内涵显得更为必要。与科学家、哲学家和所有社会学家一样，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理解哲学的综合观点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哲学是由哪些问题组成。一些相对专一化的问题组成了哲学科学的认识论、逻辑学、科学哲学、语言学、形而上学、价值论、美学、伦理学、政治和社会的哲学及其他。哲学的另一些问题则相对地较普遍，如批评前提和结论，将科学家、哲学家和每一个有所发现并寻找走出困惑之路的人的结果加以综合。
二、立场
什么是哲学的立场？当然不是所有的立场都是哲学的。例如，猜忌、恐惧和偏执的立场不是哲学的立场。有时也持哲学立场的人也可能存在这些非哲学的立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是非哲学的。哲学立场可以用几个问题或短语来准确地刻画：被困扰，被纠缠，想要弄清楚。哲学始于疑惑，起于困扰，源于好奇。因为没有困扰的立场就不是哲学立场，所以思考便成为哲学立场中的重要问题。仅仅是困难临头并不就是哲学立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经过仔细考虑、深思，并得出结论。O·K·鲍斯马也许过份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哲学的作用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对回答提出质疑。”
敞开心胸和包容。持有哲学立场的人不仅反对自己的观点，不保守，而且对别人的观点也持敞开和包容的态度。他会倾听每一种观点，没有原因绝不谴责，他身上体现着这种精神：“无论何时两个智者发生了分歧，每个人都能从对方那里学到东西。”“自觉地接受经验和理智的指导”，虽然我们已经着重提到了大部分基本问题但还有些没有提到。哲学立场的特征是，如果经验中出现新事物，要求我们的思想跟着变化，就能自觉地丢弃目前的观点，并接受新的观点。在用符合逻辑的方法推论问题时，我们常常发现，如果要接受别的观点，就必须放弃我们已有的某些观点。哲学立场是自觉地接受逻辑的推证的指导的。
不确定悬而未决的结论。对待任何证据不充分的问题都必须自觉保持不确定的看法。当一个人持有哲学立场时，他自觉地不对结论尚未得到证明的问题作出判断。推测同怀疑一样，相信它们也是哲学立场的特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在已知的事实启发下总能产生一种得出结论的趋向，总能找到尝试性的结论。这是一种相信的立场，并不是教条的态度，即是一种推测的立场。“极端的怀疑主义与极端的教条主义一样使人难以接受。”
坚持。哲学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执著的努力。短暂的怀疑并不能使人成为哲学家。哲学立场通常是在长期深刻地思索中培养起来的。哲学是对领悟的探索，即使遇到困难也不泄气，它是“向着明确的思想作顽强努力”。一般人不能成为哲学家主要是因为缺乏毅力而不是智力贫乏。“不动感情”，哲学家总以他们特有的“冷静的思索”而闻名。作为哲学家，他既不爱，也不恨，既不偏爱也不厌弃，仅仅是探索理解并领悟。在理想状态下，哲学家追求最高的理智和最少的情感。然则，对于任何一种立场是否皆能完全没有丝毫激情尚有争议，故，认为哲学立场应该是非激情的观点也会引起争论。一些东方思想家对西方人把理智与情感（还有哲学与人生）的界限划分得过分鲜明感到遗憾。他们指出，至少在希腊时代，哲学的最初含义（对智慧的热爱）涉及一种对充满激情的生活的充满激情的立场。那么哲学立场就并非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哲学立场将成为一种公正无私的激情，一种不偏不倚的兴趣，或像当代科学家们经常提及的，“保持客观的意愿”。
三、方法
什么是哲学方法？它主要存在于深思熟虑或是深层次的思考之中。“哲学思想并不是少数人所说的只有哲学家才进行的思维。从一定程度上看来，正像每个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总要从事行医、工矿业、金融财政、艺术等工作一样，他也要进行哲学思维。”(13)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法，是一种在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被每个人（包括小孩和原始人）所运用的方法。进行哲学思维并不需要天才，也不需要长期训练。但它常常需要人一开始就培养起洞察事物的习惯。
既然哲学家的工作是解答问题，也就是对我们预先假定了某种答案的问题做调查研究，故他的方法必须与他的任务相适应。在这一点上，哲学问题和科研问题一样，所以科研方法和哲学方法也相同无异。它们在两方面完全相同，即，两者都运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
归纳法基于从许多不同的具体经验中作出的一般性结论。比方说，如果食品、友谊、生活仅仅因为其令人满意就是美好的话，那么会不会所有东西，只要它令人满意就一定是美好的呢？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哲学家们系统地阐述由观察启发得到的假设，而后通过进一步的经验去检验它。他们检验各种各样的观念，检验普遍的思想观念，甚至检验整套的思想体系，如唯灵论、唯物论等等。它们中的每一项都会经过哲学检验，以便明确它是否适应合理解释或解释其合理性达到了什么程度。
哲学家仍然认识到有许多可供选择的体系，这一事实说明哲学实验仍在进行。那些因哲学家没有尽全力而气恼的人忽略了这个事实：哲学作为已完成的产物，它和哲学实验并非完全一致。那些拒绝自愿实验性地寻求哲学方法的人缺乏成为一个伟大哲学家所须的东西。某些人认为哲学家不搞实验，他们错误地认定实验只发生在实验室里。一位科学专家虽然表面上操作试管或望远镜，他也在进行思想上的实验。他的实验室仪器对于实验是必不可少的辅助物，但绝不能构成整个实验。它们对于科学家脑海中较大范围的思维活动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对于实验器材来说，无论它多么精密，多么有用，却不能代替科学家思考并为他下结论。没有任何实验者能脱离心理实验，也没有任何心理实验，只因为它没有利用任何明显的专门器材而不是一项实验。
演绎在于发现种种暗示然后作出推断。没有人能够在不找到暗示，也不搞清由此的推断是否经得起考验的情况下，就验证了某一观点，特别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其它经验。单一的思想和整套思想都包括暗示。如果一种思想或体系是正确的，那么由它产生的暗示（推断）也是正确的，还可以作为生活目的的向导。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清楚一般暗示，但是那些已经变得（或一直）对自然法则持审慎立场的人，将继续虚心地关注种种暗示本身。
虽然暗示的基础存在于人的脑海，但它的本质是什么，而且它显然并不是反复无常的。此外，对所有逻辑学著作系统地学习能揭示它们的某种一般物证或是主要原理原则。打个比方，所有的著作都包括一些一致性或非矛盾的原则。当两种断言发生矛盾时，显然其中一种断言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各种逻辑著作可能含有针对玄学、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问题的不同解答，就像各种玄学、认识论和价值论中也包括不同逻辑知识一样。关于逻辑的一致性和矛盾性本质的问题不能脱离于其它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被解决。很有可能如此之多的逻辑著作中每一种都揭示出一个不同观点的结构。所有的这些观点会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因为每个观点揭示整个复杂经验的某一部分。也许有句话是正确的：“我们拥有的观点越多，用来互相帮助和充实，我们对宇宙的真正了解就会越来越深刻。”(15)因此，“让我们把每一种观点都看作是实验性的”(16)。虽然我们没有得出关于逻辑本性的最后结论，不借用演绎法我们仍不能运用哲学方法或科学方法。
