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是剽窃吕超的考古学历史学成果建成的
申 诉 书
关于临沂大学员工赵光怀未经原创作者吕超允许，将原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院长吕超的东夷文化研究材料提交临沂大学，成立临沂大学东夷文化专家组；并提交临沂市政府建立临沂市东夷文化博物馆（包括皇山东夷文化园）的相关事宜，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诉如下：
2011年12月21日，山东省社科年会在青岛科技大学召开。我受邀参加了这次年会，我的《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荣获山东省社科论文一等奖，并被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省2011社科论文》文集。会议期间，我拜会了山东省社科联分管社团部的李海萍副主席。向她汇报了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对东夷文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呈送了《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东方神曲》（文集提纲）、《筹建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申请》三分材料；并向李海萍副主席汇报了筹建“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的设想。经李海萍副主席基本同意后，我开始了“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筹建工作。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范围涉及整个东北亚，时间跨度十一万年，是我国第一次从如此的深度和广度探讨东夷文化的源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就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地理学专家尹钧科称“研究的很深”。2011年山东省社科年会共表彰了30名一等奖，30名二等奖，40名三等奖。我是一等奖的第2名，和前10名一起代表一等奖获得者上台领奖。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泽存在会上高度肯定了本届年会所取得的成果，指出本届年会成果“分量重、价值高”。
2012年春 ，我打印好《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东方神曲》（提纲）、《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成立申请》、《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章程》去省会济南。到山东省社科联合会社团部汇报了关于成立“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的相关工作进展情况。之后又去山东省警察学院找许家竹教授商议筹备“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相关事宜。许教授邀我到宾馆吃饭，席间我向许教授详细地介绍了我对东夷文化所做的在考古方面和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东夷文化源流考》《东方神曲》（东夷文化历史故事文集）具体内容。并详细地介绍了关于建立“东夷文化展览馆”和东夷文化圣山的设想。许教授对我的设想非常赞同。我提出请许家竹教授参与“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工作的要求，他欣然接受。席间，许家竹教授推荐他的同学临沂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赵光怀加入，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让他负责联系赵光怀院长。
我从济南回来之后，等了一段时间。许家竹教授打来电话说已经和临沂大学传媒学院赵光怀院长取得了联系，大体介绍了关于成立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对方同意参与“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筹建工作。许家竹教授给了我赵光怀院长的手机号码，让我和赵光怀院长联系。我用手机发给赵光怀院长短信，对方没有回复。我找到临沂大学传媒学院网页上显示的传媒大学的电子邮箱，将《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和《关于成立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的申请书》（没有封面，只是内容，开头是“尊敬的山东省社科界联合会领导：”），以及我的另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报告一同寄过去。邮件寄出后不久，赵光怀院长打来电话和我联系，表示支持并同意加入筹建“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的工作。
我综合大家的意见，基本决定成立由吕超、仲大军、赵光怀、许家竹、卢旺参加的“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筹委会”。这其中只有济南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卢旺没有通知，原因是他是我的学生，平时麻烦的太多，不想随意打搅，等事情基本办妥后再和他说一下。
与赵光怀电话达成合作协议后，隔了一段时间，我去临沂大学找赵光怀，可是赵光怀拒绝见我，我和赵光怀的合作到此终止。至于，赵光怀的态度由热转冷很是反常。搞学术，交流是正常的。我拜访过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齐延平，拜访过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程继春、法学院院长袁兆春、经济学院副书记董家忠。山师大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等等，论文就是通行证，只要研究的问题对路、有价值，大家都不放弃交流的机会，有些学院领导至今还和我还保持着联系。赵光怀是由同学许家竹介绍，我将材料寄给他后他打电话主动和我联系，彼此家通过电话、短信、邮件也有相当的沟通。可是，当我登门拜访的时候，却被拒之门外，这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
