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教授访谈|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与话语创新（上） / 开普饭

本文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第40卷第1期 2019年2月

作者简介

曹顺庆：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代表作有：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概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论史》、《东方文论选》，等。

曹顺庆教授

秦鹏举：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文化阐释与比较文学》，2017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参编教材1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主持并参与多项科研课题。

摘要

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原创性理论，奠定在比较文学固有学科理论的缺憾之上，它弥补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只关注同源性和类同性而忽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缺憾，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国际比较文学新的空间。变异学研究具体关注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和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变异学打造了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提炼了一个标识性概念。它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凝练总结，更是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创新呈现。变异学提出变异性、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同构成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从提出至今不过10余年，还有很大的值得进一步实践和检验的空间，这是任何一门创新性理论的必经之路。我们坚信，比较文学变异学必将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关键词：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话语创新

一、比较文学的缘起、发展、死亡与新生

（一）比较无处不在

秦鹏举（以下简称秦）：曹老师您好！十分荣幸能获概允，对您进行访谈。首先，祝贺您当选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①！这是鉴于您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以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从而取得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性成果即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而授予的荣誉。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界同仁值得欢庆的一件喜事，而且也是我们亚洲人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① 目前有1900多名院士，约10%来自非欧盟的国家，其中有33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全球的科学院中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例最高的科学院之一，堪称世界级的科学院。截至目前，欧洲科学与艺术院仅有为数不多的中国籍和华裔院士。（四川大学新闻网，2018年3月4日）据悉，提名及评选过程当事人完全不知情，候选人由多名国际学者及院士推荐，欧洲科学与艺术院根据成就来严格推选。曹顺庆先生于2018年3月3日于奥地利萨尔兹堡举办的欧洲科学与艺术院年会及接受新院士典礼仪式上接受了该荣誉。）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谢谢你的祝贺！

秦：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增强。曾作为人类理想的世界文学逐渐走上现实的舞台，比较无处不在，意义重大。您能从学术角度给我们具体举例说明比较的重要意义吗？

曹：从学术研究的两个方面来看比较的重要意义，一个是中国文学研究，我举几个例子。

1.我曾参加过几次国内的古代文论会议，学者们围绕《诗经》和《楚辞》，李白和杜甫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风格进行了不小的争论。如果说学者们对上述作家和作品还保持一定的统一性，那么对作家白居易则莫衷一是，因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他还提出：“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意。”[1]白居易到底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就不好判断了。

2.学界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争论的焦点。围绕刘勰提出的“风骨”，学者们提出了“内容-形式”与“风格”的辨析，结论令人眼花缭乱。

3.另外，台湾学者颜元叔通过解读李商隐的诗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提出“蜡炬”是男性性象征而令人啼笑皆非。

4.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2]为什么《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呢？他（王国维）有一句话一说出来就说错了，他说《红楼梦》“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即这《红楼梦》跟中国精神是相违背的。《红楼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红楼梦》是生长在中华文化土壤之上的，它怎么会跟原来的传统完全相背呢？为什么会“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呢？这句话讲不通呀。这是《红楼梦评论》的一大硬伤，很可惜学术界根本没有对这个大硬伤好好进行反省、批判。

5.朱光潜写了一本书叫《悲剧心理学》，他在里面讲中国没有悲剧。这我们可以理解，他站在西方悲剧观的立场上。但是，他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悲剧呢？因为中国没有哲学。这句话就严重了，中国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那我们今天搞中国哲学的那些人都是傻子，冯友兰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中国都没有哲学，你们怎么研究中国哲学呢？的确，这句话就说过分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这些问题和失误呢？我认为，就是缺乏比较的意识，盲目以西方理论为普世真理。完全用西方的逻辑思维来处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例如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切割中国文学，以至于读不懂中国文化与文学、文论。正如法国著名学者佛朗索瓦·于连所言：“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3]王国维等也绝对不是不懂中国文化，我觉得他们是站在西方学术规则，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最根本的是缺乏科学比较的意识，我们必然会出现这种问题。