除了归纳法、演绎法之外，哲学方法如果被深入地研究，包括第三个方面：辩证法。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越透彻，那么我们就越能完全地弄清作出推理的必要性及其本质。推断是无论何时我们持有某种见解所做出的或必须做出的任何假定、设想。也就是说，推断是一种由暗示得出的假想。辩证法，虽然有许多表现形式，简而言之是一种发现而已。那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持有何种观点，总会有另一种我们以前并未意识到的观点尚待发现。而且该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不同于或与我们刚选定的观点相冲突。这一发现又构成了第三幅能够理解前两者的透视，它并预见了它和与它相对的任何事物的不同点。或者等到思想家变得疲倦了，迷惑了，或者直到他得出结论说辩证法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属于方法论的立场与观点。它有自己的非辩证法的对立面，这个结论也接受了相冲突的观点彼此都必须被了解的部分。只有此时，辩证法才会获得进步。
既然辩证学家们对于辩证法的最终结局众说纷纭，最终陷入僵局（人们无法逃脱辩证所涉及的复杂事物所设的陷阱和紧张气氛），那么每个学生就有可能产生他自己的结论。然而，一个变化的结局和一个结束变化的结局两者的差异不会像当初出现时那么大了。无论何时，只要人们明白一点：既然认识基于人了解了已知事物，这位已知者虽然不能在认识的时候完全了解自己，却仍能通过他作为已知者必须在哪儿作推断演译。在这种情况下，辩证的例子就会再发生。在这个例子中，辩证法是思维的反复，比背弃它自己好得多。深思熟虑，不仅在于对某件事情的反复思考，也在于对于其思维本身的思考。一个人如果不是辩证的，就不能成为纯粹的批评家，而且没人能完全领悟哲学方法，直到他开始熟悉辩证法。【按：作者在这里提到了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所引起的争议以及陷入的僵局。虽然他最后给辩证法一个积极的评价，但小编在此提醒各位，须对黑格尔辩证法格外小心，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有一种魔力，能让那些定力不够的人，剑走偏锋，从而思维陷于懒惰，思想被窒息。】
哲学方法包括几种方法，或可以说是包括许多方面的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哲学不是对那些乍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东西的接受，不仅仅因为预想而满足，不是期望式的思考，不求助于权威，不是对习已为常的东西的接受，更不是面对看来确实难以克服的困难时陷入绝望之中。总之，无论哲学还会成什么，它都是通过反复思考而解决问题的办法。
四、活动
什么是哲学活动呢？哲学实际只存在于哲学化的活动之中，存在于有效的生活或生活方式之中。“哲学化”是指许多人各自的，或由他们分成几组共同反复考虑哲学问题时，在大脑里进行各种思索、推敲的过程。
探讨哲学的活动包括好奇的孩子们的迷惑与疑问，反叛的青年一代充满怀疑性的自我解决的思维方式。包括那些因成熟、父母身份和逐渐步入老年产生的强烈责任感支配下而学着去慎重推测的人的谨慎决定。同样也包括职业哲学家的更进一步的深层次的哲学探究。一些哲学活动相对比较轻松微不足道，而这些看来简单的理智存在于世界上最明智的哲学家脑海之中。中国谚语通常简短而且浅显易懂，但是其他哲学方法却要耗尽一生的时间来做这些巧妙的辩证，复杂的推理论证，系统细致的研究，还要仔细地定义那些需要特别的专业素质来理解的技术性术语。哲学不单由最简单或最复杂的活动所证明，而且也可能由任何类型的活动，可能得出正确或错误的结论，可能对人有用或无用的活动来证明。不好的哲学仍然是哲学，就像糟糕的药仍就是药，坏事仍就是事情一样。
究竟有多少哲学活动是下意识发生的，这仍是个尚待解答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对某一问题做提前的了解或做某些考虑就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下意识哲学活动。直到人的固有思维习惯已被某种令人困惑的事物打破，才会开始哲学活动，而且没有某些潜在的智力上的不安定因素，该活动就不会继续。它包括感觉到挑战并对此挑战作出某种回应。它必定因受良心的谴责产生的紧张所表示，良心会感到不安直到它调和了一些看来发生冲突的真理之间的矛盾。这样，虽然哲学立场相对来说是非感情的，哲学活动不能脱离陷入人类整个感情世界的境地，害怕、希望、挫折、烦恼、欢欣和气愤，但是这些所涉及的事物虽然在很多方面是自然而然并且有益的，如果哲学在更为冷静的场合没有得到充分精练，那些事物往往会致使哲学显得糟糕。哲学活动如不能使哲学立场与方法相结合，就会缺乏对哲学最深切的感受。
对众多初学者来说，举足轻重的活动需要随智力发展不断地成熟。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这一过程，最初是哲学的摇篮时代（只是简单的对信念的需求），然后是哲学的青春期（彻底变革继承的结论，通过怀疑和对自己信念的重新思索来寻求自由的思维方式），接着就是哲学的成熟期（达成他自己的信念——这些信念因某些能使他满意的理由而令他满意）。虽然理智的反抗使青春期对于上点年纪的人来说有些无道理，但它的确是“对合理性的反应”，一种对某种理智上独立的反应，在此独立之中人们通过他所作出的努力负责而取得重要地位。并不是所有在青春期对父辈的意见提出质疑的活动都是哲学活动，但有些活动是，而且这样的活动在由哲学立场引导时是对身心有益的。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理智的年龄首先由对事物的不确定怀疑所表示，然后通过寄希望有所发现，接着通过对目标的一瞥，最后是逐渐地满意进而求得思维的平静。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成熟，一些确实完全成熟的人也确实逐渐停止了他们的哲学活动，这样他们身边的哲学趋于升华，但只要一个人能以他的思维和谐、开放为快乐，他就能保持哲学性。
然而哲学活动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单独的，它也是社会性的活动。它包括：哲学课堂所教授的课程（它将由以下几点所决定：所需要学到的全部课程，上课时间表，班级规模，教学技巧，学习气氛）；“闲谈”中的内容，在人们“放下面子”的各种私下场合，也包括那些哲学发行物处在危急之中而召开的公开讨论会。更为专业的有，哲学活动是一些哲学社团所举行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中所进行的事项（它们由这些社团中的成员主持，参加人数由专门的报纸和报纸的影响力所决定）。在一些哲学杂志中的内容也是哲学活动（这些杂志通常靠补助金和可靠的流通而存在下去）。
虽然哲学活动始终以整体全面为目标，直到达到目标为止，但它不断赋予哲学新的特征，似乎对初学者来说又增添了一份惊慌与迷惑。尽管如此，哲学家们充满了希望，因为一个人能从内在的矛盾中解脱出来，所以社会也能够从智力上的疑惑中最终使自己获得自由。当今迅猛的工业化和大都市化使我们的哲学融化点保持在沸腾状态，初学者所期望的哲学一致性将难以实现，除非整个世界的文化合并成一个稳固的整体——一个新型的遍及世界的中世纪精神——它将会比民族主义的精神更难以脱离，而民族主义精神被迫地考虑其他民族文化的发达程度。专业哲学家充满了希望与信心但仍有些谨慎。当代的哲学家们主要以寻求统一性来指导他们的活动，一旦如愿以偿，想象力丰富的大脑又会转而去寻找新的统一。
如果现在我们因为自己的进步太慢而失去耐性，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如下事实：社会作为一个群体，往往比个体需要更多时间来整顿好内部的分歧矛盾。今日的社会并没有十分重视哲学所取得的进步，所以不可能对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形成吸引力，以吸引他们从事哲学研究。只要我们的处世哲学是那种满足于对事物的拙劣修补，而不是对周围的事物做细致的哲学探讨，我们将不可能期望（在寻求一个最终完美的处世哲学过程中）获得巨大成功。读者也许会把以上事实作为对他个人的挑战，从而他敢于为他所处的哲学状态尽一份责任。“整个宇宙的哲学功能恰恰和它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一样，成了一个社会理智的宣言……”
社会与文化，同样会通过哲学的摇篮时代、青春期、成熟阶段。当今的西方文化仍处在青春期，因而，世世代代的人们在文化发展的矛盾过程之中遇到过许多疑问。但是青春期是对成长极为有益的时期，所以现在对于哲学家来说，正是帮助其成长，有助于哲学发展的时候。
所以，哲学就是各种活动，就是形形色色努力解决问题的人，或者成天困扰着人们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活动的存在，哲学这个术语就没有包含其完整的意义。
五、结论