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是2015年11月28日正式启用。在此后不久，我去莒县政协，莒县政协副主席贾高迁对我说：老吕，临沂建了一个东夷文化博物馆，有空我和你去看一下。过了几天，我去约贾主席一同去看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政协的同志告诉我，贾主席外出开会去了。于是，我一个人去了临沂。我去的时候，临沂东夷博物馆前面的广场西南角还在施工。进馆一看，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博物馆是用我的文章为蓝本建的。从凤凰岭文化始到结束，一切以我的文章顺序布置的。我当时就有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一定是赵光怀的问题。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哪里的专家组织的材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扯东道西，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从哪开始我就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追踪赵光怀和临沂东夷博物馆的直接关系。
2018年秋冬之际，我再次查阅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网页的内容，这次有了确凿的证据。网页上登载一幅照片，照片上总共七个人。五男，两女。照片下面有一段文字写道：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迎来了 由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滕向农书记、魏本权院长、王红坤副书记及我馆筹备专家组成员——孙海洲教授等领导和老师带队的……终于找到证据了。我将图片截屏，并打印下来。第二天我就去了临沂大学。
去临沂大学，到明义楼，从东门入。在楼大门斜对面（靠南）有一个办公室，我敲门进去，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是女的，多数年龄较小，貌似学生。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背对门口面朝西坐在办公桌前。我走向前去说，我是学校老师，接学校的任务编写地方教材，听说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影响较大，希望将其编入。问临沂东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方说专家组在临沂大学，所以登门求教。我边说边拿出了打印的照片，问这些人谁在专家组里？对方很爽快地回答：这些人都在专家组里。我接着他的话茬说，听说有个赵光怀老师也在专家组，对方答道：他也在专家组。我问那位同志，我应该去找谁呀？她说找魏院长吧，在二楼办公室。
我上了二楼，来到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办公室内一位女同志给我联系了魏本权院长，魏本权院长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见到魏院长，说明来意。魏院长热情接待，我问起东夷文化，请院长介绍一下。魏院长支支吾吾，连个东夷文化的轮廓也概括不出来。谈了几句之后，说道：我是搞沂蒙沂蒙文化研究的，赵光怀老师对东夷文化比较熟悉，我给联系他，你找他了解一下吧。很好，我回答。我暗自想道：没几分钟，赵光怀就被追出来了。
魏本权院长打电话给赵光怀，说明我的来意，希望赵光怀接待一下，给介绍一下东夷文化的相关情况。赵光怀说是正在开会，把事情推脱了。
魏院长说，我给你孙海洲老师的电话号码，你联系一下孙海洲老师，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吧。我接过魏院长给我写的孙海洲手机号码的便条，道谢后出了魏院长的办公室，在院长办公室前面休息区坐下，准备给孙海洲打电话。这个时候魏本权院长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说是开会，匆匆忙忙的也走了。我的估计是历史文化学院的那位女同志看出我的来路不对，提醒了魏院长。魏院长所以闪了。当然他也是不愿意沾是非。我给孙海洲打电话，对方关机。这么巧，是不是孙海洲也闪了——我想这是肯定的。
综合我去的几个办公室跟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几个领导和老师的谈话，我有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是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还是临沂大学的学校领导，参加东夷文化专家组都是一种名义，或者是为着从中分得一杯羹。真正临沂大学东夷文化专家组的材料其实就出自赵光怀一个人。至于孙海洲，那只是个“托儿”、“防火墙”、“挡箭牌”，以学校的名义为赵光怀跑腿罢了。
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了解的情况，我在此之后又去了一趟临沂大学。到了赵光怀原先工作过的临沂大学传媒学院。传媒学院办公室有一位男同志（估计是传媒大学办公室主任）值班，我以找赵光怀院长请教东夷文化相关问题的名义向那位领导了解相关情况。哪位领导说的完全和我前几天在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了解的情况一样。至此，再也没有别的疑问了，我出了临沂大学传媒学院到临沂大学学校办公室向学院领导通报相关情况。我在门卫出示身份证件，说明来意。门卫请示后，让我到校长办公室找梁主任。我到临沂大学学院办公室，见到梁主任。我向梁主任通报了赵光怀剽窃我东夷文化研究成果的经过，同时通报了我先后到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传媒大学了解的情况。梁主任没有提出异议。他对我说：你写成文字材料，我交学校领导，让学校领导处理。此后，由于我父亲刚刚过世，我身体一段时间状况一般，所以将这件事情搁置了一段时间。
考虑到临沂大学的领导已经参与到这桩剽窃案之中，相关材料又被临沂市政府利用建了临沂市东夷文化博物馆，所以我这次直接向临沂市政府领导提出申诉。
