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浮出历史的地表（佛克马之五）
作者简介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什迪、女性诗歌、文学理论，在European Review、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cripta Humana、Tamkang Review、《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多篇，出版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中英文专（合）著6部，译著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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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1931-2011)在比较文学界声名显赫，但在汉学界却不为周知。其汉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Literary Doctrine and Soviet Influences 1956-1960 (1965)蛰伏四十多年，2011年才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在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的推动下，翻译和出版工作于2005年启动，中译本完稿后，颇费周折，辗转几家出版社，最终以《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 》 (季进、聂友军译)为书名，被收入程光炜教授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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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克马其他更为中国学者熟知的著述相比，如《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和《走向后现代主义》，《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是理论性最隐秘的一本书。它没有气势如虹的理论构架，没有时髦流行的批评术语，没有掷地有声的学术见解，没有自我标榜的“填补空白”，由此显得“不入流”“不厚重”“不好看”“不震撼”。这“四不”，其实是一种非历史的浅见。回到历史语境中，英文版成书之际，冷战风云遍布全球，国内正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往门扉紧闭。1963-1964年，担任荷兰外交部东亚处处长一职的佛克马获得了哈尼克斯奖学金，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研修，在陈世骤、白之、夏济安和夏志清等著名汉学家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1965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答辩成功。他是荷兰学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人，也是国际汉学界最早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学者之一。该书为当时的欧美学者透过“铁幕”，隔空眺望中国的文学生产和接受打开了一扇小窗。即便在今天看来，作者的学术精神和行为魄力仍然堪称楷模，其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辨真去伪的文献学功力仍然启迪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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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克马把研究对象锁定为1956-1960年期间的中国文艺政策、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从局外人的角度，把曾经被国内外学者有意无意回避或忽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片段、场景和花絮呈现出来。其实，作者的视域不止于“百花齐放”文艺政策推行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短短几年，至少向前追溯至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了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1943)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3)再到“革命的浪漫主义十革命的现实主义”(1957)这一官方文学话语的形成过程。佛克马认为，中国官方文学话语是苏联文学和理论与本土内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一方面反映着中国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折射着个体对文学活动的介入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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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克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断代史的卷轴。在理论层面上，中国官方文学话语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杂糅而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舶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苏联影响与中国政治现实“博弈”的产物。佛克马概述道，中国官方文学话语“既不是独立于外国影响的产物，也不是本国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它迥异于苏联的、西方的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规范，它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产物”。在实践层面上，话语权掌握在佛克马所谓的“文化设计者”手里。如果说毛泽东是“总设计师”和“精神导师”，那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是“执行设计师”。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论断—“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成为建国后文艺政策的指导性思想。根据佛克马的看法，毛泽东的文艺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美学+现实主义哲学+功利主义思想的混合体，以“社会效果”区分艺术好坏，且必须避免不好的艺术，因为它“不能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20世纪50年代，周扬充当着毛泽东文艺观最重要、最彻底的推手之一，而郭沫若、茅盾等人则发挥了敲边鼓的作用。“周扬强调文艺的重要性在于其教育功能，但他又一再把教育狭隘化，使之成为政治形塑的代名词。”身居要职的“文化设计者”行使着文学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双重功能，文学因而被政治裹挟和束缚，这样的局面即使在思想文化相对自由的“百花齐放”时期也没有显著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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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历史喻为一面镜子，那么历史叙事就是蒙上尘埃的有色玻璃或者凹凸镜。在《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中，佛克马像玻璃工一样擦拭历史之镜，又像福尔摩斯一样还原被歪曲的历史现场。季进在译后记中写道:“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实证的立场梳理历史线索，还原历史现场的做法，为我们重返生动感性的历史现场、重审那段错综复杂的文学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导向”。季进固然言之有理，但他的评述留有空白。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年轻的佛克马志存高远，不满足于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断代史的编织。从那里出发，佛克马走上了突破文化藩篱的学术旅途，开始了对文学性、文学成规、经典构成、文学功能、文学交往等重要理论问题弥久而新的严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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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克马终生崇尚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生产和接受，为此被贴上“残存的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的标签。佛克马坚持区分作为文化参与的文学批评和作为科学研究的文学研究，从方法论上质疑和批驳各种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无独有偶，佛克马与俄罗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思想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交集。访学哈佛期间，佛老遇见了雅各布森。交谈中，雅各布森痛心地一声长叹，“流亡者的面包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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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一书中，佛克马先行试用连贯性解释、经验材料、共识三种学术导航信标，借以审视文化官员、批评家、写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能够介入现实和解释历史的概念框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佛克马的经验材料局限于《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少量文学批评文献和相关文学作品，他所关注的共识仅限于至上而下的政策性共识。例如，佛克马精辟地解读了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会议上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且“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佛克马根据有限的经验材料和政策性共识作出了合情合理的连贯性解释:1956-1960年间中国官方文学话语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场合下的意识形态构造物，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学教义”。由于特定群体借助语言的整平效用来简化复杂深奥的客观和主观现实，对文学生产和接受进行强制性规范，所以“中国文学理论是规定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文化设计者”据此创建了审查制度，它形如一把双刃剑，一面磨砺和锻造正面经典，一面斩断和根除反面经典。无论置身于文学体制内外，写作者们都要随时准备接受审查，并不断进行自我审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作家熟悉官方文学话语的规则，善于把握政治风向左右逢源，他们的作品因而被赋予正面经典的权威地位。有人若以自由的名义拒绝审查和自我审查，就有可能被边缘化、遭受排挤，甚至沦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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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遭遇政治，当有名的个体遭遇无名的集体，当人道主义遭遇社会主义，个体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每一次“政治不正确”的选择，都意味着政治风险和政治代价。在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艾青、陈企霞、冯雪峰、萧乾和丁玲等“文学修正主义者”受到批判，“他们的错误包括曾计划退出作协，或者不经过审查发表文学作品，但事实上，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用手中的笔为党5月份的文艺政策辩护……”虽然没有亲历历史，但佛克马敏锐地察觉出，这些“另类”作家们缺乏合作性，“当1954年底冯雪峰遭批判时，胡风作壁上观，到第二年胡风被斗时，冯雪峰则默不吭声，置身事外，1957年大部分作家都是在孤军奋战。”令人费解的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各自为营的作家们被戏剧性地划归为阴谋小集团，作为一种历史叙事(而非历史事实)的“丁陈事件”和“胡风反党集团”就这样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那段时期，中国多次上演“文人相轻”的历史剧。佛克马记述了胡风与冯雪峰、丁玲与何其芳、冯至与艾青、陈其通与茅盾、秦兆阳与王若望之间的“书剑恩仇录”。在观照个体生命的同时，他不露声色地批评了马列主义“人性论”—“只有阶级的人，阶级的人性，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或人性”，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价值的认可，对普遍人性的渴望。涉及对人性问题的探究，《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 )》同样意味着一次出发，这在佛克马的遗作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 2011)中到达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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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属于比较文学之影响研究范畴。从那里出发，佛克马逐渐克服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把自己的理论触角伸向更广阔、更深远的学术领域。汉学功底造就了作为比较文学大师的佛克马，比较视角和方法成全了佛克马早年的汉学梦。从1965年到2011年，该书完成了一次跨文化旅行。于佛克马本人而言，它既是出发，又是到达，是其学术理想的宣言书和其学术追求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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