哪种结论是哲学结论呢？可能最简单的回答是：由哲学家们已经得出的（尽管有些不精确的）结论，就是哲学结论。由此又引来了另一个问题，要确定谁曾经是并且永远是哲学家的问题。我们对过去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们的认同，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现在我们毫无疑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阿奎那、培根、霍布斯、笛卡儿、洛克、贝克莱、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布拉德利、博赞基特、罗伊斯、柏格森以及詹姆斯等哲学家们身上。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哲学家们的地位怎样来确定呢？大多数人会认同杜威、怀特黑德、罗素，然而还有其他的哲学家们呢？如果不是还有成千的，也有成百的哲学家应该得到提名。再说，并非每一位名人所提出的论点学说皆是哲学结论。例如，贝克莱的关于水溶焦油的论文就是一个证明。然而上述回答或许对刚刚开始做哲学研究的初学者来说是有用的。但不管怎么说，身为哲学研究者如果不能意识到，专业哲学家和业余哲学爱好者们的各种结论（不管结论正确与否）亦是组成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所进行的哲学思维未免过于狭隘了。
我们的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回答：任何一个结论，除非该结论是针对某一哲学问题，否则它很难是哲学结论。假如你已经确定了哪些问题具有哲学性，那么要决定哪些问题是哲学问题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比如认识论、现实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怀疑主义被看作是哲学理论就十分恰当。而且那些含糊不清、尚未命名的各种假说必定也包括在哲学内。这些假设正引起初登哲学殿堂者们蹒跚学步地进行着哲学尝试。我们甚至可以再用一种回答方式：在这种回答方式里，看法及方法正决定着各种因素。倘若一个结论由富于开放思维的人，经过反复论证而不得其解，该结论就很难被认为赋有哲学性。向权威讨教，向神明求谕或者向魔法乞求而得来的结论不是哲学结论，除非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权威、神明或魔法师们也是哲学家。只有在这样两个条件下，从权威和习惯中得来的结论才具有哲学性。即，在这些结论被认可之前，是经过应用哲学方法而获得的。或者，结论已经被接受它们的那些人，经过没有偏见地、深思熟虑地加以论证过了。你自己没有经过仔细研讨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就接受它们，你就不是一位哲学家，你的论断就如同你的方法一样，不具有哲学性。
初涉哲学的人首先寻找的就是哲学结论。他们的搜寻总是围着目标来进行的。人们从哲学中所想要的不是哲学观点、方法、活动，而是哲学结论。这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是这样。但是很不幸的是，初学者们所想获取、希望寻得的哲学答案是一种现成的成果，并且就在书本里面等着他们去得到。当他不能很快找到答案时，总是垂头丧气和陷入绝望。许多初学者过于轻率地放弃寻找，是因为他们过于轻率地期望灵感的出现。这情形就像宁愿花钱在柜台前购物，而不愿在土地上通过辛勤劳作而得到收获。按一般人的想法，哲学家被误认为是一位圣贤，一位睿智的、对任何深奥的问题都能答复的人。而哲学家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研究者，一位有理解力的匠人而已。他们总是更看重他们的哲学方法和态度，而不是他们的结论。因此，哲学家将永远探索，以便把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贡献给人民。而哲学家的学生常常觉得他们总是得不到他们所要寻求的，其结果是不能领会必须从哲学家那里学到的方法，即一种更可靠的、为了他们自己寻求真理的方法。正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哲学家总是谋求使他们的学生通晓过去的一些重要的哲学论断和某些历史上的哲学难题，这些难题曾使哲学家们取得成绩，也获得了使他们在哲学路上蹒跚前行的技能。如果必要，将超越这些前辈们以前曾经提出的哲学结论。
然而，大众对哲学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主要不是因为有些哲学家宣称他们已经有了答案，而是由于某些哲学推论的成立，似乎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结果。有些哲学家（但不是所有的）认为，他们在哲学领域已发现了某些显然无法回避的结果。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一切都在激励着他去寻求答案。他想要知道，为什么哲学家们的观点不能取得一致？哲学非得有纷争来结束吗？每个人的观点都得和别人的观点一样完整吗？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已经树立起一种理想，即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对单个事物的正确见解应该仅仅只有一个。但真理也许是：没有任何一种对事物的见解能够完全令人满意。康格主张，每一种哲学观点好比色普图上的一条色带，无论谁来辨别，只能看到一种颜色。就像色盲的人在缤纷的色采中见不到艳丽的（并且更加逼真的）颜色。“如果宇宙万物的奥秘在一夜之间突然显现出来，并且在各个方面，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人都显露出来，那我们就可能只知道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哲学体系的多样性，部分要归因于知识的无穷无尽，并且必定要归因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或者任何一代的哲学家的片面的着眼点。正像当今某些人提出来的，哲学的这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丝毫不意味着使需要修正的哲学事业成暗淡状态），只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而这种多样性是令人想往的宇宙万物奇妙的后果，它使思想没有羁绊，它是想象力——所有真实哲学的本源——的肥土沃野。”
正如早就有人指出的那样，虽然一个人在推论方面无疑地缺乏自信，要是没有一点乐观主义和愿意孜孜不倦地追求哲学结论这些可及的东西的精神，他就不可能做专心于哲学的人。“一个人有可能会并无诚意地在研究哲学，用些半生不熟的、并不充分的概念来填充内容。”以往有太多的人已经这么做了。然而这些哲学研究上的败迹比起那些研究哲学已达到（或未达到）可以取得的成果而功亏一篑的败迹来，还不算太多。哲学将给那些在哲学研究上不及格的人打上不及格。最惨重的失败是那些宣称已经从别人的哲学推论中学到东西的人，而那些哲学推论他们确实未能消化吸收。“人人都有他的哲学，而人与人的各种区别主要在于其哲学的区别。我想说得更多的是：人与他自身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种哲学区别。这种区别使我领悟到，人们常常陷入一种不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中，这种不属于他自己的哲学引导人们远离自我，因为人们常常从别人那里借来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与自我很不相配的哲学。”(22)那些拥戴某一哲学而明显地又生活在另一种哲学中的人不能解释他们自己，这对其他人来说则显得虚伪。这些人向人们宣称着不是他们所信奉的哲学，而在生活中又奉行着他们宣称不赞同的哲学信条。像这种生活在哲学与自我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中的人，必须加强对哲学的学习。当他们被迫面对他们这种自相矛盾，并解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将承受诸多的苦恼与困惑。尤其是，当他们被带入某一哲学误区时，他们混淆不清地发现：“哲学使人糊涂”。