临沂建“东夷文化博物馆”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在意料之外，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说是在意料之外，原因很简单，因为临沂在此之前没有系统的东夷文化研究先例。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以沂沭河流域为中心，以东北亚为背景，时间跨度十一万年，是一项浩大的社科工程。我搞《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这个课题，在考古方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的范围：中心是沂沭河流域，其次是山东省及山东省周边地区，再就是环渤海黄海国家和地区，主体范围在东北亚，几乎穷尽了这个范围有关十一万年以来原始文化的考古资料。然后再和国内其他地区同时代的考古资料进行比对，和欧洲、非洲及亚洲其他国家同时代的考古资料进行比对。当然，末次冰期环境变化北美的考古资料也不能忽略。以此，区别异同，找出规律，形成自己的末次冰期以来的人类发展观。形成东北亚人类繁衍、生息、迁移路线图。从人类发展的整体中，去分析部分、局部发展的特点。具体的讲，就是从全人类，东北亚的人类发展去确定东夷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从沂沭河流域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确定沂沭河流域在东夷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脚色。这是一个连点成面，连面成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没有总体的做参照，你怎么去定性部分特点。东北亚在末次冰期人类三次大规模的迁移，沂沭河流域在三次大迁移中所受到的影响。这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有先例的。一切从考古资料中去辨析，去发现。这中间还要考虑气候、地理环境、生物圈等诸多因素，你必须把这十一万年以来的时空模型在头脑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理论系统的建立要付出天量的劳动。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不能从这一连贯性的思维中解脱出来，精神紧张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身体虚脱，夜晚常被鼻血呛醒。和县医院肿瘤科主任薛德联说起这事，他说我在玩命。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这个课题，在考古方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实地考察。为了使自己体系得到实证，也为了将东夷文化从黄河长江流域的三大文化的混合体中剥离出来。我几乎考察了山东省的省级和地方大多数博物馆，并南下徐州、南京、武汉、郑州，到徐州博物馆、南京历史文化博物院、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北上北京考察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古生物古人类博物馆。
记得去临沂博物馆考察的时候，旧博物馆正在搬迁。博物馆研究员李玉亭老师接待了我。当我说为东夷文化研究考察而来的时候，李老师说：要研究东夷文化应该立足莒县（大意）。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发现。他说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有一个四个边向里凹陷的四边形图像文字，是“风”，应该是东夷文化的图腾标志。我从临沂回家后，从网上搜了一下，有一篇简短的说明文字介绍了这个内容。我问起临沂凤凰岭遗址的细石器文化，并提出希望去亲自看一下。李老师说不要去了，修火车道的时候被清理了。我说这实在可惜。老老师说，在考古过程中判定这个遗址属于搬运型——洪水搬运。我说这不大可能，凤凰岭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数量多，类型也比较多样，大量的细石器集中在一个范围内出现，洪水搬运是不大可能的。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把一卡车石子倒到河流的上游看看他能冲多远，分布密度有多大。细石器属于石器工业的一个类型，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打制过程比较复杂，怎么可能在大洪水冲刷下还有这么密集的分布呢？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地方是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区。老先生说，那也没办法了，已经被清理了。
临沂博物馆新馆是2011年启用，我在此稍前一点去的。与李玉亭老师的谈话起码透露这么几个信息。以临沂新博物馆启用时间做参照，在这之前临沂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东夷文化。即使整个鲁东南也没有几个专门研究东夷文化的。因为，本来从事这方面研究得就少，同行业谁在搞什么课题大家都比较了解。
再进一步说，临沂大学在这之前也没有专门系统研究东夷文化的人，因为谁研究东夷文化，都离不开博物馆。我与李玉亭老师交流，李老师只字不提临沂大学，更何况赵光怀。赵光怀在研究东夷文化，李玉亭老师能不知道吗？更何况临沂大学还号称有个专家组，这是其一。其二，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把根锚在凤凰岭文化上，截止到我与李玉亭老师谈话的时间，临沂一直没有对此类遗址引起重视。临沂大学专家组特别是赵光怀，为什么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保护方案。不止于此，我去沂水想看一下沂水宅科遗址，沂水博物馆马馆长（已退休）说，不用去了，被开发商清理了。我说这么重要的遗址你应该阻止开发。马馆长说没有人认识遗址的重要。我说你应该事先立个重点遗址保护标志。他说，事先没想到。沂水博物馆石器很多，我去的时候铁将军把门。喊了一下，出来了一个门卫，我说明来意，那个门卫进去汇报了一下，才允许我进去。里边除了门卫就是马馆长了。马馆长说，石器在外行人眼里和山上的一般石头没有差别，没有人重视石器文化。我说，关键是缺少背景介绍，离开了当时的环境就石器论石器，外行人一时半会弄不明白。马馆长的话，道出了整个临沂市对石器文化的基本认识。既然赵光怀有先见之明，又是负责人的专家，为什么不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呢？一个很明显的道理，赵光怀等人压根没有想这个问题。