关于比较的重要意义，另外一个是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同样离不开比较的视野，因为我们是在汉语语境中来研究外国文学的，当外国文学一旦翻译成中国语言，比较随即发生。例如：中国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中声称自己翻译的宗旨是“保持原作神韵”，“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朱生豪先生采用归化法，也不得不使原意失真。这种失真，就是比较文学变异现象。

又例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整个地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强大影响背景之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关心、不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探索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再例如：文艺学研究也同样如此，不清楚西方的影响，不清理从马克思文艺思想到俄苏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不研究从佛洛伊德、结构主义到西方后现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搞好文艺学研究，而这样一些研究，如果仅凭个人的经验、印象与感觉去研究，不设法掌握一套较为系统的比较文学方法论，则势必事倍功半。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哈利·列文(Harry Levin)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为“文学如果不是比较的，是什么？”(What is Literature If Not Comparative?)以上事实无比鲜明地确证了哈利·列文的说法。

（二）比较文学发展的三阶段

秦：既然比较如此重要，那么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就更显得意义重大了。比较文学在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传播到中国是近几十年的事。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再到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形成了如您所说的“涟漪式”结构，旧识新论，层累叠进，影响、平行、跨文明与变异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科理论。您能详细谈谈这三个发展阶段吗？

曹：我们将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发展称之为“涟漪式”结构，实际上是揭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不是以新的理论否定和取代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累进式地形成“涟漪”式的包容性发展模式，逐步积累推进。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欧洲阶段。这是比较文学的成型期，作为一门专业性的独立学科，比较文学在近代发端于欧洲，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已初步成形，可一直延伸至20世纪50年代（部分时段与美洲阶段相重叠）。这一时期的共同特征是将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史的分支，重视研究对象的事实联系、渊源关系及实证方法。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德国的、英国的、匈牙利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比如，最早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是德国人歌德；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是英国人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创办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是匈牙利人克劳森堡的《世界比较文学》。所以，我们说比较文学产生于欧洲，但影响研究的学术范式是由法国学派奠定的，其直接针对的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攻击：“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克罗齐等人的攻击是比较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但也孕育着转机。法国学派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4]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2]法国学派的四大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利（卡雷）、基亚明确提出：要去掉比较文学的随意性，加强实证性；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异同比较，而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摆脱不确定的美学意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二阶段是美洲阶段。这是比较文学的转型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逐渐从法国转向美国，美国学者高呼危机，其意图是要恢复平行研究，创新学科理论。学科发展与文化软实力，不能没有平行研究。法国学派砍掉的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危机，但其也成为美国学派学科理论形成的转机。恢复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形成了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美国学派恢复了比较文学应有的本义——“比较”（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套理论以“比较诗学”、“类型学”、“跨学科比较”为主，并拓展原属于影响研究的“主题学”、“文类学”等领域，大大扩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三阶段是亚洲阶段。这是比较文学的拓展期，也是当今比较文学的学术前沿。当代欧美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普遍看法是：比较文学已经走向死亡，其以苏珊·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为典型代表。但为什么死亡？如何死亡？却语焉不详。我认为，这是该学科长期囿于西方中心论，学科理论缺乏创新的表现。比较文学在西方的衰落，正是比较文学在东方的蓬勃发展。美国学者伯恩海姆在《跨世纪的比较文学》中提出了西方的对策：一是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二是研究中心应由文学转向文化。而文学的文化转向，将比较文学推向了泛文化的深渊。至于比较文学的全球趋向，近年则以哈佛大学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所大力倡导的“世界文学”为代表。他提出了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定义，“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5]另外，他对东方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翻译、阅读与差异成为其理论重点。所以，打破西方求同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正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起点，这正与我们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研究思路不谋而合。

秦：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再到变异学研究，其可比性基础分别是什么呢？也即学科的合法性在哪里？

曹：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基础为同源性。所谓同源性，指的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文学关系研究，寻求一种有事实联系的同源关系，这种影响的同源关系可以通过直接、具体的材料得以证实。同源性往往建立在一条可追溯的“影响路线”之上，这条路线由发送者、接受者和传递者三部分构成。如果没有相同的源流，也就没有影响关系，也就谈不上可比性。我们可以用一幅图来表示这种关系：