如果经过一段刻苦努力后所达到的目标是有价值的，那么所作的结论才是哲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按照“结论”，不但意味着哲学试验的解决和现实目标已经完成，而且还意味着（有某些）目标尚未达到。有些哲学结论（如一些尚未完成的目标）使我们懂得哲学活动的重要性。一旦哲学家已经解决了那些哲学问题，哲学活动变得不再那么有价值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力争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假使有一天，哲学目标终究得以彻底达到，哲学研究将超越哲学，出现一种要么没有哲学争论，要么争论完全是为了某些要弄明白的事这样的一种情形。如果没有许多的结论，试验的结论或其他方面的结论，也可能就没有了哲学。
六、效果
哲学不仅存在于哲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活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哲学本身所起的那些作用之中。“通过他们的成果，你会了解他们。”如你知道什么被做了，那你就知道做这些的人。也就是说，你明白了：呵，做那些东西的竟是这么一位人物！同样，为了完全了解哲学，受其影响你必须有些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不可能全部都能学懂，哲学也决不可能全部被学懂，其部分原因是我们甚至不了解有关过去社会各种哲学的全部论述。而我们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这个未来社会里，各种哲学思想尚未得以发展，仍将有许多尚不能确定的因素。因此，哲学的影响范围的含混不清，恰恰意味着哲学总是不断前进发展的。而且从此，数以百计的人们，在无论任何一个时刻所受到的哲学影响都是一个无法决定的数量。这种影响（包括无法估价的道德凝聚力）将在若干年内到处通行遍及各处。任何一种哲学界线的限定——寻找包容哲学效果的限定——都必将留下陈旧过时的论点。然而，某些哲学成果对任何一位留意它们的人来说，作用却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论点也许在私人生活、群体行为以及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观察得到。
每个人总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他们的哲学所潜移默化。一个人的选择动机不光受到饥饿、困苦、遗传、体腺、习惯和刺激等因素的激发，而且也受到他的哲学信条所诱导。这些信条告诉他什么是好或最好；什么是坏或最坏。有时他有意识地作了聪明的选择，但更常有的是，他总是受下意识左右而成了片面关注的牺牲品。即片面的视角影响了他的决策。即便他偶尔否认“是哲学在影响”，否认本身即是哲学影响。这使他要么陷入对哲学反叛的“哲学抵触”的苦恼中，要么他被哲学证明是不应属于哲学的人。哲学，像其影响一样，依靠怎样来感染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个受感染或拒绝感染的人来决定哲学命运，依靠在特殊的时代有特殊的信条来决定命运。由此看来，哲学应该部分地对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和社会改善论负有责任，这些主义和论点渗透到每个人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中。哲学毕竟是由某些非哲学的事物发生的，因为假如某人在探求哲学中完全地有所成就，他将毫无疑问地得到答案，进而他便接近了他的思想。他的结论越完善，他的疑问就越少，他的论断越伟大，他就越能成为思维完善的人。任何人都想要做一个思维没有羁绊的人，以便他可以成为思维完善的人，能够确信不疑地了解世界的人。因而，哲学永远不会自身完结，除非完结（或寻找完结）是以某种新知识来取代。
集团也受哲学的影响，一旦他们具有政治根基、政治力量和政治纲领，那么未来前景一定程度上由他们中间有影响的成员的意识形态来决定。
对那些觉察到在政治和商业中，哲学有其非同寻常的社会效果的人来说，哲学却不是一种奢侈品，做法高明的人懂得，如果要成功地领导人们，首先必须发现民众的基本哲学并听取他们的哲学以便激发引导他们。如果那种哲学将来没有产生出领导者所设想的效果，那么，或者他一定欺骗愚弄了人民，或者他必须说服人民转变到一种新的哲学上来，这种新的哲学将按人民的渴求来行动并产生结果。
最终来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的产物。反过来说，文化产生了哲学。有的人甚至主张说：“哲学与哲学在文明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没有指定的区别。若发现以及给哲学某些特征（在文明社会里某些独一无二的功能）下定义，就已经限定了哲学本身。”“那么，哲学制造了一个文化的代替物，为着遵从未来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种种模式，哲学是一剂添加物，并且它在文明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蜕变。一个人冒险向别人讲述某件事情，一俟说完，哲学也就按某个新的透视方法渗入某个阶层，哲学因此成为不属于它存在的'永久物’，它令人气恼地走进了一个欲望和利用的世界，它把人们带向一条令人担忧的、布满荆棘的道路。”没有哲学，也许便没有文明，而且像浪漫精神、理性主义、和平主义、侵略主义、神秘主义以及世俗主义等等，它们逐个之间的文化差异部分是由于它们的哲学差异。
使世界各区域文明形成区别的那些事实和效果就是构成哲学的事实效果。如果某一特殊的哲学产生了某一特殊的文化差异，经过仔细研究这些文化的差异，你就能懂得包含那种哲学本质的东西。然而它并不是构成某一特定哲学效果的各种活动的全部结果，而只是在这种哲学倘若没有参与产生该效果的条件下，其结果会与之大相径庭而已。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回顾总结对哲学的解释，即哲学涉及了问题、立场、方法、活动、结论和效果等因素，这便是当今的哲学。
哲学与反哲学
马里奥·邦格|著
万毓泽|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本文从实用的标准出发，探讨了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八种关系，并尝试回答了这些哲学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
本文为2011年10月邦格教授访问中国的系列演说之一，后收于作者的《评估哲学》(Evaluating Philosophies，Springer，2012)一书。译文有删减。
一套哲学学说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比如说，实在论(realism)有利于这种探索，但建构主义—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m－relativism)则敌视这种探索。一套哲学也可能暧昧矛盾:某些方面开明，某些方面蒙昧。比如说，莱布尼兹的逻辑和认识论是先进的，但他的泛心论(panpsychism)和单子论(monadology)则是落后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是进步的，但在科学方面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在艺术方面是革命性的，但在哲学上是反动的。实证主义一方面提升了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因为将科学研究局限于“描述表象”，从而阻碍了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强调所谓的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有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也因为低估了其他因素，并承袭了黑格尔的晦涩与混乱，从而损害了社会科学的研究。
此外，一套本来很进步的哲学，可能在被体制采纳之后而变得保守，像亚里士多德主义、笛卡尔主义、莱布尼兹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若要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哲学就必须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而不是变得僵化。