再把话题转到我与李玉亭老师谈话上，按照李玉亭老师的认识，研究东夷文化，莒文化应该是一个重点。我觉着这不只是李玉亭老师一个人的看法，同行业的人应该都有着这个共识。莒县距离临沂这么近，赵光怀搞东夷文化难道不去莒县考察吗？他要是和莒县博物馆的相关人员交流难道莒县博物馆到现在还不知道赵光怀是谁吗？很明显，赵光怀研究东夷文化是假的。我觉得，不只是过去，即使是现在，赵光怀更没有颜面去见莒县博物馆和临沂博物馆的人了，因为狐狸尾巴已经完全暴露，铁一般的事实他没法面对。
赵光怀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月发表的文章《汉代吏治管理制度考辨》作者介绍中写的是“主要研究方向为秦吏制”。在临沂大学传媒学院网页上还有一个介绍写道“赵光怀，男，1971年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媒理论、媒体与社会、文化传播。”这明显是瞒天过海的东西，大概是为了他当传媒学院院长的考虑。纵观赵光怀发表的所有文章，主要侧重点还是秦汉吏制，很多文章内容基本雷同，这可能是长期积累逐步完善的缘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赵光怀来讲，实际做好一门学问也不是一日之功的事情。虽然这相对于东夷文化这样的系统的人类学、民族学问题，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还是在内容上来讲都是一个很小的范围。赵光怀关于传媒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应时而作，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在赵光怀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其主要内容是秦汉吏治，少部分是关于新闻传媒问题的，还有少量其他类文章，但没有一篇是关于东夷文化的。赵光怀的文章，除了少量新闻传媒类文章外，大多数属于历史学范畴，与考古学不沾边。他所发表的文章对于以考古学为理论基础的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没有一分钱的价值。他搞这些东西从书本到书本，不但和以田野考古为主的临沂博物馆或者是莒县博物馆没有交集，就是和全国各地的省市博物馆也没有多少联系。更何况细石器文化，那对他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问临沂大学传媒学院办公室的领导（可能是办公室主任）赵光怀主要研究哪方面的内容？哪位领导回答：秦汉；我问临沂大学学校办公室梁主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上限是那个年代，梁主任回答：秦汉。我认为这两位临沂大学中层领导说的是才是事实。这与以新石器和旧石器考古材料为主的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相去太远。
2012年之前赵光怀在做什么？这是从网上查到的赵光怀在2012年到2009年所发表的所有文章：
2009年，《汉代吏员管理制度考辨》，发表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201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新闻传媒》，发表在《临沂大学学报》；
2010年，《媒体环境，受众与公信力的下降问题》，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
2010年《吏员制度与两汉政治》，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2011年，《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发表于《民俗研究》第4期；
2012年，《文吏制度与士大夫制度的冲突与整合，兼论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迁》，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2012年12月，《吏员制度与秦汉政治》，《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上面的文章看，这段时间赵光怀研究的重心还是秦汉吏制，没有一篇是关于东夷文化的。再把赵光怀关于秦汉吏制这个专题上溯到2004年，就找到了这个专题的源头——《吏与秦汉政治》2004-05-26，作者赵光怀，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导师姓名：孟祥才。这就是说，赵光怀从2004年做这个专题到2012年，一直做了八年。
下面还有一份资料证明赵光怀从2011年1月到2012年5月一直在做《吏员制度与秦汉政治》这个项目。在《2010山东省社会规划项目（11）》（网址：https://www.taodocs.com/p-9262089.html）。有关于赵光怀的项目的内容是：“项目负责人：赵光怀，依托单位：传媒学院，项目名称：吏员制度与秦汉政治，项目类别：重点项目，开始日期：2010-11-1，结题日期：2012-5”。
从上面的资料看，在2010年11月，赵光怀将自己多年研究的秦汉吏制专题以“吏员制度与秦汉政治”为题申报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从2010年11月到2012年5月，赵光怀的主要精力应该都投入到这个专题，直到2012年12月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阶段应该是赵光怀最忙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分心去做东夷文化这样的浩大工程吗？答案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偏偏就是在2012年赵光怀向学校提出了东夷文化相关项目的方案及相关材料，这是什么来路？答案只有一个：他把我的文章递上去了。到此为止，光怀的剽窃行为还有疑问吗？