发送者（流传学）→传递者（媒介学）→接受者（渊源学）

由此，影响研究的三种模式分别为流传学（誉舆学）、媒介学和渊源学。起点明确的，我们称之为流传学；起点不明确的，我们称之为渊源学。而媒介学主要是研究介质在影响研究中的特殊作用。

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基础为类同性。类同性是指没有文学影响关系的不同国家文学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以类同性为基本立足点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一样都是超出国界的文学研究，但它不涉及影响关系研究的放送、流传、媒介等问题。平行研究强调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类同比较，比较结果是总结出于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及文学发展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平行研究提倡一种非实证的跨越国家、民族、语言之间的研究。平行研究还倡导跨学科研究，注重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甚至自然学科之间的交叉互渗的关系。它注重的是文学的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文类、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文学规律这些要素。

变异学研究的可比性基础为异质性和变异性。异质性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学术规则和话语方式等层面表现出的从根本质态上彼此相异的特性。而变异性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针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不足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点。关于变异学，我接下来还要详细阐析。

二、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一）变异学提出的文化语境与合法性

秦：变异学理论自2005年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畴提出来以后，已经有13个年头，您能谈谈这一理论范畴提出的契机与文化语境吗？

曹：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提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我国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缺乏自己的、切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学科理论；二是异质性的强调已经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人文学术的创新也需要在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

美国学者韦斯坦因认为：“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6]究竟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可不可以比较？有没有比较的合法性？实际上，国内外不少学者并不完全赞同韦斯坦因的观点，他们认为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是可以比较的，不过，他们的立足点大多还是放在相同性的可比性基础之上。让我们举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应当以相同性来认识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合法性，他认为，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学是可以比较的，因为全人类人性有相通之处，所以文学有共同之处。韦勒克主张将全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区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主张“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7]

我国学者钱钟书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东西方文学的可比性在于共同性。希望通过比较寻找到普天之下共同的诗心文心、共同的艺术规律、共同的人类心声。他对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性、人心、人情的相通相融充满了信心。钱钟书多次声称他要寻求的是普天之下共同的诗心、文心，是中学、西学、南学、北学之间共同的规律。② （②这一点在《谈艺录》的序言中表述得最为清楚，即钱钟书先生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显然，无论是韦勒克还是钱钟书，他们都将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的可比性建立在相同性之上，他们的看法是对韦斯坦因反对东西方文学比较的观点的有力批判和纠正。他们也用事实来证明，中西文学与文论是有共同性的，是可以比较的。但是，无论是韦勒克还是钱钟书，，都没有真正解决韦斯坦因的差异性困惑，他们所主张的可比性是基于不同文明中的共同人性。换句话说，人性相通，人心相同这个观点，并没有正面回答韦斯坦因所担忧的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问题。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许多方面无法兼容，有着不可通约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绝不是为了简单的求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差异性、保持各自文化个性与特质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在进行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研究时，如果只“求同”，不辨析“异”，势必会忽略不同文化的独特个性，忽略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最终使研究流于肤浅。这恰恰是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

秦：钱钟书等人虽然重视了东西方文学比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比较的视域始终建立在同一性和类同性的基础之上，对于完全相异的不同文明的比较，仍然没有给予肯定性的回答。现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张隆溪先生曾提出：“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论者，往往以偏概全，用一种文化的某一种或某一些特点代表那种文化的全部和本质，一句话概括了东方，再一句话又概括了西方，而且总是把东西文化对立起来。我在本书许多地方都举出文化对立的例证，并提出我自己不同的看法。要展开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就必须首先克服将不同文化机械对立的倾向，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共同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在异中求同，又在同中求异，比较研究才得以成立。”[8]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曹：这个问题上述我已谈到。钱钟书比较研究的致命要害是把“比较”视为了“类比”，认为比较在于追求意义的近似，甚至是一味地求“同”。法国学者于连对其进行了批评，尽管他感佩钱钟书的学识与人格，但他依然指出：“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3]于连对钱钟书批评的根据是什么？这些根据是否成立？我们意识到，于连所牵涉出的差异性问题，不仅仅是汉学的问题，更是中国的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和前沿性的问题：那就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合法性问题。只有在这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问题上做出推进，中国比较文学，乃至全世界比较文学才能摆脱“危机论”和“死亡论”，才能获得“重生”。忽略不同文明间文学现象的异质性，这是一个要害问题。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基础上，平行研究才能在一种“对话”的视野下展开，才能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互证、互释、互补，才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融合。