以上的讨论意味着，哲学家应该更加关注科学技术，而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应该根据哲学所带来的成果来评价哲学。比如说，他们不应该根据清晰(clarity)的标准来看待现象学和语言哲学，而是应该追问:它们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或者反过来说，是否阻碍了知识的前进?以下将简要探讨几种主要的哲学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依此来评估我所提议的“根据'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出自《圣经》。———译者注)的实用标准来衡量这些哲学”是否有理。
1
助产士(midwife)
无论在任何领域，只要是认真的研究者，都会尝试“正确”地思考，也就是试着清晰、一贯地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的哲学有助于研究。相反，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德勒兹、瓦蒂莫(Gianni Vattimo)、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他们的模仿者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字特技，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正如戈雅(Franciscode Goya)所言:“理性沉睡，群魔四起。”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可以说不是荒谬，就是琐碎。比如，胡塞尔在其著名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写道:“我作为原初的我，构成我的超越的他者的地平线，而这超越的他者，是构成世界的超越的互为主体性的共同主体。”如果还有怀疑，请看下一页:“这个当前的'我’，这个在延续的原初领域中已经延续着的'我’，在自身中将他人建构为他人。自身的时间化，可以说透过离开当前的作用(即透过回忆)，在我的消除疏异的作用(移情作用作为更高阶段的离开当前的作用——亦即将我的原初在场移入到纯粹当前化了的原初在场)中有其类似物。”
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和“弱思想”(weak thought)，反对知识向前发展，因为它们冒充成思想，还让学生去记住一些因为不了解而以为深奥的公式。老师们不敢告诉他们，国王其实没穿衣服。
若没有最起码的理性，我们便哪里也到达不了。当我们研究的是观念对象(如数系或理论)时，理性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但如果我们有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物质)的对象，那么，莱布尼茨式的激进理性主义就不适当了，因为这等于采取了先验主义，其武断程度与非理性主义毫无二致。
激进的经验主义也不适用于科学技术，因为它低估了要对某些虽然真实、但却无法直接感知的物、性质或过程(如电子、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如果我们要认识或控制真实的事物，最适当的策略就是“理性经验主义”(ratioempiricism)，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综合，它有助于将想象与观察、计算与实验结合起来。
然而，并非所有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法都行得通。比如说，康德把坏的理性主义(即先验主义)与坏的经验主义(即停留在表象的现象主义)结合起来。相反，科学实在论则结合了经验主义对经验检验的要求，以及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用假说和理论来解释表象(而非停留在表象)。
简言之，对探索现实最有利的理性经验主义综合方式，是采取科学的研究路径。若改写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论，我们可以说，科学技术必须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当中汲取的是它们的方法(假说—演绎推理方法和经验检验)，而不是它们各自的系统———唯心主义本体论和现象主义。
如果我们想要探索现实，就不能只是像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和其他激进的怀疑论者那样拒绝接受任何学说:我们还必须针对“我们想要认识什么”以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本体论(与现实有关)的假设和方法论(与研究有关)的假设。例如，研究者可能假定宇宙是一个连续体，或者假定宇宙由粒子组成;他也可能假定研究者可以完全认识或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宇宙，或是假定宇宙基本上是神秘不可解的。
自现代性于1600年左右出现开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便倾向于将事物视为“系统”或“系统的组成”，并假定可以一步步认识这些事物。换言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逐渐拥抱了系统性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假定，一切事物或者是系统，或者是系统的组成成分。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科学家是如何发现行星和恒星系统、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以及(更晚才发现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生态系统和(从家庭到国际体系等的)社会系统的。
据说
系统性的假说要求我们去分析整体，并揭露或抵消可能与这些整体发生互动的实体。有各式各样的系统:概念系统(例如理论和分类)、物质系统(例如分子和有机体)、符号系统(例如文本和图表)。
大家都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自然系统是物质系统，因此无法被纯粹的理念所影响。例如，我们都相信测量工具不会服从于使用者的一厢情愿。这并不是说自然主义者否认心灵层面的存在:他们只是否认心灵层面可以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
的确，在社会研究中，有许多人相信，一切社会层面的事物都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的由来。这个假说会让人把焦点放在社会的象征层面:语言、神话、规范、仪式等等。但同样真确的是，优秀的当代人类学者首先会去了解他所研究的部落的成员是如何谋生的:首先要活着(primumvivere)。洞穴的壁画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实用的用途，但壁画的作者无疑是活生生的人，通过劳力来获取食物、住所、人际交往和安全。
简言之，每一个(自然或社会)科学家都会或隐或显地采用各式各样的哲学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清晰、理性、实在论、经验检验和系统论。包含了这些原则的哲学，便能够发挥苏格拉底所自诩的助产术(midwifery)的功能。
比较没有疑问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人已经为古代科学的诞生和成长铺好了道路，他们勾勒出一套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原子理论。同样真确的是，大约同时，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概念，但却没有产生科学。这意味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虽然是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除了自然主义之外，还需要有好奇心和求知的勇气，而这些恰恰是古希腊的思想家和商人精英所具有的特征。此外，如德拉哥内蒂(Carmen Dragonetti)所强调的，希腊人并没有《吠陀》这类宣称可以解释一切的圣典。希腊人也没有婆罗门这种教士阶层，负责传播经文，留意经文的规定是否有被遵守。印度的知识分子服从于这个教士阶层，并被束缚在巫术宗教的思想之中，但希腊的思想家则可以自由质疑各种教条，并要求证明或证据:他们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家”。
