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的手抄本到信息茧​房，始终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整个工业时代，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信息起着重要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稀缺状态。

老一辈和生于70年代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一些比较稀罕的报刊，例如《参考消息》，不是谁都能看到，更别说《内参》这样的资料。

在70年代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过一些小说的手抄本，比如《第二次握手》在没有公开发行前，就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过多年。

厚厚的一本小说竟然用钢笔抄写下来，装订好，并且悄悄地流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普通人对于信息是多么饥渴。他们期望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更多的信息，以指导自己的生活。而处于社会高层的人从来不缺乏信息，也不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是高层信息越灵通，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它们可能是各种内参、文件，也可能是口口相传，而无论哪种方式，这些人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和丰富程度都能保障他们所处的位置坚固。

进入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要有钱，普通人就可以安装以前需要开介绍信，处级干部才能用得上的电话，标志着现代化信息工具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电视开始普及，收音机的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各种报纸、杂志摆满了报刊亭。普通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起来，信息量逐步增加。

信息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普通人解决了信息匮乏问题，却出现了信息偏食，他们总是挑拣自己喜欢看的媒介，吸收着自己偏好的信息。这种信息偏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互联网初期。而同时期的社会高层却凭借着均衡的信息渠道有效地避免了信息偏食。

21世纪初，互联网继续发展，直到出现移动互联网，信息爆炸将普通人淹没在信息洪流中。此时，普通人可以轻易地获取巨量信息，但同时，信息的含金量迅速下降。

很多人认为，通过扩大信息量，采用多渠道验证的方法，就可以提高信息的含金量，而事实正好相反，信息不对称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有所改变，互联网反而放大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最实际的例子就发生在股市，靠近信息源头的人赚钱了，而这群人还是那些社会高层。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利用碎片时间进行个性化信息消费的时机成熟了，由此发展出的个性化推荐信息算法被平台普遍采用，信息茧房从此诞生。

“信息茧房”一词来源于美国法学家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网络共和国》一书。书中假说，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面对海量剧增的信息，会倾向于从中选择符合自己喜好的加以吸收，结果每个人摄取的内容范围，都将变得越来越狭隘。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个性化信息消费，正在形成一个个信息茧房。

有人反对这个观点，曾经做过实验试图否定信息茧房的存在。2016年，哈佛大学的Seth Flaxman等学者选择了5万名参与者，要求他们报告自己最近阅读、观看或收听的新闻媒体，同时通过电子手段直接监测和记录他们的实际新闻消费行为，包括网页浏览历史等。研究最终发现人们实际的媒体消费比他们自己想象中更具有多样性。

然而，我们要注意，这种看起来的多样性正是信息洪流的结果，形式上的多样和数量上的增多，并没有提高信息的含金量，只不过是茧房更大了，以至于看不到茧房的存在。朋友圈归的属感，群强化固有的认知，快餐式的信息消费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更大的茧。

实际上，很多人明知是茧房还要进去，他们是为了获取安全感，抵御信息冲击。

只要一根网线或者一部手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发业余生活的空白，休整工作一天后劳累的身体，安慰实现不了理想的焦虑，快速进入舒适区，刷刷视频，看看段子，时间过得更快，麻醉一下自己，用茧房隔离现实，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无奈。

茧房是合力打造的结果，而谁对信息茧房乐见其成，就要看谁是受益者。

首先受益者是管理者，为了生存，上班在单位忙于工作，下了班窝在茧房里舒适地度过，这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运行模式，管理者乐见其成。

其次是经商者，通过信息茧房输送流行观念，将信息茧房作为生产线，将人作为产品，成为它们稳定的客源，收获稳定的产出。茧房入住率，在线率就是考察一个信息平台的指标。

信息茧房的存在，短期有利于稳定，而长期却极大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如何破茧成蝶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