在不同文明的文学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趋势背景下，如果主张平行研究只在同一个文明圈中展开，甚至拒绝探寻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因素，这已经是包括韦斯坦因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持有的陈旧的观点。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本上还是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差异的可比性问题，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面的回答及相应的解决。因此，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对差异的可比性问题的认识和探讨。时代在呼唤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变异学，正是从差异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变异学重新为东西方文学奠定其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异质性和变异性，变异学肯定了差异也是具有可比性的，这就从正面回答了韦斯坦因的困惑，奠定了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来看，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是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它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现在求“变异性”的转变。

对于张隆溪教授的意见，我是赞同的，它涉及到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内涵问题。

（二）变异学的内涵与五种研究类别

秦：那么，到底何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内涵或说定义呢？

曹：经过长期的思索，我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并于2006年在《复旦学报》第1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指出：“变异学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9] 也即是说，我们的异质研究是奠定在有着同源或类同基础上的差异性和变异性研究，这才是变异学的真正内涵！2014年，我的比较文学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由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在海德堡、伦敦、纽约同时出版，受到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变异学为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新方向，它既保证了学科边界的科学性、合法性，又大大拓展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既打破了求同性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的局限，将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重要研究内容，能集中体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治学的方法论特点，又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国际比较文学新的空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

秦：您的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确实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不少国际学者和重要国际期刊也表达了对变异学的关注，如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Haun Saussy）、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法国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伯纳德·佛朗哥（Bernard Franco）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斯文·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欧洲科学院院士德汉（Theo D'haen）、美国普度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A&HCI期刊）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曾评论道：“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跨越语言障碍以及摆脱文化封闭性局限来说，是一次极其有益的尝试。该书旨在与欧洲、美洲、印度、俄罗斯以及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国外学者进行对话（世界多极化的格局由来已久）。”“变异学理论是对先前'法国学派’片面强调影响研究的回应，同时也是对美国学者受新批评影响只关注审美阐释而忽略非欧洲语言文学研究的回应。我们的中国同行正确地意识到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缺憾，并完全能够予以修改和完善。然而，重要的是曹著描述了在各种历史背景下各类学派的兴起和互动。”[10]达姆罗什教授也评论道，非常荣幸也很欢迎（《比较文学变异学》）用英语来呈现中国视角的尝试。您对变异的强调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角，一则超越了亨廷顿式简单的文化冲突模式，再者也跨越了普遍的同质化趋向。

曹：变异学一方面弥补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缺憾。应当说，法国学派从求同性出发，提出的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的同一性，这确实保证了实证性关系研究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但是却忽略了文学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法国学派所倡导的文学影响研究，实际上是求同性的同源的影响研究，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关系，忽略了其中的复杂的变异过程和变异事实。事实上，文学的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文学的影响关系应当是追寻同源与探索变异的一个复杂的历程。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或影响研究影响关系的变异性是指国际文学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由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因素，在译介、流传、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形象、主题等方面的变异。文学与文化从一国传到另一国必然会面对语言翻译的变异，接受的变异等问题，会产生文化过滤、误读与甚至翻译上的“创造性叛逆”，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变异。而这些都是文学流传、影响、接受中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否认的变异现象。应当说，国际文学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的变异性和同一性实际上是共存的，是影响过程的一体两面。以往的影响研究只注重同一影响的一面，而忽视接受变异的一面，这样就导致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研究中只关注“同”的一面，而忽视“异”的一面，把影响关系只理解为同一性的关系而忽视了其中也有变异性的关系。

变异学另一方面也弥补了美国学派中的平行研究中的变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学阐发中的变异。跨越异质文明对于不同文明有着互相补充、互为参照的现实意义。突出异质性，有利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们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这是我们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此外，变异学还可以解释当前许多令人困惑的学术问题。比较突出的例如：翻译文学是否外国文学的论争？“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问题？西方文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问题？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学理性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新的学术视野和大有可为的学术新领域。