2
老师(teacher)
哲学家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分析、提炼他们的概念，并能将他们的各种预设摊在阳光下。哲学家还能帮助科学家用更好的方式论证，并质疑各种(因为行之有年或被伟大科学家所认可而)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假说、方法和研究发现。哲学批评可以找出障碍、推动进步。下面让我们回忆一些近来的例子。
“弦理论”(stringtheory)虽然40年来都无法提出任何有道理的东西，但在物理学中仍然很流行。科学哲学家有正当的理由去怀疑这种理论是伪科学，因为它违反了波尔(NielsBohr)和爱因斯坦80年前首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新的理论不应该放弃先前的理论所取得的坚实基础。弦理论显然违反了这项原则，因为它假定时空有11个维度，而非4个———这个预设与所有的物理学相抵触，因而使它变得极为牵强。
同样，数字物理学(digitalphysics)假定宇宙的基本组成是“比特”(bit)，因此是符号而非物理实体，这便违反了这项定义:一切物理性质的事物都只具有物理性质，例如能量。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量子理论的哥本哈根诠释，亦即主张量子理论的所有公式都指涉实验情境。但即使是简单检视一下该理论的基本公式，也无法发现这种指涉实验的状况，更不用说指涉观察者了。此外，天体物理学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理论即使在恒星内部也依然有效，而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些区域进行实验的。当哲学家指出并驳斥量子物理的主观主义成分时，便为量子物理的客观主义(实在论)诠释做好了准备。
在这三个例子中，哲学家都有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科学家，让他们了解自己已在无意间采用了不恰当的哲学，比如贝克莱主教和康德的主观主义唯心论。
称职的、有益的哲学老师始终存在，但是差劲的老师更多。且让我们回忆一些据说“纠正”了科学的著名哲学家:(1)康德试图纠正牛顿的天体力学，发明出一种可以抵消引力的排斥力，从而可以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释行星轨道;(2)黑格尔拒绝开普勒之后的所有科学，包括牛顿和欧拉(Leonhard Euler)的力学，以及道尔顿(John Dalton)和贝采利乌斯(Jons Jacob Berzelius)的原子化学;(3)直觉主义者柏格森写了一本书来反对狭义相对论，但还好他气量大、够精明，没有让这本书广为流传;(4)维特根斯坦曾谴责当时刚开始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宣称把心灵和大脑联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5)波普尔几十年间皆主张演化生物学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而非物理性质的理论;心灵和大脑会产生相互作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正确的;(6)福多(Jerry Fodor)近来宣称，达尔文并不了解自然选择(即“天择”)的概念。
3
守门人(gatekeeper)
哲学的传统任务之一是捍卫自己的边界，特别是防止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入侵。历来也有哲学家一心想要在科学面前维持哲学的独立性。有些哲学家则大力提防伪哲学和伪科学。前两项(捍卫边界的)任务可以说执行得相当成功:宗教性的哲学自文艺复兴晚期以来就被边缘化，而科学性的哲学虽然被宣告了好几次，但最多只是还在进展中的工作。特别是新实证主义，虽然一开始曾被视为科学，但实际上离科学还相当遥远。
第三项任务，即提防混淆“文字游戏”与“哲学”、“伪科学”与“科学”，未来仍会是重要主题，因为把花哨的字眼凑在一起，要比建立世界观简单得多，而且每一项科学的突破性进展，似乎总会引起蒙昧主义式的反动。的确，我们可以想想，历史上最糟糕的猎巫行动正是在科学革命期间展开的;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中的哲学成分，是对革命时期的法国所盛行的科学主义的反动;存在主义几乎与量子力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同时诞生。
我认为，哲学家有责任去驳斥在某些学派中冒充为深刻哲学的后现代文字游戏。我也认为，科学家有义务去揭露各种伪科学，解释为何它们是学术欺诈，有时甚至是商业欺诈。在第二节中，我已经引用过两段胡塞尔的神秘文字，而胡塞尔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受虐狂们应该会很喜欢阅读胡塞尔徒孙的文字，特别是德里达、德勒兹，他们成功地让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的文字特技更上一层楼，虽然功力还比不上海德格尔。
4
典狱长和囚犯(warden and prisoner)
一切哲学派别即使一开始是进步的，但当它因为某些科学新知会危及其某些原则而拒绝接受这些新知时，就变成反动的了。这样的哲学派别应该称为“典狱长”，而非“老师”。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些典狱长式的学说。
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拒绝接受伽利略的研究发现，因为这些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说法相抵触。贝克莱主教嘲弄微积分，因为它和一切新生儿一样不完美。休谟拒绝接受牛顿力学，因为它超越了表象。康德强化了现象主义，并宣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两者既无法被数学化，也无法进行实验控制。黑格尔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学新发现，因为它们与他的“客观逻辑”相抵触。尼采更是拒绝整个现代性，尤其是科学。
孔德、马赫、杜恩(Pierre Duhem)、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及其他实证主义者都谴责原子理论，因为原子理论假定了无法感知的实体的存在。柏格森宣称，数学和科学方法只能用于物理学。新黑格尔主义者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在担任墨索里尼的教育部长任内，摧毁了著名的意大利数理逻辑学派。胡塞尔把自己的现象学与所有科学都对立起来，因为后者是实在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明星学生)出于同样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科学不思考”(Die Wissenschaftdenkt nicht)而拒绝一切科学。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家拒绝数理逻辑，因为它是“静态”的，并且谴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因为它们采纳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某些通俗作者所提倡的主观主义的诠释方式。纳粹则打击现代物理学，因为现代物理学是反直觉的，因此与雅利安精神相抵触。