至于孙海洲，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网页有个介绍：……在《安徽史学》、《贵州民族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起源》。看看孙海周这是什么介绍？发表文章只写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不写自己发表的什么文章。这个个人简介的发布时间是：2017-03=05。而这个介绍上说“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个在2012年就是临沂大学东夷文化博物馆专家组成员、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筹备专家组成员的孙海洲，竟然在2017年才有研究东夷文化专题。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还有一个问题，他在个人简介中只写发表文章的刊物，不写自己发表的什么文章，分明是发表的文章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或者根本就没发表。更大的可能是他发表的文章来路不明，见光死。在2017年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实绩”临沂大学东夷文化博物馆专家组成员、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筹备专家组成员写到自己的简介里？而是说2017年3月正在研究《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这只说明，他前期什么研究也没做，这个瞒不了同事，所以面对同事他没法写。孙海洲所谓的专家，只是一个传话筒。这样的事，也只有孙海洲这类人去做。但凡有一点个人自尊心的人不回去揽这样的差事。替人销赃，必定代人受过。孙海洲作为一位教师，不务实学，一肚子旁门左道，最后只能收获耻辱。
不仅是临沂市在2012年前对东夷文化很少作系统的研究，就是东夷文化研究省会学派的理论也很难支撑在临沂建东夷文化博物馆。
2014年12月24日，我以《东夷文化概要》一文，应邀参加在济南颐正大厦召开的“山东省第二届东夷文化论坛”。在论坛上，被主持人丁再献称为大师的安作璋教授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安作璋教授讲的内容大致分两点：一是东夷文化源于北辛文化；二是东夷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我个人的看法是：北辛文化作为东夷文化的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说东夷文化的源头单单局限于北辛文化肯定讲不通。第二个就是儒家文化是东夷文化的核心这个问题。这个我也是不能苟同的。周公践奄,，周朝消灭奄国建立鲁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其中周礼就是文化统治手段之一。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周礼，怎么能说成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呢？
会后我和丁再献曾为此交换过意见。我说了对安作璋教授关于东夷文化论点的看法，丁再献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一句：东夷文化的源头是西河文化（章丘）。结合山东省博物馆在东夷文化展区只挂蚩尤的画像，这一件事情判断：东夷文化研究省会学派受鲁西鲁西南文化影响较大，在学术研究上侧重点很少放在东部。
事实上，在我建立以沂沭河流域为东夷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系统之前，山东省对东夷文化关注点是侧重于西部的。第一个关注的是蚩尤——山东省博物馆。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曲阜的少昊墓，大多数学者的东夷文化系统还是基于以上两点建立起来的。在这个理论系统中，沂沭河流域的东夷文化只作为从属，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安作璋、丁再献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临别，丁再献送我一本他在2012年出版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字释读》。这本书由时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王志东作序，肯定代表了一部分省会东夷文化研究学者的观点。这本书在第一章《东夷文化的始祖》中，把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都收入其中。这样把东夷、戎、羌、苗蛮都搅合在一起，部分的反映了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省会学派大体水平。因为细分还要做更深的研究。当然，这样的理论体系更无法用来构筑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
在这方面，只有我的东夷文化理论体系和《东方神曲》确定的东夷文化谱系才是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的唯一依据。我的《东方神曲》、《东夷文化源流考》、《东夷文化概论》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奠定了沂沭河流域作为东夷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的理论基础。而正是这一理论的超越，才为临沂市在全国率先建起东夷文化博物馆创造了先决条件。我希望临沂市的领导有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这才是沂蒙精神，这才是真正泰山之魂。
我是确定并阐释“莒地”为“少昊之国”地第一人。这个论断基于三个必要条件： 一、山海经大荒东经，开篇直言：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这句话毫不含糊。在东海之外与海岸线平行的大壑只有郯庐断裂带（在遥远的古代更像大壑）这是其一（在东海之外的其他大多数河流基本与海岸线垂直）。
二、莒国为是己姓国家。己姓是少昊之姓。莒国是少昊后代建立的国家这是其二（这也是实证之一）。所以，在郯庐断裂带上选点只有莒地符合这个条件。
三、还有一个实证就是：莒县陵阳河遗址墓主人墓室之大，规格至高、陪葬品之多是同时期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少有的。墓主人陪葬品中象征权力的玉钺（yue）和发号施令的仿牛角陶号、带有明显图腾标志的图像文字，无不说明这是一个早期的部族方国。其图像文字的含义代表了东夷人对火和太阳的崇拜，与现在的字义相近的是“华”和“昊”，在这两者中，与“昊”的含义最相近。陵阳河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和少昊所代表的东夷文化属于同一时期，陵阳河遗址可以作为少昊之国的一个标志。
当然，少昊时代跨越时间很长，其发展，迁移也符合历史规律。
只有解决了少昊这个比较实在的东夷领袖人物，东夷的历史才可以上下推演。我的《东方神曲》提纲就是根据这个理论系统建立起来的。而《东方神曲》地背后是《东夷文化源流考》中的具体考证。
