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说吧，记忆(佛克马第六)
作者简介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什迪、女性诗歌、文学理论，在European Review、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cripta Humana、Tamkang Review、《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多篇，出版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中英文专（合）著6部，译著8部。2011年8月25日，不期收到师母简短的邮件，得知佛克马教授于8月23日因病在荷兰阿姆斯托芬的家中流然长逝，享年80岁。
1998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在王宁教授主办的全球化国际会议上结识了佛克马教授，十余载的忘年交由此发端。2000年，我从丹麦国际交流学院(DIS)转至荷兰莱顿大学，在柯雷、佛克马和斯希珀3位教授的联合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佛老大半生活跃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广交天下学人，但正式拜过师门的弟子却不过八九人，能成为先生的关门弟子于我何等荣幸。先生博学多才，敏锐机智，风趣幽默，善良宽厚，生性淡定。虽身患绝症，对真知的追求不改，对文学的热爱不变，从未在病魔的威慑下放弃思考和写作。临终前两三个月，他逐字逐句地完成了《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 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2011)清样的校对工作。端详恩师的遗照，禁不住潸然泪下，心痛如焚。
佛克马的一生平凡不平淡，中庸不平庸。他经历过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一是放弃外交官的丰厚待遇而步入“安贫乐道”的学术生涯;二是经历一场长达8年的婚姻危机，与德裔荷兰人蚁布思教授再婚后志同道合、琴瑟和鸣,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著名的伉俪。一篇短文的容量无法绘制先生完整而丰满的形象，只能诉诸记忆，试着勾勒交叉重叠、模模糊糊的剪影和画面，以慰逝者之灵、生者之痛。
1952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本科期间，佛克马专修荷兰语言文学，其荷兰语言教授建议他选修巴斯克语作为辅修，而他决定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学了一辈子汉语，古文和白话文阅读水平不俗，但听力和口语差强人意，所以在与中国人交流时信心不足，偶尔调皮地蹦出几个单词，然后像孩子一样腼腆地笑笑。他艳羡荷兰汉学后起之秀柯雷的“京片子”，每每提起都是哈喇子流一地的表情。有几次，我乘坐佛老的私家车去阿姆斯特丹、乌得勒之等地参加学术活动，见他兴致勃勃地收听《为人民服务》等广播节目录音，有时还风趣地模仿道，“这次节目播送完了”。那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真实的感动。
佛克马一直是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当荷兰汉学界集体沉迷于古典文学、高罗佩式的狄公案侦探、明朝的春宫图时，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对鲁迅、丁玲、沈从文、王安忆、韩少功、莫言等作家的熟悉程度， 时常让我这个母语读者羞愧。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在荷兰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佛克马的贡献不可小觑。1973年，由佛克马和许理和合编的《中国文库》在阿姆斯特丹问世，这套丛书不仅包括翻译作品，同时也包括研究著作，一直出至1984年，他们的译介推动了荷兰汉学的大发展。
1985年金秋十月，深圳大学举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时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佛克马先生应邀前来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当时的深圳完全没有国际大都市范儿，道路狭窄，街道两旁建筑林林落落，深圳大学校园里只有孤零零的一栋行政楼。由于校园里没有合适的会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仪式在蛇口太子码头明华船上举行。佛老在北京任荷兰临时代办期间养成了闲逛的习惯。他独自来到深圳当时唯一的四星级上海宾馆，问服务生点一碟花生米和一瓶青岛啤酒，诧异地被告知没有花生米。
1970年代后期以降，佛克马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由汉学转向西方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进入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一系列独撰、合写或合编的理论力作相继问世，在国际学界的理论争鸣中发出强大的声音:《20世纪文学理论》( 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7 ) ,《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 ,《走向后现代主义》( 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 1986 ) ,《现代主义推测》( Modernist Conjectures, 1987 ) ,《后现代主义探究》( Exploring Postmodernism , 1987 ) ,《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1987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 ,《知识和专注:文学研究的问题探讨》(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2000)等。其中，《20世纪文学理论》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尼西亚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多个欧亚国家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被译介到波兰和葡萄牙等国。1996年，《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译本面世后，在中国学界掀起了“经典构成”和“重写文学史”的研究热潮。在书中，除了关于经典构成和重构、文学史编撰的理论探讨，佛克马还透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交往、经验主义研究和文化传播等重要理论问题，提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化问题，用动态的眼光审视作为一种文化参与形式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王宁在《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想》(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全面梳理了佛克马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在深入分析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筑其学术体系，准确公正地评价了其独特而重要的学术贡献。
佛克马与时俱进，但决不随波逐流。其全部的研究工作从经验出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手段，终生致力于探寻突破文化樊篱的文化通则和各民族文学的审美共性。先生逝世后2天，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的《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是一部凝结他思想精华和美学主张的遗作。谈及国际学界(尤其是美国)对他本人的种种冷嘲热讽，如“科学主义的卫道士”“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残渣剩羹”及“伪装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佛老生前往往一笑置之。他时常提醒我，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站稳脚跟、睁开眼睛、敞开心扉，在坚持学术立场的同时学会聆听、善于变通。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两件事：一是先生和解构主义第一人德里达同为波兰华沙大学的荣誉博士，而他比德里达早一年获得桂冠；二是，2001年他被比利时根特大学授予“萨顿骑士”勋章。
在我看来，与其泛称先生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和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波普式的批判理性主义者和普特南式的实用主义者。根据波普的看法，科学研究的一切结论都应被视为暂时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原则上可能受到批评)而非确定的真理。先生对此高度认同。他也赞同普特南的“概念相对论”( conceptual relativism)哲学立场，屡屡引用普特南在以色列特拉维大学讲学时所用的一句箴言—“怀疑和信念一样需要理据”( Hilary Putnam: 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Blackwell，1995，p. 20 )。他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又时时警惕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如: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陷阱。2001年，比利时根特大学授予佛克马教授“萨顿勋章”，先生在致辞中援引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的话:“文学能把我们从一种生活传送到另一种生活当中，同时又能使我们保持秉性”，并且“叙事性想象为道德互动提供绝对必要的准备”，从而使我们能够洞悉人类共有问题的多样化现形式(见Martha Naussbaum：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c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 110 , p. 90 )。对于佛老来说，人文科学的宗旨就是不仅让人类过上富庶的生活，同时也为个体追求幸福指明道路，其终极目标在于谋求个体幸福和全人类的福扯。从这个意义讲，他可以说是一个怀抱乌托邦理想的实用主义者。
佛老在世时，用智性之光照亮我蒙尘的心灵，用人性之美为我敞开天堂此岸。而今，他离世而去，眼泪不能冲淡绵绵哀思和怀念，悲伤不能填补内心永远的黑洞，言语不能表达阴阳两隔的无奈，惟愿先生的英魂在完美的乌托邦里永远安息。R.I.P！
六年了，失去至亲之人的疼痛从未消失，含泪的思念绵绵不绝。我深知作为佛克马唯一的中国门生，所应有的振作和担当。且让我用文字进行一生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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