这些对新科学所展开的(伪)哲学攻击，都没能阻止新科学的发展，但却都起了阻碍作用。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减缓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筑起了一道墙，彷佛世上并不存在生物社会科学(biosocial sciences)，例如人口学和流行病学;新康德主义还主张“了悟”(Verstehen，指“理解”或“诠释”)优于解释;采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忽略了社会系统(从街头帮派到跨国企业)的总体/突现(emergent)的特质。
罗素写过一部批判性的西方哲学史，在科学家中广泛流传，但却不怎么受哲学家的欢迎，因为罗素在书中严厉批评了蒙昧主义。以下我们只举出一些例子，这些哲学(或伪哲学)或许可以被称为“憎恶哲学”(misosophy)或“反哲学”(phobosophy)，因为它们都蔑视、畏惧或痛恨知识。
或许有人会说，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分别启发了韦伯(诠释社会学)、舒茨(AlfredSchutz)(现象学的社会学)和弗兰克尔(ViktorFrankl)(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然而，韦伯(借助李凯尔特)对狄尔泰的认可纯粹是字面上的，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此外，虽然韦伯夸大了符号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忽略物质因素。至于现象学的社会学，其实比较像是素朴的社会心理学，而非社会学，因为它将自己局限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特别是对话之中:它明显忽视了宏观的社会过程，如社会冲突、经济周期和战争。而存在主义的精神医学，即使在最好的案例中，都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忽略了生物精神医学的进展，而生物精神医学运用了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药学的研究发现。
简言之，以上列出的哲学学派都无助于推动知识的前进:它们都是典狱长;或者更糟的状况是，就像我们在激进怀疑论的例子中看到的，它们还阻碍了对世界的科学探索。这特别适用于当代的激进怀疑论，即由反对默顿(ＲobertK.Merton)的科学学派的科学社会学者所普及的建构论相对主义。建构论相对主义阻碍了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因为它否认客观真理可能存在:在它看来，所有的存在物不是武断的发明，就是社会的建构。
最后，一套学说如果能够促进某个宗教、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利益，便可被称为“囚犯”。这套学说的追随者并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宣传、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及打击信念与自己相左的人。他们不信任一切在自己团体以外流传的观念。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原始部落的成员:他们忠于传统，并放逐或惩罚奉行异族习俗的人。他们都扮演着圣火看护者的角色，并谴责、驱逐或迫害“离经叛道者”。因此，他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发现、发明或创新教育的乐趣。简言之，他们试图阻止进步，也因此而落后。
5
被背叛者(cheated)
假如一套学说热爱一门学科，但又得不到回报，我将称之为“被背叛”的学说。两个前文提过的明显例子是实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者都表明自己热爱科学。的确，科学与(实证主义所固有的)现象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格格不入:科学会远远超越表象，而且既看到“合作”(假如没有合作，任何系统都将无法存在)，也看到由资源(可能是某种化学反应中的试剂，也可能是人群中的一块土地)的稀缺所导致的“冲突”。
实用主义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被背叛的哲学，而这次是被现代技术所背叛。的确，与传统工艺相反，当代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除了最重要的成效试验(testofefficacy)以外，当代技术并不把实践(praxis)放在优先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并不是一套合适的技术哲学。
第四个不忠诚的例子或许可以被称作泛逻辑主义(panlogism)或逻辑帝国主义。这种看法认为，逻辑是哲学化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采用这种策略的学者相信，只要有了逻辑的帮助，就足以处理所有问题，即使逻辑这门学科对任何主题来说都是中性的。事实上，有些逻辑学家会对那些他们欠缺认识的主题大发议论，从量子物理到史学皆是如此。但采取了逻辑观点的人只能看见一个大概，因为这正是逻辑分析能够带来的东西，也就是“形式”。例如，在“a比b好”和“a比b晚”之下，他都能看见“a＞b”。泛逻辑主义还会导致物质存在与观念存在的混淆。
6
佣兵(mercenary)
真正的哲学探究与数学工作一样无私:既不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权力，甚至不是出自追求真理以外的一切理由。换言之，哲学化的工作就像证明定理或创作音乐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
然而，哲学上的学究和好战心态(试图捍卫或宣传某套学说，而不是去分析概念或探寻新的真理)与基督教中世纪一样，在今天随处可见———中世纪时，哲学被明确视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奴仆。
例如，冷战时期有两个黑格尔学会各自出版年鉴，一个在西德，一个在东德，双方都致力于让黑格尔的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大力赞扬国家，甚至认为国家是“上帝在人世间的行走”。他还拥抱了霍布斯的法实证主义，主张“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换言之，强权即公理。这个论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说得通的，但是却无法成为法的哲学基础。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宫廷哲学。而宫廷哲学家比宫廷中的小丑还不值得尊敬，因为后者至少还敢说真话。
尼采、凯尔森(Hans Kelsen)、施密特(Carl Schmitt)、哈特(H. L. A. Hart)的哲学不区分恶与善，并否认正义可能存在于法律之外。还有什么比这类哲学更像“佣兵”呢?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大众哲学家兰德(Ayn Ｒand)所鼓吹、体制内经济学家所实践的“理性自利主义”(rational egoism)了。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除了知识上的佣兵之外，还有一些善于服从的哲学家，比如那些在冷战时期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苏联国家安全局(KGB)的哲学家。忠于自己兴趣的哲学家只好销毁档案、逃跑、转行，或喝下毒酒。
简言之，佣兵式的学说用卑躬屈膝来交换真理，因此他们不配称为哲学家，正如朝廷弄臣也不配称为政治家。
7
逃避现实者(escapist)
且让我们用“逃避现实的哲学”来称呼那些忽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晚近的例子中，最明显的是现象学、语言哲学和模态形而上学(modal metaphysics)。现象学的核心关怀是自我;语言哲学否认哲学问题的存在;模态形而上学则提出了各种伪问题，例如:专有名词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跳跃时的命运是什么?