临沂博东夷文化博物馆开始就是用的《东方神曲》这个东夷文化系统。后来添加了解释反而又回到省会东夷文化学派系统中去了。而后一个历史文化系统和考古学是不统一的。这也是我的考古学理论和历史学理论被临沂政府用来建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的证据之一。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你可以把前人的考古资料编成鸿篇巨制，但是你很难从中找出有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我从事东夷文化研究，无论在考古学方面，还是在历史学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浸透着我的心血和汗水。
一、 我首次将郯庐断裂与东非大裂谷相比较，确定郯庐断裂带及周边区域（包括沂沭河流域）“是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和南北迁徙的通道。”奠定了郯庐断裂带及其周边区域（包括沂沭河流域）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受到考古界的一致认可（网上可搜到相关文章）。
二、 我实证了末次冰期黄海渤海海底平原存在原始人类活动，并确定该时期黄海渤海海底平原原始文化类型为细石器和早新石器原始文化类型。同时确定了，渤海黄海海底平原在末次冰期由于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成为该时期人类各种文化聚集、交流和发展的重要区域。我同时指出了该区域古人类在末次冰期结束后，由于海侵的作用，原始人类向环渤海黄海区域迁移，对形成环渤海黄海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东北亚原始文化一体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我首次将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按地区及文化遗物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这一上限，上推到细石器时期。并将其形成过程上推到末次冰期。并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结合末次冰期的气候变化和东北亚地理地貌，系统地分析了东夷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以此为背景确立了沂沭河流域是东夷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一论断。
四、 我对比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各个考古文化的不同特点，确定了东夷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体时间和地域范围。并根据其特点，将东夷文化从东夷、苗蛮、戎羌文化混合体中剥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东夷文化谱系。（东方神曲）
五、 我首次确立了细石器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主体文化。
六、 由于沂沭河流域作为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地位被确定和我将中华“构成各民族文化的祖先”上推到细石器，才使临沂凤凰岭残存部分得以重视，并进行了重新发掘。使这一行将被遗弃的遗址得到重新保护，并在重新发掘中获取了部分文物和相关的历史信息。
七、 1、没有我把“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上推到细石器，临沂凤凰岭遗址就不可能作为东夷文化的发端之一。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就没有根据将博物馆的理论根基锚定在凤凰岭遗址。
2、没有我把东夷文化的形成范围扩大到华北以致环渤海黄海文化圈，确定沂沭河流域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临沂建东夷文化博物馆就失去了理论依据。单单一个凤凰岭遗址形成不了一种文化体系。
3、我不把东夷文化的谱系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混合体中剥离出来，这个东夷文化系统就难以确立。而临沂博物馆在后来添加的解释中，又把东夷系同其他各系混合起来。这不仅是画蛇添足，其实也是临沂市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对东夷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表现。
临沂大学员工赵光怀在未经我本人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将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提交给临沂大学组建的临沂大学东夷文化专家组，并以临沂大学东夷文化专家组的名义将我的个人研究成果提交给临沂市东夷文化筹备专家组，由临沂市政府根据我相关资料建成临沂市东夷文化博物馆，侵权事实已经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我向中国共产党临沂市常务委员会、临沂市人民政府提出如下权利诉求：
一、署名权。（一）临沂市东夷文化博物馆必须在馆内和有关临沂市东夷文化博物馆说明材料中著名临沂市东夷文化博物馆根据吕超的东夷文化理论系统组织和布展。（二）临沂政府需向我出具“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建馆使用吕超东夷文化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证件；向我颁发“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首席专家”证书。
二、经济补偿。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已经成为临沂市标志性文化工程，是临沂市文化的制高点，对提高临沂市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临沂市政府应该给予我相应的经济补偿。
日照市夷方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经理
原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 院长 吕超
2021年4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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