秦：您能给我们详细谈谈变异学研究的具体研究领域吗？

曹：变异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国变异研究。最典型的变异就是形象学和接受学。形象学是什么呢？是说文学作品中异国人对另外一个国家形成的文化和人格上的印象，后来表述为一国人对他国形成的集体想象，比如语言上、文学形象上、在文学的描绘上、情景上、主题上等，形成的对他国形象的印象。例如美国人看我们、我们看美国人，往往受到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影响，在文化与文学上会形成一个集体想象或者叫总体印象，表现在文学语言上叫“套语”。“套语”就是习惯于把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人用一两个词来形容。比如“洋鬼子”，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套语。形成这种的看法实际上是不切实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它通过某些文化现象、某一实际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再说接受学，大家知道接受学是从现象学、阐释学过来的。我们在接受的时候，其基本前提就具有一种差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换句话说，哈姆莱特为什么会有一千个呢？就因为不同地域、文化、时代的读者的接受产生了变异。其实接受学的根本点和阐释学有类似性。它强调不同主体的变异。法国学者讲接受学讲得很起劲，但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就有变异。他们讲形象学、接受学，但是实际上接受过程中就会有形象、主题等变异。

二是跨语际变异研究。中国学者谢天振提出的译介学，就具有变异的因子。译介学强调的不是翻译中的信、达、雅，实际上，真正完全符合原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国诗论中说“诗无达诂”。所以译介学干脆反过来强调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实际上就是变异。只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变异就产生了。“milk way”就是个典型例子，翻译成“牛奶路”或者“银河”。不管翻成什么样，它都会走样。就是按鲁迅的讲法，把西方文学中的“milk way”当成“银河”，但天神赫拉会不高兴（笑），因为西方文学本来是没有这个提法，从西方文学传统来看就变异了。翻译成“牛奶路”虽然遭到嘲笑，或许这样翻译牛郎织女会很高兴，有路了，就天天都可以见面（笑），但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三是跨文化变异研究。文化过滤也是文学变异中很重要的问题。如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but，I，a maid，die maiden-widowed）这个“床”（bed），由于中国有性忌讳，他就翻成了“桥”（bridge），变成相思的桥上来。这种因为文化而故意改变正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还有文化误读（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不同的翻译家或不同的接受者都会产生误读。比如《红楼梦》，不同人都会在心中有一个林黛玉的形象，可能源自于自己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林黛玉是个金发碧眼的女子。这些问题都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正是变异。

四是跨文明变异研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禅宗在中国的产生。佛教传到中国，后来就产生变异，形成了不是印度佛教的中国的禅宗。佛教本来是印度的，它后来传到中国，与中国文明发生冲撞，其中有很多文化冲突的例子，比如说，南朝梁武帝，大力倡导佛教，多次舍身同泰寺，连皇帝都不做了，而要做和尚；也有一些皇帝大杀和尚，千千万万人头落地，这就是文明冲撞。最后，在冲突中变异，在冲突中融合，变成了中国的宗教。现在中国这个禅宗已经不是印度佛教，禅宗是中国的佛教。我们传统文化有儒、道、释三大家，其中儒、道是中国的，佛教则是外来的，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变异、杂交以后产生的文化新枝。在这个新枝里面，也有很多文学的新东西，例如：新的文类——变文；新的文论——妙悟、意境，等等。这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跨文明变异的例子。