我之所以对语言哲学有所抱怨，不是因为它是分析性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没有运用任何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它们的分析是肤浅的。例如，在分析“部分”(part)这个概念时，不是去研究不同的人类群体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相反，“使用”并不创造“意义”，而是恰恰相反。
我还认为，分析只是一种手段:哲学化的最终目标是哲学综合，即建立哲学理论，如时空理论、公民正当性理论等等。我还要补充:由于要找出一个观念的意义只能透过研究“什么意味着这个观念”和“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因此，综合才是最好的分析，特别是把有待分析的观念放置在假说—演绎系统之中。例如，若要阐明“时间”这个概念，方法不是去找出“时间”这个单词在某个部落(甚至是物理学家的部落)之中的使用方式，而是要建立一套时间理论，或者，更好的方式是建立一套时空理论。
至于第三种逃避现实的哲学，即先前提过的“可能世界”的哲学，无法帮助我们解释现实，因为它根本不处理现实。这套哲学的原始动机是找个方法来运用模态逻辑，亦即可能性的形式理论。“可能世界”形而上学之父克里普克建议用这种方式来诠释“p是可能的”:存在一个在其中p为真的世界。但除了我们生存的世界外，根本没有线索可以加以验证。
这种诠释方式的好处是，它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开启了方便之门———这是神学家的想象，而不是科学家的想象。例如，如果有人主张猪可以飞，那么他不会被纠正，而是会得到这样的响应:你是对的，有个叫作“Porcalia”的世界，那里的猪确实会飞。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猪因为没有翅膀，所以不可能飞，那么他会被再三保证这并不重要，因为“只有有翅膀的生物能飞”这个命题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除了一致性以外，这种理论没有提出任何类型的限制。它甚至没有界定“可能世界”这个关键概念。在这个理论中，任何事物(除了矛盾以外)都是可能的，也因此百无禁忌。
可能世界理论家喜欢的一项主题是“僵尸”(zombies)，也就是海地民间传说中的那种没有心灵活动的人。他们主张僵尸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思想活动是脑部发生的过程”，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主张，可能有这样的世界，其中存在着没有脚的桌子、永动机、诸神等等。
简言之，除了自杀以外，哲学家至少还有三种方法可以忘却现实:将现实悬而不论(现象学的“方法”或“悬置”);专注在文字上(语言哲学);幻想各种不可能的事物(可能世界理论)。修道院院长和精神科医生向来知道有些人会试图逃避世界，但以前这种人没有这么多，也不会以哲学的名义这样做。
可能有人会觉得逃避现实是无害的，但并非如此。假如自己做得太过分，逃避现实就像沉迷于酒精、电视或网络一样会毁灭自我。假如老师这么教导，逃避现实的学说就会令学生不再关注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有意义的问题才是更难以处理、会带来更多收获的。只有寄生虫才会设法把生命用来做白日梦。
8
矛盾(ambivalent)
有些哲学是矛盾的:某些方面进步，某些方面退步。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其中三种: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柏拉图摒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因为他相信，“月下”世界(即尘世)是会“朽烂”(发生变化)的，因此是不受规律支配的。相反，他赞扬数学，即秩序的领域，并且称颂数学相对于这个世界的独立性。这正是为什么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从柏拉图到莱布尼茨、波尔查诺、弗雷格和罗素)对数学的发展与威望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同时阻碍了对现实的科学研究。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鼓励所有的科学研究，并且亲自研究生物学和政治学。此外，他还把他老师的理性和某种较为胆怯的前苏格拉底式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和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进一步强化了其老师的自然主义。但不久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便僵化了(尽管它始终有助于反制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蒙昧主义和主观主义)，变成贫瘠的繁琐哲学。一直到新科学出现——伽利略、哈维(William Harvey)、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开普勒、波义耳(Ｒobert Boyle)、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奇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的成员，他们全都是理性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实在论者、科学主义者——之时，才成功克服了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半世纪之前才诞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既赞扬了它的成就，也批判了它的失衡和不公正，从而提升了社会研究和政治哲学。不幸的是，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历史主义”)、辩证法和先知式的狂热，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型态，都污染了他们的科学研究。
卢梭、休谟和实证主义者是另外的矛盾案例。前两者都攻击自然科学，但分别对政治和宗教抱持着进步的观点。至于实证主义，它虽然试图斩断物理学的翅膀，但在社会研究中却有助于让科学脱离空洞的文字堆砌和天马行空的猜测。直觉主义者柏格森针对道德与宗教的起源写了一些合理的作品;在离开胡塞尔的阵营之后，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对组织的范畴与层次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
简言之，在颂扬或攻击某个哲学学派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是否具有正面的贡献。毕竟，在哲学中可能见到的状况是没有金矿，而只有一些金块。好的金匠可以用这些金块制作出王冠。
9
结论
众所周知，虽然各门科学的指涉对象不同，但它们在方法上是一体的:所有科学都是透过清晰、严谨和检验来追求真理和普遍性。各门科学的统一和和谐与各门哲学的杂音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每个哲学家都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来界定“哲学”这门学科，因此，每个哲学家都可能大力抨击自己不喜欢的学说。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哲学。我提出的标准就是: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