五是文学的他国化研究。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学的他国化。文学的他国化在比较文学界还没有人提出来，是我们提出了变异学才有的课题。它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是从接受国来说，亦即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一种是从传播国来说，亦即他国文学被本国文学所“化”。具体联系到中西两大文明体系，就是外来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他国化主要是西方化。我前面讲的中国的禅宗就是外来文论中国化的典型例子。还有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最早提出来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的课题，后来教育部还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作为一个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文论西方化最典型的例子有寒山诗的美国化、庞德译诗的“他国化”、《红楼梦》的西方化等。寒山诗在中国的文学史中一般都不作介绍，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寒山诗也是个陌生的名词。寒山，一个在中国正史中名不见经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被湮没的隐逸诗人，却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名声大噪，颇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味。而寒山诗从本国文学史的边缘化到美国文学史的经典化，成为中西文学交流史的重要典范，也成为文学他国化的经典案例。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国盛行东方的禅宗文化思想，而寒山诗中浓厚的禅宗思想恰好暗合了美国很多人这时的追求。诗中徜徉于大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美国嬉皮士青年所向往的生活相呼应，不仅寒山诗在美国流行起来，寒山子也成为美国年轻一代崇拜的偶像。著名的意象派大师庞德根据汉学家费诺罗莎的遗稿将中国古典诗学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从而创造出了著名的意象派诗歌“三原则”，成功地将其他国化——美国化。庞德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立足于本民族对诗歌的独特理解，立足于本民族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对中国文学进行本土化改造，创造出符合本民族欣赏习惯的诗歌。《红楼梦》的英译本，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以及英国知名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译本向来以准确忠实著称，然而据有效调研显示：“在英语读者当中，霍译本的声望是杨译本远远不能企及的。”[11]为什么准确忠实的不受欢迎，而“创造性叛逆”的却备受追捧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杨译本过于忠实，没有采取有效且必要的“适应”处理，显得有些“水土不服”；而霍译本却是从译者所熟悉的接受国文化出发，进行了“他国化”的转变，使来自异质文明的《红楼梦》在接受国的读者群中产生“宾至如归”的效果。我举个例子：

贾母一见着黛玉，便“心肝肉儿叫着大哭起来”。（《红楼梦》第三回）

“Dear heart! Flesh of my child!” She cried, and burst out sobbing. (杨译本)

Pressing her into her bosom with cries of “MY PET!” and “MY POOR LAMB!” burst into loud sobs.（霍译本）

“心肝肉儿”是中国文化中长辈对子孙后代的常用爱称，现在日常生活中仍有“心肝宝贝”、“小心肝儿”的用法。杨译本将其直译为“heart”（心）和“flesh”（肉），虽看似将“心肝”和“肉”拆分来译，但总算忠实准确。然而这种译法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却会稍显陌生。西方的文化中，长辈并不会将孙辈亲热地称呼为“heart”和“flesh”，而霍克斯的译法“MY PET”（我的爱宠）和“MY POOR LAMB”（我可怜的羔羊）却正好符合了西方读者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圣经·旧约》中，亚伯拉罕遵从上帝的旨意，将自己的爱子以撒当作羔羊奉上祭台。因此，用羔羊来称呼自己的子孙，是西方文化中约定俗成的。霍克斯正是出于这一点文化考虑，才将“心肝肉儿”的译法进行了“他国化”，使之更容易被接受国读者理解和认同。

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典型还有王国维和朱光潜。王国维和朱光潜的例子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这里不再详述。

文学他国化的进程并非是易如反掌的，它往往是不同文化对抗、对话最终融合的复杂过程。文学的他国化并不是说在任何文学之间都能实现，它实际上是立足于接受国文学的文学传统及其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规则来对传播国的文学进行的本土化改造。按照文化的运作规律，任何文化都会不时地与异质文化发生接触、碰撞，如果没有异质文化的刺激和滋养，这种文化到一定时期必然会走向萎缩和衰亡。而“他国化”正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碰撞交流的重要推力：一方面，“他国化”能促进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另一方面，“他国化”更能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因此，“他国化”不仅能解决我们当下存在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国门”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也能促进不同文明、文化的碰撞交流，并在此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他国化”这一理论的重点掌握和合理运用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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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马·法·基亚，颜保.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7；6.

[3]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于连访谈录[J]．中国比较文学，1996，（2）.

[4] （法）梵·第根，戴望舒.比较文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7．

[5] （美）大卫·丹穆若什，査明建、宋明炜等.什么是世界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6] （美）韦斯坦因，刘象愚.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6.

[7] （美）韦勒克·今日之比较文学，干永昌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65.

[8]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

[9] 曹顺庆，李卫涛．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J]．复旦学报，2006，（1）．

[10] （荷兰）杜威·佛克马，韩宜儒、赵利娟译，梁昭校．《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序言[J]．外国语文论丛，2013（7）．

[11] 江帆.他山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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